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美]斯宾塞·韦尔斯
摘编丨何安安
人类从何处而来？我们的祖先试图从创世神话中给出答案：女娲造人，上帝创造亚当、夏娃……我们的身份，我们和世间万物的关系，都从这个问题出发。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从非洲的出生地到地球的每一个偏远角落，从现代人类的最早形态到今天——乃至更久远的未来，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经历了漫长的旅程。这其中，贯穿始末的论点是遗传学为我们提供了一张人类的漫游地图，并给予我们大致的日期。我们的先人是谁？他们住在哪里？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为什么我们彼此看起来是如此不同？人类是怎样散布并定居在如此辽阔的地方？
哈佛大学博士、遗传学家斯宾塞·韦尔斯在《人类的旅程：基因的奥德赛之旅》一书中，给出了问题的答案。韦尔斯认为，正是埋藏在我们身体之中的遗传代码，使我们成为独一无二的物种——人类，也使我们成为各不相同的个体。
从生命起源，到第一个自我复制的分子和我们阿米巴样的祖先，再到今日。今天的我们正是这10多亿年进化变异的最终结果。基因记录着那些揭示我们生命传承历史的环节和拐点。当然，传达这些信息的并非遗传代码本身，而是我们在比较来自两个或两个以上个体的DNA时所发现的差异。
那么，我们怎么来断定人类“种族”这个概念是否具有正当性？我们所有人事实上都归属于同一种系，还是说在人类群体内部存在着彼此不相*不同支系？我们是如何占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的？DNA标记能为我们提供细节。这种研究方法是最近半个多世纪发展起来的，深受卢卡·卡瓦利-斯福尔扎
（Luca Cavalli-Sforza）
的影响。韦尔斯指出，今人的照片反映了今天人们实际的生活方式，而我们对遗传历史的了解是从生活在现在的人的血液中推断出来的，正是他们鲜活的基因给予了我们线索。我们每个人都随身携带着自己内在的个人史册，我们只需要学习如何去阅读它。
以下内容节选自斯宾塞·韦尔斯所著的《人类的旅程：基因的奥德赛之旅》第一章《形形色色的猿类》部分，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人类的旅程：基因的奥德赛之旅》,[美]斯宾塞·韦尔斯 著，张涛、严墨 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人类如何散布并定居在如此辽阔的地方？
绝大多数的神话试图回答孩子们的问题：“我们究竟来自何方？”然后以一种简洁的方式来解释我们的存在，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的位置。尽管这些创世神话试图解释我们是怎样起源的，但是对我们从遍布世界的人群那里观察到的种种文化的、外形的、肤色的差别，这些创世神话却没法解释清楚其由来。为什么我们彼此看起来是如此不同？我们是怎样散布并定居在如此辽阔的地方？
希罗多德，这位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给后人提供了远比对希波战争的历史记载更为丰富的内容，其中就包含有对人类多样性的最早的描述，当然，是从他所处的古典时代的特殊角度出发的。从他的历史记载里，我们知道了肤色黝黑神秘的利比亚人，生活在俄罗斯北部的野蛮食人族昂多罗帕哥伊人
（Androphagi）
，还有一群看上去接近土耳其人和蒙古人的人。希罗多德还提到格里芬在亚洲的崇山峻岭中守护着珍贵宝藏的传说，将我们引向北印度那些充满异国情调的部落，那里的部落民们从蚂蚁的巢穴里面一点点收集黄金。这部西方文学史上首部有关人类文化的论著，尽管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但瑕不掩瑜，不失为一本杰作，它提供了那个时代关于人类已知世界的珍贵信息。
希罗多德雕像。
如果我们假定有一个天真的家伙，俨然当代的希罗多德，沿着赤道环地球飞行一圈，途中领略的人类群体和地区的多样性会相当令他震撼。片刻想象后，我们来到大西洋上空的笛卡尔坐标系正中，这里经度为0度，纬度为0度，距离非洲西部正中的加蓬共和国首都利伯维尔1000千米左右。假设飞机从这里出发向东飞行，而我们能用科幻小说里常用的小伎俩，从天空这一高点扫描地面，我们将得到有关人类多样性的一些小小样本。
最开始迎上我们的是非洲人，精确地说，是说着班图语
（Bantu language）
的中部非洲人，他们有着漆黑的皮肤，主要居住在从森林中开辟出的小村落里。再往东走，视线所及仍然是黑色皮肤，但是这些人看起来多少有些不一样。他们是生活在东部非洲的尼罗河人，高而瘦削——差不多在地球最高人群之列。他们生活在林木稀少的热带大草原上，生计几乎完全依赖于牲口。散布在这两个族群之间的是操另外一种语言的哈特扎人
（Hadza）
，这种语言不同于班图语和尼罗河语，差异程度接近后两者之间的差异程度，尽管这些群体生活的地域相当接近。
继续往东，迎面而来的是一大片漫无边际的水面，我们需要经过一段漫长的跋涉才能到达被称为马尔代夫的群岛。生活在这里的人，和我们在非洲看到的那些人截然不同，操另外一种语言。马尔代夫群岛人的皮肤是黑色的，同那些生活在非洲的人一样，但是，他们面部的细节相当不同，这完全可以从鼻子的形状、头发的类型和其他更多的细节看出。他们无疑和非洲人有关，但是又明显不同于那些非洲人。
让我们继续我们的旅行，横掠过同样巨大的水体，一座大型岛屿在我们的面前巍然而立。这里是苏门答腊岛。在这里我们会迎上明显是另一种风格的人，他们看起来比非洲人和马尔代夫群岛人的体型要小一些，有着别样的面部特征：非常顺直的头发，更浅的肤色和眼睛上有厚厚一层眼睑。再往东去，跨过无数不知名的岛屿，我们会再度遇到有着黝黑肤色的人，他们是美拉尼西亚人。在很多其他方面他们都与非洲人不同。也许他们的黑色皮肤仅仅是在这个地区独立进化出来的特征？抑或是这暗示着该地和非洲有某种密切的关联？
再往东我们会遇到波利尼西亚人，他们生活在散布于数千平方海里辽阔海面的小型珊瑚礁岛屿上。这些人看上去与我们之前遇到的苏门答腊岛人多少有些相似，但是，情形依然如故，他们又有所不同。最大的疑惑是，他们为什么生活在如此遥远的地方？他们又是怎么到达这里的？
波利尼西亚人（Polynesians）。
我们的旅行还在继续，接下来我们抵达了南美洲西部的厄瓜多尔海岸。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我们发现了人种的奇特混杂。看上去这儿似乎有两个主要的族群：一部分人在很多方面和马尔代夫群岛人类似，但是他们的肤色更浅；另一部分人和苏门答腊岛人、波利尼西亚人更接近。生活在相同环境中的人群之间存在着如此的差异，这事看上去确实比较不可思议。因为我们也曾造访过其他地区，在那些地区，生活在同一环境条件中的人都比较同质化。为什么单单厄瓜多尔与众不同？
在南美洲更往东的地方，我们还能发现截然不同的人种混合，比如说在巴西的东北海岸，我们还会与“非洲人”再度重逢，虽然他们住得离非洲这么远！在返回出发点的长途旅程中，我们可以深思这一路观察到的如同挂毯图案一般绚烂的人类多样性，还可以努力对这种多样性做出一种系统的阐释。
世界母系迁徙图。
我们有关这个世界的短暂旅行多多少少是一种思维实验，在这个实验中我们想象着与不同的事物相遇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就像几百年前欧洲最初的地理大发现时期人们所经历的那样。我们不妨以一个无知者的角度，大胆地问一个相对于我们今天的历史知识而言似乎微不足道的简单问题。这个思维实验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直到最近，除了非洲人和欧洲人在南美洲的相遇，我们对于我们所观察到的模式并没有现成的解释。
看上去彼此不同的人类起源于同一个物种吗？
1860年6月30日这天，愤怒的大主教塞缪尔·威尔伯福斯
（Samuel Wilberforce）
登上了牛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图书馆的讲坛。
现场进行的是关于人在自然中的位置的一场正式辩论。这个论题充满争议，在这之前不久还只限于教会和哲学家可以讨论。这位忠诚的主教引经据典，极尽雄辩之能事，坚信这个世界的历史有6000年，由上帝于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创造，这个日子可以通过《圣经》的大事纪年谱系推导出。在演讲中，他向在场的听众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这个问题事实上也萦绕在大部分听众的脑海中：我们难道真的会跟猴子有亲缘关系？这听上去是多么荒诞不经！
威尔伯福斯是一个老练的演讲者，对于绝大多数听众来说，他的论调相当有说服力。但是，尽管那天他在图书馆支撑住了场面没被打败，但在之后漫长的对垒中他注定会铩羽而归。这也预示着我们在对于如何看待我们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这件事情的态度发生了意义重大的变化。屠龙者们既非哲学家，也非神职人员，而是训练有素的科学家。约瑟夫·胡克
（Joseph Hooker）
和托马斯·亨利·赫胥黎
（Thomas Henry Huxley）
是维多利亚时代出类拔萃的精英人物，也是查尔斯·达尔文自然选择进化论的强有力的支持者。赫胥黎，这位伦敦矿业学院的生物学讲师，后来因“达尔文的斗牛犬”
（Darwin’s Bulldog）
这个称号而广为人知。胡克是一位建树颇高的植物学家，也是英国皇家植物园园长助理。在威尔伯福斯的演讲即将结束之际，他们站了起来，与威尔伯福斯展开激烈的争论，听上去就像是敲响了有关人类起源的陈旧看法的丧钟。科学终于将人们引向一个充满勇气的美丽新世界。
左图为大主教塞缪尔·威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右图为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这场发生在威尔伯福斯、胡克和赫胥黎之间的论战，不仅推动了公众对进化论的认识和接受
（绝大多数受教育的人士早已经能够将世界置于进化论的情境中来加以理解）
，而且也有助于人们重新找到人类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当我们视自己为一个全能造物主的神圣造物，我们就能轻而易举、理所当然地将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其他生物分离开来。我们是主人、征服者，或者是被宠爱的，但独一无二的孩子。
达尔文的远见卓识彻底改变了所有这些。这个坏脾气的半隐士，只用纸面上留下的寥寥几笔
（以及20多年对于鸽子与藤壶的潜心研究）
就将人类从神圣造物的神坛上拉下，沦为生物修补的产物。最为吊诡的还在于，他压根就没有想过要做这样的事情。达尔文是一个富有的维多利亚时代贵族家庭的后裔。他的外祖父是乔赛亚·韦奇伍德
（Josiah Wedgwood，英国陶工与企业家，创立了韦奇伍德公司，产品销往英国全境、欧洲其他地区与美洲）
，他的父亲是一个富有的内科医师，至于达尔文本人，每天也会留出一定的时间经营自己的投资。在他1831年登上小猎犬号开始这趟发现之旅的时候，压根就没有任何想要破坏现状的意图。他确实渴望着冒险，同时也需要避开日益逼近的古板保守的乡村牧师的职业前景，而这在那个时代，对于一位剑桥毕业生来说，这是最为理性的职业选择。当然，他也在寻找着其他东西。
19世纪早期地理学正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革——其中之一就是质疑人们对既往历史的全部解读，这里说的历史是《圣经》记载的历史。达尔文是一个被称为“均变论”
（uniformitarianism）
的思想流派的拥护者。均变论的思想最早由查尔斯·赖尔
（Charles Lyell）
提出。赖尔相信至今在地球上发现的各种力和物质都在以一种最基本的方式发生作用，即使是在遥远的过去。与“均变论”的拥护者针锋相对的是“灾变论”的拥护者
（catastrophists）
，其中的代表人物有路易斯·阿加西斯
（Louis Agassiz）
，一个移居美国的瑞士人，哈佛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创建者。灾变论者认为在无事发生之时，地球处于长期稳定状态，但偶尔会有大灾降临，诸如《圣经》里记录的大洪水、冰期，抑或是地壳的大规模抬升。所有的重大变化，无论是生物有机体的变化还是这个星球本身的变化，都是这些突发事件促成的。这个世界上包括植物和动物在内的所有物种的分布都取决于它们所经历的一系列灾变性事件。
所有这些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青年达尔文。那个时候的他，刚刚以菲茨罗伊
（Fitz Roy）
舰长“绅士同伴”的身份登上英国皇家海军舰艇小猎犬号。这个与众不同的身份出自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风俗，在时人的观念中，舰长被认为居于社会等级相对高的位置，以至于他不能随便和船员们打成一片。这也正是达尔文得以作为官方博物学者兼随船外科医生登上小猎犬号的原因。在船到达巴西的时候，达尔文和菲茨罗伊舰长最终闹翻，前者正式退出了这次航海任务。但无论如何，达尔文都是这次旅行中如假包换的博物学家，由于未充任任何正式职务，他在从事兴趣研究时拥有较多的回旋余地。
他基于船上5年时光写出的航海日记《小猎犬号科学考察记》
（The Voyage of the Beagle）
，成为19世纪旅行文学的经典之作。在旅行中，达尔有一些重要的成果，比如对珊瑚环礁为什么是圆形的给出了一些合理的解释
（火山群退化）
，并且认定塔希提岛人真的很有魅力。最为重要的，是他对于自然选择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对物种起源和进化所具有的深远影响的洞察。自然选择的重要性已被后来的学者反复论述，以至于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再作赘述。
但是，达尔文对这个主题的处理远比他对生物进化的讨论更为小心翼翼，饶费心力。这直接表现为，他在犹豫了近30年后才在《物种起源》这本书里把它——人类的起源和演变——表达出来。更进一步说，正是透过维多利亚时代科学家特有的观察角度观察得来的人类多样性，使他拥有一种去解释他所观察到的不同人种模式的热切心理。为什么这世界上的人彼此间会如此不同？
1831年12月27日，小猎犬号正式从普利茅斯附近的德文波特港启航，沿途造访了佛得角群岛、巴西、阿根廷、火地岛、智利、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塔希提岛、新西兰、澳大利亚、毛里求斯和巴西
（二度造访）
，并于1836年10月2号正式返航。穿梭在跨度如此之大的环状路线上，达尔文有机会亲自接触种类众多的人类群体。
在先天与后天争论中，达尔文站到了后天这边。即便是自然状态下让人望而生畏的火地岛人，也和小猎犬号上的船员一样，都是同一物种的组成部分。在他旅行日记的结束章节里，达尔文给当时在美洲盛行的野蛮的奴隶贸易以一记漂亮的勾拳，他为此所做的声明是有史以来有关人类权利的最为辛辣的表达之一：“人们总是试图为奴隶制开脱，例如把奴隶的生活状态与我们更为穷苦的农民做对比。如果这些穷苦人的悲惨境遇是被什么东西造就的话，一定不是因为自然的法则，而是因为我们的制度，我们的罪行更大……”
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人类同属一个物种的话，我们该怎么解释在人们肤色、外形和文化上呈现出来的令人目眩的差异呢？这些物种究竟源自何方，我们的祖先们是如何长途跋涉到诸如好望角、西伯利亚、火地岛这些遥远的角落的？对于这些问题，人们只能等到150年之后，通过对骨骼、血液和DNA的研究迂回找到答案。
我们如何定义“物种”呢？
我们如何定义“物种”呢？20世纪中叶以来一个广为接受的定义是，对于那些分布广泛的物种来说，它们是可杂交或具有潜在杂交能力的生物群。换句话说，如果在一起有可能繁殖出下一代，那就肯定是同一种属。对于达尔文而言，他的写作完成于这个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定义被广为接受之前，这种人类的共性并不是那么无可置疑的。在小猎犬号旅行接近尾声的时候，达尔文的废奴主张是发自内心的。
动植物分类最早是在18世纪早期，由瑞典植物学家卡尔·冯·林奈正式规范下来的。林奈大胆开始了为这星球上的所有生物进行分类的尝试，这是一桩令人望而却步的苦差，但是他却试图把它做得更完善。在所有的创新中，他给我们留下的植物体系的双名命名系统影响最为深远，为生物学家们沿用至今。拉丁文的种属的观念在学校里人尽皆知，就如智人
（Homosapiens）
这个概念一样。
瑞典植物学家卡尔·冯·林奈。
林奈认识到所有的人都是同一种属的组成，但是他也会用一些额外的子分类标准来指称他所观察到的人种或人种亚种。这些分类包括非洲人
（afer）
、美洲人
（americanus）
、东亚人
（asiaticus）
和欧洲人
（europaeus）
，还有一类被不当定义的、公然的种族主义类别，他称之为怪物种
（monstrosus）
，包括达尔文描述的火地岛人和其他族群。对于林奈来说，这些人种之间的差异是如此之大，足以赋予这个附加分类以正当性。
达尔文，这位绝无仅有的客观的科学家，注意到人们在划分种族的时候过多地强调外在的特征。在他生命尽头完成的《人类的由来》
（The Descent of Man）
这本书里，他写道：“考虑到在不同种族之间存在着的巨大的差异性，我们也必须对经由长时间自我观察习惯形成的善意的歧视做些许让步。”这是个相当重要的洞见，它有助于我们解释后续更多的关于人类起源的种种争论。
19世纪美国赞同奴隶制的团体明显接受了林奈观点的极端部分。这种观点认为人类不同种族间事实上是各自孤立的，具有内在固有的不平等性。这使得人们比较容易视美国正在进行的野蛮压迫行径为正当行为。这种认为人类的不同种族孤立存在并各自发展的理论被称为多源论，多源这个词来自希腊语，意指“很多源头”。
虽然绝大多数的生物学家并不认可这种观点，但是这种观点还是通过一些人类学作品保存至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要去解释人类外在多样性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相应地，我们也能够在化石里找到特定模式的记载。近来这种观点最广为人知的拥趸，非美国人类学家卡尔顿·库恩
（Carleton Coon）
莫属。库恩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了两本颇有影响的著作，《种族的起源》
（The Origin of Races）
和《人类现存的种族》
（The Living Races of Man）
。在这两本书里，库恩提出世界上存在着五种清晰的人类亚种：澳大利亚人种、开普人种、高加索人种、刚果人种和蒙古人种。他们从古代的原始人状态各自独立进化成为当前的不同形态。更为旗帜鲜明的是，库恩坚定地认为这些不同的人类亚种处在进化的不同阶段，比如非洲刚果人种就明显处在进化的早期阶段，而且似乎至今还在进化的死胡同里徘徊不前。他宣称欧洲人拥有的世界支配地位是他们在进化过程中体现出的基因优越性的功劳，他甚至还给那些因为担心种族杂交而半夜辗转反侧的人以某种安慰：
种族杂交会严重扰乱一个群体基因和社会的平衡状态。于是，新植入的基因倾向于消失或者是被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除非它们能够提供一种与原来的基因相比较而言更突出的优势。我之所以做这样的声明，既非出于政治的考虑，也非出于经济的考虑，仅仅只是因为要不是上述这种机制的作用，人们是不可能分成白色、黑色、黄色和棕色的。
这可不是一个可以等闲视之的声明，因为他可是美国体质人类学协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最有影响力的人类学组织）
的主席，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和人类学博物馆馆长，还经常在美国流行电视节目中抛头露面。
有意思的是库恩极力把自己和特定政治动机撇清的努力。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体质人类学刚摆脱了一段黑暗的历史，在那时它主动拥抱了政治。正如这种观点的主要支持者之一，阿莱斯·海德路加
（Ale.Hrdli.ka）
在1917年《美国体质人类学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创刊号里强调的那样，体质人类学既要研究人类也要服务人类的福祉——它并非简单的“纯”科学。在推进优生学项目，或是拟定移民政策时这门学科的工具属性，海德路加也尝试给一些基金赞助机构施加影响，让他们明白体质人类学并不只是一门晦涩难懂的学科，它自有其应用价值。很显然，有一些人听得太过用心了，马上就根据一些既谙于实用主义之道，又有政治野心的人类学家的建议行事。
以上内容节选自《人类的旅程：基因的奥德赛之旅》，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丨[美]斯宾塞·韦尔斯
摘编丨何安安
编辑丨杨司奇
校对丨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