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法国与俄国的作战计划
1914年被搁置与文件夹中的法国战争计划——第17号计划，恰恰建议实施施里芬认为法国人不会去做的事情，给德国“送大礼”。它计划轻率地越过法德共同边境，开进洛林并向莱茵河进军。根据施里芬的判断，这对法国而言是最为不利的。因为正如法国从1880年代开始花费时间和大量金钱改进、扩建保卫法国领土的堡垒一样，德国也是这样做的。阿尔萨斯、洛林诸省在1871年并入德国，法国人在此前的两个世纪里在此大力构筑防御工事。阿尔萨斯-洛林是“帝国”的领土，直接接受柏林的管理，在德意志帝国政府时期，摩泽尔（Moselle）河畔的梅斯（Metz）和蒂永维尔（Thionville）、莱茵河畔恶斯塔拉斯堡（Steassburg）道德堡垒都经历了昂贵的现代化。这些城市是从法国通往德国的大门。施里芬估计法国最高指挥部将不敢计划进攻它们。
普法战争后法国割让阿尔萨斯与洛林
在“大备忘录”处于准备阶段的时候，施里芬的推测是准确的。完成于1898年的法国第14号计划断言在与德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法国将在共同边境上采取守势。因为数量上的悬殊，由法国发动进攻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变化的4000万法国人口无法与已经多达5000万，且仍在快速增长的德国人口相抗衡。另外，法国最高统帅部队德国在危机时期通过征召预备役军人快速扩大军队的能力感到恐惧，这项能力已经得到了证明。法国的预备役体系在1870年已经失败。1898年的法国将军不相信这个体系在未来能够变得更好。第14号计划没有为各不相*预备役单位分派任何角色，1903年的第15号计划中则分派了次要的角色。
1914年的法军
预备役的难题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始终折磨着法国的军事思维。当德国将领绞尽脑汁想解决如何以可能的最快速度把大量军队送到选定的行动地点的难题时，法国却在为如何找到充足的士兵而苦闷。1905年的兵役法案（Conscription Law）没有任何豁免地强制所有法国年轻人服两年兵役，以扩大“现役”或和平时期军队规模的方式稍缓时艰；该法案确实使法国和平时期的军队规模超过了德国计划部署到比利时的部队。它再次带来了预备役的问题。当前线扩大时，和平时期规模足以压倒共同边境上的德军仍然需要快速吸收预备役。1907年的第15号计划第二稿允许法国军队对比利时南部进行集结；两年后的第16号计划扩大了该集结的规模，尽管新的集结有赖于吸纳预备役部队，而最高统帅部仍不知该怎样谨慎地获得它们。到1911年，对于德国穿越比利时、得到庞大预备役加强的大规模进攻的恐惧变得日益急切，一位新任的法军参谋长维克多·米歇尔（Victor Michel），提出了一项与第14号到第17号计划分道扬镳的建议：所有可能的预备役部队都与现役部队混合在一起，所有军队都将被动员，沿从瑞士到北海的整个法国边境进行部署。尽管米歇尔自己可能并不知道，他的计划可谓“施里芬计划”的真实映照；他甚至提议攻入比利时北部，这恰好与施里芬的“强大的右翼”狭路相逢；无从猜测结果如何，但绝不会比迥然不同的法国1914年战争计划的结果更坏。不幸的是，米歇尔是位不合群的军人，是一位“共和主义的”将军，不为同僚所喜。他很快就被新的右翼政府剥夺职务。1913年4月生效的第17号计划与他的方案背道而驰。预备役与现役部队的混合被束之高阁。一直到北海的部署被削弱，只留下左翼的法军第5集团军，从比利时南部应对德军穿过比利时北部进军的危险。最重要的是，在共同边境上的行动被设计为进攻性的。“无论情况如何”，第17号计划主张，“总司令的意图是以所有部队前进攻击德军。”这意味着法军将攻入洛林，而这正是施里芬怀疑法军不会去做的“送大礼”行为。
1914年战争爆发是德军与法军分别执行施里芬计划（红）与第17号计划（蓝）
第17号计划是米歇尔的继任者约瑟夫·霞飞的创建，采用这一方案并非毫无理由。理由之一是情报部门始终无法确定德国人真的会采取穿越比利时北部这样的战略上存疑、外交上将遭谴责的冒险行动；考虑到当代所有国家都对战争计划严守机密，想得到这样的情报并不容易，但这时也要归咎于法国第二局（情报局）目光短浅，拒绝确认情报的蛛丝马迹。另一个理由则是德国针对法国1905年两年兵役法的反应所引起的焦虑；1911-1913年，德国通过了它的兵役法案，大大增加了和平时期的军队规模。这些措施，以及德国已知的动员预备役单位的能力，使在任何一方能够使用预备役力量之前最大可能地使用和平时期的军队成为法国人的第一选择。这意味着进攻，进攻他们很容易找到而德国人不得不防守的一点，即穿越法德共同边境。另外，作为对德国1911-1913年征兵法案的回应，法国颁布了另一项法案，把服役期限延长为三年；1913年的这项三年法案（Three-Year Law）尽管无法缩小德国相对法国日益增长的军队规模优势，确实扩大了法国和平时期军队的规模，这自然而然削减了预备役的规模，因此加强了在战争中立刻采取攻势的论调。采用第17号计划的最后一个理由，在于法国及其盟友间关系的发展，自1905年起，英法总参谋部之间频繁地举行秘密会议。到1911年已经形成了坚定的共识，在德国破坏保证比利时中立的1839年英法普三国条约的情况下，一支英国远征军将在法国左翼登陆。如果该共识没能解决“比利时难题”的话，至少使其得到缓解。这两个国家还希望得到更多：如果遭到德国的威胁，希望比利时能够允许二者之一或二者共同进入其领土。二者都被比利时总参谋部断然拒绝——对法国的拒绝是它采取第17号计划的一个补充理由——但法国可以因为比利时提供支持的承诺感到安慰。尽管两个国家并未签订任何正式条约，法国将军们获悉，“当（他们的）参谋人员就某些事务达成一致，行动将随之而来。”
法军总参谋长约瑟夫·霞飞
法国将军们相信，在对德战争开始时，为了使俄国提供法国所需要的帮助，必须采取第17号计划的攻势。确然如此，因为“法俄两国的专家们”——二者确实结为盟友——“并非常常能够敲定一项计划”。俄国的战略困境与法国的有同有异。像法国一样，它在危机中利用预备力量的速度也要慢于德国。因此，它最初的行动也要依靠现役部队发起。法国的问题只不过是无法确定满意的计划，以便把预备役和和平时期的军队整合在一起，与法国不同的是，俄国加强军队的困难更多是地理上而非组织上的。拖延前线部署的是，俄国内部各大人口中心之间的距离遥远，而且它们与德国边境也过于遥远。然而这样的距离对于俄国而言也是一种优势，因为在战争危境中，空间就是时间。在动员的危机中，俄国并不感到急迫。在召集军队时最初丧失一些领土是可以接受的，而法国却承担不起。法国人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第17号计划在某种意义上是有道理的：它设计挑起的大战将在东线赢得时间；另一个方面，法国感觉有必要在一开始就向俄国证明，这是一次生死之争，也促生了第17号计划。危机规模越大、来得越快，法国的危险也就越大，其后对俄国的威胁也就越大，因而俄国快速进军帮助法国的必要性也就越大。
庞大的沙俄帝国
然而俄国素来以拖拖拉拉而闻名，这让法国将军们深感气愤。与英国正相反——尽管它还不是一个正式盟友，但却能激起法国的信心——俄国将军们偷偷摸摸，常常效率低下，这已经够糟糕了；更糟糕的是俄国逃避义务。“尽管法国持续地给予压力，1911年以前的俄国除了语焉不详的动员之日后二十天进攻外，不肯承诺任何东西。在1910年末，当圣彼得堡从俄属波兰撤出一些部队，并且沙皇和德国皇帝在波茨坦举行会晤，这样的最低期待也发生了动摇。”彻底感到惊恐的霞飞在1910年8月召集了新的参谋谈判，赢得俄国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Sukhomlinov）的保证，俄国军队将会“在第十六天采取一些进攻行动，以期牵制最少五或六个可能部署在西线的德国军队。”这项保证仍然只是口头的。法国没有任何对俄国履行诺言的纸面担保，甚至真的对俄国想要做什么没有任何明确的影响。
俄国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
不应该把一切怪罪到俄国人头上。这个世纪的前十年对它而言是麻烦的十年，国内的革命，在远东的对日战争中被日本击败。战争使国家陷于贫穷，在混乱中使其军队败北。1906-1909年是“施里芬计划”可能发挥作用的年代，在这些年里，俄国最多希望在发生冲突时采取战略防守，一种对法国没有任何帮助的姿态。到1909年，俄国已经恢复过来，足以写下一份动员计划——第18号（Mobilisation Schedule Number 18），它至少已经包括了一项进攻条款，尽管该条款是在完成预备役力量集结的停顿，以及确定最主要的威胁是来自于德国还是奥匈帝国之后。在1910年6月，俄国参谋人员变得更为积极一些。第19号动员计划承认德国是主要敌人；该计划仍将俄属波兰的大部分弃于敌手。这种前景让长期与奥匈帝国交战的西部区域的指挥官火冒三丈。在行动上可行的、根据俄国对东南欧的传统义务应该去做的、由于与法国的同盟需要去做的，将军们之间关于这些东西相对分量的争论继之而起。解决方法是一种妥协，以第19号计划的修正方案A和修正方案G为人所知，A方案集中力量于奥匈帝国，G方案则主要抵抗德国。
俄国的作战计划
如果法国人知道了修正方案A，一定会更加恐惧。对法国人而言幸运的是，在俄国总参谋部完成了第19号计划两个修正案的同一个月，即1912年8月，他们终于榨出了俄军总参谋长芝林斯基（Zhilinsky）的承诺：自动员日“十五天之后”，他的军队将以至少8万人进攻德国人，这是俄军和平时期军事力量的一半。在1913年9月的俄法军事协约第三条中，这一点被明确下来，是“在动员后的第十五天”而非“动员后的第十五天之后”。对这一俄国人忽然全心全意地对待盟友的情况有多种不同解释。其中之一是到1913年，俄国军队已经大体上从败于日本之手的混乱中恢复过来；一项新的军费计划，苏霍姆利诺夫的“大计划”（Great Programme），在四年期限内承诺积极改进和切实扩张军队规模。第二点，有意见认为，是因为情报的误导。在1913年，俄国“在恰当之处有一位间谍”，奥匈帝国上校阿尔弗雷德·雷德尔（Alfred Redl），此人向俄国出售奥匈帝国军队动员的计划，该计划看起来使修正案A中预料的危险最小化了。“第三种解释是（法国）盟友的重要性……如果法国轻易地败于德国，俄国人没有什么信心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蜂拥而至的联军……俄国和法国同生共死……而俄国应该竭尽全力履行其义务，甚至在动员后第十五天发动进攻。”最后，有意见认为，俄国将军们突然对采取进攻而非自私自利但却安全的防守战争将会带来的危险视而不见。然而，在这方面，俄国与法、德的区别仅仅在于决心赌一把的时间较晚而已。
数量庞大的俄军
2.奥匈帝国的作战计划
如果说1906年到1914年的俄国因为支吾搪塞和拖延耽搁让法国倍感恐慌，奥匈帝国也让其盟友德国深有同感。德奥两国在1866年战争中为敌，那场战争确立了德国在中欧的领袖地位，两国在1882年消弭了纷争。然而，它们签订的同盟条约并不包括军事条款。德国首相俾斯麦明智地躲过了卷入奥匈帝国各式各样国内外困境的危险，其中包括了与奥斯曼土耳其人长久以来的积怨，最近被掩盖起来的、因丧失威尼斯而与意大利的争吵，以及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对哈布斯堡领土中这两个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构想，它们再那里的势力强大而且不断增长。然而两国总参谋部非正式地探究各自的战略；奥地利获悉，在发生两线战争的情况下，德国意图对法采取守势而进攻俄国；德国则心满意足地获知奥匈帝国将进攻俄属波兰。事情到此为止。施里芬上任后，奥匈帝国参谋部门发现他“沉默寡言”而且“不好接近”，直到1909年1月他退休以后，才开始了富有成效的磋商。
一战前的奥匈帝国版图
德国总参谋长小毛奇知道了他想要的东西。“施里芬计划”仍在搁置中。它需要奥匈帝国尽可能最大规模、最快地针对俄属波兰进行部署。不管怎样，谈判起于他的奥匈帝国对应者康拉德·冯·赫岑多夫（Conrald von Hotzendorf），然后在一场不仅与俄国，而且包括其被保护人塞尔维亚的两线战争想起警钟。还有其他的担心。意大利是个可靠的盟友，罗马尼亚也不是。康拉德看见一张彼此相连且难以预测的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利于奥匈帝国。最坏的可能是塞尔维亚挑起的一场针对奥匈帝国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把哈布斯堡军事力量的重心部署在多瑙河以南而非波兰北部，俄国可能卷入，这将把其军事部署的方向变成一个错误。他建议的解决之道是在动员之时把部队分为 三个部分：由10个师构成的巴尔干最小集团（Minimalgruppe Balkan）针对塞尔维亚进行部署，30个师的A集团（A-Staffel）对应波兰战场，而12个师的B集团则作为“机动”（“swing”）的力量，在二者之一需要的时候投入战场。
奥军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
这项计划并未给毛奇提供什么，1月20日他写信提出修改建议。为打消奥匈帝国对意大利和罗马尼亚不忠实的恐惧，他保证西线战事将在俄国全面动员之前结束，而德国那时将派遣强大的军队开赴西线；但他并未给出时间表，这一缺漏让康拉德忧虑不已，因为他必须制订自己的两线战争计划。1月26日他警告毛奇，在动员后的五十天之前，德国不能指望巴尔干最小集群开赴波兰。德国能否保证在四十天之内提供支持？如果不能，他最好在波兰采取守势而倾尽全力进攻，摧毁塞尔维亚。摧毁塞尔维亚是康拉德真正渴望的东西；如同许多讲德语的奥匈帝国，憎恨这个小小的斯拉夫王国，不仅是因为它没有对奥匈帝国在巴尔*非正式统治权给予适当的尊重，也是因为它吸引着哈布斯堡帝国内部心怀不满的塞尔维亚人。赢得对塞尔维亚的胜利看起来是解决奥匈帝国与其他斯拉夫少数民族间广泛存在的问题的最保险方式。
德军总参谋长小毛奇
毛奇在一些方面做出保证，但对另一些问题避而不谈。法国不可能阻挡德国超过四个星期——而“施里芬计划”中则估计为六个星期，奥匈帝国并不了解这一计划的细节——所以对奥匈帝国而言，进攻俄属波兰既是非常安全的，也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即使奥地利在一场塞尔维亚战争中泥足深陷，德国也不会背叛它；至于塞尔维亚，“奥匈帝国的问题自然而然地解决。”康拉德评论道：“确实如此。不过如果被困于塞尔维亚无法脱身，我该怎么办？”因为奥匈帝国的兵力比塞尔维亚多60到100个师，传统认为，只需半数于此的优势即可赢得一场胜利，人们可能认为康拉德颇为胆怯。即使他只派出巴尔干最小集群，塞尔维亚人也不能击败他。毛奇首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使俄国也两线作战——波兰西线，德国在那里暂时会比较虚弱；波兰南线，他希望奥地利在那里强大一些——他掩盖了任何康拉德的支吾搪塞所引起的激怒，而且几乎是立即回信保证与奥地利一起发动进攻：“在奥匈帝国发动攻势的同时，我会毫不犹豫地发动进攻来进行支持。”这是个既不应该做出也不可能实现的承诺。“施里芬计划”毫无疑问地规定，当进行大规模的西线战役时，德军留在东普鲁士的部分应该进行防御。他显然是善意地做出这一承诺，无论如何，1909年3月19日做出承诺的这封信在接下来的数年间保证了这两个盟友之间的理解。康拉德因为好战而在1910年11月去职，当他在一年之后官复原职时发现，这一问题仍然未有定论。1914年5月，康拉德和毛奇在度假胜地拉尔斯巴德（Carlsbad）举行最后一次战前会议，德国总参谋长回应奥匈帝国要求承诺在东线增加军队时，模糊不清地保证：“我会尽力而为。我们对法国并没有设么优势。”搁置中的“施里芬计划”在法国北部勾画出一条“强大右翼”的轨迹，所坚持的东西恰好与此相反；但它指望着奥匈帝国更坚定的意志和俄国更虚弱的力量。
奥匈帝国吞并波黑威胁塞尔维亚
3.英国的作战计划
施里芬没有考虑到的是英国人会参与其中。他的“大备忘录”略微提到了这种可能。他在1906年2月的一条附录中讨论了它的重要性，但推测英国人最多也就是安特卫普或德国北海沿岸登陆。他并不担心英国人会为了阻止德国通过比利时进军而在某一点加入法国的战线。因为作为1904年4月英法协约（entente cordiale）成果的军事对话直到1905年12月才开始，而“大备忘录”在这个月完成，他无从预测英国人可能这样做。另外，尽管已经开始与法国进行讨论，英国人仍然举棋不定，不知道如果把军队派遣到大陆应该做些什么。确实存在进行两栖行动的可能性，皇家海军支持这一方案，以便迫使德国公海舰队（German High Sea Fleet）与之交战。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是一种“分散的战略”。普遍的军事气氛要求再决定性一点上的“集中的战略”。这个决定性一点的战争中的进攻者将是德国，它将是法国某地，后来确实如此。英国逐渐同意了法国的建议，派出远征军。1906年4月，帝国防务委员会起草方案，直接向低地国家派遣军队。因为比利时不愿意英国军队进入，而且法国无法制订让人信服的战争计划，其后的五年毫无进展。1911年，霞飞就任法国总参谋长，亨利·威尔逊（Henry Wilson）任英国军事行动的指挥官，一切发生了改变。霞飞令人敬畏，威尔逊充满活力。当他们11月首次在巴黎会面，霞飞披露了第17号计划的概要。因为用于海军的花销以及英国人持续反对征兵，使它在本土只能维持六个师的部队，英国远征军的规模不会很大。尽管如此，8月，威尔逊已经向帝国防务委员会概述了如何最好地进行部署。通过迫使德国抽调力量对付它，这六个师针对德国右翼的行动有可能打破平衡。“德国从决定性的一点调走的军队越多，”威尔逊论证道，“对法国以及我们就越是有利。”他进一步研究计划的细节，如何利用海军的积极协助最快、最有效地把部队运送通过海峡，海军支援完成快速行动后，便得以集中力量诱使德国舰队进行决战。虽然如此，英国保持谨慎。尽管是一个热心的法国支持者，但直到1914年8月，关于远征军将在何处参战，威尔逊拒绝给出任何暗示。只是在1912年11月，法国从外交部长爱德华·格雷那里榨出了类似共同行动的某种承诺。这封信如下：“如果任何一方政府有重大理由预计将发生第三方力量的无故攻击，或者威胁到普遍和平的情况，它应该立即与另一方政府进行协商，讨论双方政府是否应该行动以阻止侵略并保卫和平。并且，如果这样，协商它们应该共同采取何种措施。如果这些措施涉及共同行动，总参谋部的计划应当立即得到考虑，然后双方政府决定在何种程度上实施它。”因为日渐消退的经济实力和不断增长的德国海军力量所带来的危险，光荣孤立的原则仍然使英国对于把自己和一个盟友捆绑在一起赶到犹豫。当然，英国享有大陆国家所没有地进行选择的奢侈权利，随心所欲地决定“最大程度或是最小程度地卷入战争”；培根对于海军强国优越之处的总结在20世纪仍然像在16世纪一样正确。
英国军事行动指挥官亨利·威尔逊
4.走向悲剧
法国和德国，俄国和奥匈帝国，无法从海洋的保护中获益。它们最多不过由河流和山脉分隔，最坏时除了地图上的线条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界线，它们的安全在于其军队。一支军队如果不尽可能早地发动攻击，就有可能在动员中被摧毁；甚至如果完成动员但是其后未能发动进攻，它也将暴露底牌，并丧失战争计划煞费苦心图谋实现的优势。这一危险对于德国而言更为尖锐：如果它未能让部队在下车地点跳下运载军队的火车时立即发动攻击，东西线力量的不平衡划分将毫无意义地泄露，更为严重的是针对比利时的集结将会暴露。“施里芬计划”将不再是秘密，法国将获得时间避开第17号计划的危险，俄国将获得以压倒性力量侵入东普鲁士的动力，而奥匈帝国将背负不愿意以及可能无法避免地保证中欧安全的负担。
一战时的德军
如果欧洲列强之间存在永久性地进行谈判的媒介，或许可以剥去各国备用战争计划危险的瞬间性；六十年之后，核战争计划的自*性冒险促使超级大国通过召集常规高峰会议和莫斯科、华盛顿间安装“热线”来寻找这样的媒介，尽管超级大国之间是因为意识形态而分裂，而这在欧洲的国王和皇帝之间并无对应之物。1914年以前，技术上无法提供经常和即时性的通讯手段，但比这更重要的是缺乏寻求权宜之计的气氛。不仅执着于旧日政府节奏的外交界缺乏这种气氛，即使政府内部也是如此。英国帝国防务委员会集中了各部门主管、外交家和政治家，是个特例，但仍不完美；皇家海军自恃资历，保留着自己的顾问班子。法国军队在更加权宜性的最高军事委员会（Superior War Council）中的行动与此类似。在由宫廷政府领导的德国、俄国和奥匈帝国，君主在名义和实质上都是最高指挥，军事系统的每个组织都直接向他负责，通讯受到隐秘和嫉妒的困扰。这种系统灾难性地在德国实现了其极端形式，在那里，
没有任何政府程序来修正……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的（对计划和政策）的评估。差不多有50人恶意直接向他报告，但他们彼此之间却没有任何程序进行讨论或协调，或者分享各自拥有的重要而分散的信息。没有为此而存在的确定或经常的会议。甚至关于战争计划的信息也是高度机密，并只告知有必要了解的人；总部参谋、陆军部、军事内阁（Military Cabinet）、海军部、海军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彼此并不分享信息。
一战前欧洲9国皇帝（国王）聚会合影
这就像六十年后美国战略空军（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ir Command）享有独自撰写针对苏联的核战争计划的自由，而不知会国务院、海军或陆军，并使美国总统在做决定时需要在政府内部各处搜集计划的细节。一位民选的总统，从老练政治家的竞争中产生，或许无论如何会为系统建立秩序；而一位世袭产生的君主，在1904年以后对于战争的细节越来越不感兴趣，就不太可能这样做了。现实中的德国皇帝就是这样；在1914年的危机中，当他是终止无情的“施里芬计划”的唯一人选时，他发现自己并不理解这一台本应由他控制的机器，他备感恐慌，任由一纸文书为事件做出决定。
德皇威廉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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