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非战役的胜利渐渐成为过去，通过“三叉戟”会议，英美终于就下一步的战略达成共识。为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参与“爱斯基摩人行动”的全体舰队驶离集结港口后，便进入了无线电静默状态，向西西里岛进发。糟糕的航道和突如其来的风暴阻挠着“扬基”和“汤米”，当第一攻击波次冲向滩头，士兵们咬紧牙关，向敌人的滩头火力网冲去。
以*戮终结灾难
1943年7月的骄阳灼人双眼，烘烤着白色的城市，将暗红的海水映成银色。士兵们或挤在商贩遮阳棚的阴影下，或簇拥于一直延伸至港口的雪花石膏建筑的背阴处。汗水濡湿了他们的衣领和袖口，特别是那些身穿厚重人字斜纹布军装的作战部队。有些人摘掉了领带，将其仔细叠好塞在腰带下，以便能迅速拿出来戴上。司令官正沿着码头而来，每个人都知道，如果被小乔治·S．巴顿发现没戴钢盔或领带，就会被罚款25美元。
被盟军占领8个月后，阿尔及尔已经挤满了士兵：美国人、英国人、新西兰人、廓尔喀人……而商船海员在夜间行走时总会握着手枪，以防备出没于港口的强盗。士兵们大摇大摆地走在林荫大道上，穿过露天市场，朝阳台上的姑娘们吹口哨，或随手翻翻店铺里的物品，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纪念品。
在戴红色毡帽的法属塞内加尔人或胡子拉碴、留着辫子、身穿条纹斗篷的摩洛哥民兵聚集的地方，总有身穿丹宁布衬衫、头戴白帽子的水手混迹其中。德国战俘唱着《艾瑞卡》，在卫兵的看押下，列队走向将把他们送往新大陆战俘营的“自由轮”。身穿战斗服的英国老兵们回敬以一首叫《阿拉曼》的下流小调：“呔嗬，呔嗬，混蛋们有多远滚多远……”美国人则高唱着《比塞大省的格蒂》，据说其歌词已发展到200句，每一句都很淫秽。“你的鞋子里有沙子！”他们相互叫喊着（在北非，这句话的意思是“祝你好运”），并带着会意的表情伸出食指来表示“I”，意思是“入侵”（invasion）。
有轨电车叮当作响地超过满载着葡萄酒的大马车，却又被呼啸而过的吉普车超越。尽管艾森豪威尔曾对“带有将官标志”的指挥用车签发过一道特赦令，但超速驾驶在军中实在太过普遍，以至于宪兵们不得不扣押违规者的车辆。大多数阿尔及利亚人会选择步行，或使用自行车和手推车，据一位目击者叙述，这里有“任何一种你能想象到的马车：双轮马车、四轮马车、单马马车、运货马车、双轮单座马车和四轮敞篷轻便马车，简直应有尽有”。
年轻的法国人戴着窄边帽，身穿磨旧的夹克在大街上漫步。阿拉伯男孩们穿着从士兵背囊中偷来的肥大裤子，蹦蹦跳跳地穿过小街小巷，他们的裤腿几乎都磨破了两个大洞，臀部还印有裤子前主人的姓名和序列号。衣衫褴褛的乞丐戴着面纱，穿着旧军用床罩改制的长袍，而这些床罩也曾充当过死者的裹尸布。在阿尔及尔，唯一穿丝袜的女人是阿莱蒂酒店酒吧中的妓女，尽管军事当局已在5月下达了禁止卖淫的命令，但她们仍然是这座城市里最有钱的上班族。
1943年7月初，盟军士兵在北非的一座港口（显然是突尼斯的比塞大）登上突击艇，赶往西西里岛进行“爱斯基摩人行动”。
比这一切都重要的是，1943年7月4日中午，在这座城市最时尚的街区米什莱大街上，一支法国军乐队演奏了他们并不熟悉的乐曲《星条旗永不落》。在木管乐器和大号后方，伫立着粉刷一新的马蹄形拱门，露出了圣乔治酒店锯齿形瓦片铺就的屋顶，盟军驻北非司令部就设在这里。院子里，棕榈树树影婆娑，微风中还掺杂着九重葛的香气。
国歌演奏得并不流畅，结束时，海军中将亨利·肯特·休伊特仍然保持着敬礼姿势。艾森豪威尔站在他的右侧，同样一动不动地敬着礼。他曾试图取消一切庆典活动，以便能够集中精力处理手头重要的工作，但英国人坚持要为他们的美国表兄举行一场简短的庆祝仪式。在最后的音符消失后，礼炮响了起来。掠过这座城市中建筑物低矮而平坦的屋顶，以及壮观的阿尔及尔湾，休伊特看见皇家海军“梅德斯通”号军舰上腾起了一股灰烟，随后便听见第一声炮响。“梅德斯通”号的炮弹越过防波堤射向外海，烟雾一股接着一股，轰鸣一声接着一声，在山丘中回响。
...
仪式结束后，休伊特匆匆穿过院落，踏过大厅里的马赛克地板来到自己的办公室。沿走廊继续向前，便是艾森豪威尔位于角落处的套房。圣乔治酒店的每一个角落都挤满了参谋人员和通讯（现称通信，为满足阅读习惯，本书沿用旧称）设备。8个月前，在对北非发起进攻前夕，盟军最高指挥部表示，需要700名军官以充实总部各个岗位。
随后，一名指挥官提出抗议，认为这个数字比真正所需的人数“多了2～3倍”。可现在，军官人数已近4 000，其中包括约200名上校和将军。副官、文员、厨师以及各种各样的副手使得盟军总部的人数达到了1.2万。通过7条海底电缆传入和传出阿尔及尔的军用通讯量已经占了陆军部通讯总量的2/3。但没有哪条电报比今天早上签发的密令更加重要：“执行‘爱斯基摩人行动’。”
休伊特从未这么忙碌过，甚至连进攻北非的“火炬行动”也无法与眼下相比。当时，他指挥海军特遣舰队将巴顿的3 000名士兵从弗吉尼亚运往摩洛哥，整个航程危险重重，但没有损失一兵一卒。这成功的壮举使休伊特获得了第三颗将星，并奉命指挥地中海地区的美国第8舰队。回国待了4个月后，他于3月15日抵达阿尔及尔，每天醒来后便忙着策划将巴顿和他的部队再次运往敌人的海岸。
虽然看上去不太像，但他确实是一名海军作战将领。他夏季白制服上佩戴的海军十字勋章还是他在一战期间作为一名驱逐舰舰长获得的。海上任务令休伊特有些肥胖，或者说过胖了些。在阿尔及尔期间，他试图通过运动瘦身，便在黎明时分跟随当地的阿尔及利亚骑兵一同骑马，他们的马术最早起源于公元14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尽管这么努力，他的身材却从未变过，正如一位旁观者说的那样：“真是够胖的。”
休伊特来自新泽西州的哈肯萨克，曾是一位祭台侍者，还做过敲钟人，在他56岁之际，仍为自己具有鸣钟送别“暮色苍茫的一天”的能力而深感自豪。他钟爱双离合字谜，他的“柯费尔&埃瑟”牌双对数三角计算尺是由海军学院于30年代研发而成的，当时的休伊特还在学院负责主持数学系。如果不加留意，他的优点很难被发现——记忆力超强、遇事果断，还能与乔治·巴顿友好相处。《星期六晚邮报》将休伊特描述为“养狗自吠的人”（意为雇人做事，自己却事事亲力亲为。——译者注）。
可事实上，他很少咆哮。他审慎、含蓄，十分健谈，唯一的小毛病就是偶尔会有些不雅，还稍微有点傲慢。他喜欢派对，在阿尔及尔他组建了一支乐队，取名为“流言五人组”。他还设立粥棚，为穷人们提供海军厨房的残羹剩饭，还亲自吃了第一碗。而且，他还很幸运，具备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向感，在舰桥上，这种方向感就变为一种领航的天赋。所以，肯特·休伊特总是知道自己在哪里。
他搭乘他的指挥车（可免于扣留的特权车辆之一）从圣乔治酒店出发，驶过曲折的巷子赶往港口。环绕着新月形海湾的各个码头都停泊着两三排舰船，有货轮、护卫舰、油轮、运输船、扫雷舰和登陆艇。还有些船只在港口的防潜网外驻锚，沿海岸线巡视的巡逻机和驱逐舰为它们提供保护。从“绘制虚假的船艏波”到“斑点分级体系”，美国海军拥有33种伪装组合，大多数都在生机勃勃的阿尔及尔锚地被使用过。
装卸工遍布各船甲板，吊臂从码头转向船只，随后又再次转回码头；门式起重机将码头上的托盘一个接一个地举起，送至船上。各船只都严格执行着防火措施，木椅、窗帘、电影胶片，甚至包括挂在舱壁上的画都被运下了船。旧衣服和毛毯也被送上岸，妥善存放在仓库里。水手们为避免被灼伤，干活前会穿上长袖的汗衫，他们将所有内舱的油漆凿去，并去除了甲板上的油地毡。
休伊特的旗舰是美国海军攻击运输舰“蒙罗维亚”号，停靠在39号泊位左侧，位于海港旧港池的“帕萨基尼斯”防波堤处。为确保安全，大批宪兵登上运输舰，舰上顿时人满为患。通常，舰船上每间舱室里居住10～20名军官，士兵们的高低床已搭到了4层，而“蒙罗维亚”号比大多数船只更为拥挤。休伊特的参谋人员，巴顿的参谋人员，再加上舰员，共1 400余人，是正常搭载人数的两倍。一些吊货网也被粗暴地塞入货舱，舰上还装载着20万发高爆弹和134吨汽油。
休伊特钻出汽车，朝踏板大步走去，迎接他的是水手长吹响的笛声和众人的敬礼。经历了非洲阳光的炙晒，“蒙罗维亚”号的过道显得昏暗、阴郁。拥挤的指挥室内，参谋人员仔细检查着“爱斯基摩人行动”的海军作战令，这本命令册厚达4英寸，20名打字员花了整整7天时间才匆匆定稿，随后800份副本将被分发给驻扎在北非的指挥官们。
休伊特还记得他的父亲，一名身材魁梧的机械工程师，喜欢在做引体向上的时候用一个重达100磅的哑铃稳住双脚。“爱斯基摩人行动”的作战令就像那个哑铃，除了基本概念外，没什么是简单的：6天后，也就是7月10日，两个集团军（美国和英国各一个）将在西西里岛东南部海岸登陆，为盟军重新夺回自战争爆发以来第一块具有重大意义的欧洲土地。据估测，守卫该岛的轴心国士兵多达30万，其中包括两个战斗力出众的德国师。另外，还有许多部队据守在附近的意大利本土上。
行动中，部队将从地中海一端开至另一端。为发动这次进攻，盟军集结了大大小小3 000多艘舰艇和船只，正如休伊特所说：“这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舰队。”他将指挥其中半数的舰艇，从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6个港口起航。而其他船只将搭载着英国士兵，从利比亚和埃及出发，还有一个加拿大师会从英国直接赶来。进攻行动中，巴顿的第七集团军中将有8万名士兵登陆，英国第八集团军的登陆人数也差不多。随后而来的部队将增援这两个集团军。
海上编组经过精心设计，一些船队已冒出蒸汽，准备起航。这支庞大的海上远征军将于7月9日在马耳他附近的海上会合。盟军的第一步是夺取位于西西里岛西南方60英里处的潘泰莱里亚岛，行动获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功：经过一场为期三周的空袭之后，岛上1.1万名意大利守军被炸得晕头转向，最终于6月11日投降，为盟军获提供了一座出色的机场。同时，盟军也产生了一种错觉——即便最牢固的防御也可以凭借空中打击予以击破。
指挥室的舱壁上挂着一幅地中海地图。盟军将发起一场海上进攻，而另一场也正在准备当中，除此之外，在战争结束前，他们还将发动另外三场。作为美国海军最重要的两栖战专家，休伊特已经认识到，从外海发起突袭时要遵循一个颠扑不破的原则，即登陆部队的数量一定要超出运输工具的承载上限，哪怕是这次，如此庞大的舰队也不能例外。久经考验的他还知道，敌军部署在滩头的防御力量和大海自身的反复无常，是两大最致命的不可控因素。
在此次“爱斯基摩人行动”中，除了要将3倍于参与“火炬行动”的士兵送上滩头，休伊特还要指挥一支大部分由第一次参加作战的船只组成的舰队。舰队包含9种新式登陆艇和5款新型登陆舰，其中包括“LST”，即“坦克登陆舰”的缩写，但士兵们坚持称其为“大而缓慢的活靶”（large slow target）。一些舰长和舰员此前从未出过海，不了解新型舰艇的适航性，不知道该如何将舰艇靠岸，不清楚在不同负载下舰艇的吃水量，甚至不知道舰艇能搭载多少士兵和车辆。
休伊特在“火炬行动”粗糙而混乱的准备工作中积累了很多经验，但也有许多经验被误用或滥用。最近几周，北非的混乱程度似乎并不亚于8个月前的汉普顿锚地（8个月前，由休伊特指挥的西路特混舰队从汉普顿起航，赶去参加“火炬行动”。——译者注）。去年曾针对如何标志海外货物下达过7道不同指令，由此产生的混乱促使相关委员会应运而生。
委员会制订了“斯克内克塔迪计划”，要求在集装箱上喷涂不同颜色的识别标签，却造成了更多混乱。下达执行“海上调遣准备令”的秘密通知后，军方在5个星期后才发现，参与“爱斯基摩人行动”的关键单位一直没有收到指令，因而没有制订将部队、车辆和武器装船的计划。而第七集团军最初的装船计划也没有给陆军航空队留出空间，他们装备的总重量相当于陆军总吨位需求的1/3。每个单位都恳请给予更大空间，要求获得优先权，同时对海军的麻木不仁唉声叹气。
尽管面临德国人发起空袭的危险，但港口的灯光仍然彻夜不眠，焦急的装卸长们仍然不断收到更改的货运单，要求卸载一艘货轮，或是重新搭载另一艘坦克登陆舰。一些小失误不断出现，例如，将面包炉运上了船，却忘记了面包烤模。当然也有些大失误：6月8日，巴顿的参谋发现，军械人员竟然将芥子毒气弹和其他炮弹一同装船，存放在一艘或几艘开往西西里岛的船只货舱里，没人知道它们具体在哪艘船上、哪间货舱里。
保密工作至关重要。休伊特很怀疑，3 000艘船只能否悄悄靠近西西里岛，但“爱斯基摩人行动”成功的关键点就在于它的出其不意。所有涉及进攻地点的文件都被标注了“顽固者”的保密代号，在阿尔及尔，“爱斯基摩人行动”总部的哨兵询问来宾是不是“顽固者”，以此确定对方是否持有安全许可。一名海军军官疑惑地回答道：“我是有些顽固，可从不觉得自己头脑僵化。”
一如既往，士兵和水手们对情况一无所知，写给家人的信件也受到严格限制。一艘船上的信件审查条例颇具讽刺意味，第4条规定：“你不能透露你在哪里，要去哪里，你在做什么或是你将做什么。”第8条又指出：“你不能，绝对不能，表露出你的兴趣。”根据第2条规定，士兵们可以“说自己已经出生，如果不能说在哪里或为何出生的话”。第9条规定又建议：“你可以提及这样一个事实，即你不会介意结识一个姑娘。”
一名飞行员试图遵守相关规定，他写道：“3天前我们在X。现在，我们在Y。”一名士兵在他的日记中描述了当时军中最为普遍的情绪：“我们知道，我们正向着灾难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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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驻扎在北非的美国士兵已逾50万人。他们只是世界各地所有身穿美军军装士兵中的一小部分，但从身份和信仰上来说，他们始终是那支庞大力量的象征。在驶往西西里岛的途中，一名海军中尉列出了他所乘坐的船上，1 500名士兵和水手战前所从事的职业，“农场小伙和大学毕业生……律师、啤酒分销商、工人、模具设计师、家具商、钢铁工人、飞机机械师、护林人、记者、警长、厨师和玻璃工”。还有个人的职业甚至是“马磨坊修理工”。
在这些士兵中，只有1/5的人是曾在突尼斯打过仗的4个美军师中的老兵，这4个师分别是第1、第9、第34步兵师和第1装甲师，这些师投身于西西里岛战役，后来又被派遣进攻意大利本土。“我所认识的前线士兵，”曾跟他们一同跋涉穿越突尼斯的战地记者厄尼·派尔写道，“像动物那样度过了几个月，在凶险的死亡世界中磨炼成老兵。在他们的生活中，一切都是反常和动荡的。”
突尼斯战役结束7周以来，这些作战部队一直在休整，并为下一场战役做准备。“纪律方面问题严重，这很难办，”第1装甲师师长提醒乔治·马歇尔，“违法乱纪很常见……士兵们即将回家时，也发生了一些后果不堪设想的事情。”6月15日，一名少将造访第34步兵师时指出：“士兵们看起来状态不佳，麻木而缺乏生气。”此外，1 000名士兵没有内衣，另外5 000名士兵也只有一套内衣裤。少将补充道：“他们为此感到沮丧。”第34步兵师的1 300名士兵刚刚被调至直扑西西里岛的作战位置上，发生了“自伤和开小差事件”。第1步兵师的一名上尉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道：“队伍里自哀自怜的现象太多了，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即便是那些经历过战斗的老兵，也很少有人视自己为职业军人，无论是从他们训练时表现出的态度还是从性格上看都是如此。塞缪尔·海因斯是一名战斗机驾驶员，后来成为大学教授，据他描述，当时士兵们普遍认为自己身上存在“平民性”，而“当兵是在冒名顶替”。他们都很年轻，平均26岁，用轰炸机驾驶员约翰·缪尔海德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青春将被耗尽”。他们被大批投入被海因斯称为“美国所经历的一场最具民主精神，且唯一一次实行普遍征兵制确实奏效的战争”。
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都投身于此次战争，就连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也被倒入美国陆军这口平等主义的大锅中：普林斯顿大学1942届683名毕业生中，有84%的人穿上军装，作为普通士兵入伍，其中还包括致告别演说者和做毕业致辞者（“致告别演说者”通常为该届毕业生中的第一名，而“做毕业致辞者”一般为第二名。——译者注）。在这届毕业生中，有25人在战争中死亡，其中19人在战斗中阵亡。“除了战争，世界上的一切都已停顿，”派尔写道，“在一个陌生的夜晚，我们都从事着新的职业。”
那么，这些在陌生的夜晚成为士兵的人们都相信些什么？“许多人都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究竟为何而战，”1943年夏天，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将在战争中发挥什么作用”。另一项调查表明，超过1/3的人从未听过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至于能清楚说出“四大自由”的人，还不到总人数的1/10。当年7月，在写给指挥官的信中，艾森豪威尔感叹道：“被调查的士兵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自己参军入伍会比当工人对国家更有用。”认为“自己做好准备，急于投入战斗”的人不到1/3。在一场主题为“我为何而战”的征文大赛中，获奖作品的全文是：“因为我参军了。”
“平民性”熄灭了人们好战的热情。“我们可不是满口斗篷与剑这类废话的浪漫主义者，”正在赶赴西西里岛的海军预备役中尉约翰·梅森·布朗写道，“上一场战争就是那样。”军旅生涯令他们变得喜欢冷嘲热讽，而且满腹疑虑。一些粗俗的缩略语开始在军中流行，引起了士兵们的共鸣，甚至衍生出了用来表现美国大兵玩世不恭的词汇表，其中包括：SNAFU（situation normal, all fucked up，一切正常，可都一塌糊涂）；SUSFU（situation unchanged, still fucked up，情况一成不变，还是一塌糊涂）；SAFU（self-adjusting fuck-up，自我适应什么的糟透了）；TARFU（things are really fucked up，事情确实被搞砸了）；FUMTU（fucked up more than usual，比平时更糟糕）；JANFU（joint Army-Navy fuck-up陆海军联合行动搞砸了）；JAAFU（joint Anglo-American fuck-up，英美军联合行动搞砸了）；FUAFUP（fucked up and fucked up proper，彻底搞砸了）和FUBAR（fucked up beyond all recognition，混乱到无法收拾）。（约翰·B．巴布科克曾在他的《地狱归来》一书中指出，任何一个认为SNAFU中的F是“弄糟、搞砸”的意思而不是“操”的人，根本就没弄懂SNAFU的意思。有趣的是，为他这本书作序的恰恰是本书作者里克·阿特金森。——译者注）
但他们拥有实际而又深刻的个人信念。“我们已准备好牺牲一切。对我们来说，没有别的可做，”布朗中尉解释道，“离开家人，正是出于我们对他们的爱。”战争艺术家乔治·比德尔指出：“他们希望打赢战争，这样，他们就能回家了。回家，回家后再也不离开。”第88师的一名士兵补充道：“我们必须打败那些王八蛋，这样才能退伍。”
一份令艾森豪威尔感到担忧的调查也表明，绝大多数士兵至少抱有一种尚不够成熟的信念，他们奋战是为了“确保所有人的民主和自由”。一名跟随第45步兵师赶赴西西里岛的记者总结道：“在这艘船上，许多人都相信，此次行动将决定这场战争究竟是以僵局而告终，还是会有一个明确的结局。”所有人都相信，在战斗打响后，自己会为了一个最大的原因奋战至死。“我们无法忍受自己不如身边的战友努力，这是一种耻辱，”约翰·缪尔海德写道，“我们奋战是因为他们在奋战，我们牺牲是因为他们在牺牲。”
日后，他们会被锤炼成一个个毫无特征的英雄人物，拥有神话般的勇气和毅力，下定决心让这个晃动的世界重新稳定下来，以此激励自己。参加过北非战役，后阵亡于诺曼底的英国军官基思·道格拉斯写道：“英雄是一个和善、即将过时的物种……就像独角兽。”这却令他们倍感光荣，后世的人们会因为他们，去追溯英雄的起源，他们的弱点和必死的命运都将令他们在逝去后长期受到人们的瞩目。
第3步兵师的小乔治·H．雷维尔上尉，在赶往西西里岛途中写给妻子的信中承认：“骗子、逃避兵役者、认为军人是为军火商卖命的蠢货的人以及那些智力低下的家伙，都在以玩世不恭的态度看待这场战争。”
在雷维尔看来，发动这次进攻的原因既忧郁又高尚。“我们这些小人物，”他告诉妻子，“必须以*戮来终结这些灾难，迫使这个世界恢复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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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过地中海面积巨大的南部边缘，这些农场男孩、城市小伙、护林员、钢铁工人，至少还有一位马磨坊修理工，将投身于战斗。美军的作战准备工作主要集中在位于阿尔及尔以西200英里处的奥兰，在旧时的海盗海岸上，伫立于巨大港口处的广告牌上已刊登出可口可乐和“胜家”牌缝纫机的广告。
5个参与“爱斯基摩人行动”的美军师中就有两个在奥兰集结。第2装甲师已于6月21日登船，他们从摩洛哥的露营地搭乘火车，穿越阿特拉斯山脉，跋涉500英里后赶到这里。在摩洛哥，蝗群遮天蔽日，为避开中午的高温（坦克内的温度高达140华氏度），清晨4点他们就开始训练。整个北非只有100辆强度足以承载一辆32吨重M-4“谢尔曼”坦克的铁路平板车，致使该师仅是调动部队就耗费了1个月。法国殖民地铁路系统的不稳定性令一名上尉大为恼火，他不得不用枪口逼着火车司机继续向前开进。
在参与“爱斯基摩人行动”的部队中，第45步兵师的2.1万名士兵挤在19艘船上，4.6万吨装备（其中包括400万份地图）由另外18艘船搭载，是唯一一支从汉普顿锚地直接驶往西西里岛的部队，而且他们将在奥兰停靠一周。6月8日，该师在弗吉尼亚登船时，被常说的“SNAFU”“TARFU”“JANFU”等问题困扰：在登船前的最后时刻，疯狂地向陆军部申领大量探雷器；仅仅一个工兵营就被分散在19艘运兵船上。
除此之外，该师指挥官还获悉，与全师一同在切萨皮克湾训练了数周的陆军登陆艇船员突然被调往太平洋地区，而接替他们的海军船员既不熟悉第45师，也不了解他们将要驾驶的登陆艇。尽管如此，旅程还是令人非常愉快的：红十字会的姑娘们分发着纸杯装的冰茶；露天甲板上举行着名为“快乐时光”的拳击赛；厨房服务员们在船尾跳起舞来，旁观的人们用手在栏杆上打着拍子；挂在吊艇柱上的救生艇晃动着，士兵们躺在里面睡午觉。一名军官通过船上的公共广播系统播放古典音乐，在女低音歌唱家玛丽安·安德森唱起《圣母颂》时，一名水手说道：“天哪，没想到还能再次听到女人的声音，这难道不是好事吗？”
第45师是国民警卫队师，系战争初期直接受联邦政府指挥调动的18个国民警卫队师之一。一些正规军军官嘲笑国民警卫队师的简称“NG”意为“不够好”（no good），大多数国民警卫队师的高级军官已被陆军部以太过年轻或不称职的理由加以撤换。但五角大楼认为，第45师（该师被称为“雷鸟师”）“比迄今为止交给我们指挥的任何一个师都要准备得充分”。该师的将士们大多来自西部，其中的一个团来自科罗拉多州的采矿营地，与“狼镇卫队”和“女王的绿宝石步枪队”这些民兵组织类似。另外两个团来自俄克拉何马州，其中包括近2 000名来自切诺基、阿帕奇、基奥瓦、科曼奇和纳瓦霍等52个不同部落的印第安人。在离开弗吉尼亚州的前一天夜里，一名炮兵上尉组织了一场篝火舞会，将士们一同跳起了充满活力的战斗舞。
一周很快就过去了，“雷鸟”们匆匆返回船上，有些人还在被称为“下疳巷”的红灯区染上了性病。“我知道，我有一支挺能打的部队，”师长特洛伊·H．米德尔顿说道，“我看了宪兵司令的报告，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士兵们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上跳板，每人都将得到一件救生衣和一小瓶用来对付晕船的白兰地。财务官们也上了船，带着从奥兰银行取出的200万美元军饷。一个装有1万枚硬币的麻袋破裂开，硬币撒满了整个甲板，一名反应迅速的军官立即让士兵们立正，出纳们则在这些站立不动的士兵们四周来回爬动，将硬币重新收集起来。
除了军饷和重达90吨的地图之外，装卸工们还将200枚银星勋章、6 000枚紫心勋章和4 000枚其他等级的勋章一并送上船去。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些勋章将成为第45师勇气的最好证明，但也仅仅只是个开端。7月4日下午，船只驶离奥兰码头时，一些士兵掏出砖块当作磨刀石使用：几天前，巴顿将军曾视察过该师并宣称，就眼前艰巨的任务而言，他们的刺刀未免太钝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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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及尔以东，直线距离340英里外，更多的美国军队驻扎在比塞大湖周围荒芜的平原上，随时准备投入战斗。这里是位于突尼斯第二大城市南面的一片浅湾。5月初，被撤退的德国人凿沉的十几艘船只层层叠叠，像稻草人一样横跨在海湾细细的颈部。海军潜水员花了数周时间，用锯子和乙炔炬将这些沉船分解，再炸开船体下方的沙丘，残骸便自然而然地沉了下去，海面也就恢复通畅了。
LST、LSI（步兵登陆舰）、LCT（坦克登陆艇）以及另外11种两栖舰艇停泊在比塞大湖中，“千舟待发”。在突尼斯战役中被摧毁的法国水上飞机残骸和生锈的平底驳船半没在岸边的水中，令航道变得复杂起来，一些笨重的登陆艇频频“撞上沉船、相互碰撞、触礁或撞上驻锚的船只”，一名目击者叙述道。正如当时流行的顺口溜中唱的那样：“像我这样的傻瓜还能写诗，但能驾驶LST的只有上帝。”
德国空军偶尔会在拂晓前偷偷溜过西西里海峡发起空袭，将沉睡中的兵营唤醒，但很少造成大的损失。警报器凄厉地鸣叫着，烟雾发生器制造出厚厚的灰色烟幕以隐蔽船只，探照灯的光束一旦锁定敌机，湖边数百门高射炮的炮火便如喷泉般射出。甲板上的人们躲在救生艇下，以避开犹如钢铁冰雹般落下的弹片。在突尼斯其他一些地方，德国人的飞机朝村落撒下大量传单：“现在正是对抗英国人、美国人和犹太人之时……培养你们的孩子仇视他们。”
这里集结着美国陆军最著名的3支部队：第1、第3步兵师，以及驻扎在南面凯鲁万附近的第82空降师。按照计划，部队被分配到以州和城市为代号的各个地区（在诺曼底战役发起前，这一做法被照本复制）：一个团驻扎在“佛罗里达州”，下辖的几个营分驻“迈阿密”“代托纳”“杰克逊维尔”，要是该团被派驻“得克萨斯州”，这几个营便驻扎在“休斯敦”“达拉斯”“沃斯堡”。
当清晨第一道曙光照亮营地，阿拉伯小贩们便出现了，卖柠檬水、兜售“阿拉伯酒”、理发或是推销“罗马人的”陶瓷花瓶。一到上午，炎热就开始发威，来自撒哈拉沙漠的风“像一堵火墙”，人们在微温的饮用水中掺入薄荷，使其更加可口。苍蝇和蚊子出没于沟式坑厕和充当厨房的帐篷内，厨师们在里面为驻扎于被占领的德军靶场上的几万人制作食物。指挥官们试图以清晨的远足和激烈的排球赛让部下们忙碌起来。第19战斗工兵营的士兵往比塞大湖里扔了半磅TNT炸药，用了不到两个小时便捞起大堆翻着白肚皮的鱼，足够近200人美餐一顿。第82空降师的军官们买了10只小羊和一群绵羊，以及4 000升啤酒，准备在发起进攻前举办一场烧烤宴会。
士兵们的情绪很不好，总渴望打上一架。伞兵中的神枪手们“用满脸凶相的阿拉伯人练习自己的枪法”。负责指挥第82空降师中一个伞兵团的詹姆斯·M．加文上校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那些阿拉伯人纷纷中弹，我们必须禁止这种事情继续发生下去。”假帐篷和假无线电发射机开始在“佛罗里达州”“得克萨斯州”“弗吉尼亚州”“肯塔基州”出现，与此同时，一支支部队登上卡车，被送往湖泊周围的登船点。在吼叫着的中士们的驱赶下，士兵们慢腾腾地登上LST、LSI和LCT。他们的身份要按照一份烦琐的登船名单加以核实。每支船队分派8名文员，每人持23份登船名单，出于上级才知道的莫名其妙的原因，一支船队的人员名单通常多达6 000多页。
拥挤和混乱仍然是家常便饭：卡车司机拐错了弯；水手们从超载的船只上卸下的货物一转眼又被塞回船上；临时堆放弹药的地方起火，火焰蹿过防火带，使2 000吨弹药在一系列壮观的爆炸中化为乌有；菜鸟船员们不小心将锚缠绕在一起，试图用铁链、绳缆和锚钩将其分开时，咒骂声越过水面传来。
当然，这些都不足以阻止他们。高歌猛进的势头已将他们带到了这里，还会把他们带到更远的地方。船只一艘接一艘驶入湖中，集结一处，并按颜色对其进行编队。汗流浃背的士兵们待在船舱里，寻找着船舷侧方遮光物上的缝隙。士兵们凝视着北面空阔的地中海，将新配发的磺胺粉和*绷带塞入背包。他们非常想知道，会在哪里用上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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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面更远处，从班加西到海法和贝鲁特，英国人也做好了准备。自1940年以来，第八集团军一直在北非奋战。一名仰慕者写道：“一个庞大的吉卜赛营地正四处奔波，或者说，这是一个部落的迁徙。”士兵们的交谈中夹杂着阿拉伯语，属maleesh（没关系）和bardin（没多久）最多。许多人在胳膊和脸上涂了一层紫红色药膏，用以治疗因皮肤长时间暴露在灰尘和沙子中而患上的感染性沙漠疮。厌战情绪同样折磨着他们，没有药膏可以抚慰3年征战对心灵造成的创伤。一名士兵承认自己的“集体责任感已经崩溃”。醉酒的老兵们大步穿过营区，吼叫着：“一群蠢货，我们再也不能打这该死的仗了。”
但过不了多久，他们又将投入战斗。一支舰队集结于苏伊士湾北部，诸如“多塞特”“德文斯”“汉普郡”这些步兵团，分别登上了“斯特拉斯内弗”号、“克伦”号和“奥特朗托”号这些昔日用作班轮的船只。身穿白色制服的印度侍者送上一顿有四道菜的晚餐，士兵们唱起了英王爱德华时代的怀旧歌曲——“黛西，黛西，告诉我你的答复！”——又将随身带着的英镑换成入侵国当地的货币。舰队于7月初挤过苏伊士运河，驶过沉船的残骸和伊斯梅利亚的露天剧场。据一部团史记载，在塞德港“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泳装游行，部队弃船登岸，列队穿过镇子”赶往海滩，很快，数英里长的路上满是赤裸的英国人。士兵们聚在“一堆庞大的篝火旁，尽情畅饮啤酒”。随后，他们跟在身穿褶裥短裙和白色护脚的风笛手身后，回到他们的船上。
7月5日，进攻舰队在远离埃及海岸的地中海锚地集结。一些鼓舞士气的工作却令士兵们更为恼火。例如，搭载第2“因斯尼吉林人”营的船上，扬声器里不停播放着“布基伍基B连吹小号的小伙子”。神父们还举行了战前祈祷，要求“为重新夺回欧洲……进行一次特别代祷”。身穿卡其色短裤的通信兵向离开的黎波里和亚历山大港码头的船只发出旗语。中士们恐吓着部下，让他们服下抗疟疾药片，第1皇家坦克团的一名士兵评论道：“简直就像屠宰厂门前养尊处优的肥牛，重要的是，就算死掉，我们也应该是健康的。”
许多人为离开非洲而感到遗憾。在那里，他们一直“睡在漫天星斗下”。在那里，第八集团军获得了现代战争中可能获得的最大荣耀。同样是在那里，他们留下了数千名战友的尸体。“但我们带着愉快的心情出发了，”这名坦克兵说道，“因为，这一切都结束后，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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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星期二，上午10点过后不久，“蒙罗维亚”号留单头缆，收起右舷锚，在两艘拖船的帮助下驶出旧港池，缓缓向阿尔及尔港外的12米等深线而去。令肯特·休伊特懊恼的是，港口的法国引水员跨过“蒙罗维亚”号的侧栏返回岸上时大声喊道：“祝你们西西里之行一路顺风。”反间谍人员立即逮捕了这名引水员和他的拖船组员，秘密关押到登陆行动开始才将其释放。
尽管精心安排了安全防范措施，但休伊特还是无法确定“爱斯基摩人行动”是否仍然是秘密。密封的西西里岛地图和其他机密文件已由全副武装的信使分发给整支舰队，起航后才能用钥匙启封。直到最后一刻，意大利语译员们才被分派到各陆军单位。但违规现象仍屡禁不止：一些船只过早分发了“西西里岛士兵指南”，小册子的封面上印着一幅巨大的岛屿剪影，这让码头上的人们开始谈论起此次行动的目的地；开罗的一名英国军官将他的华达呢军装送去干洗时，记录着“爱斯基摩人行动”计划的笔记本甚至还放在衣兜里，安全人员搜查了洗衣店，却发现涉及重要内容的几页已被店员撕去，当作便笺给顾客写了发票。
休伊特在“蒙罗维亚”号的指挥舰桥上来回踱步，聆听着船上800人执行弃舰演练时发出的喧闹声。除了对德国人是否知情的担忧之外，他还有大量细节问题需要考虑：舰队中包括20艘坦克登陆舰，每艘携带1万加仑的水，这够吗？17艘医务船曾被派往北非，其中5艘此刻正向西西里岛进发，这够吗？据报告，长达600英里的非洲海岸线和马耳他海上接近地的水雷已被肃清，可是，真的被彻底清除了吗？敌人的潜艇情况怎样？去年11月在摩洛哥登陆后，休伊特已经因为德国人的U型潜艇而损失了大量船只和140名部下，这段记忆仍令他心痛不已。至于现在，对于他负责保护的8万名士兵，休伊特只能从自己最喜欢的格言中获得安慰：“尽你所能，然后期待最好的结果。”
一年前，在为“火炬行动”做准备期间，休伊特就与陆军产生了分歧，筹划“爱斯基摩人行动”时依然如此。有些摩擦纯属琐碎的小事：陆军和海军的补给人员竞相出价，抬高了租用阿尔及利亚仓库的价格；陆军坚决要求调用“蒙罗维亚”号作为指挥舰，可任何一个蠢货都知道这是一艘旗舰。几天前，休伊特惊讶地发现，巴顿竟然部署哨兵守在“蒙罗维亚”号指挥室外，连自己的参谋人员都禁止入内，当然，这种无礼之举迅速就被纠正。而更令人不安的是，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巴顿一直不肯将他的指挥部从距离阿尔及尔200英里之遥的穆斯塔加奈姆迁过来，这段距离使联合策划变得更加困难。
尽管如此，休伊特和巴顿还是找到了彼此的共同点，甚至相互喜爱起来。他们在“火炬行动”期间曾使用的“舰队司令”和“将军”的礼仪性称呼，现在被更为亲密的“肯特”和“乔治”代替。巴顿也会偶尔站在海军这一边，在最近的一次争执中，陆军方面反对休伊特的建议，并提出用橡皮艇将士兵们送上西西里岛的滩头。“坐下！”巴顿对他的部下厉声喝道，“既然是海军负责把你们送上岸，他们就可以按照他们的意愿，用任何一样该死的东西把你们送上岸。”在陆地上的最后一晚，休伊特邀请巴顿和另外几位将领到他的住处共进晚餐，那是一座向一位丹麦葡萄酒商征用来的别墅。几个小时的畅饮后，休伊特把将领们送上指挥车，这些汽车将把他们送回各自的船只。巴顿要比另外几人清醒一些，出门时打量着墙上半裸女人的不雅壁画，嘟囔道：“幸亏我住在兵营里。”
下午5点，“蒙罗维亚”号发出起锚信号，随即在形形色色的军舰和登陆舰的簇拥下，进入已被扫雷舰肃清的水道。在雷达显示一群疑似敌机的飞机正在接近时，舰队出现短暂的慌乱，但这些光点很快就被证实是船上的拦阻气球，被缆绳拴着，用于阻止敌军俯冲的轰炸机和不断扫射的战斗机。信号灯发出莫尔斯电码，舰队开始以“之”字形航行，按照事先的约定，以第35号航行模式的10节航速前进。
阿尔及尔的白色轮廓消失在后方，休伊特注视着出现在右舷的非洲山脉。太阳落入紫红色的海中时，山麓碎石间的氧化铁在夕阳的映照下呈现出血红色。他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现在将期待最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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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舰桥后方，“蒙罗维亚”号宽敞的旗舰舱内，乔治·巴顿甚至能感觉到船加速时，螺旋桨在海水中的不断搅动。海军表现得很热情，努力让他感觉到自己是个受欢迎的客人。登船时，迎接巴顿的是连续的汽笛声，另外还从食堂派了两个小伙子担任他的贴身侍从。以军舰的标准来看，他的舱室堪称奢侈，面积足有270平方英尺那么大，配有书桌、床铺、餐桌和淋浴设备。尽管如此，巴顿在私下里仍对姊妹军种持保留态度，他在日记中写道：“海军是我们的薄弱之处。”而对肯特·休伊特，他评论道：“非常友好，但一贯意识模糊。”
巴顿已做好战斗准备，至少看上去很像那么回事。他精心裁剪的上衣和呢子马裤都无可挑剔，那支出名的手枪插在枪套内，伸手可及。最近几个月，他通过跑步和游泳减轻体重，通过减少饮酒和吸烟改善健康状态。在美军遭遇凯塞林山口战役惨败，以及第2军军长被撤职之后，巴顿已经在突尼斯指挥美军长达6周时间。自4月中旬恢复“爱斯基摩人行动”的准备工作后，他一直仔细琢磨着美军及其指挥官们起伏不定的表现。当年6月，在发给各级指挥官的一份备忘录中，巴顿通过总结、提炼非洲战役和36年军旅生涯的经验，提出了27条战术格言。第7条：“始终压低火力。”第13条：“山地战中，夺取高地，顺坡而下；”第22条：“如对下一步行动存有疑问，只管进攻。”其中还包括了他的个人准则，即第18条：“绝不向恐惧低头。”
但他仍然被恐惧笼罩着，有可能失败，也有可能在炮火中退却。这个体弱多病的加利福尼亚婴儿成长为一个害羞、敏感的小伙子，然后又成为“一个天性怯懦的人”，一位老朋友在穆斯塔加奈姆见过巴顿后，于6月26日这样写道。外表华丽是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也是他为自己戴上的，自认作为一名自信的指挥官应该戴上的面具。“我比过去更加不喜欢子弹的呼啸声，”巴顿在7月1日写道，“尽管它们仍在吸引着我。”1928年，他的上司曾说：“巴顿在战争时期是无价之宝，但在和平时期却是个令人不安的因素。”现在，他的时代到来了。巴顿年轻时曾豪言：“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都知道我的名字。”这一天已然到来。
最近几个星期，他从一个营地赶往另一个营地，宣讲暴力和职责。他告诉第45步兵师：“对于一个人来说，战斗是一场可以尽情享受的最壮观的竞赛。它令优异者脱颖而出，并淘汰掉一切弱者。”针对该师的军官，他又补充道：“部下和国家托付给你们一种神圣的信任，要是辜负了这种信任，你们就是最低等的动物。”
在阿尔及尔一座庞大的露天竞技场内，巴顿大步走上台时周围“鼓号齐鸣”，勋章令他的军装熠熠生辉。他告诉士兵们：“对于军人，没有什么比为一项崇高而又光荣的事业战死沙场更荣耀了。”至于军方的“反亲善政策”，他认为是“纯属胡扯，一支不会搞女人的军队就不会打仗”。一名军医写道，士兵们“吼叫着，跺着脚、吹着口哨以示赞同”。一位目击者说，这种低俗的表演，旨在“用语言磨炼他们，激发他们的血性”。巴顿的副官在6月19日的一封信中写道：“他是个伟大的仇恨制造者，相信我，总有一天，轴心国的那些家伙会为遇到他而痛苦万状。”
一些美国士兵已经感到痛苦了。在一次登陆演习中，巴顿发现第45步兵师的一名士兵在散兵坑中睡着了，便用这名士兵的步枪戳着他的肋骨，吼道：“王八蛋，给我出去！”在奥兰附近举行的另一次演习中，巴顿喊叫着：“上尉，带着这些人离开海滩，冲向他们的目标。”
“可是，长官，”那名军官回答道，“我是个牧师。”
“就算你是耶稣本人，我也不在乎，”巴顿厉声吼道，“把这些人带离海滩。”
在比塞大城外，巴顿对一名拖拖拉拉的军官喊道：“你这个王八蛋，我叫你过来，你就该跑过来。”“长官！”这名军官说道，“我讨厌被人称为王八蛋，我认为你应该向我道歉。”巴顿竟罕见地向他道歉，随即驱车离去。他说：“痛骂一顿，他们就会记住。”但是，如果说他这种带兵方式会让士兵们记住该记住的，那么他的上级同样会对此印象深刻。5月下旬在阿尔泽，巴顿对第1步兵师的一个班施展了他招牌式的长篇谩骂，这一切被艾森豪威尔和到访的乔治·马歇尔听得清清楚楚，一名将军低声说道：“他这个脾气迟早会让他玩儿完。”
然而，那些描绘愤怒的军纪执行者的漫画并没能精准捕捉到巴顿的优点。他是少数细心研究战争艺术的军官之一。他能背诵由G.F.R．亨德森撰写的“石墙”杰克逊的传记，纯粹是为了解答内心的疑问——“杰克逊会怎么做？”巴顿考取飞行执照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空中作战，掌握了丰富的航海技术并航行至夏威夷，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海洋上的军事行动，这与在空阔的沙漠上作战很相似。
他还是个对妻子充满爱意，又有点任性的丈夫。在即将发动进攻的前夕，他的思绪飘至妻子比阿特丽斯身边。他们俩在16岁时便相识了，在许多方面，两人能力相当。5月初时，巴顿在给她的信中写道：“仔细读读克伦威尔，把你的想法告诉我。”她聪明而渊博，是个技术熟练的水手，还是个成功的小说家，会在骑马打猎前吞下一个打在玻璃杯里的生鸡蛋作为早餐。1909年夏天，巴顿骑着马上了楼梯，在她住处的阳台上向她求婚。在父亲不肯接受这样一位求婚者时，她假装绝食以示抗议，并将米粒打成粉末涂抹在脸上，扮成脸色苍白的样子，直到父亲心软为止。对于巴顿，她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多么勇敢的人啊！他非常伟大，脑中总有奇妙的灵感闪现，而且性格极具戏剧性。”
“我毫无不祥的预感，并希望自己能长命百岁。”巴顿在“蒙罗维亚”号起航前写信告诉妻子。实际上，他有另外一种预感，感到自己将获得不朽的声名，美国将产生一位统帅。他能感觉到，荣耀正在西西里岛等待着他。“我相信命运，”他在日记中写道，“而且，我会使其应验，这场演出必须获得成功。”
最后一款被陆军采用的骑兵军刀就是巴顿设计的，这是一种直形双刃劈砍式武器，刀如其人。“要是你拼死冲锋，”他声称，“它就能带你*开一条血路。”登上“蒙罗维亚”号前不久，他召集手下的将领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会议结束时，泪水沿着他的脸颊滚落，巴顿挥了挥手中的轻便手杖，示意大家散会。“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们这帮浑蛋，”他吼道，“除非是在你们西西里岛海滩的指挥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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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从东面和西面而来的两支护航舰队会合后，表现出空前的规模和气势，这就是休伊特所说的“最庞大的舰队”。放眼望去，到处都闪烁着红色和绿色的航行灯，映射在粼粼波动的上千条尾流中。明亮的“飞象”拦阻气球悬浮在空中，负责护航的双尾翼P-38战斗机在更高处翱翔。
最终，士兵们获悉了行动的目的地，船上的彩池向颇具先见之明的赢家付清了奖金。“我们正驶往西西里岛，”奥兰护航队的指挥官在美国军舰“安肯”号上宣布，“我有很多坏消息，但我并不打算说，应该把它们留给贝尼托·墨索里尼。”士兵们聚在露天甲板上，背诵“二十三首诗篇”。水手们提醒旱鸭子们，遭遇空袭时跳入水中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炸弹爆炸时产生的冲击波能震破300码距离内落水者的肺和脾。崇尚古典文学艺术的人们试着回忆修昔底德，但几乎没有人能从其关于25个世纪前一位雅典人远征西西里岛的记述中获得慰藉，在那次远征中，胜利者赢得了“最为辉煌的成就，出征者却遭受到最具灾难性的惨败”。
7月8日早晨，冒着蒸汽的“蒙罗维亚”号驶过比塞大港，正按照第10号航行计划，以12节半的航速沿“之”字形前进，赶往邦角和通向西西里岛的航道。英国的一支驱逐舰队掩护着其靠海一方的侧翼。其他船只从港口驶出，汇入舰队，穿过已肃清水雷的突尼斯海峡。这些舰船驶过时，一支由美国水兵和英国水手组成的仪仗队整齐地排列在比塞大港饱受摧残的海关大楼顶上。前甲板上的水手们回礼，并挥手道别。“朝船尾望去，”一名军官写道，“另一支护航队甚至比我们这支更庞大，他们离得那么远，看上去就像一队行进中的蚂蚁，如小黑点一般模糊不清。”
他补充道：“似乎整个世界都在海上。”
最高统帅的烦恼
数千年来，在那座被盟军取代号为“金融”的小岛上发生过许多事情。公元60年，因危害国家罪而被押往罗马受审的途中，圣保罗在马耳他北部的海滩遭遇海难。他用了3个月时间向那些不信奉基督教的人传教，再重新踏上命运之旅。在他之后，汪达尔人、哥特人、拜占庭人、阿拉伯人和诺曼人便如潮水一般席卷而来，为修建农场和放牧牛群大肆砍伐森林，导致地表土层被海水冲毁，暴露出一片干枯、多岩石的丘陵，面积足有144平方英里。一些学者认为，马耳他是海之女神卡吕普索囚禁她的爱之奴隶奥德修斯长达7年的地方。
1530年，耶路撒冷的圣约翰骑士团进驻该岛。该修道会组建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之后被土耳其人逐出罗得岛。在经历了一场困顿之后，马耳他骑士团耗时数年修建了一座复杂的城堡，包括棱堡、瞭望塔和厚达30英尺的城墙。英国于1800年夺取该堡垒，同时占领了岛上优良的港口及其首府瓦莱塔，这座美丽的城市是用当地采石场出产的赭石修建而成的。25万马耳他人大多是目不识丁的农民，依靠贫瘠的土地和牧场勉强维生。
二战期间，该岛遭受轴心国3 340次空袭，第一次发生在1940年6月11日拂晓。在接下来的3年里，这里成为地球上遭受轰炸最密集的地方。敌人试图通过狂轰滥炸迫使英国人离开位于直布罗陀与亚历山大之间的唯一一个港口，并使马耳他机场失去作用。而拥有这座机场，英军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攻击轴心国驶往北非的补给船队。
在一场堪称邪恶的空袭中，约有1.6万吨炸弹落在岛上，德国飞行员甚至从他们的座舱里向外投掷手榴弹。瓦莱塔被炸成赭石堆，随后又化为赭石粉。“美被毁灭，”马耳他诗人M．米齐写道，“一个庞大的恐怖王国应运而生。”然而，被毁灭的不只是美。这场空袭造成1.5万人伤亡（准确的数字无法统计，因为许多家庭隐瞒死亡人数以继续获取遇难者的口粮，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圣母玛利亚，”马耳他人祈祷着，“让炸弹落入海里或田野中吧。”
侥幸活下来的人们只能默默忍受。每次空袭过后，妇女们在废墟中游荡，搜寻着四分五裂的家具，带回家当柴烧。1942年7月前，每人每天的口粮已被削减到可怜的地步，只有4盎司诸如肉、鱼和奶酪之类的主食，外加13盎司混入锯末烘焙而成的面包。报纸刊登文章介绍“土豆汤、土豆泥和炖土豆”的好处。餐厅提供“小牛肉卷”，一种用山羊肉和马肉制成的令人厌恶的甜点。马耳他人学会了在没有肥皂、剃须刀片、卫生纸、鞋带和书籍的情况下生活。避孕套用旧的内胎制成，直到人们太过疲惫，以至于无力性爱为止。为躲避炸弹，他们用手在岩石上挖掘掩体，但岩石坚硬无比，即便是经验丰富的矿工，每天也很少能挖超过8英寸。马耳他的渔船从附近岛屿带来食物和煤油，再带离死者妥善安葬。
得益于北非战役的胜利，自1940年以来第一支没有遭遇空袭的船队于1943年5月24日到达该岛。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开始运抵，但马耳他仍是一片荒凉的中世纪残骸。废墟中满是沙蝇，每走一步都会扬起白色的灰尘。一名到访者写道：“孩子们瘦弱、无精打采，甚至不在明媚的阳光下玩耍，而是颓废地待在破旧、满是坑洼的街道上。”瓦莱塔没有一家餐厅，整座城市只在早晨的两个小时和晚上的半小时内供应自来水。
英国守军在岛上的日子也很不好过，每人每周配发一品脱啤酒，外加“50支味道糟糕得难以形容的印度香烟”。轴心国的轰炸机仍在持续轰炸该岛，在盟军于7月初使用的密码中，提醒所有“斗牛犬”（英国人）和“裁判员”（美国人），要警惕“拍卖郁金香的邮递员”（德国飞机）。然而使用这些术语通常得到的答案只是一个等同于一脸茫然的电码：“冰山”（不明暗号的意思）。
“金融”所在的位置得天独厚，位于西西里岛正南方仅55英里处。7月8日下午，该岛在人们心中的地位顿时提高。“所有人都兴奋地翘首以盼。”一名英国军官说道，因为艾森豪威尔将于下午5点抵达，将马耳他作为他的总部。
背后标有号码的摩托车手们指引盟军指挥官的飞机和护航战机沿着跑道滑行至避弹掩体。艾森豪威尔于7月6日离开阿尔及尔，在突尼斯的指挥所里待了两天，随即飞赴马耳他。为对他的动向保密，一处设立在奥兰的假总部开始发送虚假的无线电信号，就连被派往瓦莱塔机场接他的指挥车的保险杠上也没有张贴军衔标记。在降落之前，飞入该岛最后一个导航点时，艾森豪威尔已经能看见沿着大港流淌的船坞溪和法国溪，人们正在那里为“爱斯基摩人行动”进行着热火朝天的准备工作。另外，在圣保罗湾的各个码头上，修建了许多救护车停车场。盟军规划人员预计，将有3万名伤者从西西里岛转移至北非，因此马耳他已被改造为一座医疗中继站。艾森豪威尔抚弄着他的幸运币：一枚银币、一枚法国法郎和一枚英国5先令硬币。出行时，他总是把它们放在一个拉链钱包中随身携带。
车队曲折地穿过瓦莱塔废墟，驶上城外的一座小丘，赶往韦尔达拉宫。这座正方形城堡建于1586年，是马耳他骑士团团长夏天居住的行宫，周围筑有护城河，每个拐角处都建有塔楼。在英国东道主的陪同下，艾森豪威尔逛了逛大厅和一间硕大的宴会厅，周围的墙壁上装点着以《圣经》为题材的壁画。在宫殿下方，一间昏暗的地牢中，钉入墙体的铁钩上依然挂着生锈的锁链。陪同艾森豪威尔一同到来的记者约翰·冈瑟指出：“这里的几间房间曾经都是地牢，仆人们认为里面有鬼，即便是今天，他们也不敢进去。”
攀上大理石制的螺旋楼梯（每级台阶只有两英寸高，这样一来，马耳他的牧师们便可以骑着蹄掌套上鞋子的骡子上台阶了），艾森豪威尔被带至他的卧室。这是一间堪称华丽的房间，天花板足有30英尺高，有一条粉刷过的甬道通向另一间地牢。“我觉得不错，”他说着，那特有的、闻名于世的微笑在嘴角绽开，“足够用了。”
9个月前，在发起“火炬行动”前夕，艾森豪威尔在另一座位于直布罗陀的英国城堡内接掌了指挥权，负责指挥366名美军高级军官。从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被战事失利、政治失误和自身经验不足等挫折和缺陷打败，一直屹立不倒，成为盟军不可或缺的统帅。“只有艾克能让事情顺利进行下去，”丘吉尔的参谋长黑斯廷斯·伊斯梅中将在战后说道，“其他人都不行。”
北非战役的胜利巩固了艾森豪威尔的声望和信心。他具备一种天赋，总能公正处事、赏罚分明，加上他辛勤工作，再凭借一点点幸运币的帮助，能身居此位也是一种必然。将在“爱斯基摩人行动”中指挥英国军队的伯纳德·L．蒙哥马利将军认为艾森豪威尔是“真诚的化身”，拥有“将人心笼络到他那一方的力量，就像磁铁吸引金属那样”。另一位英国高级将领说：“他为人处事非常公正，我很羡慕他清晰的思维和承担责任的魄力。”
他的听力很好，说话也很清晰。“我不得不说，”丘吉尔告诉一位英国同僚，“我已注意到，在诸多优秀的将领中，并没有多少人能像他这样拥有出色的表达能力。”很少有人能抵御他那颇具感染力的微笑，对其他人而言，他的活力也不啻为一针强心剂。“他总是动个不停，”记者德鲁·米德尔顿指出，“走过来走过去，不停地在地毯上踱步，用单调、刺耳的嗓音说出一个接一个想法，就像从一具砂轮上甩出的火花。”
“我是个天生的乐天派，”艾森豪威尔曾说过，“无法改变。”他对儿子约翰（西点军校的一名学员）说，想要掌握高效的领导技能，必须通过“认真思考和实践，你必须忠于职守、真诚、公正、开朗”。有时候他也会吹毛求疵，抱怨“五十个军官里也找不出一个知道该如何正确使用英语的人”，据说一名副官被撤职是因为其无法准确区分“shall”与“will”的用法。尽管艾森豪威尔曾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这位自负至极的将军手下工作过数年，但他依然谦逊而公正。麦克阿瑟总是不肯承认错误，且总以第三人称称呼自己，这令艾森豪威尔深感不解。“火炬行动”后，当得知乔治·马歇尔将为自己颁发荣誉勋章时，艾森豪威尔警告说：“我会拒绝接受。”就在他离开阿尔及尔前，他收到一位出版商发来的电报，说如果艾森豪威尔能亲自挑选一位“国内著名作家”讲述自己的故事并出版成书，就“至少能获得2.5万美元。”艾森豪威尔回复说：“太过繁忙，无意于此。”
艾森豪威尔的宇宙哲学非常简单。“你们正为自由生存的权利而战，从此以后，将不必再仰人鼻息。”6月19日，他在阿尔及尔对士兵们说，“你们正为人类灵魂的自由和尊严而战。”他承诺，要是有机会，他会毙掉墨索里尼，“我很容易痛恨我的敌人。”他的儿子约翰·艾森豪威尔是个精明的观察者，约翰指出，出色的计算能力使他的父亲成为桥牌高手，而这种能力也被他用于指挥作战。艾森豪威尔相信“上帝会给他一手好牌……他似乎从未提起过，上帝会在某些特定的事情上辜负他的超自然感，例如某天需要的好天气”。
但作为一名战地统帅，他在北非表现出的指挥水准却时好时坏，才能还尚未得到证实。“他是一名协调员，而不是个统帅。”一名英国将领写道。另一个人宣称：“他不是军人，只是个和事佬。”马歇尔认为他太过专注于盟军中的政治纷争，以至于“几乎没有机会与部队接触”。事实上，他缺乏一名伟大统帅的禀赋：从时间和空间的高度掌控战场、凭直觉了解对手的意图、以钢铁般的意志克服一切阻力。
他确实是个和事佬，是个协调员，但这正是这场战争——这场席卷全球的战争所需要的。艾森豪威尔早就认识到，在这样一场生存之战中，只有最坚定的联盟才能获胜。他还凭直觉感受到，无论是国家自豪感还是个人虚荣心，都会对联盟造成威胁。他是个明智的人，是个懂得妥协的高手，他深知自己作为一名盟军统帅，必须站在不同国家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有时候单纯地下达命令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约翰·冈瑟曾指出，“许多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都存在一种返祖现象般的反感。”
一位英国高级将领在“三叉戟”会议上提醒布鲁克将军：“很有可能陷入撕破脸公开争吵的局面，除非有人能带上一罐润滑剂居中斡旋。”艾森豪威尔就带着润滑剂，而且几乎每个人都相信他会明智地加以使用。他的英国政治顾问、未来的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认为艾森豪威尔“完全没有受过普通意义上的教育”，但“与我曾见过的许多英国军人的榆木脑袋和不开窍的心灵相比，他是位胸怀博大、充满智慧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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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漫长的黄昏在西面徘徊。艾森豪威尔喝完一壶茶，走出韦尔达拉宫，赶往不远处的指挥部。他向一名副官透露，感觉自己的胃“就像一只握紧的拳头”。自从1920年长子死于猩红热后，他20多年来一直忍受着因巨大压力而造成的肠胃疾病的折磨。战前，他曾因肠炎和肠梗阻多次住院治疗。（1912年，在西点军校对阵塔夫茨大学的橄榄球赛中，他的左膝严重受伤，7次入院治疗。）直布罗陀11月潮湿的空气造成的呼吸道感染始终未能彻底康复，而他接连不断地吸烟（平均每天抽60支“骆驼”烟，有时更多）也令其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他不准约翰吸烟，并为此每周奖励他1.5美元，但艾森豪威尔自己的烟瘾却大得难以抑制，有时甚至在飞行途中也会点上香烟，尽管他那架B-17“空中堡垒”的机组人员已提醒过他机内有易燃气体。
在随行人员和保镖的簇拥下，艾森豪威尔夹着香烟，登上了大港上方的峭壁。登陆艇和军舰挤满了港口和通往位于圣埃尔莫堡的海港的水道。水手们散布在两艘战列舰上，这也是两年多来，他们第一次回到马耳他。马耳他人站在码头上方岌岌可危的阳台上不停地挥手。皇家海军“纳尔逊”号战列舰上，一支乐队不停演奏着“许多好姑娘都喜欢水手”。
艾森豪威尔和助手们走入拉斯卡里斯堡垒，这座隧道式建筑最初是由马耳他骑士团建造的，如今已变成了一座皇家海军指挥部。石灰岩墙壁上布满了闪烁的凝露，这里是一处防空洞，虽然便利却十分破旧。在这里，军装穿一天就会生霉，许多参谋军官都被沙蝇叮咬，染上了肺病和白蛉热，饱受折磨。而且，堡垒内某些地方热得令人难以忍受，很多房间又冷得令艾森豪威尔不得不穿上大衣。就连赶来迎接艾森豪威尔的地中海战区英国海军司令安德鲁·布朗·坎宁安海军上将也承认，这地方“臭气熏天”。待在拉斯卡里斯堡垒里的人们为了增强抵抗力，每天下午两点都要喝点杜松子酒、橙汁或香蕉甜酒。
艾森豪威尔和坎宁安大步穿过平托隧道，走过一排供工作人员使用的房屋，房门标牌上刻着神秘的符号，代表着他们的工作职能。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约有140平方英尺，屋内摆着一张藤椅和一个燃烧着的油炉，旁边有一张桌子，上面铺着一条灰色的毛毯。铺在黏土地面上的一小块地毯勉强缓解了“已聚集了四百年的寒意”。艾森豪威尔发现，在这里他的香烟很难保持干燥。
对于环境的不适，艾森豪威尔并没有过多在意。他跟着坎宁安来到一间面积巨大的作战室，拱形天花板足有40英尺高，每一面墙上都悬挂着巨大的地图。通过500次航空侦察拍照任务才完成的一幅260平方英尺的航拍镶嵌图，展示了面积为1万平方英里的西西里岛的全貌。看见这幅地图，冈瑟惊呆了，对其“展现的无穷的细节、现代化程度及出色的制图和印刷技术”深感惊讶，并对“德国人是否拥有与此堪称超级的地图同样优秀的地图”表示怀疑。
坎宁安红润的面孔在军装白色衣领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明艳，他指出，地图上的彩色线条代表盟军前进中的舰队，从黎凡特到“赫拉克勒斯之柱”，用来表示3 000艘舰船上搭载的16万名士兵、1.4万部车辆和1 800门火炮。这位海军上将补充说，各舰队已进入无线电静默状态，所以几乎无法掌握他们的进展，暂时只知道有3艘从苏格兰而来的加拿大船只已被U型潜艇击沉于地中海西部，有几十名加拿大士兵死亡，同时还损失了几十门火炮、500部车辆以及许多通讯设备。在这寂静的夜晚，即便是在马耳他岛上，也能听见西西里岛传来的爆炸声，在盟军无情的轰炸下，岛上大多数幸存的轴心国飞机已逃回意大利本土。而至于幸存的敌人会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进攻，仍然是未知数。
坎宁安竖起眉毛，盯着花哨的地图，用他最喜爱的表达方式说道：“对我来说，这东西太过奢侈了。”作为一名爱丁堡大学解剖学教授的儿子，坎宁安第一次参加的战斗是布尔战争，当年他才17岁。现在，60岁的他依然无畏、好战，并深信在任何战斗中，近距离平射才是最好的选择。冈瑟注意到，在他那水手般眯起的眼睑下，“双眼布满血丝，就像一只斗牛犬”。
艾森豪威尔在地图上研究着地中海中部。西西里岛是一块三角形的岩石，面积与佛蒙特州相近，位于突尼斯北面90英里处，距离意大利这只靴子的趾部仅2英里。其东端屹立着埃特纳火山，这座活火山高达1万英尺，直径20英里。盟军一份地形研究指出，“海岸线呈扇形，海湾宽阔、大幅度弯曲，又被海角分隔开来”。盟军司令部的参谋对长达300英里的海岸线上的每一英寸都做了精确考量，并对32个可能成为登陆地点的滩头进行了仔细检查。
与马耳他相比，西西里岛曾经遭受过更多入侵者攻占：希腊人、罗马人、汪达尔人、东哥特人、拜占庭人、萨拉森人、诺曼人、西班牙人、波旁王朝……现在，这里又成为英国人和美国人攻占的目标。“从古至今，西西里似乎只学到了灾难和暴力，”美国作家亨利·亚当斯评论道，“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西西里孑身孤立，并顽强地对抗进化。”
艾森豪威尔知道，在一片充满敌意的海岸上实施两栖登陆是战争中最为艰难的行动：冒着枪林弹雨涉水上岸，越过海滩，建立一片滩头阵地，再马不停蹄地突入内陆。在漫长的战争史上，人们一直无法掌握两栖作战的艺术与精髓。以至于每场成功的登陆战斗的灾难性都堪比英国1915年在加里波利的惨败，又如美国于1847年对韦拉克鲁斯的进攻。而每一次失败（如西班牙无敌舰队，或是蒙古人远征日本）都是因为其军事领导者太过气馁，不肯进行尝试，包括拿破仑和希特勒，这两个人都拒绝跨越英吉利海峡。
尽管两栖战本来就很艰难，但盟军似乎打定主意要让它难上加难。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曾于1月23日下令，由艾森豪威尔策划“爱斯基摩人行动”。初步计划的核心是夺取西西里岛的港口和机场，并在发起进攻的一周内将10个师送上岸。但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幕僚们仍被突尼斯战役牵制着。各个指挥部相距甚远，分布在从开罗到拉巴特的各地，仅仅为了递送文件、地图和消息，信使们每天就要来回奔波2 000多英里。总指挥部位于阿尔及尔城外一所没有取暖设施的高等师范学校内，工作人员不得不戴着手套打字。
艾森豪威尔曾在3月和4月两次警告，如果登陆部队遭遇“装备精良、有组织的德国部队”，且其规模达到“两个师以上”，“爱斯基摩人行动”将宣告失败。英国参谋长委员会指责他“严重夸大了”敌人的力量，丘吉尔也十分愤怒：“这是怯懦的说辞，是失败主义的论调……斯大林正在他的战线上面对着185个德军师，我无法想象他对此会作何感想。”遭受批评后，艾森豪威尔提出了一个计划，依照这个计划，英军将进攻西西里岛的东南海岸，以夺取奥古斯塔和锡拉库扎的港口，而美军则在西面登陆，负责攻占巴勒莫。
这意外地引来一些人的怒火。第八集团军司令伯纳德·蒙哥马利一直不肯参与“爱斯基摩人行动”的策划工作，因为他正忙于突尼斯战役。“先让我们打完这场仗再说。”他厉声说道。等到终于有精力顾及西西里岛时，蒙哥马利把一幅巨大的地图摊在卧室地板上，若有所思地说道：“好吧，现在来看看这场要打的仗，到底合不合我的意。”
然而，他对现有的计划一点也不满意。“毫无成功的希望，应该彻底推翻重来。”蒙哥马利宣布道。他谎称盟军司令部的参谋认为“抵抗会很轻微”（事实上，他们预测会遭到顽强抵抗），谴责所有这些“模糊不清的见解”，并警告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错误了”。4月底之前，他又一次大声疾呼，预言将“面临着一场一流的军事灾难……我已准备率领第八集团军投入一场可怕的战役，但必须是以我自己的方式”。他向上级提议，由他来指挥巴顿的第七集团军，并在日记中更加直言不讳地写道：“应由我来全盘掌控‘爱斯基摩人行动’。”
蒙哥马利认为，应集中兵力进攻东南海岸，英美部队可以相互支援。当距离进攻行动开始只剩下两个月的时候，联合委员会的参谋长们即将在华盛顿展开“三叉戟”会晤。5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阿尔及尔再一次召开策划会议。在吃完一顿丰盛的龙虾午餐后（盟军司令部为每只龙虾支付了1 000法郎），蒙哥马利仍然坚持他的观点，随后跟着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沃尔特·B．史密斯中将走进男厕，继续他的说辞。他先是在相邻的小便池旁说个不停，随后又在一面布满水蒸气的镜子上勾画起箭头来。英军高级参谋查尔斯·盖尔德纳爵士在日记中写道：“美国人开始觉得，掌管大英帝国的是蒙蒂。”
一天后，艾森豪威尔打破僵局，接受了蒙哥马利的计划，没有理会坎宁安上将和其他人的抗议——他们更倾向于分散海军力量，夺取更多的机场。肯特·休伊特也对修改后的计划提出质疑，因为这会使美国军队不再能迅速利用巴勒莫的港口，但巴顿否决了他的建议。“不，该死的！”巴顿回答道，“我已在这支军队里待了三十年，如果上级给我下达命令，我就说，‘是，长官！’然后尽我他×的所能去达成。”
在日记中，盖尔德纳将军承认：“我无法理解民主国家如何进行这场战争。”
参与“爱斯基摩人行动”的7个师已集结完毕，其中包括4个英国师和3个美国师，登陆后他们将并肩跨越西西里岛东南部一段宽100英里的地带。另外，在部队登陆之前，还将有两个空降师的部分兵力作为先头，最终，将有13个盟军师投入这场进攻行动中。
进攻行动将在7月的第二个星期展开，那时候的月光足以为伞兵提供清晰的视线，而夜色的黑暗又能够掩盖悄然逼近的舰队。
在守卫西西里岛的30万轴心国士兵中，大部分都是勇气值得怀疑的意大利人。一名美国情报官将两个德国师描述为“实实在在的芥末酱”，至于意大利人，“朝他们的肚子上戳一下，锯木屑便会撒出来”。英国人拦截和破译德军无线电通讯的非凡能力在“超级机密”项目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多亏了这项技术，艾森豪威尔才得以掌握敌人的实力和部署状况。和在阿尔及尔时一样，他在马耳他也掌控着一个“超级机密”小组（这些被允许接触最高机密的人被认为是“沐浴在羔羊的圣血中”）。
1940年，“超级机密”的密码破译专家在伦敦北部的布莱切利公园使用一台德国“恩尼格玛”密码机，首次破译了一条加密通讯电报后，数千份被拦截和破译的电文描绘出了“德军的全面情况”。截至1944年中期，近50条不同的“恩尼格玛”密码被破解，其中包括德国军队使用的一种被称为“信天翁”的新密码，其他一些密码则被称为“鬣狗”“海马”“啄木鸟”“海鹦鹉”。
艾森豪威尔还知道，意大利海军（地中海地区唯一一支有些分量的轴心国海军力量，拥有6艘战列舰和11艘巡洋舰）缺乏雷达设备、燃油和航空母舰。意大利空军在过去8个月里损失了2 200架飞机，完全无力侦察盟军的行踪。一位意大利海军上将抱怨道：“没人能蒙住双眼下棋。”更重要的是，艾森豪威尔具备出色的判断力。他已经预见到，来自战争的压力和盟军的轰炸、煤炭和食物的短缺、工人罢工、铁路中断，甚至是电灯泡的严重缺乏都将导致意大利的社会解体。
艾森豪威尔唯一无法确定的一点是，意大利人究竟会以多大的勇气为他们的家园而战。还有，德国人（盟军认为他们有能力每3天便将一个师的兵力运送至西西里岛提供支援）是否会为距离其祖国1 000英里外的一座干旱小岛奋战到底。就连“超级机密”也无法窥探敌人内心的想法。
5月12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批准了“爱斯基摩人行动”的详细计划。但是，华盛顿和伦敦方面仍然认为这一计划还不够大胆，盟军正错失在北非战役胜利的基础上乘胜追击的机会。“你和策划人员可能都过于保守了。”乔治·马歇尔告诉艾森豪威尔，他们缺乏那种“令纳尔逊、格兰特和李赢得伟大胜利”的胆识。
马歇尔说得没错。“爱斯基摩人行动”将是二战中规模最大的两栖战——在攻击波次中动用了7个师，比11个月后的诺曼底登陆还多两个师——却缺乏猛冲猛打的野心。注意力集中在突尼斯的指挥官们没有看见更大的目标：封锁墨西拿海峡，阻止轴心国部队增援西西里岛，并阻止岛上的敌人逃回意大利本土。两栖战理论强调夺取港口和机场，排除掉越过沙滩的进攻，“爱斯基摩人行动”最终在登陆滩头20英里后画下了句点。
用比德尔·史密斯的话来说，所有大型两栖登陆行动都带有一种“可怕的僵化”的特点。将部队集结起来，同时发起进攻，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却没有将足够的时间用于考虑越过海滩之后的战斗。“爱斯基摩人行动”中还包括盟军在战争期间发起的第一次大规模空降作战。如果按照蒙哥马利的计划行动，就意味着美军将少占领一个港口，将不得不以从未尝试过的方式来支持海滩上的作战部队。
无论大胆与否，木已成舟。6月中旬，艾森豪威尔向记者们透露了即将展开的进攻行动的详细情况（在此之前，这些情况都被明令禁止公开），以平息他们对作战行动的猜测。艾森豪威尔要求记者们保守秘密，他们都照办了。一名记者恳求道：“下次别再这样要求我们了。”
佯攻和谎言持续而快速地扩散开来。一支由英美军舰和货船组成的舰队从英国驶向挪威，以制造从北面发起进攻的假象。一支英国的地中海舰队（包括4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和18艘驱逐舰）驶往希腊，夜深人静时，舰船调转航向，以控制马耳他附近的海上通道。但敌人总能在杂乱无章的佯攻中发现些蛛丝马迹。
7月初，800万张传单撒向西西里岛，有的传单上警告说：“德国会战至最后一个意大利人死去为止。”还有的传单上绘制着地图，体现了意大利各个城市在面对盟军轰炸机时是何等的脆弱。标题上写道：“墨索里尼自讨苦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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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夜间，艾森豪威尔离开隧道时，瓦莱塔的天空中繁星闪烁。走出拉斯卡里斯城堡的地下世界后，他陶醉于盛夏夜里地中海海水的气味。漆黑的镇子在蓝色的星光下散发着微光，给原本白昼中的废墟蒙上了一层美丽的面纱。
在韦尔达拉宫巨大的卧室内，提供的生活用品简直如同修道士监舍般节俭，只有水罐、洗脸盆、肥皂盒、尿壶和浴缸。墙上钉着几幅小型作战地图。艾森豪威尔有时会感叹，实在有太多细节需要加以留意。5月27日，他在家书中写道：“我曾读过关于军队指挥官的书籍，很羡慕他们拥有极大的行动和决策自由，而我本来也应该拥有这些。多美妙的想法啊！下属总是向我提出必须予以满足的需求，这使我成为奴隶，而不是主人。”
就拿译员的问题来说：200名会说意大利语的士兵将跟随第45师和第82空降师一同前往北非，但第82空降师的译员却迟迟不到。他们去哪里了？还有战俘的问题：6月28日，艾森豪威尔告诉马歇尔，“在‘爱斯基摩人行动’中，我们将抓获20万名战俘”，这需要8 000名看守，但美军部队中能抽调出的人数尚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
《日内瓦公约》允许美军战俘营使用英国或法国看守吗？另外，用来负重的驴子也出了问题：递交陆军部申请驮鞍和辔头的紧急文件引来马歇尔的质问：“这些驴子有多高，平均重量是多少？”经过进一步调查，艾森豪威尔告诉他：“看起来，现在的驴子并不适用，可用的本地骡子数量有限，有14～16掌高，平均850磅重……惯于负重，但非常凶狠。”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占领区盟国军政府（AMGOT）准备在占领西西里岛后重新制定民事规则。爱说俏皮话的人将这个缩略语解释为“旅游中的老年绅士军官”（Aged Military Gentlemen on Tour），华盛顿方面也通知艾森豪威尔，AMGOT这个词带有“令人厌恶的德国音”，还与土耳其语中一个粗俗、直白的词汇——“生殖器”类似。“必须更改AMGOT这个名字，”被激怒的盟军总司令于6月1日通知陆军部，“否则将造成极大的混乱”。
更重要的是，艾森豪威尔还为自己的妻子担心。约翰寄宿在西点军校，玛米独自一人住在华盛顿。她患有心脏病，经常卧床不起。她的体重已降至112磅，并将自己描述为“经历过种种磨难，彻夜阅读惊悚小说，一直都在等待”的人。艾森豪威尔频繁写信给她，都是亲自手写，从不让他的“活字典”式办事员代劳，在信中使用的称谓是“我的爱人”或“亲爱的”。近来，他花了很多工夫安抚她，以便让她相信他作为丈夫的忠诚，因为她最近开始有针对性地问起了凯·萨默斯比。
谣言越演越烈。凯·萨默斯比出生于科克郡，曾在伦敦（后又在北非）担任艾森豪威尔的司机，而后负责管理他的通信。她擅长伪造艾森豪威尔的签名。战前，她曾在模特儿兼电影公司担任临时演员。她美丽、矫健、活泼，经常充当老板的桥牌搭档或骑马出行时的同伴。艾森豪威尔比她年长20岁，“作为一个生活中没什么安慰可言的男人”，邂逅了她。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她也同样需要慰藉：她的未婚夫是一位年轻的美军上校，6月6日在突尼斯触雷身亡。悲痛和压力使她的情绪严重失控，艾森豪威尔提议送她回伦敦，但她却要求留在阿尔及尔。从来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两人发生过关系，但喜欢说长道短的人不管怎样都会散播流言蜚语，甚至包括一些明明对事实心知肚明的人。
“请记住，无论我写给你的信有多短，我都是爱你的——我永远不会再爱上其他人，”艾森豪威尔于6月11日在给玛米的信中写道，“你似乎从未彻底了解到，我对你的依赖有多深，我是多么需要你。”
译员和驴子，玛米和萨默斯比，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现在，又一个麻烦已初露端倪。幸好艾森豪威尔从未指望过上帝赐予他好天气，正如他儿子曾评论过的那样。当晚稍早些时候，拉斯卡里斯堡垒的气象专家们已预测到了未来令人沮丧的天气状况：一场风暴正在西面形成。
风暴似乎永不平息
7月8日，来自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舰队靠近非洲海岸，来自苏塞和斯法克斯的特遣队随后也在此会合。整支舰队绵延60英里长，足有1英里宽，不同舰船的条条尾流“就像一具算盘上的算珠”。较小的船只径直驶向马耳他东面的集结地。为迷惑德国人的侦察机，主力舰队靠近的黎波里，随后于晚上8点以13节的航速转身向北而去。
舰船像装满珍宝的大帆船一样在西班牙海上颠簸。光是美国舰队搭载的物资便超过了10万吨，其中包括5 000吨装进板条箱运载的飞机、7 000吨煤和1.9万吨通讯设备。物资清单上还包括：660万份口粮、27英里长的1/4英寸粗钢缆、老鼠夹子、口香糖、162吨占领区货币，甚至还有14.4万只避孕套——被称为“士兵的朋友”。一份10页的词汇表将一些英式词汇转换为对应的美语：windscreen即挡风玻璃（windshield），wing是挡泥板（fender），而英国人所说的团（regiment）相当于美国的营（battalion），他们的旅（brigade）则等同于美国的团（regiment）。
光是弹药就占了物资总吨位的一半：尽管预计夺取西西里岛还用不了两个月，但对弹药和武器的申请令陆军部不堪重负，没人知道该如何解决。奥兰和卡萨布兰卡巨大的仓库中储存了9个月的弹药补给，是规定储量的3倍，可没人能说清已配发的子弹和炸弹是何种类型，因为存货卡均由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办事员保管，他们的英语通常都很糟糕。
一位海军将领估算，陆军的需求量总是“海军的两倍”。6月，一份发给华盛顿的紧急申请要求再拨发732部电台，外加14万节专用电池。考虑到通讯可靠性的余度，陆军通信兵额外搭载了5 000只信鸽、一个信鸽排和7 000多个甚高频电台备件。由情报单位携带的有：海道测量图，来自国会图书馆、对西西里岛洞穴做出了准确标志的地图，“意大利旅游俱乐部西西里岛指南”复印本，海岸引水员研究报告，城镇地图，以及在一位前新英格兰酒类走私贩的帮助下绘制出的海岸线轮廓图。
来自华盛顿和纽约的信使带来数十个沉重的木箱，每个箱子上都印有“顽固者，爱斯基摩人”的标记，里面装着西西里岛地形的石膏模型。但在纽约印制的一份详述西西里岛历史古迹和艺术珍品的漂亮图册，不知道被放在阿尔及尔的什么地方，未能送到盟军部队。后来，一名姗姗来迟的传令兵驾驶着摩托车，带着这份图册匆匆赶往前线，结果在岛上被德国人俘虏。
盟军已在突尼斯战役中学会如何照料伤员，舰队已经做好准备，并预测：第一周，突击部队就将有15%的人员伤亡并感染疾病。医务人员通过相关图表，评估出了人类体表不同部位烧伤的概率：双手烧伤是4.5%，双臂烧伤是13.5%等。十个人中就将有一个人需要500毫升的血浆。除此之外，舰队还装载了6吨墓碑，以及用来采集阵亡者指纹的印台。一份长达13页的《坟墓登记指令》对如何修建墓地做出了指导：“必须小心仔细，才能保持每座坟墓整齐排列。”一份关于如何处理阵亡士兵遗物的备忘录建议：“应取走任何可能会令其家人感到尴尬的物品。”
同样重要的是，根据国际法，军事占领方对平民的生活负有责任，这就意味着要给西西里人提供大量物资，其中包括：1.4万吨供50万人吃一个月的面粉、炼乳和糖；94吨肥皂；75万毫升破伤风、斑疹伤寒和天花疫苗。民政部门计算，如果意大利投降，盟军还需要养活另外1 900万张嘴，并为罗马南部的居民供暖，每个月需要3.8万吨食物和16万吨煤，这对盟军的航运是个巨大的负担。一项研究指出，“在盟军占领时期，别法指望意大利能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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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特·休伊特在舰桥或舱室内阅读、玩填字游戏，以此打发时间。“蒙罗维亚”号的指挥室狭小、闷热，与其他舰艇一样人满为患。为容纳额外的工作人员，信号台已扩大了一倍，船上的木匠将三间密码室合并，同时扩大了无线电通讯室。但随着进入无线电静默状态，休伊特已不能再下达那些无法通过旗语表达的命令了。他很乐观，深信他的舰队将要对抗的是邪恶，“上帝不会严酷地对待一个正义的人或国家”。
在舰桥上，休伊特不时用望远镜瞄一瞄那些两栖舰艇，这是舰队中一支奇特的队伍。150英尺长的坦克登陆艇（LCT）搭载5辆“谢尔曼”坦克，吃水深度却仅有3英尺，结果得了个“海上便盆”的绰号，而那些易受攻击的小型登陆艇则被统称为“少尉*手”。更大的坦克登陆舰（LST）最初由英国设计，并借鉴了美军后勤人员的设想——他们曾在20年前见识过私酒贩子在墨西哥湾的平底船，而且效果相当不错。战争期间，1 100多艘LST被制造出来，其中大多是由遍布美国中西部内河的造船厂生产的。船艏为方形，装有14英尺宽的铰链门，缓慢而笨拙，因为没有龙骨，船体总是晃动不已，即便在干船坞内也是如此。但是，每艘LST可搭载20辆坦克，光凭这一点，就已无可取代。
休伊特知道，LST虽然吃水很浅，但仍有可能被保护着大部分西西里岛南部海岸的沙堤所阻。陆军曾提议将坦克和车辆推入水中，用粗铁链将它们拖过岸边的沟渠，再在海滩上晾干。海军工兵人员对此震惊不已，他们表示反对，并提出了一个代号为“淘金”的计划：由LST拖曳或搭载一座浮桥，用螺栓连接成铰链桥，跨过沙堤与海滩之间的水隙。在纳拉甘西特湾进行的测试证明，这种桥梁可以承载一辆“谢尔曼”坦克。可参与“爱斯基摩人行动”的坦克非常多，该计划尚有待考验。
休伊特与陆军最大的分歧在于，在展开登陆行动前，是否应动用海军火力削弱敌滩头防御。为了能够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巴顿坚持要等到冲锋舟距离海岸只有15分钟时再开炮支援。一名海军军官评论，他是想“靠自己单打独斗碰碰运气”。休伊特认为巴顿“纯属做梦”。他提出了11条理由，证明敌人会一直保持警惕：盟军侦察机频繁飞临该岛上空。当年春季，14名军官乘潜艇秘密前往西西里岛调查海滩的情况，可所有人都有去无回，就连后续被派去调查的侦察兵也没能幸免。
然而巴顿依然坚持要求舰炮保持沉默。在舱室内，他阅读、踱步、打盹、继续踱步。“我经常呼吸急促，尤其是在马球赛前，”他在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随后在后面加上一句拿破仑的名言，“先进攻，然后再看。”他完全不担心敌人的防御。“该死的，他们已经在那里待了四年，”他告诉休伊特手下一名军官，“他们不可能每时每刻保持警惕。我们要登陆，我们会突然掐住他们的脖子。”他在给妹夫的一封信中写道：“阳光下的马群总是欢呼雀跃。哦嗬！因为一场*戮就要开始了！”
在1号作战令中，巴顿建议他的指挥官们“不分白天黑夜，不停地进攻，直至人类耐力的极限，然后，继续进攻”。他还写了份夸夸其谈的训词，让全体军官们大声宣读：
登陆时，我们会遇到德国和意大利士兵，攻击并消灭他们是我们的荣幸和特权……美国军队的荣耀、国家的荣誉和整个世界的未来都在你们的手中。你们务必要对得起这样伟大的信任。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会赢的。
踱步时，巴顿突然想到7月5日在阿尔及尔与艾森豪威尔的最后一次会面。“你是个伟大的统帅，”总司令告诉他，“但却是个糟糕的计划者。”艾森豪威尔可能有些过虑，但巴顿总是对后勤问题表现出一种傲慢的不屑。面对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他将指挥西西里岛上所有盟军地面部队）时，他“咔”一声立正，说道：“将军，我不做计划，只按命令行事。”对他的民政事务负责人（负责供养和统治400万西西里人），巴顿只是简单地问道：“你*人吗？”而对艾森豪威尔本人，他曾说过一句愚蠢的格言：“你下令，我开枪。”就像一位老友描述的那样，巴顿是“丰富多彩、屡教不改、令人费解”的。
在给妻子比阿特丽斯的信中（这封信将在进攻发起后寄出），他的笔迹潦草：“我怀疑我会阵亡或负伤，但一个人永远无法知道这一点。这是命运的安排……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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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厄尼·派尔将再次与他们同行。他登上美国海军的“比斯坎”号军舰离开比塞大港，这是近300艘用来装载第3步兵师的舰队的旗舰。应舰长请求，他每天凌晨3点从露天甲板的简易床上爬起，编辑舰上的油印报纸。随后，他又用铅笔为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撰写报道，或阅读约瑟夫·康拉德的书，并惊讶于老水手的文学造诣：“晴朗的日子里，阳光在蓝色的海洋上擦出火花。”
派尔今年42岁，但无论是看上去还是感觉上都“更老些，有点与众不同”。他酒喝得太多，并为他酗酒的妻子担忧，他曾与她离婚，把她托付给一家疗养院，后来又复婚。他很快就成为“比斯坎”号上一个为人们所熟知的人物，瘦削的肩头总是披着一件“梅惠斯”救生衣，发际像个泛灰色的光环，框住了他的三角脑袋。他总是自己卷烟抽，并总是用一种模糊的、带有鼻音和印第安纳口音的英语发问。另一位记者说，派尔“体重只有100磅，腿上总是放着一本家用《圣经》”。艺术家乔治·比德尔发现他“像个苦行僧，温和、异想天开、腼腆……他的表情中带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悲伤”。
令他感到悲伤的是战争。派尔认为战争是“一场无法缓和的灾难”，并渴望成为最后的战地记者。他曾将这些士兵——“没有他们，无法打赢这场战争”——看作“再次迷失在黑暗中的小男孩”。他有些自我迷失，并在稿件中出色地描写了其他迷失的人。在“爱斯基摩人行动”前夕，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这些年来我过得很沉闷。没有酒，没有女人，没有歌曲，没有娱乐——很快我就将一无所有，只剩下工兵铲和轻微的脚癣。”他不知道那些从战火中幸存下来的人，怎么可能“再残酷地对待其他的一切”。
他的写作材料就在身边。陆军部规定，运输船的上下铺位之间要保持23英寸的距离，士兵舱室的通风设备送入的新鲜空气必须达到每人每分钟30立方英尺。派尔很清楚这一点，第1步兵师的列兵保罗·W．布朗也了解。“一个多星期没洗澡了，”布朗在家书中写道，“脏袜子、脏内衣，空气流通情况非常糟糕，而且没有舷窗。”食物中的虫子、盗窃、猖獗的黑市交易、肮脏的厕所及呕吐桶的缺乏等情况也被陆军检察员记录在案。这就难怪许多士兵会怀念北非的橘子和石榴了，更不必说“它的浩瀚和神秘”了。
他们以拳击和拔河为消遣，甚至在一艘英国船上举办了胡须比赛，一名皇家海军陆战队员喝完茶，拿着刷子、梳子和放大镜评判比赛。军官们还举办了关于西西里岛的讲座，用的都是油印讲义，这些资料的开场白是“西西里岛此前曾被多次征服，从某种角度来看，她的历史就是一部成功入侵史”。资料还提醒大家，西西里岛上的谋*率“比意大利其他地区高7倍”。每个人都拿到了一本《西西里岛士兵指南》，详细描述了炎热、肮脏和疾病，第26步兵团的日志总结，该岛肯定是个“地狱般的地方，岛上的人要么是太穷，无力迁居，要么是太过无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更好的地方”。第45师的士兵们练习着意大利语，闹了不少笑话，例如问出“晚上好，各位”后，得到的回答是“200里拉”。
他们将装备打包、解开、再次打包，试图将防毒面具、急救包和防沙蝇面网塞进陆军突击背包2.524立方英尺的空间中。每名步兵负重82.02磅，从10.2磅的M-1步枪和0.2磅的毛巾，到0.01磅的勺子和0.5磅的金属封皮《圣经》，每一盎司的分配都得经过精细的计算。一点点吃掉4盎司的应急口粮能减轻些他们的负重，但这些口粮本应留作紧急时刻食用。大多数士兵已入伍很久，对什么都见怪不怪，即使让他们知道，应急口粮中的巧克力条是陆军军需人员花了两年工夫，对包括大豆粉、土豆、木薯粉、速溶咖啡甚至煤油在内的300多种食材和调料进行试验后才研制成功的，他们也绝不会感到惊讶。
“看看那些军官和士兵，很有意思。”前总统的儿子，第1步兵师副师长小西奥多·罗斯福（特德·罗斯福）准将在给他妻子埃莉诺的信中写道。在美国海军“巴奈特”号上写的一封信中，他又补充道：“他们已不再年轻，不再是两年前你在舞会上见到的那些稚嫩、嘴上没毛的小伙子了……他们现在看起来很强悍。”几小时后他又写道：“海面平静得像池塘……所有的一切都被封闭，舷窗被遮掩，灯也关了，而且不允许在甲板上吸烟。空气炙热难耐。对伙计们来说，这是一次最难挨的航行。此刻，一种死一般的沉寂笼罩在船上，没人在甲板上移动。”
7月8日夜间，特德·罗斯福再次给埃莉诺写信，清晰、稳健的笔迹为信中流露出的诗意锦上添花：
我们拥有过最美好的生活，我希望日后会有更多。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至少可以说，我们在一起的岁月里，早已为普通生活做好了准备。我们早已了解胜利和失败、喜悦和悲伤，这一切充实着我们的人生……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心存感激。
自从离开阿尔及尔，休伊特的首席气象学家一直忙于绘制气象图，并用风速计测量“风的脉搏”。海军少校理查德·C．斯蒂尔是1931届海军学院毕业生，曾代表美国花剑队在1932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击败了传奇的法国队夺得金牌。斯蒂尔热爱击剑，认为这项运动是个“复杂的难题”，他热爱气象学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1940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气象学硕士学位。“火炬行动”期间，强烈的大西洋风暴卷起18英尺高的海浪，席卷摩洛哥海岸。斯蒂尔准确预测到这场风暴会突然消退，说服休伊特将登陆行动继续下去。巴顿给斯蒂尔起的绰号是“胡迪尼少校”（胡迪尼是史上最著名的魔术师。——译者注）。
现在，他将再次经受考验。7月8日周四下午，在“蒙罗维亚”号的舰桥上，斯蒂尔将分析的结果告诉了休伊特和巴顿。通常情况下，很少有比盛夏时的西西里岛南部更平和的海岸。但是，正如艾森豪威尔在马耳他时气象预报员曾觉察到的那样，一股极地海洋气团正从西北方向而来，流经西欧，与一股从撒丁岛开始延伸、跨越意大利直至南斯拉夫低空的副冷锋汇合。这加剧了地中海中部的气压梯度。斯蒂尔说，预计星期五下午前会有强西北风和陡浪。而登陆行动已定于周六早晨展开。
“风暴会持续多久？”巴顿问道，他对气压梯度和气压毫巴数丝毫不感兴趣。
斯蒂尔回答说，地中海的夏季强风通常都很短暂，舰队可以隐蔽在西西里岛的背风处，并补充道：“风暴会在D日前平息下来。”
“那就好。”巴顿说道。
星期五中午前，舰队靠近马耳他时，西风已经增强，微波转为骇浪，大海变得令人生畏。很快，吊索和栏杆*起来，平缓的海面满是泡沫，变得狂暴起来，“便盆”LCI（被一名士兵痛斥为“撒旦喜欢的平底船”的步兵登陆艇）中不断有海水涌入。拦阻气球的缆绳横向伸展，身穿雨衣的水手们努力将缆绳卷起，咒骂着这场已被取名为“墨索里尼狂风”的风暴。缆绳一根根断裂，二十几个气球腾空而起，向东飘去，很快便消失在视野外。
下午晚些时候，风力已达到30节（相当于蒲福风级七级。——译者注），绿色的海水被高高卷起，在较小型登陆艇上的人们已无法看见彼此，舵手们努力着，以避免发生碰撞。沮丧、害怕的士兵们紧紧抓着支柱和梯子。“我们只能勉强站在甲板上，”厄尼·派尔在“比斯坎”号上写道，“我们这支长长的舰队只会不停地颠簸、震颤。”
两栖舰船从未经受过这样的考验。坦克登陆艇的航速降至三节，像软木塞一样在浪花上起舞。一名海军中尉写道：“大片绿色的海水瀑布般倾泻在平坦的露天甲板上。”他又补充说，许多坦克登陆艇“至少有一具引擎熄火，所以，当它们失去舵效航速后，不得不转向下风向航行，转动180度以回到航道中来”。方形船艏的坦克登陆舰被海水掀起，“砰”的一声落在下一道浪头上，传来一阵剧烈的震颤。一名陆军工兵上校描述道，他所在的坦克登陆舰“来回摆动了47度，我死死盯着横摇指示器……坦克登陆舰摆动、摆动、摆动，指针晃动着，因而我们能预料到，船只会立即发生转向”。
驱逐舰属于小型舰艇，为减小风力造成的影响，通过信号发出了“整夜不得偏右”的命令，没有用到020度预定航线。一些“淘金”浮桥脱离了拖船，为了抢救这些浮桥，两艘拖船不得不冒险缓慢地穿过狂风。20吨重的登陆艇就像表链上的饰物一样，在吊艇柱上摆动着。在运输船“弗罗伦斯·南丁格尔”号上，一艘登陆艇挣脱了，伴随着货船的摆动，撞击着船桥和扇形船艉，直到被绳索套牢。
“如果恰巧遇到暴风雨，你也许会享受甲板缓慢的升降，甚至是剧烈的起伏，”在发给士兵们的一本名为《在运输船上该怎么做》的平装书中写道。书中还补充，甚至连“最糟糕的旱鸭子”也很快可以去“嘲笑那些被吓得脸色苍白的家伙”。
没有人发笑。“我们所有人都苦不堪言，焦虑、挤成一团、负荷过重、浑身湿透，”第26步兵团的一名士兵写道，“没地方呕吐，只能吐在彼此身上。这里没有英雄，只有痛苦。”“我第一次开始害怕自己会死去，”第18步兵团的一名士兵指出，“但随后又担心死不掉。”虽然给士兵们配发了一种名为“晕动病预防药”的化学制剂，但大多数人还是需要使用贴有正式标签的“呕吐专用袋”，或是将头靠在一旁“轻声*着，仿佛这是难以启齿的耻辱”。一名一等兵写信给他在布鲁克林的女友，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最痛苦的时刻”。
有些人试图制造一种安宁的假象。皇家海军“斯特拉斯内弗”号上，一份清汤加羊肉片的晚餐被提供给来自威尔士的士兵们，他们高唱着《父辈之地》。但大多数士兵“在他们的吊床上摇摆着、*着，脸色苍白”，一名加拿大士兵写道，“捆扎不紧的物品散落得到处都是——背包、武器盒、金属弹药箱、饭盒、钢盔”。在386号坦克登陆舰上，唯一镇定自若的是那些有四只蹄子的乘客：在艾森豪威尔找到更健壮的骡子前，已有30匹非洲驴子被运上了船。“船只摇摆30度，倾斜15度，”一名海军军官写道，“驴子们无动于衷，似乎很享受泼了咸海水的干草。”一名游骑兵中士发现他手下一整个排都病怏怏地躲在一艘救生艇内，觉得士兵们吐空了胃至少还有一点好处，就是降低腹部中弹后感染腹膜炎的概率。“等我离开这条船，”一名下士发誓，“我就要走路，走路，走路。”
“有些人想起了西班牙无敌舰队，”另一个加拿大人写道，“还有些人提出问题，‘上帝究竟是不是站在我们这一边？’”那些曾试着回忆修昔底德的古典文学爱好者们想起了希腊神话中的风神埃俄罗斯，据说他就住在西西里附近一座漂浮的小岛上。他们讲起那些遭受地中海气候惩罚的船员们的故事，比如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的那支返乡的舰队被狂风从特洛伊吹到了埃及。
另一些人的交谈更为实际些。“我告诉你们，这实在是愚不可及，”“巴奈特”号上的一名军官宣布，“要是你的船根本无法到达岸边，这场进攻又有什么继续下去的意义？”一位陆军上尉表示赞同，“不是害怕。不，该死的！这不是畏惧。我只是觉得这样冒险在海中展开进攻行动毫无意义。”“塞缪尔·蔡司”号上，海军少将约翰·L．霍尔（第1步兵师在他负责运载的部队之列）正在考虑给休伊特发出信号，要求推迟行动，并告诉他的参谋：“我们可不打算做第一个嚷嚷的人。”
舰队继续在风暴中前进。“蒙罗维亚”号上，休伊特盯着波涛汹涌的海面，倾听着狂风撕扯索具的声音。地中海面布满了白帽浪，仿佛表面有一层厚厚的积雪。他掂量着是否该打破无线电静默，联系马耳他的坎宁安上将，建议他推迟行动。一些小型舰船上没有电台，若要将推迟行动的命令发送给整个舰队至少需要4个小时。
休伊特在盯着一艘撞向波浪的步兵登陆舰时注意到，至少船上那些可怜的士兵“情愿尽快登陆”。尽管状况很糟糕，但在“火炬行动”前，大西洋上的情况也很恶劣。
星期五下午晚些时候，休伊特将“胡迪尼少校”召上舰桥。当天早上，斯蒂尔曾预测风速为27节，可现在已达到37节，并伴以12英尺高的海浪。尽管紧张不安，但这位气象学家坚持自己的预测结果。他解释说，即使强风仍在持续，但“整个风结构”将在午夜后平息。斯蒂尔曾将他对进攻发起时刻天气情况的预测结果潦草写下，就像赛马场为招揽赌客而张贴的赔率表：“西北风，10～15节递减，近海岸有碎浪，3～4英尺或更小。”
休伊特决定赌一把，他点点头，脸上不带一丝情感。他们将继续驶向西西里，除非接到停止进攻的命令。
“一直在摆动，”一名英国士兵在日记中写道，“摇摆、起伏，暗淡的蓝灯在甲板下闪烁，人们不是躺在床铺上，就是摸索着移动到尿液遍溢的厕所。”和许多人一样，第1步兵师的约瑟夫·T．道森上尉给他在得克萨斯州的家人写了最后一封信：“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你们所有人难以言述的柔情……我们正试着让自己坚强起来，愿上帝保佑我们能完成任务。”
下午6点前，海面变得凶险无比，一位海军指挥官指出：“就连驱逐舰也被染成绿色。”随着日光消退，风力越来越猛。整支舰队的甲板官都下令关闭吸烟灯。傍晚6点52分，据“蒙罗维亚”号的航海日志记录，戈佐岛出现在右舷正横方9英里处。再往前，透过昏暗和飞溅的浪花，瞭望哨看到了马耳他的峭壁。舰队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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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躲避一些琐碎事务，艾森豪威尔曾告诉马歇尔，他在马耳他逗留期间，“与华盛顿和伦敦之间的通信几乎为零……因为必须为作战事宜保留通信通道”。这个伎俩未能奏效，伦敦方面毫无勉强之意地将各种建议和垂询抛向这位总司令，就连马歇尔也在周五下午发来电报询问：“进攻行动是继续还是取消？”艾森豪威尔研究着电文，喃喃说道：“我也希望我能知道。”
随着时间的流逝，风力和气候问题主导了在坎宁安办公室内举行的讨论会。懊恼的气象学家们赶来报告说，风力将进一步增强至蒲福风级，并为艾森豪威尔将风力单位从“节”转换为“英里”。坎宁安驱车赶至附近的一个机场查看状况，双眼布满血丝。他描述道：“天上的风在控制塔周围咆哮、吼叫。”在大港内的另一支英国登陆艇船队解缆起航，一名吹笛手站立在为首船只的船头，吹奏着《通往小岛之路》。坎宁安形容这些船只“驶入大海时，汹涌的浪涛倾盆而下，将他们覆没”。傍晚6点，一瓶杜松子酒出现在拉斯卡里斯城堡，很快便被喝个精光。
艾森豪威尔一根接一根地吸着潮湿的香烟，考虑该作何选择。参谋人员计算出，如果推迟进攻，可能需要花2～3周的时间重新部署。无疑，届时敌人将会有所警觉，也许他们现在已经发觉了：城堡内的战斗机控制室报告说，两架德国侦察机分别于下午4点30分和晚上7点30分接近过盟军舰队。与斯蒂尔少校一样，马耳他的气象学家们也认为这场风暴很快会过去。坎宁安也这样认为，在大半个世纪前，他曾在这片海域航行过，曾将“鲁莽和无情”视作一名指挥官最重要的素质。
艾森豪威尔通常都能迅速做出决定，现在他也的确这样做了。“尽管遇到一场倒霉的风暴，”他发报给马歇尔，“但继续按计划行动。”坎宁安发报给伦敦的海军部：“天气不太好，但行动将继续下去。”
用坎宁安的话来说，散会后，他们“忧心忡忡”地去吃晚饭。驱车驶往韦尔达拉宫的途中，艾森豪威尔紧紧盯着瓦莱塔上方旋转的风车。这个曾宣扬要相信运气的人，现在很想知道自己的好运气是不是已经耗尽。“老实说，”另一位英国老水手，瘦高的海军将领路易斯·蒙巴顿勋爵在吃晚饭时告诉他，“看上去不太妙。”
喝罢咖啡，坎宁安再次与他们会合，随即驱车赶往德利马拉峰，那里有一座八角形的灯塔，缠绕着黑白色带，坐落在该岛的东南角。五六道探照灯光束刺入空中，充当运输机波次的指引信号——运输机开始出现在上空，或牵引着滑翔机，或搭载伞兵。坎宁安数了数，共64架飞机。艾森豪威尔伸长脖子，摸弄着他的幸运币，为“平安和成功”低声祈祷。如果看得更加仔细，他也许能发现许多逆风而行的飞机错过了德利马拉重要的拐弯点，继续向东飞行，没能及时转向正北方。
回到拉斯卡里斯的作战指挥室，墙上的巨幅地图上，缓慢逼近西西里岛的舰队已被标绘出来：美国舰队位于马耳他西面，而英国舰队则在东面。行军床和毛毯已被放入旁边一间装有空调的房间，但焦虑令这些人紧张而清醒。艾森豪威尔唠唠叨叨地说他要写本书，也许是一本文集，书中将描述二十来个公众人物。他将“刻画出每个人的个性”，并“讲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地中海战区空军司令特德中将则回想着布匿战争和以往的入侵行动。“从南面入侵意大利太过奢侈，”特德说道，“就连汉尼拔（北非古国迦太基名将，军事家，欧洲四大元帅之一。今仍为许多军事学家所研究的重要军事战略家，被誉为战略之父。——译者注）也知道带着他的大象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隧道稍远处，一名正用电动剃须刀刮胡子的军官强烈地抗议道，“某些说不出口的噪声”导致“完全无法接收到任何通讯信号”。
夜里10点，艾森豪威尔给玛米写了张便条，字迹十分潦草：“我又来到隧道里，就像去年11月初时那样，等待着消息。”
大家做了所能做的一切，以免自己发疯。行走、交谈、试着工作、吸烟（就没断过），以及能打发时间的一切……我们做了所能想到的一切。每个人都已尽力，结果但凭天意。
战争是世间最美丽的景象
舷窗外的一声巨响惊醒了巴顿。他从床上爬起，穿好军装，以为是炸弹击中了“蒙罗维亚”号。他竖起耳朵倾听，甲板上传来起重装置被松开时所发出的叮当声。他随即意识到是吊柱断裂导致一艘登陆艇脱出滑轮，撞上了船体。一名士兵落入海中，但很快被救了上来。*动平息后，他才发现另外两种声响也不知何时消失了：风已平息，旗舰的引擎也熄了火。一种异样而又不祥的寂静笼罩着“蒙罗维亚”号。
巴顿拽拽他的呢料马裤，理了理上衣。他拜访船上的牧师，做了最后的祈祷后，又打了会瞌睡。奇怪的梦搅扰了他的睡眠：先是一只黑色的小猫，随后又是许多猫，朝他吐口水。“我们可能会感到焦虑，”他在日记中写道，“但我相信，意大利人已被吓得半死……上帝再次帮了我。我希望他继续为我提供帮助。”
他看见休伊特站在舰桥上。午夜过后不久，弦月便沉了下去，但繁星投下道道光芒，在灰蒙蒙的地平线上映衬出舰队黑色的轮廓。斯蒂尔少校一直是正确的，这次也不例外：风力已减弱到10节以下，能见度良好，涌浪中等。“蒙罗维亚”号上的雷达已探测到2.2万码外的西西里海岸。几艘驱逐舰破浪向前，直到发现了蓝色的灯光，这些闪烁的亮光来自一群分散的英国潜艇。那些潜艇都有着诸如“镇定”“隐形”“无敌”这种英勇的、不列颠式的名称。它们已在海岸处潜伏了两天，作为指向标引导进攻舰队进入计划登陆的海滩。皇家海军“炽天使”号潜艇艇长后来回忆道：“就我夜用望远镜所能看见的范围而言，数百艘军舰井然有序，停在各自指定的锚位。”“蒙罗维亚”号和她的姊妹舰在距离海岸6英里处、50寻深的海水中驻锚，时间和位置把握得都很准确。休伊特也一直是正确的，这次同样不例外。
此刻，他和巴顿用望远镜扫视海岸。当晚早些时候，盟军的轰炸已让西西里岛海边麦田里的麦秆起火燃烧。巴顿看见“一团火焰”正吞噬着一条两英里长的通往内陆的通道。一名士兵注意到，“所有的海滩似乎都在燃烧”。小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是一位深受女影迷喜爱的男明星，曾拍摄过60多部电影，现在作为一名海军预备役中尉在“蒙罗维亚”号上服役，他在日记中写道：“显然，海岸上的敌人尚未发现这些大型舰只。”
在“爱斯基摩人行动”中，相当于67个突击营（每个营约有800人）的兵力将沿着105英里长的海岸线，在26个滩头登陆。英国人为蒙哥马利第八集团军选中的海滩位于东面，从西西里岛东南端的帕塞罗角，向上穿过诺托湾，几乎到达锡拉库扎。休伊特的舰队已在马耳他附近分成3股，将在杰拉湾沿着40英里长的月牙形地带，把巴顿第七集团军麾下的3个突击师送上海滩。最西面，第3师的目标是利卡塔。最东面（这里距离英国军队最近），第45师将夺取斯科利蒂。“蒙罗维亚”号居中，第1师准备拿下杰拉。各个师的目标是“黄线”，这道概念上的界线深入内陆10～30英里，将把敌军的火炮逼退，使被夺取的海岸机场脱离其射程。巴顿估计，他的部队到达黄线需要5天时间。除此之外，他没有下达其他命令。
自1625年在加的斯登陆以来，英国在过去几个世纪里进行了约40场海外军事行动，从荣耀到灾难，境遇不等。在这种远征中，美国人多少算是新手，但正如一部英国官方史中保证的那样，“扬基”和“汤米”一致同意，“从海上发起进攻被认为是孤注一掷的行动”。死亡或荣耀再度风行起来。（二战中，称呼美国人为扬基，称呼英国人为汤米，对德国人的称谓是弗里茨，而对苏联人的称呼则是伊万。——译者注）
现在，“扬基”和“汤米”做好了准备，而同样做好准备的还有加拿大人。
“你们会发现，地中海依然波涛汹涌，”一名中尉透过“安肯”号运输舰上的全舰广播系统发出通知，“但与不久前相比，平静得就像是上帝把他的手放在了上面。”甲板下的灯光发出蓝色或红色的亮光，以增强夜间的可视性。穿着白色外套的印度尼西亚侍者敲响小铃，通知英国士兵吃一顿时间过早的早餐。在“斯特拉斯内弗”号的E甲板下，多塞特郡人喝着茶，想象着自己闻到了欧洲的气息。美国士兵用黑色胶带裹着他们的“狗牌”，以防止它碰撞时发出声音。有些人在祈祷，还有些人匆匆写着他们早就打算写的家信。“我无法问心无愧地请求上帝带我平安地度过这场战争，”兰德尔·哈里斯在给住在艾奥瓦州波卡洪塔斯的家人的信中写道，“但我可以请求他赐予我力量和勇气完成我的任务。”
他们已到达“西西里岛的送命海滩”，第45师的一名士兵告诉他的父亲。装载该部队的一位海军军官描述道：“这些野蛮的印第安人仍在玩扑克，磨匕首，并打赌谁将干掉第一个意大利人。”“比斯坎”号露天甲板上的一名军官后来写道：“站在我身边的一个家伙喘着粗气，我连驻锚的声音都听不见。随后我才意识到，根本就没有人站在我身边。”
特德·罗斯福在“巴奈特”号上花了点时间，只为完成写给埃莉诺的一封长达11页的信件：“船上一片漆黑，士兵们即将前往他们的集结处……登陆艇很快将被放下。然后，我们就将出发。”
“登陆部队登船！”东面和西面，命令回荡在指挥链中。“明白，登陆部队登船！”英国第50师的士兵们排成单列纵队，一个连接着一个连，从昏暗的舱室来到“温彻斯特城堡”号的集结甲板上。“斯特拉斯内弗”号上，水手们将一杯杯朗姆酒递给那些多塞特郡人，并把舱底的污油抽出再注入一侧平静的海水中。“你们听到了吗？第一队！到你们的登船点去，行动！”一个被放大的声音在“德比郡”号上响起，“第二队！待命。”加拿大第1师的法利·莫厄特听见了蒸汽绞盘放下登陆艇时所发出的“咔嗒”声，甲板上的每个人都“紧紧抓着前面人的腰带……蒙上蓝布的手电筒发出暗淡的光芒，提供短暂而阴森的照明”。（战后，法利·莫厄特成为加拿大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的著作在全世界范围内销量过千万。——译者注）
美国人所在的区域没有污油被排入潮水中，难处是暴露在西风下。舵手们操纵着船只形成一个避风处，先将位于背风一侧的登陆艇放下，再调转方向，用同样的方法放下另一侧的登陆艇。可即便如此，波浪仍然在吞噬船只。“小型登陆艇的摇摆与我们在任何船只上感受到的完全不同，”搭乘“巴奈特”号的记者杰克·贝尔登写道，“它颠簸、晃动、摇摆，把我们从一侧晃至另一侧，屁股遭了大罪。”登陆艇舵手们也都昏头昏脑，情况并不比士兵们好些，他们相互喊叫着：“你是第二波次吗？”大多数登陆艇上没有座位和横梁，士兵们不得不坐在被海水冲打的金属甲板上不停地呕吐。登陆艇引擎发出的隆隆声让一名帆缆军士想起“一位低音歌手在教堂中用手帕捂着嘴发出的咳嗽声”。
“晕船与恐惧是一个有趣的组合，”一位军医评论道，“它们争夺着主导权。”一些小艇装载在船舷的栏杆处，并通过滑轮组放下。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士兵们必须爬下编织网才能登上已被海浪和呕吐物弄得湿滑不堪的冲锋舟。军官们站在一旁，掰开那些死死攥着绳索的手指。“天哪，天哪，”一名士兵滑入一艘上下摆动的冲锋舟后*着说道，“我真希望自己是在芝加哥。”许多人会同意第1师一名侦察兵的说法：“我们并不想当水手。”
为了激励士兵们，“约瑟夫·T．迪克曼”号上的全舰广播系统开始对那些盘旋着的冲锋舟播放起格伦·米勒的《美国巡逻兵》。“如果伤亡很大，绝不是你领导能力的问题，”游骑兵指挥官威廉·O．达比中校告诉一名正准备跨过侧栏的年轻上尉，“愿上帝与你同在。”
休伊特特遣队的最左侧，4名水手和第7步兵师的34名士兵刚刚进入379号坦克登陆舰的2号冲锋舟，前方的吊柱突然折断，将冲锋舟上的人抛入海中，撞上了登陆艇的船体。半数人获救，另一半人丧生。可是，右侧的风和浪涛更为猛烈，在搭载第45步兵师的船上，系缆扣断裂，系船索脱离，吊杆被卷走。几乎每艘母船都至少损失了一艘登陆艇。
1944年4月，在第45步兵师担任团长的威廉·O．达比上校。安齐奥登陆的一周后，他通过电台聆听到自己组建和率领的游骑兵部队在奇斯泰尔纳全军覆没。
在“托马斯·杰斐逊”号上，就在水手们将一条装有火箭弹的登陆艇吊过船舷时，船上的重型滚轴导致它脱离了绳索。“我们真的开始摆动起来，”登陆艇上的少尉叙述道，“登陆艇撞击着主梁、吊杆、滑轮组、吊索及下降过程中遇到的一切……我相信我们就要死了，甚至还没参加战斗便送了命。火箭弹在甲板上滚得到处都是。”在另一艘颠簸的船上，一部推土机和一条驳船挣脱了稳定索，冲过船上的栏杆。当这些装备摆动并坠落时，士兵们紧紧地贴着舱壁，“它们所到之处，都是金属撞击声和火花”。
然而，这些小船仍然编组成功。船员们随时准备用槌子将木楔敲入弹孔。扫雷艇在航道上忙碌着，但没人知道浅滩是否已被肃清。艇长告诉大家，如果前方的登陆艇被炸毁，他们应该“操纵登陆艇穿过那片水域，而不是避开，因为爆炸的船只会令那片水域变得安全些”。艇长们还拿到一份列有19个通讯代号的名单，既有“可口可乐”（停止）、“大老鼠”（需要救援），也有“图腾柱”（遭遇抵抗）和“甜蜜战车”（敌坦克）。至于在枪林弹雨下该如何记住这些词汇，没人给出任何建议，尽管所有报务员都已奉命“在发报或说话时要缓慢、清晰、明确”。
凌晨2点前，第一攻击波次以燃烧的麦秆为信标，沿着罗盘航向朝岸上冲去。携带着蓝灯的炮艇停在前方的岸边，迎候着第一波次进攻：“一直往前，小心地雷，祝你们好运。”此刻，海军的舰炮开火了，剧烈的轰鸣和一圈圈硝烟被卷入风中。在星光的映衬下，炮弹爆炸时闪烁着鲜红色的火光，带着优美的弧线掠过缓慢前行的船只，在遥远的海岸上激起白色和金色的雾状粉尘。士兵们本能地趴倒在登陆艇上，从船舷上缘偷眼观看。
被艾森豪威尔指派为“爱斯基摩人行动”观察员的约翰·P．卢卡斯少将，与休伊特和巴顿一同在“蒙罗维亚”号的舰桥上观看着眼前壮观的场面。随后，他在日记中透露了一个肮脏的小秘密：“虽然战争意味着恐怖、肮脏和破坏，有时却是这世界上最美丽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