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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首制”到“君主制”
以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为首的罗马王政时期，历史上称为“元首政治”。而戴克里先之后则称为“绝对君主政治”。罗马人常用“SPQR”这个缩略语来代表自己的国家，它是“罗马元老院及罗马公民”的意思，只有“SPQR”才是罗马的最高统治者。罗马是从城邦发展起来的，这种主权在民的思想，普遍存在于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自建国以来，罗马政治体制经历了王政、共和、帝制时代，然而国王、执政官、皇帝，都是受类似于近代国会的“罗马元老院”（Senatus Romanus），以及地位相当于现代国民的“罗马公民权拥有者”（Civis Romanus）这两大主权者委托治国。
诚然，共和时期的执政官和帝国时期的皇帝，名义上都是受主权者委托治国，但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执政官是经由选举产生，而皇帝却往往是经由前一任指定。最大的差异还在于，执政官任期为一年，而皇帝却是终身制。“第一公民”为什么后来会成为“皇帝”？那是他身兼罗马全军最高司令的缘故。“皇帝”（Imperator）其实是罗马军方的称呼。它起源于战斗胜利后，士兵对司令欢呼的赞词“凯旋将军”。但是，无论称呼是“第一公民”，还是“凯旋将军”，亦或“奥古斯都”，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皇帝的性质，依旧是受元老院和罗马公民委托治理国家的人物。
在罗马皇帝的登基仪式中，没有中世纪以后的皇帝或者国王即位时必有的加冕仪式。没有加冕仪式，是因为罗马没有皇冠，更没有给皇帝加冕的对象存在。没有人能给皇帝戴上皇冠，为他加冕的原因，在于罗马是由“人”来决定和承认谁做皇帝，而不是“神”。在罗马帝国，主权在元老院和罗马公民。
然而，在戴克里先的主导下发生了新的改变。罗马依旧没有加冕仪式，但是一直被罗马人鄙视、认为是东方专制君主特色的镶着宝石的皇冠，开始出现在罗马皇帝戴克里先的头上。戴克里先不认为自己是“第一公民”，他觉得，不当“第一公民”反而更有助于政局的稳定。这样，罗马帝国踏上了从元首制到“绝对君主制”的第一步。皇帝的形象，也从“第一公民”转变为“远离公民的统治者”。他深知，要维持帝国存续，稳定的政局是不可缺少的条件。而罗马帝国政局稳定的前提，在于皇帝地位的稳固。戴克里先试图换掉身居公民中的皇帝，改以远离公民的皇帝来实现这一目标。同时，也让士兵认识到，皇帝不是和自己同样的公民，而是与自己迥异的高不可攀的存在，使皇帝成为一般人仰头遥望的对象。
这样，皇冠变得越来越豪华，皇帝的服装自然也变得越来越奢华，最后甚至连皇帝用的靴子都要刺绣，镶珠宝。戴克里先想要拉开君臣之间的距离，其他三位皇帝也认同并仿效他的做法。以至于元首制时期，罗马人习惯了的每日会客方式，也变成了类似东方帝王的难得批准一次的“觐见”，与皇帝交谈不仅需要恭恭敬敬，而且成为一项“特权”。
兵力倍增
在戴克里先设立的“四帝共治制”当中，军事上四位皇帝按各自的责任区域共同承担了整个帝国的安全防卫。因为都是每个皇帝亲自领军，罗马帝国的总兵力，从以前的30万人增长到了60万人，翻了一倍。军团兵与辅助兵混编的30万人兵力，依旧紧盯着帝国的边境防线。每个皇帝亲率8万人左右的“战略军团”。责任清晰的安全防卫责任，必然促使四个人都想要提高自己所辖区域的治理业绩，而军事战果是最明显的业绩表现。因此，他们都有强烈的提高旗下直属兵力质与量的愿望，如此作战主力开始由传统的重装步兵转为罗马军历史上长期为特殊技能兵的骑兵。
罗马军的作战主力由步兵转变成骑兵，最大的原因，在于实际作战中，需要在机动能力上与大举入侵的蛮族骑兵团对抗。那么，优秀的骑兵要从哪里征调？这是一个还没有发明马镫的时代，所以只有善于骑裸马的人才能成为骑兵。在这种情况下，将前不久进攻罗马失败而投降的蛮族骑兵纳入自己旗下为己所用，自然是最好的选择。这样一来，使得罗马军队的主力蛮族化的态势就愈演愈烈。
罗马军队的蛮族化，是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我们都知道罗马走上兴盛的道路就是因为，罗马从建城伊始就实行了同化战败者的政策，或者说蛮族罗马化的政策。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蛮族不再想罗马化了。这是因为：其一，罗马的军事力量不足以信任，蛮族投靠罗马已不能得到罗马军事力量的有效保护。其二，自从卡拉卡拉皇帝颁布敕令之后，对蛮族特别是蛮族精英极具吸引力的罗马公民权，已丧失了魅力。其三，曾经被行省及蛮族精英视为最高荣誉的元老院席位，不但不再是憧憬的对象，反而会成为以后职业生涯的绊脚石。这是因为加里恩努斯皇帝制定法律，规定元老院议员不得担任军队司令官。而且30年之后，戴克里先皇帝又将文官和武将的职业生涯完全分离。在公元2世纪之前，军团出身的人，可以在皇帝的推举下担任元老院议员，获得政治上的历练，然后再以军团长身份回到军中发展。通过军务、政务交叉体验培养通才的罗马精英教育体系，已经成为了历史。
四帝共治，每位皇帝都从边境防线军团抽调精锐部队，充实其亲率的“战略军团”的直接结果，就是帝国防线的常驻军团战斗力老龄化和衰弱化。而战斗力衰竭，因为另一个因素而更加恶化，那就是因为竞争关系而导致的各位皇帝之间的地盘意识。四位皇帝之间好像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不希望别人来干涉自己的地盘，相对的自己也不会插手别人的管辖区域。但是，以前的罗马帝国，由于各地间的兵力可以根据需要弹性抽调，所以才能以较少的兵力守卫如此绵长的防线，如此广阔的领土。罗马人不分本土、行省都铺设了纵横交错的罗马式道路网。其存在的首要原因，就是为了便于设置在各防线的军团能够根据需要快速移动。“四帝共治制”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像筑墙一般地阻断了军队之间的流动。而且，既然军队之间不再可以弹性流动，那么各位皇帝也就唯有增强手头兵力一条路可走。罗马的总兵力300年来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现在却在短短的10年间，增加了一倍。这就必然带来军费的增加，接下来也就会造成税收负担的大幅增加。
官僚倍增
四位皇帝各有自己的根据地，因此称为“首都”的地方就增加到了四个。这四个“首都”——特里尔、米兰、塞尔曼、尼科米底亚——以前就是帝国的重要城市，唯一欠缺的，就是一座皇宫。而且四位皇帝之中，没有一位仅仅满足于盖一座公私两用的普通皇宫。也许是因为这四个人都出身于社会底层，所以他们那种要以有形的事物夸示自己称帝的意识更为强烈。特里尔、米兰、塞尔曼、尼科米底亚经过大幅度的城市改造，足以让人们忘记这些地方原本是前线基地。不但新建了很多原先缺乏的设施，而且也对旧有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一切都是为了向帝国首都罗马看齐。
四位皇帝煞费苦心将根据地首都化的费用，虽然还没有昂贵到让帝国财政吃紧的地步，但关键问题是，修建城市的“外壳”虽然花费不多，但是维护的人事费用却惊人。首先，作为中央政府的皇宫，里面就得有相当于现代总统或首相官邸里的工作人员。既然是“四帝共治制”，那么这些人的数量、所需费用自然也会变成四倍。其次，戴克里先对帝国的行政区划进行了新的划分，对每位皇帝的“辖区”任命“皇帝代理”进行治理，在“辖区”之下，又细分了很多的行政单位，所有这些行政机构的所有官员任命权，均掌握在皇帝手里。历史学家将戴克里先开启的罗马帝国后期认定为“绝对君主政治”或者“专制君主政治”，原因就在这里。第三，戴克里先将文官和武将的职业生涯由上至下完全分离，这使得罗马出现了一个和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列的庞大官僚机构。而且，由于两者是完全分离的状态，两大机构之间没有任何人员的交流，这样必然带来的一大结果，就是两大机构人员的不断增长。
由一名增加到四名的皇帝、翻倍的兵力、庞大的官僚机构，这些都必须要靠国家财政来维持存续。重整帝国带来的大量支出，不可避免地要对税收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
税制改革
罗马帝国的税制从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到戴克里先实施的税制可以归纳如下：奥古斯都税制——先纳税人再国家；国家仅承担税收可以维持的事务。戴克里先税制——先国家再国民；国家所需的经费，以税收形式向纳税人征收。
元首制时期的罗马帝国，将“广征收、轻税赋”的想法变成了现实。罗马帝国的财政三大支柱，中央政府依赖于10%的行省收入税和罗马公民5%的遗产税和5%的奴隶解放税；分治地方政府依赖于租种国有土地农民上缴的10%的收成；和罗马传统上形成的皇帝、贵族、骑士等富裕阶层乐于利益回馈社会的风尚，支持和实现罗马帝国各类公共建筑和设施的建设。
卡拉卡拉的敕令，使得罗马境内的自由民都享有罗马公民权的同时，也使得缴纳行省税的义务也消失了。而敕令颁布时预期增加的遗产税和解放奴隶税根本无法覆盖取消行省税形成的财政收支缺口。走投无路之下，国家只好开始征收与奥古斯都税制思想完全相反的特别税和临时税，而且渐渐变成一种常态。在3世纪末期登基的戴克里先当然也想解除这种混乱的状态，只是他推行的税制和元首制时期的税制，完全背道而驰。
戴克里先皇帝实施的新税制，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皇帝每年决定一次国家财政所需的金额。无论该年度收益如何，纳税人都必须按照规定额度缴纳税款。其二、所有税务一律统合，纳入中央政府旗下管理。如此一来，地方分权成为历史。因为没有独立的财政来源，自治也就成为一句空话。其三、税收分为以生产基础“耕地”为对象征收的“地租”和以生产手段“人”为对象征收的“人头税”两类。每五年审查一次决定金额。
罗马帝国的税制从此转变为以直接税为主。此外，对于税金审查结果，若有异议，只能向皇帝申诉。这样一来，事实上由税务官审查得出的税务金额，民众只能乖乖地缴纳到下次审查为止。更为糟糕的是，这样长久以来支撑罗马国家体制的“中央政府”、“地方自治体”、“个人回馈社会”这三大支柱体系，也就彻底崩溃瓦解了。除了地方自治体失去自治能力之外，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给人民带来重税，个人回馈社会的意愿也消失了。从“三大支柱”变成“一柱擎天”，从税制这一项也可以明显地看出，罗马已经从元首制转变成“绝对君主制”国家。
戴克里先退位
戴克里先在他统治的第21个年头，决定退位。戴克里先为世界创下光荣退位的先例，只可惜后世帝王起而效法的为数不多。此时，戴克里先的统治正处于无往不利的顺境，但也并非已击败所有敌人和完成全部计划以后，才很严肃地考虑退位的问题。戴克里先仅55岁，但是繁忙的生活，长年栉风沐雨从事战争和巡视工作，再加上国事的忧虑和施政的操劳，很容易损害到身体的健康，以至于人未老迈就已衰弱不堪。
公元305年5月1日，戴克里先在尼科米底亚宣布退位，马克西米安在米兰，按照二人早已达成的协议辞去帝位。戴克里先与马克西米安两人退位后，“正帝”由东西方两位“副帝”直接升任补位。两位新的“副帝”人选，戴克里先任命西方由塞维鲁、东方由马克西米努斯接手升任。
出身奴隶家庭，登上九五之尊的戴克里先，以平民身份度过生命中最后9年时光。他遵从理性的指示，满足于退休的生活，一直受到在朝的君王无比的尊重，因为他把世界交到了他们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