历代帝王，特别是有大作为的帝王，其身边大都有杰出的谋士辅佐，帝王需要谋士为他出谋划策，提供给他决策的参考方案，一般来说，如果缺乏得力的谋士，帝王是很难成就大事的。那么，足智多谋、韬略过人的谋士为什么要听帝王的呢？为什么要尽心尽力地辅佐帝王呢？这就关系到帝王权谋中驾驭谋士的问题，一般来说，政治上成功的帝王都有他们特殊的驾驭身边谋士的方式，他们很善于巧用谋士，使谋士能从智谋上积极辅佐他们。那么，帝王是如何巧用谋士的呢？
首先，帝王尊重或笼络谋士，使其从心里诚服。一般来说，帝王对谋士都是很尊重的，因为帝王心里清楚，要采用谋士的智略，首先就必须先收服谋士的心，若谋士心不诚，是很难全心全意为帝王献计献策的。
历史上有不少帝王对谋士非常尊重的例子，而最典型的，流传很久的故事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例子，还有三国故事中“刘备三顾茅庐”的例子。
“姜太公钓鱼”的故事发生于商周时期，商朝纣王虽早先很有能力，征服了很多地方，但后期暴虐无比，整天沉溺于酒色之中，他的最大兴趣是饮酒作乐与美人欢爱，商朝开始进入了腐朽的阶段，而周文王对纣王的暴政已忍无可忍，决定推翻商纣政权。此时，姜子牙虽年纪很大了，但他仍一直在寻找值得辅佐的君王，想充分发挥他的才学，但深谙韬略的姜子牙心里清楚，不能廉价推荐自己，而必须想个法子，使自己显得更有价值。于是，姜子牙想出一招，找了个好时机，在河边钓鱼，而用的是没有鱼饵的鱼钩，而且，鱼钩还是直的。姜子牙钓鱼时，周文王路过，见有老人独自在河边钓鱼，当然有点奇怪，靠近一接触，就感到更奇怪了，鱼钩直的，没有鱼饵，而老人却钓了不少的鱼。周文王感到眼前这个老人是个奇人。而姜子牙知道，真正要钓的“大鱼”上钩了。周文王与老人交谈，越来越发现这老人是个很有才识的，便愈发对老人尊重了。
姜太公钓鱼
据《史记》记载，姜子牙乃年老穷困，但仍不失志向，他找准机会在渭水边垂钓，等待周文王。而周文王外出狩猎，出发前曾占卜能得“霸王之辅”，当文王狩猎路过遇钓鱼的姜子牙，言谈之后，文王说：“吾父曾言，将遇一圣贤至周，辅周成大业，此圣贤乃先生也？吾太公望子久矣！”或许是因为文王有此言，所以，后人称姜子牙为“太公望”，而这其实也表现了作为周朝君王的文王对姜太公十分尊重。
这个故事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文王是睿智的君王，决不会因为路上遇到一位钓鱼的老者便那么容易“上钩”，不会仅仅凭老者几句话便认定他是圣贤。所以，在“姜太公钓鱼”的故事背后是有更深层的原因的，比如，著名学者傅斯年就认为：“齐太公的故事，《史记》先举三说而不能断。我疑心齐本为东方大国，与殷为敌，齐于周诸侯中受履略大，名号最隆——尚父文王师一切传说，必有缘故。且《史记》记太公世家，太公后好几世，直到西周中晚，还是用殷法为名，不同周俗，可见齐本另一回事，与周之关系稀疏。齐周夹攻殷，殷乃不支，及殷被堪定，周莫奈其何，但能忙于加大名，而周公自命其子卜邻焉。”（参见《春秋策》）
说到底，姜子牙是齐地力量的代表，而周想抗殷，就必须联合齐的力量，姜子牙受文王重视，其背后的原因是文王想联齐抗殷，是联盟的需要，于是，就有了“尚父文王师一切传说”。
其实，司马迁在讲“姜子牙钓鱼”的故事时，似乎也感到姜子牙钓鱼的举动对文王的吸引力是不够的，所以，他做了两点的补充推论：其一是，姜子牙是个博学多才善谋的人，属于苏秦、张仪那样的纵横捭阖专家，曾游说过诸侯，也游说过殷纣王，但纣王和各国诸侯皆对姜子牙的说辞都不感兴趣，没有能重用他，而最后，姜子牙年纪虽大，但仍想法找到西伯侯姬昌，姬昌想大做，想抗殷，正需要纵横家帮忙，于是，姜子牙与姬昌一拍即合，姬昌需要智者帮着谋划，而姜子牙需要得到君王的重要，所以文王便把姜子牙当成是圣贤。
其二是，文王姬昌被纣王囚禁，而他的臣子到处找高人把他救出来，臣子们四处寻找高人出主意，当他们得知姜子牙是个有谋略的隐士之后，便慕名前去请教出奇策，姜子牙对登门求教的人说，据说西伯侯很乐善好施，来人说是真的，于是，姜子牙便与来访的一起谋划，花银子设计把西伯侯救了出来。西伯侯的臣子向文王大夸姜子牙很有智谋，于是，姬昌就聘请姜子牙做“文武师”。
司马迁的这两个补充推论是有点道理的，但不管哪一种推论是真的，但都表明了两点，一是表明姜子牙是有智谋的，或有纵横家的才识，或有计谋能出主意把西伯侯从牢狱里救出来；二是表明文王对于谋士，特别是对姜子牙这样有谋略的老者是非常尊重，并敢于重用，把他当圣贤，请他当“文武师”。
而且，如果姜子牙真正能是齐势力的代表的话，文王一方面是看重了通过他能联合齐地的力量，另一方面，是看中有智谋，能有能力将齐、周联合起来，并能为周抗殷出谋划策，所以，文王对姜子牙非常尊重，并能重用他，于是，后来就演化出了“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尊“师”故事。
历史上君王尊重谋士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通常流传的故事来自于《三国演义》，这是有虚构成分的故事，情节有加工，剧情有渲染，但是，刘备三顾茅庐拜访诸葛亮的情节正史上是有记载的，《三国志·诸葛亮传》载有：“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这表明，罗贯中并非完全虚构，其所讲的“刘备三顾茅庐”的情节是以《三国志》为依据的。此外，在诸葛亮的《出师表》中也有这样的话：“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诸葛亮作为蜀汉丞相，给蜀后主的奏章是绝对不敢夸张胡说的，所以，“刘备三顾茅庐”一定是真的。
“隆中对”剧照
《三国演义》还描水镜先生司马徽对刘备说的一句断言：“卧龙凤雏得一者可安天下；子初孝直若亡一人则汉室难兴。”众所周知，“卧龙”“凤雏”分别指孔明和庞统，暗示孔明和庞统乃当时最杰出的智谋之士，若能得其中一人辅佐，便可安治天下。而后半句的“子初”指的是刘巴，字子初；“孝直”指的是法正，字孝直。可是，后半句的这一“兴汉室”的必要条件经常被人们忽视，这说的是，如果辅佐刘备的刘巴和法正有一人过早去世，汉室是难以复兴的。刘巴是在刘备平定益州后归顺刘备的，曾为左将军西曹掾，为刘备起草了登基时所需的各种祷文、诏诰、文书，对刘备统治益州做出重要贡献，他的名气虽没有那么大，但其作用也是不小的；法正原为益州之主刘璋的部下，刘备围成都时投靠刘备，法正助刘备进取汉中，献计斩*曹操大将夏侯渊，深受刘备信任和敬重。刘备进位汉中王，封法正为尚书令、护军将军。可惜，公元220年，法正便去世了。法正死后，刘巴接任尚书令，只是，公元222年刘巴也死了，这就是说，刘备在益州的两位重要的辅臣，皆较早去世了，所以，“汉室难兴”。
当然，这皆是罗贯中编写的精彩故事，司马徽的断言是小说的精彩伏笔，是为了增添故事的魅力，未必是真的。但是，这些故事却说明了四点：其一，表明当时一些有识之士都肯定谋士辅佐君王的重要性，并传言诸葛亮、庞统有超乎常人的谋略，是想有大作为的君王所急需的杰出谋略家；其二，表明执着于复兴汉室的“刘皇叔”急需智谋人才，正遍访智谋之士，于是，通过司马徽打听到风龙、凤雏是奇才，能助其安天下，刘备当然想得到尽快这样的人才；其三，表明受复兴汉室的宏大志向驱使，刘备求贤若渴，恨不得早点得到伏龙、凤雏的辅佐，所以，这也印证了“三顾茅庐”一定是真的；其四，刘备当时身边虽有关、张、赵等猛将，拥有一等一的武将人才，但却缺少兵马，没有根据地，四处颠簸，特别是缺乏有智谋的能人，所以，这强化了他对智谋之士的渴望，当然，也就形成了对智谋人才的尊重、爱惜之心。
之后，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在隆中为刘备制订了蜀国近、中、远三期的战略计划，这使刘备对诸葛亮更尊重了，他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并让诸葛亮执掌兵权，这是对谋士高度尊重和信任的具体体现。而赤壁之战之后，刘备在身边没有诸葛亮的情况下，是庞统帮他谋划整套的进入益州的计划，刘备对庞统也是很尊重和信任的。此外，在入川后庞统不幸途中被*，而经营在益州时，刘备先后任命法正、刘巴为尚书令，也表明刘备对于谋士的信任和重用，即便法正、刘巴从刘璋那里投降过来的。
可见，刘备的“三顾茅庐”以及对谋士们的态度，非常典型地表明了君王对于谋士的尊重，表现了君王对于以尊重态度来收服谋士之心的高度重视。刘备重用谋士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帝王权谋，君王能巧用谋士，方能成就霸业。
还有，历史上齐恒公重用管仲，朱元璋尊重朱升，雍正尊重邬思道，刘邦尊重张良，李世民对房玄龄、杜如晦等也非常倚重，苻坚对王猛言听计从等，也都表明君王为了让谋士为他们出谋划策，对谋士是非常尊重的。收服谋士之心，是君王的权谋之一。
其次，帝王使谋士常随身边，或由嫡亲的兄弟或儿子执掌权力，这能及时采纳谋士的谋略，同时又便于对谋士进行监督和制约，深谙帝王术的君王历来对谋士是有所戒备的，常常防备他们独掌权柄，担心“谋”与“权”结合而让君王出局。
继续说说刘备与诸葛亮的故事，本来，刘备对诸葛亮是非常尊重和敢于重用的，而诸葛亮是忠臣的典范，刘备按理是应当对诸葛亮很放心的，但是，在事关最高权力的问题上，刘备仍是有提防之心的。
建安十六年（211年）益州刘璋北面有张鲁虎视，又面临着曹操巨大的军事压力，眼看着益州不保，刘璋接受了张松等人的建议，邀请他的宗亲刘备入川帮着御敌，而早在“三顾茅庐”时，刘备就采纳了诸葛亮的战略计划，入川取益州早已是蜀军的基本战略措施之一，刘邦收到了刘璋的邀请，当然是正中下怀。可是，刘备要离开荆州，谁留下来镇守荆州是一件极大的事，毕竟荆州是刘备最牢靠的根据地，是绝对丢不得的，刘备最后决定带着庞统、黄忠和魏延等人入川，而把最强班底诸葛亮、关羽、张飞和赵云等留下来镇守荆州，之所以如此安排，当然还是一个原因，那就是不能让刘璋感到大兵压境，而应让刘璋消除戒心，觉得刘备是去支援益州的，而不是去抢夺地盘，但是，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刘备离开荆州之后，荆州绝不能有丝毫差错的。
荆州若出问题，要么是曹军南侵，要么是东吴乘机夺还荆州，同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蜀汉集团内部出现变故，所以，刘备心里很清楚，留下来镇守荆州，执掌大权的必须是他的人，否者，在他离开之后，荆州就再不属于刘备的了。
表面上看，在留下的四人中，诸葛亮列第一，接下来的排列是关羽、张飞和赵云，而实际上，执掌荆州实权的乃是关羽为主，张飞呼应，而诸葛亮主要是负责后勤和外交，赵云管理荆州内部防务和治安，从荆州军权的掌握来看，诸葛亮还不如关羽、张飞。
《三国演义》的描写是：“玄德曰：‘吾与庞士元、黄忠、魏延前往西川；军师可与关云长、张翼德、赵子龙守荆州。’孔明应允。于是孔明总守荆州；关公拒襄阳要路，当青泥隘口；张飞领四郡巡江，赵云屯江陵，镇公安。”
关羽，自信或是傲气？
而《三国志·关羽传》记载的是：“先主收江南诸郡，乃封拜元勋，以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三国志·张飞传》记载：“先主既定江南，以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封新亭侯，后转在南郡。”裴松之注《三国志·赵云传》的《云别传》曰：“先主入益州，云领留营司马。此时先主孙夫人以权妹骄豪，多将吴吏兵，纵横不法。先主以云严重，必能整齐，特任掌内事。”
再看看诸葛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刘璋遣法正迎先主，使击张鲁。亮与关羽镇荆州。”
刘备尊重诸葛亮，离开荆州时当然说把荆州交给诸葛亮和关羽镇守，而实际上，关羽所负责管理的江北才是荆州的关键之地，这江北主要是指江陵地区，江陵是当时荆州的中心，关羽屯兵江陵所要防范的是襄阳的乐进和樊城的徐晃。此外，张飞原来管理江陵后方的宜都（辖夷道、西陵、佷山三县）的，后调至南郡，可与关羽呼应。而诸葛亮管理零陵、桂阳、长沙，其重要的责任乃的是“调其赋税，以充军实”。如此以来，执掌荆州核心地区的关羽兼抵御北面曹魏的军队，而镇守西面的是张飞，在军事上可与关羽相呼应；赵云管理荆州内部事务和治安；诸葛亮的主要职责呢？是负责筹措钱粮并处理好与东吴的外交关系。
如此看来，刘备真是枭雄，很有政治手腕，他将荆州的权力一分为四，而掌荆州实权的当然是兵权最大、督荆州事并屯兵江陵的关羽，而且，关羽还有他的三弟张飞作呼应，这样一来，主要负责后勤和与东吴外交关系的诸葛亮最多只能排在荆州掌权者的第二位。
显然，刘备心里清楚，关、张是他的结义兄弟，才是真正可以信任的，关羽执掌荆州主要兵权并有张飞支援，诸葛亮虽名义上排第一位，而实际上只能主管筹措钱粮和处理与东吴的外交关系。刘备正是以这样的分权来保证荆州在他入川之后，还能掌控在他手里。作为有权谋智略的君王，刘备虽然对诸葛亮很尊重，但在权力的根本问题上，对诸葛亮这位非常厉害的军师还是不是那么信任，不得不防，毕竟请来的谋士不如结义兄弟亲近。
帝王提防谋士的另一个例子典型例子是朱棣对待他的杰出谋士道衍和尚的故事。
朱棣对道衍和尚非常尊重，道衍和尚也不负其所望，积极为朱棣出谋划策。1399年（建文元年）六月，朱棣燕王府的护卫百户倪谅向建文帝告发朱棣谋反，朝廷下令逮捕燕王府官属，幸而都指挥张信暗中向朱棣报信，朱棣在道衍等的策划和劝谏下，决定起兵，并以诛*建文帝身边权臣齐泰、黄子澄为名，号称“奉天靖难”，朱棣率兵攻向京师。可是，朱棣心里清楚，此次进攻京师成败难料，毕竟燕王的“靖难之举”在明朝大多数大臣和封疆大吏眼里属于造反，建文帝在全国能动员的力量还是比燕王府的兵力强，所以，燕王出征之后，守住北平的燕王府是十分关键的，只有确保北平燕王府这长久经营的根据地安全，燕军才有退路，才有稳固的大后方。
道衍和尚
所以，留守北平的掌权人选就非常关键了，此时，从信任的角度看，朱棣看中了道衍和尚，让他辅佐世子朱高炽留守北平。《明史·姚广孝传》曰：“都指挥张信输诚于成祖，成祖遂决策起兵。兵起，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号其众曰‘靖难之师’。道衍辅世子居守。”可是，朱棣对道衍的这种信任是有条件的，他对道衍的授权是“辅佐世子”，而实际掌权的人是世子朱高炽。北平这老根据地是如此重要，朱棣只能把实权交给他的亲儿子，道衍和尚虽受尊重，但也只能辅佐，只能为朱高炽出谋划策，决策权是掌握在朱高炽手里。
朱棣的安排很不错，有道衍对朱高炽的辅佐，大后方才能安全。同年十月，当朱棣袭取大宁时，建文帝麾下的军队主帅李景隆乘机围攻北平，被道衍指挥将士击退，道衍乘夜间出城与朱棣的援军内外夹攻，将李景隆的队伍击败了。
靖难的第二年，朱棣围攻济南三个月而无法破城，道衍便及时派人传信，劝朱棣暂时退兵，朱棣听从建议，退兵回北平；后来，朱棣再出兵，于东昌与朝廷军队激战，燕军大将张玉战死，朱棣只好再次退军。后来，朱棣依道衍和尚计策，放弃对沿途城池的攻击，率兵直取京师，才得以攻破京师。
朱棣与道衍（剧照）
《明史·姚广孝传》曰：“成祖意欲稍休，道衍力趣之。益募勇士，败盛庸，破房昭西水寨。道衍语成祖：‘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从之。遂连败诸将于淝河、灵璧，渡江入京师。”可见，如果没有朱高炽和道衍的组合，就很难守住北平，朱棣三次大挫折，回师时便会失去根据地，靖难之举必败无疑。所以，像朱棣那样深谙帝王权术的王者，是不可能把留守北平的主权交给道衍这样一个极有韬略的和尚手里的，道衍只能辅佐，朱高炽才是守城的掌权者。朱棣对道衍要用的是智谋，而不是让他来执掌实权的。
其实，历朝历代帝王对他身边厉害的谋士都是有所防备的，多数帝王会把他的谋士带在身边，一是方便于随时让谋士为他出谋划策，二是方便于对谋士进行制约和监督，避免他的谋士为敌方献计出谋，同时也防备谋士另有他图。比如，楚汉相争时，刘邦多数时候是把张良、陈平等杰出谋士带在身边的，随时听他们的计策；三国时，曹操也常常带着重要的谋士如郭嘉、贾诩、荀攸等出征，曹操离开了，若没有带出的谋士，便让他们辅佐曹丕，如荀彧留守许昌是，还有曹氏家族的嫡亲留城掌兵权；唐初李世民亦常让重要的谋士如房玄龄、杜如晦等跟随在身边，当房、杜因太子府的建议而被李渊调离秦王府后，在“玄武门事件”开始前，李世民便急忙秘密将房、杜调回秦王府，让他们及时出谋划策；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是让他的杰出谋士刘基等跟随他身边，在朱元璋征战劲敌陈友谅和张士诚时，刘基向朱元璋提出避免两线作战、采用各个击破的计策，征途上，朱元璋一听刘基的建议，才能克敌制胜，清除各派势力。
帝王信任谋士，多是会将他们带在身边，用其谋，督其行，或者，即便不将谋士带在身边，也会像刘备和朱棣那样，把谋士放在关羽和朱高炽这样的“自家人”的身边。
再次，帝王对于谋士最担忧最需防备的莫过于染指兵权，帝王最担心的事是智谋与军权结合。历代深谙权术的君王在用谋士时都对谋士接近兵权十分警惕，把“谋”与“兵”的结合看成是谋士不可越过的界限。
上述讲过康熙帝重用周培公的故事，当周培公劝降了王辅臣之后，陕甘大军掌握在周培公手里，康熙帝立马通过兵部下令，将周培公调回朝中，不让周培公继续执掌兵权，不让他乘胜追击，平吴三桂势力。周培公回京之后，被发派至盛京，归清王朝老根据地的满族势力监督。显然，汉人谋士周培公越过了康熙及满族权贵们所划定的界限，染指了兵权，这是康熙所不能允许的，周培公功劳再大，也得靠边站。
康熙与周培公（剧照）
防止谋士染指兵权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著名历史小说家二月河在《雍正王朝》所描写的关于雍正首席谋士邬思道的故事。虽然说二月河关于邬思道的故事有虚构的成分，但却很能说明帝王决不允许谋士染指兵权的铁一般的原则。
话说康熙帝感到自己大限将至，便下令北京城全城戒严，并传旨召集所有皇子进宫，此时，康熙朝的继位之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老八胤禩一伙人和老四胤禛阵营的人都开始暗中为争夺皇位做各种准备，老八胤禩的韬略在皇子中是最厉害的，他知道已到关键时刻，立马安排亲信将领接管丰台大营，随时准备进宫夺位。而对老四胤禛支持的皇子比较少，胤禛在进宫前给了他的得力谋士邬思道留下了关防大印，让他凭印随时放出老十三胤祥出来，让以前一直掌兵的老十三胤祥及时去接管丰台大营。
此时，老十七因记恨老十侮辱他母亲已投入老四胤禛阵营，他要进宫时被邬思道拦下，邬思道劝老十七别进宫，免得被老八胤禩一伙控制了，老十七胤礼听劝，紧急赶往西山大营。
关键时刻，被圈禁十年之久的老十三胤祥被放出来了，他因其长年征战掌兵，其老部下多在军营，且手中有金牌令箭，所以，一出来就顺利掌控丰台大营。本来，丰台大营在老四的铁杆支持者老十三的掌控中，胤禛继位是比较稳了，但是，雍正一即位便急忙赶回雍王府中，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胤禛回府是专门冲着他的谋士邬思道而来的，他回府的理由是担心宫里不安全，可是，后来他却又回宫里，很明显，出宫避险是假的，盯住邬思道才是真的。胤禛一回府便急忙问邬先生在哪儿。此时，胤禛一即位便担心邬思道离开雍王府，回府时见出来迎接的人中没有邬思道，便心里一愣，又愁又惊。过会儿，邬思道出来，一见到胤禛，便立马称“皇上”，并十分恭敬地行跪拜之礼。要知道他之前是很少跪拜胤禛的，雍正一见，有些放心了，急忙扶邬思道起来。
雍正与邬思道（剧照）
雍正回府，最关心的事是邬思道是如何让老十三胤祥掌兵的，而且，最担心的是邬思道与胤祥是否有结盟，是他府中的这位十分厉害的谋士是否染指兵权。
之前，邬思道支持胤禛进宫，并提出了要求：“四爷，您那颗钦差关防大印呢？您放心去，如果到了申时还没有您的消息，我就用这颗关防大印，派人放了十三爷出来，他有很多故旧部下，一呼百应，让他们前去救你。”
这也就是说，胤祥能掌控包括丰台大营的军队，而邬思道又是凭关防大印放出胤祥的，那么，胤禛一定会思考，他进宫之后，邬思道是如何筹划的，邬思道与胤祥是如何运作掌兵之事的。
其实，雍正已了解到，除了胤祥所掌控的丰台大营之外，顺天府和善扑营的兵也给调来了，所以，接下来雍正才会对邬思道说：“老十三也是太费事了，有个丰台大营还看不住这个院子吗？用得着把顺天府和善扑营的兵都给调来吗？”
显然，雍正心里疑问，到底是谁能有那么大的能耐，把顺天府和善扑营的兵也都调来了，是老十三*？还是邬思道所指挥的？
邬思道回答说：“皇上，是我叫十三爷这样办的！五路人马，平素不相统属，共同护驾，十三爷居中指挥，才不至于出意外。这个时候，越小心越好啊！”
在邬思道此时的思路里，是解释当时在尽力保卫胤禛，越仔细越好，免得误大事，可是，在已经登上皇位的雍正的心里，想的就大不一样了。
在雍正看来，“五路人马”是能决定朝廷最高权力由谁掌控的军事力量。“五路人马”中，除了老十三能节制的丰台大营，还有顺天府，京城外城的善扑营，隆科多的步军统领衙门，以及皇帝身边的御前侍卫。邬思道看出了当时“五路人马”的实际状况是“平素不相统属”，也就是说，刚刚继位的雍正皇帝未必对“五路人马”都能够节制，有可能某些军队会发动政变，所以，需要掌握丰田大营并有掌兵经验和威望的胤祥“居中指挥”，一旦有变，胤祥才有能力让军队来保护雍正圣驾。可是，邬思道说的是“我叫十三爷这样办的！”，胤祥刚被放出来，对于“五路兵马”的调配真正出主意，真正“居中指挥”的到底是谁呢？显然，在雍正看来，正是邬思道。一个雍王府的谋士，能策划和指挥老十三对“五路兵马”“居中指挥”，这能叫刚登上皇位的胤禛不担心吗？
假如邬思道与手握兵权的皇十三子胤祥联起手来，那么，这种“谋”与“兵”的结合对于刚登上皇位的雍正来说，威胁也太大了，所以，雍正从宫里回府的真正谜底揭开了，其主要目的就是要看看，邬思道在干什么，是不是离开雍王府，有没有和老十三搞到一起。因为有邬思道的谋略，加上老十三的兵权，即便是掌握西山大营的老十七也不是其对手，雍正皇帝的皇位将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雍正显然是对邬思道非常警惕，所以，他才后在与邬思道交谈时突然讲出：“你还是你，我还是我，……到了明天，就又是一种忙法了。”
雍正心理活动藏不住了，一句话让邬思道感到，到了明天就各有各的“忙法”了，也就是说，两个人走不到一起去了，再没有原来的亲密关系了。
敏锐睿智的邬思道听了彻底明白了，他对雍正本来就很了解，此时，雍正的话更印证了他对雍正使用无情帝王术的担忧，他知道，决定他生死去留的时刻到了。他立刻意识到，虽然他说的，他“让十三爷那么办的”，为的是关键时刻护雍正圣驾，但是，他的这一举动却碰到了帝王最忌讳的关节点，作为谋士，他在胤禛进宫的关键时刻，染指兵权，这惹下大祸了。
其实，邬思道也不是没有戒备之心，在胤禛进宫后，他一直“呆在自己屋里”，雍正一回府，他很快出来见面，并立即跪拜称胤禛为“皇上”。这已经表明，他没有与胤祥一起活动，一直呆在屋里，而且，他对新登基的雍正是非常恭敬的。
可是，当邬思道从雍正的话语中已听到了*气，他不得不立即采取了进一步的退却策略。
邬思道心里很清楚，雍正登基之后，邬思道作为雍王府的谋士，眼前只有三条路可走：其一，走到前台当官，可是，若是虚职的官或小官就没有意义了，但若当大官一定会让雍正感到功高盖主，此路十分凶险；其二，告别雍正帝，彻底归隐，可是，邬思道对雍正的机密了解太多了，雍正帝能让他离开吗？而且，警惕心极强的雍正深知邬思道的大能耐，手段又很残忍，对于谋略高人，一定是“不用之必*之”，所以，归隐一定也是死路一条；其三，就剩下一条路了，那就是“半隐”，就是离开权力中心，但又不能离开皇帝的视线，离开权力中心让皇帝不再会感到威胁，不再担忧“居中指挥”的事；而不离开皇帝的视线，能让皇帝感到放心，能及时对他制约，不担心泄密，不担心他投靠敌方阵营。
所以，当雍正对邬思道说“既然是邬先生安排的，自然万无一失啊，你的名分容朕慢慢安排”之后，邬思道立即向雍正表明自己“三不可用”：“臣是个残疾之人，哪有个瘸子立于庙堂之上的，这是一不可用；臣原是先帝朝的犯罪之人，如今皇上克承大统，倘若起用了臣，那到底是先帝错了，还是皇上错了呢？这是二不可用；臣虽然小有才气，却是阴谋为体，皇上行的是光明正大之道，用的当然是光明正大之臣，这就是三不可用。”
本来目光游离、思虑极深的雍正一听到邬思道关于“三不可用”的表态，立马眼睛一亮，反应出雍正对邬思道染指兵权的事不再担心了。
其实，邬思道何等厉害，当他说到第三个“不可用”时，是特意为雍正带高帽，夸他“行的是光明正大之道”，这其实是在提醒雍正：“你刚登基，应该光明正大，你不该过河拆桥把我*了，否则，你就不是光明正大的帝王，若我下手，往后谁还敢帮你？”
此时，恰好老十七领着西山大营的兵来了，雍正说在办点私事，邬思道急忙对老十七说“天子无私事”，这明里是说给十七阿哥听的，而实际上却是说给雍正帝听的，是邬思道在向雍正帝表明：“你以前做的‘阴谋为体’的‘私事’，我已全忘了，不再是‘私事’，是不会泄露的，放心吧！”
最后，邬思道成功“半隐”，他到了李卫身边，因为他帮过李卫，在那里安全，同时，李卫是雍正的最信任的人，邬思道在李卫麾下，这向雍正暗示着，他受李卫监督着，雍正不用担心他有异常之举，而且，雍正如需要出谋划策，仍可通过李卫找到他。
显然，防止谋士染指兵权是帝王的重用权谋，若谋士染指兵权，那是找死。邬思道能成功“半隐”，避免像高福那样被毒死的命运，是庆幸，也是因为他非常睿智，要知道当年高福可是帮过胤禛扳倒太子胤礽，但胤禛十分残忍，仍无情对高福下毒。邬思道靠他的谋略逃过一死。
邬思道在最后一次与老十三胤祥见面时曾劝告胤祥不要接下铁帽子王称号，他对胤祥说：“与平常人交，共享乐易，共患难难；与天子交，共患难易，共享乐难。”邬思道深知帝王权谋的可怕。
帝王提防谋士染指兵权，而如果谋略家掌握了兵权，并且很有社会势力的根基，那么，这更是让帝王难以容忍了。三国时的陆逊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陆逊是三国时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也是一个很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既是世家大族的后裔又是东吴皇室的女婿；他既是一个文人、谋略家，又是一个智帅、军事家。在记载或描述三国的文字中，无论是历史小说《三国演义》还是史学名著《三国志》，对陆逊的评价都是非常高的。特别是陈寿的《三国志》，给了陆逊非常高的地位，本来，这本史书很少给三国时的大臣单独立传，但却给诸葛亮和陆逊这两位大臣单独立了传，陈寿把陆逊和诸葛亮列在一起，表现出对这两位谋略家的高度重视。
陆逊与孙权（剧照）
陆逊属江东大族陆氏，年轻时“随从祖庐江太守康在官”，庐江太守陆康可是曾有能力与袁术对抗的实权人物，当然，陆康后来败在孙策手下，但是，陆氏是江东几代的大族，在江东仍有影响力。陆氏后来以吴郡为根基，由陆绩当族长，陆逊是陆绩的侄子，他从小勤奋博学，且年轻时就参与军事，是很有出息的年轻人，后来，他逐渐靠近东吴孙氏集团。孙权执权之后，为了巩固孙吴政权，便实施联合江东豪族的措施，于是，孙权让孙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陆逊，陆逊成了孙氏的女婿，并因此而逐渐接近孙权政权的中心。
陆逊很有谋略，精通兵法，在东吴军队讨伐山越时，陆逊展露头角，而后来在东吴与蜀汉的荆州之战中，他辅助吕蒙取得重大胜利，成了颇受东吴军队上层赏识的人物。不久，东吴军队的统帅、孙权的心腹大将吕蒙意外去世，这让陆逊遇上了意向不到的好时机，东吴几任大都督先后去世，周瑜死了，鲁肃也死了，孙权亲自培育起来的吕蒙也死了，这对孙权打击还是比较大的，当时，东吴面临着刘备复仇大军的攻击，江东忠臣、老将虽然不少，但有猛将却缺乏能统兵御敌的智帅。
荆州之战不久，刘备为了为他的义弟关羽复仇，发动了“夷陵之战”，东吴失去吕蒙，缺乏统兵御敌的帅才，孙权感到要顶住蜀军的进攻已力不从心，如果不及时选出新的都督，极可能会满盘皆输，吕蒙去世前，曾建议陆逊接他的班，孙权虽不是很满意，但朝中无帅才，此时也只好听从吕蒙的建议了，他任用陆逊为帅。
后来，让孙权和东吴众臣感到意外的是，陆逊虽是年轻的军事统帅，但他以深远韬略，采取以守为攻的策略，把握好时机，最后火烧连营，在夷陵之战中击败了经验十分老到的蜀主刘备，让东吴在战局中转被动为主动，使蜀军再也无力进攻东吴。
史书在评陆逊在夷陵之战的作用时说：“及至破备，计多出逊, 诸将乃服。”这就是说，作为年轻统帅，原本东吴诸将对他是不服的，直到大败了刘备，发现战役所用的计谋，多是由陆逊谋划的，诸将才转变态度，开始佩服陆逊。
而且，夷陵之战后，陆逊又在与魏军的石亭之战打败了曹休。陆逊以智谋取胜的这些很出色的战例，不仅不输给周瑜，而且比鲁肃、吕蒙干得更出色，甚至比诸葛亮的战绩还要好。
陆逊的高超谋略和辉煌战绩使孙权很满意，他随后被拜为丞相、荆州牧、右都护，其地位在东吴仅次于孙权，而且，最关键的是陆逊执掌着东吴的大部分兵权。可是，陆逊在军中朝中所享有的崇高地位，开始让深通帝王权谋的孙权感到很不舒服了。
孙权是驭臣高手，而陆逊特别有谋略，执掌着军权，战功赫赫，又是丞相，且让将领们都很佩服，还有，陆逊属于江东陆氏大族，社会根基深厚，这样的一位权臣，怎么能让孙权如何睡得着呢？
而且，更要命的是，陆逊还介入了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之间为争夺皇储的斗争。当时，孙权不想让皇子之间的争斗激化，想缓解双方的矛盾，但鲁王孙霸并不想认输，此时，驻守荆州的陆逊知道了太子与鲁王争夺激化的消息之后，便他上疏孙权，要求回到都城，当面“论适庶之分，以匡得失”，显然，陆逊了奏书中表明他的态度是偏向太子的，这让孙权很难办，以陆逊的功绩、身份和威望，孙权是不该拒绝他回都城的要求的，可是，孙权对陆逊介入皇子的储位之争极为不满，心里很不高兴，他最后拒绝陆逊回都城。其实，孙权这已经对陆逊表明态度，是对陆逊的警示。可是，陆逊却没有能知悟。
陆逊战功显赫，地位极高，执掌兵权，且特有谋略，此时竟公然介入孙氏的储位之争，这让深谙帝王权谋的孙权不能不联想到，在他驾崩以后，东吴的皇权还会不会掌握在孙氏手里呢？孙权在朝中军中的地位和他的大胆举动，让孙权很难在在世时还能留下他。
此时，鲁王孙霸对陆逊也极为不满，他联合杨竺，开始对付陆逊，杨竺列出了陆逊二十条罪状，并且认为陆逊与太子结成同盟。
孙权利用杨竺的告状开始整治陆逊，将陆逊的嫡系，连同太子的近臣，全都流放了，削弱太子的势力，分化陆逊的权力，让陆逊渐渐成了孤独的大臣，而且，当陆逊感到孙权越来对他越不信任时，孙权进一步进攻，他针对陆逊失望、郁闷和忧虑的心情，故意三番五次派内侍去责问陆逊，使陆逊心里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最后，陆逊愤气难消，不久便死了。
陆逊足智多谋（如辅助吕蒙）、精通兵略（如大败刘备）、善于使诈（如对付关羽），但是，他却缺了一种关键性的智谋，那就是没有能深知孙权的帝王之术，没有能清醒地意识到帝王是最忌讳谋略家掌兵权的。陆逊精通韬略，执掌兵权，有大族根基，还介入皇室的储位之争，孙权还能让他活着吗？孙权可不是一般的帝王，孙策临死前曾对孙权说：“率领江东兵众，决战两阵之间，横行争衡天下，你不如我；但举贤任能，使其各尽其心，用以保守江东，我不如你。”曹操曾评价孙权说：“生子当如孙仲谋。”陆逊这位谋略家遇到孙仲谋，缺了最不能缺少的智谋，最终命丧黄泉，这是谋略家的惨痛教训。
文章已经很长，下一次再分析帝王为何会谋士遭遇“鸟尽弓藏”的命运，而谋士为何在君王面前提上、中、下三策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