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略十六经》是我国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诸葛亮着的一部重要兵法。 诸葛亮自幼父母双亡,随其叔父诸葛玄去荆州(今湖南湖北一带)投奔刘表。叔父亡后,他隐居隆中(今湖北襄阳西),专注于治国用兵之道。东汉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屯兵新野的刘备,图谋发展 ,经徐庶推荐,他三顾茅庐,向诸葛亮请教。诸葛亮在接见刘备时,向刘备论述了天下形势,深得刘备赞赏,这就是着名的隆中对。诸葛亮从此开始辅佐刘备。公元208年,刘备采纳诸葛亮的计谋,联合东吴,在赤壁大败曹操,从而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形势。接着他又帮助刘备取得荆州四郡,并于214年攻入四川,占领成都。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后,他为丞相。222年,刘备亡,后主刘禅即位,诸葛亮受刘备嘱咐辅佐后主,被封为武乡侯。接着他平定了南中,并从227年开始,北攻祁山与魏国争战。234年,病死于五丈原(陕西歧山南)军中,终年54年,溢号忠武侯。 诸葛亮一生,戎马倥偬,统军征战,运筹帷幄,神机妙算,为蜀汉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同时他非常精通古代兵法,加上自己丰富的战争经验,编着过多种兵书,但大多已经失传。《便宜十六策》是他留世的少数作品之一。但是,《三国志》作者陈寿在收录诸葛亮兵书时不见此书,因此后代许多人认为,《便宜十六策》很可能是南北朝时期有人假托诸葛亮之名而作的。但是,陈寿在收集《诸葛亮集》时有这样的话:“辄删除复查,随类相从”,因此也可能《便宜十六策》是陈寿所选的诸葛亮兵法二十四篇之外的作品。《便宜十六策》在《隋书?经籍志》中有收录,此后的许多兵法类书都收有此策《便宜十六策》中,诸葛亮主要论述治国治军之道,全文分为十六个部分,分别论述治理国家的十六个方面,所以称“十六策”,共约六千字。
诸葛亮认为,治理一个国家就象治理一个家庭一样,必须首先树立国家的根本。而军队是“所以存国家安社稷”的大计,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因此国家要把“治军”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他强调“用兵不可妄动”,用兵之前,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和计划。“用兵之道,先定其谋,然后乃施其事”,如果“将无思虑,士无气势,„„虽有百万之众,而敌不惧矣”。对于君臣之间的关系,诸葛亮认为关键就在于上下和顺,“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主要广采众议,采纳微言,明辨是非,要做到亲贤臣,远小人。那样的话,臣下就能对君忠心不二。诸葛亮还非常重视举用贤能,认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举直措诸枉,其国乃安”。同时要善于发现贤才,在选拔人材时,必须要到卑微的隐处去寻找,因为这些地方有众多的怀才不遇的人。对于赏罚,诸葛亮认为,主持国政的人,如果想要政治清明,那么一定要做到赏罚公正。“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 赏赐不避怨仇,„„诛罚不避亲戚”,做到了赏罚没有偏私,那么就能“王道荡荡”。诸葛亮还说,一国之君,一军之将,都要以身作则,为臣下为士兵做出良好的榜样。另外行军处事必须要深谋远虑,他所说 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实在是千古不破的至理名言。
总之诸葛亮在《便宜十六策》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治国治军原则,为后代的人们所推崇,可谓是千古治国治军者的经典。 治国第一
【本文】治国之政,其犹治家。治家者,务立其本,本立则末正矣。夫本者,倡始也;末者,应和也。倡始者,天地也;应和者,万物也。万物之事,非天不生,非地不长,非人不成。故人君举措应天,若北辰为之主,台辅为之臣佐,列宿为之官属,众星为之人民。是以北辰不可变改,台辅不可失度,列宿不可错缪,此天之象也。故立台榭以观天文,郊祀、逆气以配神灵,所以务天之本也;耕农、社稷、山林、川泽,祀祠祈福,所以务地之本也;
庠序之礼,八佾之乐,明堂辟雍,高墙宗庙,所以务人之本也。故本者,经常之法,规矩之要。圆凿不可以方枘,铅刀不可以砍伐,此非常用之事不能成其功,非常用之器不可成其巧。故天失其常,则有逆气;地失其常,则有枯败;人失其常,则有患害。《经》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此之谓也。
【译文】治国如同治家,皆须正本清源,根本树立了,其他末节自可顺利发展。所谓本,是事物的源头,而所谓末,是顺着源头所产生的结果。就自然界来说,天地就是本,万物就是末,万物得以衍生不绝,乃天地所赐,人所培育的,因此为人君应举措应天,一如星象的安排:以北极星居中为主,天枢、天旋居侧为臣佐,其他主星为官吏,而散布外围的小星为百姓。北极星的位置是固定的,而两侧指极星的运行亦不失其节度,其他众星皆有其轨道,不出差错,这就是天象。
因此为人君主就须设高台以观天象,随季节变化而举行郊祀大典,藉以应天,这就是务天之本的表现。建立祭祀山林,川泽的后土庙,定时祈福祈祷,这就是务地之本的表现。重视礼乐教化,设立明堂辟雍与祖先宗庙,这就是务人之本的表现。圆凿不可配以方柄,铅刀不可用来砍伐,使用不恰当的工具,便不能成其事;未用适当的方法,不足以成其功。而「本」即是常法要规,因此,天地失常则有灾变,人不用常法,必有祸害。所以书经上说:「若非先王所依下来的道统礼法,我不敢遵循。」就是这个道理。 君臣第二
【本文】君臣之政,其犹天地之象,天地之象明,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施下为仁,臣以事上为义。两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上下好礼,则民易使;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事。政者,正名也;事者,劝功也。君劝其政,臣劝其事,则功名之道俱立矣。是故,君南面向阳,着其声响;臣北面向阴,见其形景。声响者,教令也;形景者,功效也。教令得中则功立,功立则万物蒙其福。是以三纲六纪有上中下。上者为君臣,中者为父子,下者为夫妇,各修其道,福祚至矣。君臣上下,以礼为本;父子上下,以恩为亲;夫妇上下,以和为安。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上枉下曲,上乱下逆。故君惟其政,臣惟其事,是以明君之政修,则忠臣之事举。学者思明师,仕者思明君。故设官职之全,序爵禄之位,陈璇玑之政,建台辅之佐;私不乱公,邪不干正,此治国之道具矣。
【译文】君之於臣,犹如天之於地,能厘清彼此的关系,则君臣之道就能彰显出来了。人君须施仁政,而臣子须尽心事奉主上,而违背正道的政策,人君不应交付臣子去实施,陷之於不义,臣子事君亦可有贰心。上下皆守礼,则百姓也亦於统治,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已具备。
君待臣以礼,而臣事君以忠,则君可专心为政,而臣子会为其效力。君王勤於政事,臣子勤於辅佐,则可成就霸业。
君王向南施其政令,臣子向北尽人臣应尽的义务,彼此不逾越,且合作无间,那麽国家就会强盛,福泽被及万事万物。因此,三纲六纪将人伦关系区分为上、中、下三种,上为君臣,中为父子,下为夫妇,能各尊其道,必享福祚。君臣之间,必严守君臣之礼,不可以下犯上;父子必讲究亲恩,父慈子孝,互不违道;夫妇之间,以和为贵,维持家庭的和睦。居上位的行为不端正,居下位的就会起来做乱。所以人君要致力於政治的整顿,而人臣要竭尽心力事奉主上,政治修明了,人君人臣皆有功劳。
好学者可望一位好老师,出仕为官者希求遇着一位明君,因此,官职体系要完备,爵位俸禄也要规划好,才能收辅佐之效,使百恶不兴,如此,治国之道则具备了。 视听第三
【本文】视听之政,谓视微形,听细声。形微而不可见,声细而不可闻,故明君视微之几,听细之大,以内和外,以外和内。故为政之道,务於多闻,是以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
及庶士,则万物当其目,众音佐其耳。故《经》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目为心视,口为心言,耳为心听,身为心安。故身之有心,若国之有君,以内和外,万物昭然。观日月之形,不足以为明;闻雷霆之声,不足以为听,故人君以多见为智,多闻为神。夫五音不闻,无以别宫商;五色不见,无以别玄黄。盖闻明君者,常若昼夜,昼则公事行,夜则私事兴。或有吁嗟之怨而不得闻,或有进善之忠而不得信。怨声不闻,则枉者不得伸;进善不纳,则忠者不得信,邪者容其奸。故《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译文】为政之道在於能看到不被重视的问题,听到不为人知的意见。因此能观微听细,使下情能上达,以巩固国本,安定民生。能采纳臣子以及庶民的意见,则万物皆为其目,众音皆为其耳,如此,君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所以书经上说:「圣人没有固定的意见,完全以百姓的意见为意见。」人的身体接受意志所主宰,一国之君就如同人的意志,内外相应和,则全国一片祥和。
国君双眼只观日月,而不察民情,就称不上目明;双耳只闻雷霆之声,而不闻民意,就算不上耳聪,所以为人君要多关心百姓疾苦,才识圣明之君。
未曾听过音乐,就无法分辨音阶高低;不观察万物,就无法辨别出颜色的变化。君王并非时时刻刻专心於国事,若太过专注於私事,则会错过许多忠言与民怨,如此一来,冷落了忠良,奸邪之人就趁细为乱,国家就会出现危机。所以书经上说:「施政要以民意为依归。」 纳言第四
【本文】纳言之政,谓为谏诤,所以采众下之谋也。故君有诤臣,父有诤子,当其不义则诤之,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恶不可顺,美不可逆;顺恶逆美,其国必危。夫人君拒谏,则忠臣不敢进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故有道之国,危言危行;无道之国,危行言孙,上无所闻,下无所说。故孔子不耻下问,周公不耻下贱,故行成名着,後世以为圣。是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矣。
【译文】身为国君应广纳众议,虚心接受谏言。为人父者有直言不讳的子女,而为人君者有极言直谏的臣子,那麽当他们行为不义时,为人臣子、儿女便会提出告诫,及时挽救危机,也保全为君为父的美德。有恶习就要戒除,不可违逆正道,倘若破坏正道,国家将遭遇危机。
人君若专断固执,不纳谏言,忠臣的计策便无法上达,使奸邪趁机而危害朝政。因此政治清明的国家,臣子能直言无讳;而无道之国,在朝者尽为趋炎附势、言语谄媚的人,进而使朝政更为腐败。
孔子不耻下问,周公乐与百姓结交,而能成就伟大的学问,为後世万代所景仰,奉为圣人。所以屋顶漏水,若不修补,便无法居住,为政者有缺失,却不能改过,百姓的生活必然不安定。 察疑第五
【本文】察疑之政,谓察朱紫之色,别宫商之音。故红紫乱朱色,淫声疑正乐。乱生於远,疑生於惑。物有异类,形有同色。白石如玉,愚者宝之;鱼目似珠,愚者取之;狐貉似犬,愚者蓄之;栝蒌似瓜,愚者食之。故赵高指鹿为马,秦王不以为疑;范蠡贡越美女,吴王不以为惑。计疑无定事,事疑无成功。故圣人不可以意说为明,必信夫卜,占其吉凶。《书》曰:「三人占,必从二人之言。」而有大疑者,「谋及庶人」。故孔子云:「明君之治,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不患外不知内,惟患内不知外;不患下不知上,惟患上不知下;不患贱不知贵,惟患贵不知贱。故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马为策己者驰,神为通己者明。故人君决狱行刑,患其不明。或无罪被辜,或有罪蒙恕;或强者专辞,或弱者侵怨;或直者被枉,或屈者不伸;或有信而见疑,或有忠而被害,此皆招天之逆气,灾暴之患,祸乱之变。惟明君治狱案刑,问其情辞,如不虚不匿,不枉不弊,观其往来,察其进退,听其声响,瞻其看视。形惧声哀,来疾去迟,还顾吁嗟,此怨结之情不得伸也。下瞻盗视,见怯退
还,喘息却听,沉吟腹计,语言失度,来迟去速,不敢反顾,此罪人欲自免也。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
【译文】为政者应明察秋毫,杜绝歪风,维护道统。变乱往往发生在政令不及的地方,谣言总是因众心疑惑而产生的。物质的外表相似,其本质却不相同,白石如玉,鱼目似珠,狐貉似犬,栝蒌似瓜,不明事理的人就把它当珍宝。因而赵高指鹿为马,秦王不加反驳;范蠡进贡越国美女,而吴王不加怀疑,此皆将酿成大祸。
计策有疑点,就无法成事,因此圣人行事皆求诸於天意,人卜其吉凶,不可任意行动。书经上说:「有三个人占卜的结果,则须遵从其中的多数。」若再有疑问,那麽就要徵询百姓的意见了。所以孔子曾说:「有为的君王不担心百姓不懂他为政的苦心,而担心自己不了解民意。」
士为知己者死;女者悦己者容,马为其雇主而驰远,神明为通灵者显灵。人君审理案件最怕不能查明真相,而累及无辜,或纵容小人,使强者不招供、弱者藉机诬陷他人,而致使刚直者被陷害,有冤屈者不得伸张,忠良、信义之士被害,这些都是败德的事,必会引来灾祸。
所以明君处理刑案、问案时,若毫无破绽可循,就要观察犯人的言行举止。若罪犯有敬畏之色,且言词哀怨,匆忙上堂,而迟迟不肯离去,离去时还不时反顾叹息,这人必是有冤而未伸。若见其言语反覆,前後矛盾,多方揭词,似有诡计,畏畏缩缩,不敢直视判官,这人必定是罪犯而急欲脱罪。孔子说:「观察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察明他行为的动机,再看他是否心安理得,那麽一切奸情皆无所隐瞒了!」 治人第六
【本文】治人之道,谓道之风化,陈示所以也。故《经》云:「陈之以德义而民与行,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日月之明,众下仰之;乾坤之广,万物顺之。是以尧、舜之君,远夷贡献;桀、纣之君,诸夏背叛;非天移动其人,是乃上化使然也。故治人犹如养苗,先去其秽。故国之将兴,而伐於国,国之将衰,而伐於山。明君之治,务知人之所患,皂服之吏,小国之臣。故曰:皂服无所不克,莫知其极,克食於民,而人有饥乏之变,则生乱逆。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夫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安。故唐、虞之政,利人相逢,用天之时,分地之利,以豫凶年,秋有余粮,以给不足,天下通财,路不拾遗,民无去就。故五霸之世,不足者奉於有余。故今诸侯好利,利兴民争,灾害并起,强弱相侵,躬耕者少,末作者多,民如浮云,手足不安。《经》云:「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贵无用之物,使民心不乱。」各理其职,是以圣人之政治也。古者,齐景公之时,病民下奢侈,不遂礼制。周秦之宜,去文就质,而劝民之有利也。夫作无用之器,聚无益之货;金银璧玉,珠玑翡翠,奇珍异宝,远方所出,此非庶人之所用也。锦绣纂组,绮罗绫縠,玄黄衣帛,此非庶人之所服也。雕文刻镂,伎作之巧,难成之功,妨害农事,辎軿出入,袍裘索襗,此非庶人之所饰也。重门画兽,萧墙数仞,冢墓过度,竭财高尚,此非庶人之所居也。《经》云:「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制之以财,用之以礼,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素有蓄积,以储其後,此治人之道,不亦合於四时之气乎?
【译文】书经上说:「以德义教化百姓,百姓就不会悖德忘义;教民以是非之辨,百姓行为就有分寸。」所以要依正道来教育百姓。
日月之光,广被众人,众人皆仰望他;天地之大,孕育万物,万物皆顺其生长。因此尧舜之恩泽广布,令远夷皆来归服;夏桀、商纣之败德,使诸夏背叛,这并非上天所指使的,乃造化使然。
统治百姓犹如培养幼苗,必先拔去杂草;所以要使国家兴盛,要先去除祸根。有为的君主,应知皂服小吏,危害甚大,因此有的说:「皂服小吏是百姓的克星,广徵暴敛,使百姓
匮乏,而导致动乱发生。」平时若能注重农业,不加侵扰,减少赋税,增加百姓收入,这才是使国家富强的最好方法。
国军不忧心国家不够繁荣,却忧心国内不安定,所以尧舜划分地利,与民耕作,观测天象,预测凶年,使年年有余粮,人人都衣食不缺,路不拾遗,百姓皆满足於现况。春秋时代贫弱者开始为富者耕作,延续至今的诸侯皆争一己之私利,形成弱肉强食的社会,耕作的农人减少,纷纷改行从商,互相争利,以致人心惶惶,社会不安定。 书经上说:「居上位者不把金银当宝贝,百姓就不会去当盗贼;不常使用奢侈无用的器物,民心就不会大乱。」能使百姓安於其职,才是盛民的政治。齐景公生活奢侈,礼制就无法施行,周朝与秦朝,去除纹饰,崇尚俭朴,使民风敦厚。
金银璧玉,珠玑翡翠,奇珍异宝,皆非中原所产,也非平常百姓日常所需。锦绣编织,绮罗绫縠,染色布帛,皆非百姓身上所能穿的。雕文刻镂,耗时贵工,只有妨害农事,无重要用途。辎軿袍裘,亦非百姓所需,那些刻意垛高围墙装点门面,大肆翻祖坟,炫燿财富的行为,都是富人才做的事。 书经上说:「庶民最需求的生活是努力躬耕,谨身节用,以侍奉父母。」所以为政者要能控制财货流量,并以礼教化百姓,使之勤俭刻苦平日有积蓄,便不愁荒年时物货缺乏,这样的治民之道,不也合乎了四时的变化吗? 举措第七
【原文】举措之政,谓举直措诸枉也。夫治国犹於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故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故治国之道,举直措诸枉,其国乃安。夫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於幽林,直士出於众下。故人君选举,必求隐处,或有怀宝迷邦,匹夫同位;或有高才卓绝,不见招求;或有忠贤孝弟,乡里不举;或有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或有忠质於君,朋党相谗。尧举逸人,汤招有莘,周公采贱,皆得其人,以致太平。故人君悬赏以待功,设位以待士,不旷庶官,辟四门以兴治务,玄纁以聘幽隐,天下归心,而不仁者远矣。夫所用者非所养,所养者非所用;贫陋为下,财色为上;谗邪得志,忠直远放,玄纁不行,焉得贤辅哉?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是以聘贤求士,犹嫁娶之道也。未有自嫁之女,出财为妇。故女慕财聘而达其贞,士慕玄纁而达其名,以礼聘士,而其国乃宁矣。 【译文】要使国家长治久安,须起用贤能之士,而贬抑小人。治国犹如养生,养生之道,莫过於养神调气,而治国之道,在於选贤举能,养神可以健身,而举用贤能,国家就会安定。 辅佐之臣犹如支撑房屋的木柱 ,木柱不可太细,太细房子就不稳固;国内的良佐不可太少,少了国家就会倾覆。所以多方起用贤士,国家便会安定。 房子的支柱以直木较为坚固,而国之佐臣以能直言极谏的忠直之士为佳;直木多生长於幽山林之中,而忠直之士多潜藏於布衣百姓之中,所以君王求才,必求诸於乡里之间。他们有的是怀才不遇,而流为庶民。有的才智过人,却不得君王的赏识。有的生性忠贤孝悌,却未被乡里所荐举。有的曲高和寡,甘愿隐遁山林,而不愿在朝与小人同流合污。有的忠诚事君,却为奸佞所陷害。
尧、舜、周公等明主,都是在这些卑微的地方,觅得良材,建立太平盛事的。所以人君须设厚赏来鼓励有功的人,设高官来拢络贤才,使人人皆固守岗位,则百废俱兴,隐士得到聘用,天下归服,罪恶皆隐遁。国家之所以危险不安,百姓无法安居乐业,是因为得贤士的效忠,那些奸谗小人重财色,皆非国之栋梁,蓄养他们毫无用处,若因小人得志,而始忠良退隐,不愿出仕,那国家必会衰败。
藉着交情,而安排职务,那麽吏治会大乱,若因职务的性质而选材,才会有条理,聘贤求才犹如嫁娶儿女,未有不娶自嫁,出钱为妇的,正因女子盼望迎娶,才会守其贞洁;贤士
因冀求君王的发掘而守其高节之名。为人君能以厚礼聘才,国家才会安定。 考黜第八
【原文】考黜之政,谓迁善黜恶。明主在上,心昭於天,察知善恶,广及四海,不敢遗小国之臣,下及庶人,进用贤良,退去贪懦,明良上下,企及国理,众贤雨集,此所以劝善黜恶,陈之休咎。故考黜之政,务知人之所苦。其苦有五。
或有小吏因公为私,乘权作奸;左手执戈,右手治生;内侵於官,外采於民,此所苦一也。
或有过重罚轻,法令不均;无罪被辜,以致灭身;或有重罪得宽,扶强抑弱,加以严刑,枉责其情,此所苦二也。
或有纵罪恶之吏,害告诉之人,断绝语辞,蔽藏其情,掠劫亡命,其枉不常,此所苦三也。
或有长吏数易守宰,兼佐为政,阿私所亲,枉克所恨,逼切为行,偏颇不承法制,更因赋敛,傍课采利,送故待新,夤缘徵发,诈伪储备,以成家产,此所苦四也。
或有县官慕功,赏罚之际,利人之事,买卖之费,多所裁量,专其价数,民失其职,此所苦五也。
凡此五事,民之五害。有如此者,不可不黜,无此五者,不可不迁。故《书》云:「三载考绩,黜陟幽明。」
【译文】要使政治清明,必须升迁忠良之士而罢黜图谋不轨的人。有为的国君,德泽广被天下,遍察全国政务的施行情况,小官吏与百姓都在他的视线掌握之中。进用忠贤,革去贪懦的人,厘清上下的关系,使得国政有条哩,由朝中人才云集,这才是实施选罢政策的结果。
但行使选罢之前,务必先了解百姓受官吏压迫的痛苦,其状况有五种:
其一,官吏假借职权,作威作福,将百姓的生死,玩弄於股掌之间,欺瞒上司,压榨百姓,令百姓敢怒不敢言。
其二,有的官吏断狱不公,执法不严,有人犯大罪,却得以不受制裁,官吏欺善怕恶,使无辜之人,倍受迫害。
其三,官官相护,徇私勾结,迫害告发奸情的人,隐藏实情,湮灭所有证据,甚至*人灭口。
其四,有的官吏对刚到任的长官,极力的谄媚,以赢得长官的信任,对於仇人,则刻意逼陷,公报私仇。此外,更假借徵税之名,搜括民财,表面上是储备以防患未然,暗中却扩增私产。
其五,有的县官贪求财富与权势,施行赏罚,则考虑是否有利於己,还介入民间买卖商业,与民争利,使百姓损失很大。
以上五种官吏,危害百姓甚深,不可不罢黜除去。没有此五种恶行的官吏,要予以升官奖赏。
所以书经上说:「新官上任三年後,需考核其功绩,决定升迁或辞退。」 治军第九
【原文】治军之政,谓治边境之事,匡救大乱之道,以威武为政,诛暴讨逆,所以存国家、安社稷之计。是以有文事,必有武备,故含血之蠹,必有爪牙之用,喜则共戏,怒则相害;人无爪牙,故设兵革之器,以自辅卫。故国以军为辅,君以臣为佐;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危,在於所任之将也。非民之将,非国之辅,非军之主。
故治国以文为政,治军以武为计;治国不可以不从外,治军不可以不从内。内谓诸夏,外谓戎狄。戎狄之人,难以理化,易以威服。礼有所任,威有所施。是以黄帝战於涿鹿之野,唐尧战於丹浦之水;舜伐有苗,禹讨有扈,自五帝三王至圣之主,德化如斯,尚加之以威武,
故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
夫用兵之道,先定其谋,然後乃施其事。审天地之道,察众人之心,习兵革之器,明赏罚之理,观敌众之谋,视道路之险,别安危之处,占主客之情,知进退之宜,顺机会之时,设守御之备,强征伐之势,扬士卒之能,图成败之计,虑生死之事,然後乃可出军任将,张擒敌之势,此为军之大略也。
夫将者,人之司命,国之利器,先定其计,然後乃行。其令若漂水暴流,其获若鹰隼之击物;静若弓弩之张,动如机关之发,所向者破,而勍敌自灭。
将无思虑,士无气势,不齐其心,而专其谋,虽有百万之众,而敌不惧矣。非雠不怨,非敌不战。工非鲁般之目,无以见其工巧;战非孙武之谋,无以出其计运。夫计谋欲密,攻敌欲疾,获若鹰击,战如河决,则兵未劳而敌自散,此用兵之势也。
故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惧。是以智者先胜而後求战,闇者先战而後求胜;胜者随道而修途,败者斜行而失路,此顺逆之计也。
将服其威,士专其力,势不虚动,运如圆石,从高坠下,所向者碎,不可救止。是以,无敌於前,无敌於後,此用兵之势也。
故军以奇计为谋,以绝智为主;能柔能刚,能弱能强,能存能亡;疾如风雨,舒如江海;不动如泰山,难测如阴阳;无穷如地,充实如天;不竭如江河,终始如三光,生死如四时,衰旺如五行;奇正相生,而不可穷。
故军以粮食为本,兵以奇正为始,器械为用,委积为备。故国困於贵买,贫於远输。攻不可再,战不可三,量力而用,用多则费。罢去无益,则国可宁也;罢去无能,则国可利也。 夫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故善攻者不以兵革,善守者不以城郭。是以,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坚甲锐兵,不足以为强。敌欲固守,攻其无备;敌欲兴阵,出其不意。我往敌来,谨设所居;我起敌止,攻其左右。量其合敌,先击其实。不知守地,不知战日,可备者众,则专备者寡。以虑相备,强弱相攻,勇怯相助,前後相赴,左右相趋,如常山之蛇,首尾俱到,此救兵之道也。
故胜者全威,谋之於身,知地形势,不可豫言。议之知其得失,诈之知其安危,计之知其多寡,形之知其生死,虑之知其苦乐,谋之知其善备。故兵从生击死,避实击虚。山陵之战,不仰其高;水上之战,不逆其流;草上之战,不涉其深;平地之战,不逆其虚;道上之战,不逆其孤。此五者,兵之利,地之所助也。
夫军成於用势,败於谋漏;饥於远输,渴於躬井;劳於烦扰,佚於安静;疑於不战,惑於见利;退於刑罚,进於赏赐;弱於见逼,强於用势;困於见围,惧於先至;惊於夜呼,乱於闇昧;迷於失道,穷於绝地;失於暴卒,得於豫计。
故立旌旗以视其目,击金鼓以鸣其耳,设斧钺以齐其心,陈教令以同其道,兴赏赐以劝其功,行诛伐以防其伪。昼战不相闻,旌旗为之举;夜战不相见,火鼓为之起;教令有不从,斧钺为之使。
不知九地之便,则不知九变之道。天之阴阳,地之形名,人之腹心,知此三者,获处其功。知其士乃知其敌;不知其士,则不知其敌;不知其敌,每战必殆。故军之所击,必先知其左右士卒之心。
五间之道,军之所亲,将之所厚;非圣智不能用,非仁贤不能使。五间得其情,则民可用,国可长保。故兵求生则备,不得已则斗;静以理安,动以理威;无恃敌之不至,恃吾之不可击。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以实待虚,以生待死,以众待寡,以旺待衰,以伏待来。整整之旌,堂堂之鼓,当顺其前,而覆其後;固其险阻,而营其表,委之以利,柔之以害,此治军之道全矣。
【译文】整治军队除了是要御侮防边之外,还要声讨罪恶,替天行道。因此国家平时应不忘军备,藉以诛*暴逆,保加卫国。国内文治与武功并盛,一如昆虫之有爪牙,平日相安
无事,一旦遭受侵犯则以爪牙相斗。人类没有爪牙,所以须制作武器,用以自卫。军队为国政之辅,而良臣为国政之佐,因此军队强盛,国内就安定,军队衰弱,国家也就危殆不安。而危险与安定之间的关键在於所选任的将领是否为国之良辅,是否能负起主导全军,安定民心的重责大任。
治国应由外部做起,而治军则要由内部着手,所谓的内部指的是中原诸国,而外部指的是周围的戎、狄各族,蛮夷戎狄各族,难以理喻教化,须以威势震慑他们。故而黄帝大战吃由於涿鹿,尧战三苗於丹浦,舜伐有苗,禹讨有扈氏。以三皇五帝之圣名睿智,德泽广被四海,犹以武力平定蛮族,可见军队的威力之大。因此非不得已,不轻易用兵攻伐。
用兵出战,必先有事前的规划,才能成事,所以要先考量时势潮流,明了人心归向,从事作战训练,订定赏罚制度,揣测敌人的意图,审视路况,查明地形的险易,分析敌我情势,熟知进退的节度,善用时机,做好防御措施,发挥强大的战斗力,竭尽士卒之能,图谋成败生死之计策,而後可以选将任兵,以壮大的声势出兵。这是军中的要事。 百姓的性命与国家的安危皆操在将领手中,因此将领行事须再三考量而後动。他的号令一下,全军如山洪爆发,声势浩大;追击人如鹰之捕食,势在必得;军队静止时,如张满的弓,蓄势待发;行动时如扣板机,一触即发,所向披靡,强敌亦闻风丧胆,不战而逃。 将领若无预谋,而兵士皆无斗志,军心不一,各怀鬼胎,那麽虽号称百万大军,敌人有无所畏惧。不是仇人,就没有理由怨恨他;不是敌人,就不与之作战。不得鲁般之目,手就无法精巧细腻,作战不用孙武的战略,无法出奇制胜,军事策略要机密,攻敌要讲求速度,追击敌人要准确,如长堤溃决,那麽就无须折损兵员,而使敌人四散逃逸,这就是以兵势取胜的方法。
因此善战者,胸有成竹,不易恼怒;有必胜把握,绝不畏惧敌人。所以说智者必求稳操胜算,才敢求战,而愚者先求战而後求侥幸得胜。胜者沿路修筑道路,以例行军;而败者到处抄小路以致迷失方向。
军队应懂得造势;将领是以威势服人,而兵士是以战力胜敌,因此不要随意行动削灭了军力,应酝酿至最高点,如同由高处坠落的圆石,挡者皆碎,皆溃不成军,这样才叫做无敌之军。
军中奉绝顶聪明的人为军师,所用的计谋以奇计为佳,能运用刚柔并济的战术,操纵敌人的存亡,行动迅捷如风雨,施展战力如江河奔流,不动时如泰山屹立不摇,行踪隐密如阴阳之诡异难侧。战斗力如江河汹涌永不枯竭,士气鼎盛,如日月之光永不磨灭,以寻常心看待生死之事,视胜败为常事,灵活运用奇正战术,出奇制胜。
作战应备妥粮秣,须善用奇正之术,兵器与装备皆应齐全。倘若物价飞涨,国用就会拮据,长途运粮,会使国家陷於贫困。因此不可连年征战,务求毕其功於一役,须量力而为,拒绝不必要的军事行动,罢黜无用的将领,则国家就为安定富强。
善於进攻的军队,可令敌人不知如何防守才好,善於防守的军队使敌人不知如何进攻。所以善攻者不会仰仗兵器,因甲坚械锐,仍不足以胜敌,而善守者,不位倚恃城郭,因城再高护城河再深,也不足以固守,攻敌须趁其疏於防备时,敌人列阵求战,须改期所未料到的地方,出奇不备,能在交战时若先取得优势,攻其左右军,而後可以与之正面作战。
知道作战的日期与地点,则有充裕的时间做准备。能使军队如常山之蛇,护住互救,合作无间,这才是救援之道。胜军必熟之地形,并善於使诈。能仔细策划,则知用计的得失;用兵诱敌,则之敌人的实力,揣测敌情,可知其兵员多寡,以假象示敌,可得战胜的计谋,侦测敌情,可知其疲累或修整。
与敌人作战时,应处生地,而将敌人攻入死地,避实击虚。山战须据高处攻低处,水站应顺应水流,不由下游往上游攻。草原作战,则避免深入草丛,以防有敌方伏兵,平地作战要利用平地毫无屏障的优点,以力勇斗。道路作战,要利用单一道路的优点,集中兵力,围
堵敌人。这五种地利,有助於作战。 善於为己军造势,就会成功,事蹟败露就会失败,远途运粮,可能陷於补给不继的情况,靠人力掘井,可能发生缺水的现象,敌人常来挑衅,将使士卒疲於奔命。敌人按兵不动,就容易使我军松懈。久久不战,兵心就会疑惑。敌人以利诱我,军心将犹疑不定。有厚赏,兵事便会奋勇向前,刑罚太苛将使兵士怯懦。乘胜追击敌人,则会愈战愈勇,遭遇围困,则难以突围,先锋部队常会恐惧,夜间喧哗将惊动三军。暗夜行军,容易混乱。不明路况就会迷失方向,陷於绝地,则无法作战。长久征伐将师劳无功,预先谋划计策,对军事行动有很大的助益。
将军以金鼓旌旗来号令三军,以斧钺来震慑军心,以教令来教化兵卒,设厚赏来鼓励兵足建立战功,行诛罚以忝宵小。白天作战,号令听不清,故以旌旗为辅,夜间作战,旗帜符号无法辨认,故以火鼓引之,不服军令者,以斧钺行刑。
不懂得「九地」和「九变」的道理,无法胜敌,没有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作战难成功。能看出敌方的军心如何,就能测出敌人的强弱,作战就会成功。所以作战首重掌握军心。
间谍的派任,关系着整个作战计画,是将领所应重视的,将领若无相当的才智就不能役使间谍,非心存仁义,不能得间谍的效忠。五种间谍所得的情报正确无误,则国家可以保全。 军队为求生存,就会起来备战,逼不得已就会挺身战斗。平时要安顿兵士,战时则要以威信令之作战,不要冀求敌人不来攻打,却要先做好防御的工作。以逸代劳,以饱待饥,以近代远,以我方旺盛的士气,强大的军容来迎击虚弱疲累的敌军。整顿旗鼓,严阵以待,镇守每个险阻,并在敌军後方设伏兵,并且以利害得失劝诱敌人投降。以上就是用兵作战的方法。
赏罚第十
【原文】赏罚之政,谓赏善罚恶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故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赏虚施则劳臣怨,罚妄加则直士恨,是以羊羹有不均之害,楚王有信谗之败。
夫将专持生*之威:必生可*,必*可生,忿怒不详,赏罚不明,教令不常,以私为公,此国之五危也。赏罚不明,教令有不从;必*可生,众奸不禁;必生可*,士卒散亡;忿怒不详,威武不行;赏罚不明,下不劝功;政教不当,法令不从;以私为公,人有二心。故众奸不禁,则不可久;士卒散亡,其众必寡;威武不行,见敌不起;下不劝功,上无强辅;法令不从,事乱不理;人有二心,其国危殆。
故防奸以政,救奢以俭;忠直可使理狱,廉平可使赏罚。赏罚不曲,则人死服。路有饥人,厩有肥马,可谓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故人君先募而後赏,先令而後诛,则人亲附,畏而爱之,不令而行。赏罚不正,则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赏赐不避怨雠,则齐桓得管仲之力;诛罚不避亲戚,则周公有*弟之名。《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此之谓也。
【译文】为政者应确立赏罚制度,奖善惩恶,藉以鼓励百姓立功,并杜绝罪恶。使部属都确知赏罚的标准,那麽他们的行为就有分寸,不至於犯法。但赏罚要公平,不可以厚此薄彼,徇私偏袒,无功之人,不受禄;无过之人,也不应受罚,若任意奖赏或惩罚,将使部属不服。
春秋战国时,中山国国王只因一杯羊肉羹而亡国;楚平王因听信谗言而迫害贤良,祸及子孙,都是赏罚不当的例子,值得後人警诫。
将领把持了属下的生*大权,若是误*好人,纵容恶人,喜怒无常,赏罚不明;常假公济私,政令朝令夕改,使部属不知所从。凡是犯有以上的过失的将领,都是国家的祸害。若赏罚不明,其所下的命令,无人愿意遵守;若纵容恶人,各种败坏道德的事都会出现;若枉
*无辜,众人必怀恨在心;若喜怒无常,那就很难树立威严;若赏罚不公,百姓便不会争相报国立功;若正教实施不当,法令自然也无法施用;若假公济私,人人必有贰心。所以说众恶不止,国祚必不能长久,士卒离心离德,再庞大的军队,终必溃败;将领毫无威严,军队就会软弱;属下无心作战,将领就无从激励士气;法令不彰,事物就没有条理;人人有贰心,国家就将面临崩解的命运了。
因此要杜绝罪恶,须先使政治清明;要阻绝奢侈,须崇尚节俭,令忠直之士,审理讼狱,令清廉之士,执行赏法,赏罚严明了,则人人致力效忠。
路旁还有饥民,官吏的马就中却有肥马,这可谓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太不懂得体恤百姓了。
人君必先订立赏罚条例,而後才实施刑赏,令百姓既敬且畏,不须命令,即能服从。 赏罚不公,则忠臣尽死於冤屈,而奸臣皆因不实的战功,而受重用。赏罚应不受恩怨情仇的影响,齐桓公就因不计前嫌而重用管仲,得以成就霸业;周公大义灭亲,而能树立威信,所以书经上说:「无所偏私,无所袒护,则王道可以施行无阻了。」 喜怒第十一
【本文】喜怒之政,谓喜不应喜无喜之事,怒不应怒无怒之物;喜怒之间,必明其类。怒不可犯无罪之人,喜不纵可戮之士;喜怒之际,不可不详。喜不可纵有罪,怒不可戮无辜;喜怒之事,不可妄行。行其私而废其功,将不可发私怒,而兴战必用众心,苟合以私忿而合战,则用众必败。怒不可以复悦,喜不可以复怒,故以文为先,以武为後。先胜则必後负,先怒则必後悔;一朝之忿,而亡其身。故君子威而不猛,忿而不怒,忧而不惧,悦而不喜。可忿之事,然後加之威武,威武加则刑罚施,刑罚施则众奸塞。不加威武,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众恶不理,其国亡。
【译文】身为将领应注意随时控制自己的情绪,心境虽难免有怒有喜,但仍应将公事与私心区分开来,才不至於误事。 生气时,不可迁怒无罪的人,也不可因一时的高兴,而赦免罪大恶极的人,应详究其情,再行发落。决断案件,也不可因自己的喜好,而滥*无辜,或纵容有罪之人,不使情绪影响决策。将领不可喜怒无常,这足以抵销以往所有的战功,作战时,应团结部众的心,激励士气,齐力作战,如果只凭自己的血气之勇,强求军队硬攻,那麽全军将毁在他的手中。 时时保持愉快的心情,就不容易发怒;终日郁郁寡欢,也就很难快了的起来,所以将领必先修文德,而後再讲究武功,如果战胜後不能更加谨慎,则将因轻敌而战败。一味的意气用事,事後必会後悔。一时的冲动,将导致身败名裂。
所以有才德的君子,威武而不野蛮;只知忧心,而不知恐惧;喜怒皆不形於色。平时就要树立威严,这样,刑法才有效力,一切的罪恶都可以扫尽。若无法确立威信,则刑罚就无法施行,众人跋扈而无法管束,那麽国家就会灭亡。 治乱第十二
【本文】治乱之政,谓省官并职,去文就质也。夫绵绵不绝,必有乱结;纤纤不伐,必成妖孽。夫三纲不正,六纪不理,则大乱生矣。故治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失矩,本不失末,为政不失其道,万事可成,其功可保。夫三军之乱,纷纷扰扰,各惟其理。明君治其纲纪,政治当有先後。先理纲,後理纪;先理令,後理罚;先理近,後理远;先理内,後理外;先理本,後理末;先理强,後理弱;先理大,後理小;先理上,後理下;先理身,後理人。是以理纲则纪张,理令则罚行,理近则远安,理内则外端,理本则末通,理强则弱伸,理大则小行,理上则下正,理身则人敬,此乃治国之道也。
【译文】要整顿政治,必须先裁汰冗官,去除虚职,不使闲散无用的官员,群聚结党,危害政务。全国上下若不遵守三纲六纪,就会大乱。所以国君行为举止必不失正道,为政需合乎理法道统,则万事可成,而功业亦可长久保持。
军队之所以会纷扰没有秩序,是因部队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管理。所以国君要治理国家,要有先後次序,先整顿大纲,而後处理细目;先颁布戒令,而後执行刑罚;先治理好国都附近几省,而後全国都可治理好;先安内而後攘外;先修身而後治人。
如此一来,法令申明了,刑罚就可以执行无碍了;国家强盛了,邻国就不敢来犯;压制强者,则弱者得以伸张;吏治清明,则百姓亦会循规蹈矩,国君拥有崇高的品德,就能得天下人的景仰,这就是治国之道。 教令第十三
【本文】教令之政,谓上为下教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上之所为,人之所瞻也。夫释己教人,是谓逆政;正己教人,是谓顺政。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後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故为君之道,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後;不教而战,是谓弃之。 先习士卒用兵之道,其法有五:一曰:使目习其旌旗指麾之变,纵横之术;二曰:使耳习闻金鼓之声,动静行止;三曰:使心习刑罚之严,爵赏之利;四曰:使手习五兵之便,斗战之备;五曰:使足习周旋走趋之列,进退之宜;故号为五教。教令军陈,各有其道。左教青龙,右教白虎,前教朱雀,後教玄武,中央轩辕。大将军之所处,左矛右戟,前盾後弩,中央旗鼓。旗动俱起,闻鼓则进,闻金则止,随其指挥,五陈乃理。正陈之法,旗鼓为之主:一鼓,举其青旗,则为直陈;二鼓,举其赤旗,则为锐陈;三鼓,举其黄旗,则为方陈;四鼓,举其白旗,则为圆陈;五鼓,举其黑旗,则为曲陈。直陈者,木陈也;锐陈者,火陈也;方陈者,土陈也;圆陈者,金陈也;曲陈者,水陈也。此五行之陈,辗转相生,冲对相胜,相生为救,相胜为战;相生为助,相胜为敌。凡结五陈之法,五五相保,五人为一长,五长为一师,五师为一枝,五枝为一火,五火为一撞,五撞为一军,则军士具矣。
夫兵利之所便,务知节度。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壮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粮牧,智者为谋主。乡里相比,五五相保,一鼓整行,二鼓习陈,三鼓起食,四鼓严办,五鼓就行。闻鼓听金,然後举旗,出兵以次第,一鸣鼓三通,旌旗发扬,举兵先攻者赏,却退者斩,此教令也。
【译文】身居高位,需留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言辞要合乎理法,行为要合乎正道,因自己的一言一行,皆在众人的视听中。严格要求别人,却放纵自己,这是逆政,能先端正自己,而後教导百姓,这才是顺政。行为举止不端正,所施的政令就无人遵守,那麽国家便会大乱,所以为政者要先正其身,而後可以名正言顺的施政令。
为政者,应先教导、训诫百姓,而後再施用刑罚,军队不经训练,就派上战场,是置之余死地,训练兵士的方法有五种:一?训练他们熟悉旌旗指挥符号,并随指挥变换队形。二?训练他们分辨动静行止等锣鼓号令。三?使兵士了解刑法的严苛与封赏的丰厚,使之不敢违背军令。四?使他们熟悉兵器的使用方法。五?教他们快步、慢步、後转等行进方法,使他们进退皆合宜。这些称为五教。
各部队皆有其不同的阵形,须分开训练,左军教以青龙阵,右军教以白虎阵,前军为朱雀阵,後君为玄武阵,中军为轩辕阵。大将军所在之处,左有矛,右放戟,前置盾,後架弩,中央放置旗鼓。旗帜一动,三军就要集中注意力,听到鼓声就前进,听到锣声就停止,能依指挥行动,五阵就有秩序。指挥军阵要用旗帜和大鼓:击鼓一声并举青旗,则摆直阵;击鼓二声举红旗,则摆锐阵;击鼓三声举黄旗,则摆方阵;击鼓四声举白旗,则为圆阵;击鼓五声,举黑旗,则摆曲阵。直阵即木阵;锐阵即火阵;方阵即土阵;圆阵即金阵;曲阵即水阵。这五种阵形,互相衍生变化,合作无间,时而前後夹击取胜,时而前仆後继相救援。
五阵的编制为:五人射一长,五长为一师,五师为一枝,五枝为一火,五火为一撞,五撞为一军,则全军的阶级就规划完善。 用兵应使兵士各尽其才,使身短者持矛戟,身长者持弓弩,强壮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使弱者负责供给军需,使智者为军事计画的主谋。同乡里的编为一队,五人互保,击鼓一声,
则整队待发,击鼓二声,则练习排阵,击鼓三声,则准备用餐,击鼓四声,则静肃立定,击鼓五声,则开始行军。而後以旗指挥军队,次第出兵。作战时,旗鼓皆发,勇敢向前*敌者,将有重赏,退却者将处以斩刑,这就是教令。 斩断第十四
【本文】斩断之政,谓不从教令之法也。其法有七:一曰轻,二曰慢,三曰盗,四曰欺,五曰背,六曰乱,七曰误,此治军之禁也。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故设斧钺之威以待,不从令者,诛之。军法异等,过轻罚重,令不可犯,犯令者斩。
期会不到,闻鼓不行,乘宽自留,避回自止,初近後远,唤名不应,车甲不具,兵器不备,此为轻军,轻军者斩。
受令不传,传令不审,迷惑吏士,金鼓不闻,旌旗不睹,此谓慢军,慢军者斩。
食不禀粮,军不省兵,赋赐不均,阿私所亲,取非其物,借贷不还,夺人头首,以获其功,此谓盗军,盗军者斩。
变改姓名,衣服不鲜,旌旗裂坏,金鼓不具,兵刃不磨,器仗不坚,矢不着羽,弓弩无弦,法令不行,此为欺军,欺军者斩。
闻鼓不进,闻金不止,按旗不伏,举旗不起,指挥不随,避前向後,纵发乱行,折其弓弩之势,却退不斗,或左或右,扶伤举死,自托而归,此谓背军,背军者斩。
出军行将,士卒争先,纷纷扰扰,车骑相连,咽塞路道,後不得先,呼唤喧哗,无所听闻,失乱行次,兵刃中伤,长短不理,上下纵横,此谓乱军,乱军者斩。
屯营所止,问其乡里,亲近相随,共食相保,不得越次,强入他伍,干误次第,不可呵止,度营出入,不由门户,不自启白,奸邪所起,知者不告,罪同一等,合人饮酒,阿私取受,大言警语,疑惑吏士,此谓误军,误军者斩。 斩断之後,此万事乃理也。
【译文】违令的人,必须加以惩处,不施以惩罚,将累及全军,所以君王授予将领全权处置违令犯纪的兵士。军法有轻重之分,过失较小的,处以轻刑,过失较大的,处以重刑,但军令是不可违抗的,犯令者,将领有权处决他。以下七种情况,足以影响军容,犯令者当处以斩刑。
第一、藐视军令,集结的时间已到,却不准时报到,听到号令却不行动,藉故推托,回避任务。呼其名却不答应,临上阵之际,装备还未准备齐全,这些是犯了轻军之罪,要处以斩刑。
第二、怠慢军令,接到上级的命令,不即刻传达下去,或者误传命令,导致行动错误;作战时不听号令,不听指挥,这些都犯了慢军之罪,理应问斩。
第三、贪赃枉法,不知体恤属下疾苦,取其用物,久借不归;行为不当,掠夺别人的功劳。并且给予亲近的人最优渥的待遇。这些都犯了盗军之罪,须依法处斩。
第四、任意更改姓名,毁坏服号,旌旗锣鼓等指挥用具,不加以妥善保存,武器装备也不加以维修,使得弓矢上的羽毛脱落,弓弦断裂,无法用来作战,这些是犯了欺军之罪,格*勿论。
第五、违背军令,不依号令行进,不听指挥行动,一味的退居後位,避免打头阵,搅乱了队伍的次序,折损军队的气势;还假藉救助伤患的名义,撤回安全的地方。这是犯了背军之罪,斩*不赦。
第六、搅乱军队秩序,行军时,兵士争先恐後,不守秩序,使得队伍凌乱,车辆阻塞道路,使得後面的队伍不能前进而高声喧哗,将领的命令无法下达。如此一来,军中的伤亡增多,无法作战。这些是犯了乱军之罪,应斩首示众。
第七、军队紮营驻守,四处打听亲友的下落,不顾军令,与亲友同进同出,更强行潜入其他营区,屡次违令,不听劝阻。数次由後门出入军营,而不坦白认错。知奸情而不告发,
则与犯过者同罪。暗地里饮酒作乐,四处散布谣言,搅乱军心,这些是犯了误军之罪,处以斩刑。
能实施严刑峻法,兵士才会严守军令,如此,各项军务才能进行得有条理。 思虑第十五
【本文】思虑之政,谓思近虑远也。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故君子思不出其位。思者,正谋也;虑者,思事之计也。非其位不谋其政,非其事不虑其计。大事起於难,小事起於易。故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 是以九重之台,虽高必坏。故仰高者不可忽其下,瞻前者不可忽其後。是以秦穆公伐郑,二子知其害;吴王受越女,子胥知其败;虞受晋璧马,宫之奇知其害;宋襄公练兵车,目夷知其负。凡此之智,思虑之至,可谓明矣。夫随覆陈之轨,追陷溺之後,以赴其前,何及之有?故秦承霸业,不及尧舜之道。夫危生於安,亡生於存,乱生於治。君子视微知着,见始知终,祸无从起,此思虑之政也。
【译文】为政者应有深谋远虑的胸怀,才能防范未然,化解危机。
人若无远虑,必有近忧,而深思熟虑是为了谋求事情的解决之道,所以君子须时时的探索本职的问题,但若非自己职权范围的事物,千万不可干预。 欲成小事,则须由难处着手,因此事情须考虑利弊两面,欲成其功,必先考虑失败的因素。九层楼高的高台,其基础不稳固,亦有倒塌的可能,行事须考虑得面面俱到,才不会有破绽,不可顾前不顾後,看高不看低。
古时秦穆公伐郑国,百里溪与蹇叔就已看出其中的不妥;吴王夫差放走句践,伍子胥已预知日後败亡的命运;虞国接受晋国的贿赂,而宫之奇已知其弊害;宋襄公有也心想称霸天下,公子目夷早就预言失败。以上这些有先见之明的高人,思虑相当的周延,,人君若不听忠言,而重蹈覆辙,实在太不聪明了。秦始皇就是不纳忠言,所以不能成就如尧舜般的大业。 再安定的环境,亦有危机出现,动乱亦往往产生在太平盛世,君子若能见微知着,见始知终,则祸患无从产生。 阴察第十六
【本文】阴察之政,譬喻物类,以觉悟其意也。外伤则内孤,上惑则下疑;疑则亲者不用,惑则视者失度;失度则乱谋,乱谋则国危,国危则不安。是以思者虑远,远虑者安,无虑者危。富者得志,贫者失时,甚爱太费,多藏厚亡,竭财相买,无功自专,懮事众者烦,烦生於怠。船漏则水入,囊穿则内空;山小无兽,水浅无鱼,树弱无巢;墙坏屋倾,堤决水漾;疾走者仆,安行者迟;乘危者浅,履冰者惧,涉泉者溺,遇水者渡,无楫者不济,失侣者远顾,赏罚者省功,不诚者失信。唇亡齿寒,毛落皮单。阿私乱言,偏听者生患。善谋者胜,恶谋者分。善之劝恶,如春雨泽。麒麟易乘,驽骀难习。不视者盲,不听者聋。根伤则叶枯,叶枯则花落,花落则实亡。柱细则屋倾,本细则末挠,下小则上崩。不辨黑白,弃土取石,虎羊同群。衣破者补,带短者续。弄刀者伤手,打跳者伤足。洗不必江河,要之却垢;马不必骐骥,要之疾足;贤不必圣人,要之智通。总之,有五德:一曰禁暴止兵,二曰赏贤罚罪,三曰安仁和众,四曰保大定功,五曰丰挠拒谗,此之谓五德。 【译文】
国君治国要勤于反省自己,在自我审察、自我认识的过程中悟出道理。
如果受到敌国入侵,国内的政治、经济就会受到削弱,上层领导缺乏主张,下层官吏和老百姓就会迷失方向,内心迷惘混乱就使忠臣得不到重用,缺乏主见就会在分析问题上发生偏差,考虑问题时有了失误就会打乱自己的计划,错误的谋略就会造成国家的危险,国家有了危险就不安定。所以,考虑事情要有长远打算,有长远打算国家就安定,没有长远打算国家就会出现危机。富裕的时候洋洋得意,贫困的时候又抓不住摆脱困境的时机,“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老子》第四十四章)为购买物品而竭尽积蓄,没有功劳又独断专横,过多过杂地考虑事情就会使自己思绪紊乱,思绪紊乱就容易懈怠。船底有了漏洞,水就会侵入船内,水囊破了里面的东西就会漏空,山小不会有野兽出没,水浅不会有鱼,树干细弱鸟就不会在树上垒窝,围墙塌坏屋子也要倾倒,河堤决口河水会四溢,走得快人容易摔倒,走路平稳的人又行动迟缓,乘船的人有被搁浅的危险,走在冰上的人有掉下去的危险,在山涧中游水的人有淹死的危险,想要渡河没有船是过不去的,失去同伴会倍加想念,按功劳的大小行使赏罚的权力,不诚实的人会失信于他人,嘴唇破损使牙齿感到寒冷,毛脱落后皮就单薄。对怀有私心的人偏听偏信就会产生祸患。善于策划的人容易取胜,错误的谋略就会造成失败。用好的谋略修正错误的计划就好像沐浴春雨一样。麒麟容易驾驭,迟钝的老马则难以训练。不善于观察事物的人就象瞎子一样,不善于听取他人意见的人就象聋子一样。树根受到损伤,树叶就会枯败,树叶枯败后花儿就脱落了,花儿脱落后就无法结果实。房屋的支柱细弱,房屋就会倒塌;树木的主干细弱,树梢就容易弯曲;不能分辨黑白,老虎和羊同为一群。衣服破了要补一补,衣带短了要接续上。玩弄刀子容易伤手,打闹跑跳容易伤脚。洗衣服不一定非去江河,关键是洗掉污垢;骑马也不要非骑麒麟那样的千里马,只要它跑得快就行了;所用的贤士也不一定都是圣人,只要他有才智就可以了。总之,反观自己应该注意五个方面:一是禁止发动非正义的战争;二是奖赏贤能,惩罚罪犯;三是安抚仁人志士,使全国上下太平安定;四是保护江山稳固,不受外敌侵扰;五是不与多嘴多舌、搬弄是非的人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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