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8月2日，英军主力溯江而上，直指长江上的核心城市南京。牛鉴与耆英等人连连上疏，请道光下旨议和，以拯危局。情急之下，牛鉴顾不得忌讳，声称“危迫实不可言”，情况危急到都不知道该怎么描述了，要皇帝“速速定夺，以拯民命”。
即使在英军兵临南京城下的这一刻，道光仍然在幻想战局出现转机，这样的话才可能保证“先剿后抚”的效果，也才能在谈判中争取到地位。
可是牛鉴的话表明，他的想法是有多么的不切实际。
“以拯民命”四个字已经触碰到了道光内心的底线。作为皇帝，他得对整个帝国负起责任，不能破罐子破摔，而在战争看不到一丝一毫取胜希望的前提下，越早结束，损失才会越小，这正是当年他的爷爷乾隆征讨缅甸时留下的教训。
在给耆英的旨意上，道光告诉对方：“两年来，沿海百姓频遭战火蹂躏，朕实在于心不忍，与其兵连祸结，不如息事安民。”
他屈服了，尽管很不情愿。
道光松了口，但让南方官吏纠结的是，英国人却拒绝跟他们谈和。
道光年间，从来没有天生的“主抚派”，都是碰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后才不得已改弦更张。比如耆英就是这样，鸦片战争爆发之初，他在加强海防方面不遗余力，你看不出他有什么主和的气味儿。发生思想转变，是到了前线，亲眼见识英国人“船坚炮利”之后才开始的。或许我们可以做个假设，如果耆英还待在大后方，没准“主剿”的论调仍然喊得比谁都高。
耆英是努尔哈赤的后裔，属于皇室宗亲，他跟琦善一样，都不用读书，全是靠荫生才当了官。不过这个人似乎天生就很会做官，连教师爷都不用请，朝廷的“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门，他做过四个部门的尚书，一个部门的侍郎，前前后后担任了五十多个职务。
大概因为官做得太多太大，什么世面都见过，无形中也把耆英的胆子给弄壮了。在南方主和的官吏中，牛鉴虽然勇于坚持自己的主张，但道光不发话，他还不太敢擅自行动，耆英正好相反，他明里不跟皇帝争论，私下里却我行我素，称得上是胆大包天。
在道光三令五申，要求弃“抚”从“剿”的那些天里，耆英从没有放弃他的“羁縻”努力，一路都追着英军递送书信。在他那里，道光的“主剿”谕旨形同空气，想理就理，想不理就不理。
这么多年官做下来，老官僚自有一套应付上级的办法。英军回复他的照会，他会从里面挑字眼，然后进行包装。在他笔下，英方的强硬态度往往会变成“言词恭顺”“深知感激”，反正是一副软沓沓的孬种样，其做法颇近似于靖逆将军奕山。只不过奕山还是打了败仗，实在没法交代时才走了文学道路，耆英却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文学青年，随时随地都有创作灵感，可以把假的说得比真的还真。
只是道光好哄，英人难骗，璞鼎查不是义律，这个洋鬼子一个劲地耍大牌，耆英的笑脸往往贴了冷屁股，人家就是不理你。
牛鉴则表现得更有意思，在璞鼎查甩臭脸的时候，他还给对方说大道理，讲信义，表示现在进入了谈和期，英军不应再出手动武。璞鼎查连听都不想听：“闭嘴！不唱高调能憋死你吗？要让我暂时不攻南京也可以，先拿三百万两白银出来，作为赎城费。”
南京不是广州，没有那么多富商，牛鉴勉强才凑了六十万两，还要分两次才能付清，而此时的璞鼎查已全然没有一点英国绅士的风度，他根本等不及别人凑钱。1842年8月5日，牛鉴接到英军发出的通牒：不交出三百万两白银，立即进攻南京。
牛鉴急得都快要疯掉了，他派人急赴无锡找耆英，让耆英拿个办法出来。耆英能有什么办法，要有办法，还至于坐在家里无事可干吗？
好在与耆英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个主和大臣、前两江总督伊里布，他说有办法。
伊里布的人生经历跟裕谦相似，有显赫家世，同时又是科班进士出身，不过与裕谦不同的是，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伊里布就以“熟练边务”而闻名。
当时的各省之中，以云南等天高皇帝远的边疆地区为最难治理，朝廷在选择疆臣时，往往都要挑选得力的大臣充任。伊里布执政云南期间，能够宽猛互济，该温和时温和，该铁腕时铁腕，使得云南政通人和，因此受到道光的多次褒奖，并授以协办大学士。道光执政前期，疆吏中能获此殊荣的仅两人而已，除了他，就是琦善。
毫无疑问，伊里布可以位列一线能臣之列，加上清末也常称少数民族为“夷”，一个“边夷”，一个“英夷”，在未搞清楚两种“夷”区别所在之前，一般人都以为“治夷”方法可以互相套用，这使得伊里布理所当然地成为道光所用名单中的热门人选。
义律第一次占领定海之后，伊里布即被委任为钦差大臣，奉命收复定海。一开始，伊里布跟其他人没什么两样，上来都是雄心壮志，而他干练果敢的行事风格也得到充分展现，短期内就从周围各省调集了一万多兵勇。在拖拉疲沓的清末官场，这种工作效率甚为少见，足能当得起道光对他的信任。
但是其他人的最后遭遇也同样可以复制到伊里布身上，还没正式开打，伊里布就发现武力收复定海是个难以完成的任务：他有陆军，却没海军，关键的水师战船没有着落，而去定海，就得坐船抢渡，不然插翅膀飞过去啊？
伊里布像琦善一样识趣，他不打了，改为与英军进行谈判，接着便成功地实行了停战，保证英军不再实施进攻。而后由于琦善与义律制定的“穿鼻草约”在先，他又得以从英军手中接收了定海。
假使换个角度，可以说伊里布是不费一枪一弹就收复了定海，应该有功才是，然而其时正是“主剿”空气最浓的时候，京城的言官御史，地方上的左邻右舍，递上来的弹劾奏章多得跟雪片似的，让伊里布很快陷入了被声讨的汪洋大海。弹劾他的官员中，既有伊里布以前的下级颜伯焘，也有后来的下级裕谦，称得上是众叛亲离，令伊里布大感苦涩。
最狠的一棒是皇帝敲的，道光下旨革去伊里布的所有职务，发往张家口军台（相当于驿站）做苦差。
随着战争的延续，原先咬牙切齿，发着狠要弹劾伊里布的“主剿派”相继吃了亏，除了已经死掉的，活着的都一个个变成了“主抚派”。立场一变，态度就变，他们不仅觉得伊里布当时没有做错，反过来还眼光独具——您老人家怎么还没打就知道打不过呢，太高明了！
伊里布重新又变成了香饽饽，大家都举荐他再次出山，道光也有此意，便将他释回，随耆英南下，从事“先剿后抚”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