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与曹操、刘备三分天下，而且吴国天下比较魏蜀保存时间都要长。
这一切很大程度都要归功于孙权的用人策略、用人心得。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孙权的用人。
200年，继承父兄东吴国产的孙权年仅19岁。
当时东吴的上流社会对孙权是否能带领东吴成就霸业大多表示怀疑，甚至庐江太守李术联络多地主事官员、举众叛离东吴。
他对会稽、丹阳、吴郡、豫章等地的太守说：“天下英豪在州郡，君臣之固逐日浅，今汉室分裂，士民狼狈，东吴将士岂可听小儿言。”
一介太守都敢称国君为“小儿”，足见孙权继位之初所处困境之艰难。
然而，孙权对此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认真剖析了所谓州郡英豪们的情况，发现在文官武将中，张昭与周瑜的威望和号召力是最强的。
于是，机敏的孙权拿出孙策遗诏，感召并厚待张昭与周瑜，借二人之力抚文臣、安武将，迅速将孙策的大批旧部团结在自己周围。
除了文武大将，为广开贤路，孙权还对诸葛瑾、鲁肃等贤能礼遇有加，招他们为朝中宾客，充实东吴开设的招贤馆。
在孙权眼中，无论是来自东吴本地，还是来自北方曹魏抑或西南蜀地，只要是愿意为东吴效力的贤能人士，都对他们敞开大门、委以重用。
就连对刘备忠心耿耿的诸葛亮都曾不无感叹地说道：“东吴国险、民富，贤能尽用。”
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回首千年前的三国历史，也对孙权的用人策略十分赞赏，称孙权“慧眼识英雄”、“允为天子臣”。
孙权选用人才的标准比较简单，只要是对东吴忠心的，都能在东吴找到发挥才能的空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封建王朝长久以来形成的亲疏贵贱、内外新旧的界限。
所以仅从这一点上看，孙权的用人比一代枭雄曹操的用人要豁达得多。
有大量史料记载，曹操为充实自己帐下的人才队伍，曾多次将求贤令广布天下，求贤令上写道：“愿与天下君子贤人共治天下。”
但曹操暗自定下的选人用人标准是，一为恭顺，二为贤能水平不能超过他本人。
基于此，才会有崔琰、杨修、孔融等名士被曹操推出帐外斩首的历史悲剧。
相比之下，孙权不耻下问，对贤能超过自己、又能效忠东吴的人绝无妒才之言行，且竭尽其用，而对于缺乏开拓精神、不思进取、不敢直言的臣子，孙权会酌情委用，但自然不会重用。
在东吴充盈的人才库中，周瑜是比较特殊且尤为重要的一位。
孙权原本并不看好周瑜的才华，但却在后来亲手提拔了他。
事实上，孙策早已视周瑜为爱将，认为此人对东吴的重要性非一般人可比，他的聪明才智足以帮助东吴成就大事。
所以孙策临终前，曾特意将周瑜招至床榻前，希望他能够辅佐年轻的孙权。
202年，君位尚未坐稳的孙权便遭到曹操的刁难。
曹操遣书给孙权，明确要孙权将自己的儿子送到曹魏充当“质任”。
如不照做，曹魏将以“日盛兵威”南下震慑；如果照做，此后东吴受曹魏的掣肘更甚。
所以，是否派遣“质任”，是21岁的孙权不得不慎重考量的难题。
他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张昭、秦松等重臣犹豫不决、难下定论。
孙权的视线转向周瑜，征求他的看法。
周瑜滔滔不绝地冷静分析了三国鼎立的形势，指出东吴之势并不输曹魏与蜀地，东吴对曹魏的武力威胁没有必要畏惧。
他提出：“绝不遣质，静观其变。”
周瑜的判断果然没错，曹魏当时只敢做口头上的威胁，直到六年后的建安十三年才真正派大军犯东吴。
但六年中，孙权励精图治，让东吴的经济、军事实力更为强大。孙权非常自信地派出周瑜领军应战。
大军未动，周瑜先向曹魏发起了舆论战、心理战。
他放出豪言称：“曹贼假汉室丞相之名，实为汉室窃贼耳。我东吴大将军兼父兄之才，文韬武略，兵精将强，定去汉室残秽，当可天下横行。今曹贼自来送死，岂非善事？”
见周瑜如此自信，孙权自然欣喜，但他为保完全，决定周瑜为左都统，而战功显赫的老将程普为右都统，具有深谋远虑之才的鲁肃为校尉，这样一个由老中青三代组合的东吴军事指挥机构，显示了孙权用人的稳重。
周瑜等三人联合刘备共击曹操，以赤壁之战为转折点开启了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孙权之孙孙皓刚继位时，大臣陆凯曾向这位东吴的新主人指出，用人当向孙权学习。
他说：“先祖用人不分卑贱、乡闾，选之能用，用之能出，出之能胜。”
陆凯所说并非虚言。诸如吕蒙、潘濬、步骘、周泰、潘璋、黄盖、丁奉、丁览、谷利、张梁、阚泽、甘宁等文臣武将，或者出身卑微，或者为阵前俘虏，但他们要么能洞悉天下大事，要么具备深谋远虑之才，要么深知敌情，要么通晓天文地理，要么善于辞令文采，而且都在孙权不拘一格的人才观下形成了人才合力。
在他们当中，甘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甘宁是巴郡人，从小就是远近闻名的小恶霸，力壮却无德。
成年后依附荆州刘表，但一直没有受到刘表的重用。
后来又追随了夏口黄祖三年，所受待遇更不如前。
百般无奈之下，甘宁逃至东吴，被周瑜举荐到孙权的面前。
尽管甘宁曾在战场上斩*过东吴大将，但孙权不计前嫌，对其委以重任。
甘宁虽然德行有偏，但在战场上却是一位有勇有谋的将才，加上他从小熟悉蜀地，成年后又数年盘踞荆楚，对长江一带有着自己独特的战略谋划。
为报孙权的知遇之恩，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战略构想说与孙权，孙权对此予以了充分肯定，当即给了甘宁一支精锐部队让其率领。
果然，甘宁不负厚望，几年内领兵铲除了黄祖势力，将东吴的势力延伸至了荆楚要地，还击退过名将关羽，斩*了曹操爱将朱光，攻占了皖地合肥。
在阵前，甘宁总能冲在最前线，极大鼓舞了东吴将士士气，可谓战功显赫。
他后来被封为城督、将军，足以从一个侧面证明孙权用人的正确性。
用人之道不仅在于选人，还在于信人。孙权对忠于自己的群臣深信不疑，真正能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这既得益于他的用人之方，也显示了他的驭臣之术。
对诸葛瑾的信任与重用即是一例。
诸葛瑾是诸葛亮的胞兄，曾在江左躲避时乱，后经吕蒙举荐为东吴效力，镇守湖北公安。
221年，刘备为报关羽遇害之仇，不仅重夺荆州，还亲率蜀国大军进攻东吴。
此时，孙权帐下多名谋士进谗言道：“仅凭诸葛瑾与诸葛亮之关系，此人通敌卖国几无可辩。”
通常而言，两军对垒之际，通敌卖国的罪名很大，而且诸葛瑾还在战前将自己的儿子过继给了诸葛亮，两兄弟常有书信往来。
然而，孙权在朝中公开说：“子瑜（即诸葛瑾）与孤王相识多年，事从多劳，对我东吴恩如江洪，孤王对子瑜深信明究，子瑜必行之有道，言之有义。”
而事实证明，诸葛瑾绝无辜负孙权之嫌，孙权的用人不疑也深深打动了江东父老。
无怪乎宋元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胡三省曾评价道：“孙权君臣，推诚置腹，谗言不间，江东必保。”
说的就是孙权的用人表率极大增强了东吴上下的凝聚力，确保了东吴成为三国中国运最长的一方。
孙权深知，用人除不疑之外，更要对所用之人恩宠厚待，以保证他们的忠心不改。
孙权用大将吕蒙即是最好的例子。
吕蒙出身卑微，论身份远远比不上来自大族的周瑜、鲁肃等人，而且他识字不多，但凡大事都靠心记口述，鲜有修书。
但正是这样一个人却被孙权看中，还成了东吴帐中不可或缺的勇猛武将。
208年，孙权亲率部讨伐黄祖，吕蒙被任命为阵前先锋，并在战场了立下大功，一举歼灭了黄祖的主力军。
灭黄祖之役后，孙权不仅授予中郎将的官衔，还赏赐给他千两黄金。
214年，孙权大军向皖城进发，已是阵前将军的吕蒙先派甘宁率一支先锋队攻城，他本人则亲率嫡系部队继而攻之。
吕蒙的战略设想收到了预料之中的效果。
大军凯旋回归，孙权当即发出了嘉奖令，拜吕蒙为庐江太守，并将在皖城所获战利品全部奖赏给吕蒙及其部下，东吴朝廷一分不留。
219年，吕蒙在孙权的授意下连破江陵、荆州两处战略要地。
孙权得闻捷报后大喜，封吕蒙为孱陵侯，并赏五百两黄金。
吕蒙身患重病后，作为国君的孙权对吕蒙更是予以了无微不至的关怀。
他发布诏令：凡能医治吕蒙疾病者可获黄金千两。
孙权下朝后经常想去探望吕蒙，但又担心君臣之礼会让吕蒙疲于应对，所以便多次偷偷地在吕蒙寝屋的窗外观望。
若见到吕蒙因病痛苦不堪时，孙权便会心痛得落泪；若见到吕蒙病情稍有好转，能进食、能言语，孙权便会左右言笑，高兴地夜不能寐。
吕蒙病逝后，孙权万分悲痛，竟以刻意减少睡眠和饮食为哀悼，足见孙权对吕蒙的厚爱。
但值得一提的是，吕蒙绝非唯一受孙权厚爱的将才，在孙权帐下，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
孙权用人并非事事顺心，也并不是每用必无误，在该方面甚至为后世留下了些许历史悬案。例如孙权在夷陵之战中启用了陆逊，并赋予了陆逊最大限度的军事指挥权。
夷陵之战的功劳有一半要记在孙权的用人上。
陆逊后来还被封为丞相，在孙权的政权体系中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但他最后郁郁而终，很多人认为孙权是逼死陆逊的幕后“真凶”。
一向爱才惜才的孙权是否真的逼死了陆逊尚有不少疑点值得研究商榷，但陆续的死的确透露了东吴最高统治者孙权与东吴政权的基础———江东世家大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最终引起东吴由盛而衰。
如果说陆逊因功高震主而得罪了孙权，继而遭到孙权的排挤，这既不符合史实，也不符合孙权用人的一贯之策。
而且陆逊的为人绝不像周瑜一般奔放豪迈，而是通情达理、性格内敛。
孙权能容得下周瑜，必能容下陆逊。
真正引起孙权与陆逊嫌隙的是立储君的问题。
以陆逊为代表的江东大族势力大多拥护长子孙和为太子，而孙权却属意幼子孙亮。
立储成为这对君臣之间出现问题的导火索。
但严格说来，孙权只是在此一个问题上不同意陆逊的意见，而且还允许陆逊持不同意见，在其他重要问题上，孙权对陆逊的信任与任用还是十分到位的。
结语孙权的确是中国封建历史上一位比较开明的君主，其用人之所长也的确多为后世君主所效仿，或成为引经据典的重要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