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封面印着“曹操”的时候,这两个字写的是什么

当封面印着“曹操”的时候,这两个字写的是什么

首页战争策略国之枭雄更新时间:2024-05-02

去年3月份,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澳大利亚学者张磊夫所著《国之枭雄:曹操传》;今年2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将日本学者堀敏一的《曹操》译出发行。近一年中,相继有两种海外汉学的曹操传记问世,实是三国迷之幸事。这两种传记无疑因西方汉学与东洋汉学的传统不同,而会有不同的风格;前者是英语世界中唯一一部曹操的学术传记,后者是日本学界世纪初的力作。从两本书的封面上,差别也一目了然——关于二者内容,是深入浅出还是系统完整,是否提供了新知与新颖的理论,宜有方家专述,而单看书籍装帧,就很有讨论的必要,我指的是堀敏一的《曹操》译本,因为张磊夫一书,收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从其多年沿用的制式书影,并无甚特别之处。

堀敏一《曹操》中文本则不同,大32开精装,书衣黑底,不另用图案装饰。封面唯红与黑,远远看去,书名苍朴厚重的红色隶笔从浓黑一片的背景中跃出,想来是有意要向读者暗示1800年前乱世血与火的氛围。这时候如果剥开书衣,可以进一步发觉设计者的用心,暗色硬封的对应位置勒出阴文“曹操”二字,凹陷效果做实了“入木三分”和“力透纸背”;而再翻过两张衬纸,可以发现书名那两个字仿佛是接连穿透了三个平面:拈起扉页,可以看出若有若无的墨影,好像阴魂不散的样子——硬封和扉页如果套叠起来,又组成一次完整封面的单色版——而这墨影效果是怎么造成的呢?原来设计者利用了扉页背面的空白纸页,以浓墨反印了“曹操”那两个字,好比是封面上写红字的人擘开暗黑,使了内力,最终将黑色印迹明白无误地复写在序言前这一页白纸上,显现出“隔山打牛”的神功。但要是这样说,扉页用纸还嫌稍厚,如果透光性更强,效果可能会更好。

计较起來,这本书在设计意图与效果间的罅隙并不止这一处。定睛细看封面,自有更丰富的信息映入眼帘:责任者与出版者宋体的细细笔画一上一下渗将出来,同样用了红字。封底照例依行业常态,有专业人士的荐语,也以密密麻麻的血色小字呈现——这些想来都在设计者的帷幄运筹之中,唯封底底部,不得不印上的白底黑色二维码及条形码,不免破坏了外观的整体效果,宛如扮奸雄的一位戏曲演员,白脸勾好了之后却去春风一度,颊上留了唇印子而不自知,匆匆上台亮相:这两种码分明服务于品牌推广与图书销售,对一个普通读者至多只有一次性用途的,其实委之腰封就好,大可不必在黑书衣上戳上永久的印记。

当然,说书衣只有红与黑,还是不完整的:回到封面,不必更凑近观察,则见“曹操”两个大字间还有金色小楷,字体和颜色都有凝练而经久不散的意味,对传主率先进行一次评价:“三国志の真の主人公”。这金色还可以视为是色调的补充,起到调和的修饰效用。其间保留的两个平假名,标明本书来自东瀛的出身。我挺赞同把曹操视为“三国志”真正的主角(之一),这种论点渊源有自,清代整理《三国演义》的毛宗岗,就在《读三国志法》一文中提到了三国的三奇或三绝:曹操、关羽、诸葛亮。我认为,这是毛宗岗真正演绎他自己版本的三国:三角演义。那么,《曹操》一书封面和扉页上“三国志の真の主人公”一句,究竟是出版方也包括设计者读透三国之后所写下的营销词,还是另有出处呢?本书在勒口之内,除版权页外,中文译本十分克制,几乎再没有译者与出版者的其他说明,通览全书也不知究竟。查日本亚马逊网站上的刀水书房原版,见到类似仿宋体的大书名下有小字,一模一样的话,知是中文本直接沿袭了原版的措辞。并且,看它由破折号引领,再看网站注录信息及各处征引状况,这并不是广告语,而算是副标题。

如果锱铢必究,这就是中文本的另一个瑕疵了,在版权页上并没有交代副书名,而使“曹操”两个字孤零零地刊载在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中,使本书与陈舜臣的小说,以及列在坊间各种“中华历史名人丛书”、“影响中国历史的著名帝王大系”、“历史人物系列丛书”、“中国皇帝皇后百传”等等通俗书籍中的《曹操》相重名。是不是会引起混淆且不说,但观察近年来学术著作的流行做法,正副标题更合乎读者的期待。两个书名层次不同,句式相异、性质判断有差别,彼此照应、相互牵制,由两者间的张力生发意义,由距离感触动修辞效应,这的确会比更古早阶段只有一个简洁的书名、乃至仅以主人公的姓名为题的做法更有效果。更要紧的是,这是日文版原有的,而中文版不免不够完整。

如果求全责备,日文本封面也不是没有问题。纤巧的字体与中文本的隶书相比,当然与传主时代相去稍远。封面上用的图案倒是后汉时代的武士俑——明确将说明文字标在封面下方,就汉文读者对书籍封面的印象来说,不免有点冗余。甚至也有副作用:这位骑悍马执长槊的武士,出土于甘肃武威,那是三国时的西凉,先有董卓在那里发迹,再是马腾、马超父子据此割据,都算是曹操劲敌。曹操传记的封面,请了一尊西凉武士来,迎面相对书名,是要封镇传主呢?还是想拆台捣乱报复呢?抑或曲解为用西凉武士表明魏王武功卓著,平定了北方?

日文版的装帧要素与书籍之关联颇可再三推敲。但从形式上说,使用考古文物作封面图案标示出处,毕竟是谨严的做法,也合乎史学及现今版权的规范。但由此我们来看中文本,遂又有一个问题浮将上来:书衣上那力透纸背的“曹操”二字,有什么出处呢?这个问题,书中同样也没有任何交代。

计较起来,两个字都不规范。“操”字右下将“木”变形成了“尒”——“操”有个异体字作“撡”,当与此有渊源。而“曹”字,成了“曺”,出头的两竖少了一竖,令人想起《儒林外史》中那个著名的吝啬鬼严监生,临终要将两根灯草拔掉一根方肯咽气,吴敬梓的灵感莫非来自“曹”的这一偷懒写法不成?或者写“曺”字的始作俑者难道是严监生家的老祖宗?

但其实,“曹”字不止有这两种写法。曹字早见于卜辞,甲骨文从二“東”一“口”会意,以门口两个灯笼(東)表示双、偶之意,所以后世也引申为类、群、辈;在金文中,“口”变为“甘”即今曹字下的“曰”,但到了汉代,以今所见隶字字形来看,并不十分稳定,字形上渐次略省:

可知曹字有多种写法。历代碑碣上所记异体,即所谓“碑别字”,更有:

加上“曹”和“曺”,计有二十种不同的字形,足足是孔乙己所谓“回字有四样写法”的五倍,其中参差各态,譬如《鲜于璜碑》那一体,其上遒然一横捺,可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型之渊源,很是神似。据此并可知,“曺”“曹”二形属这个字在历史上不断简化过程中较常见的形态,才不是多一根少一根灯芯的事儿。今通行“曹”字则可见于《张景碑》(159年立)和《曹全碑》(东汉中平二年(185)十月立,万历初年出土于陕西省合阳县。1956年移立西安碑林)。

而汉碑上的“曺”形似乎更多,或许这就是后来几乎只有“曹”、“曺”二形并行的原因。如今,韩国汉字就择用“曺”为规范字,而不像中、日、新各国,悉用“曹”。

从今所见上古碑碣文字,尤其是《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的情况可知,“曺”并不只限于《康熙字典》所谓。不过,其中的《正始石经》在此还是值得重视的,因为它的年代虽然比上文所列其他汉碑更晚了几十上百年,但须知它正是曹魏时期所立的,确切说来,是魏废帝齐王曹芳正始二年,按古、篆、隶三体刻《尚书》《春秋》,立于太学的。其碑文风格工整精絜,论者以为可以视为当时标准书体。虽欠实据,但仅在“曹”字的问题上,料想作为天子之姓,当确实是比较固定与正式的写法。后汉时已多写“曺”体,所以肯定不算一时特别的缺笔避讳,而况缺笔避讳的史料依据只能溯及唐初,常见的也只是缺末笔;另一方面,当时司马氏尚未曾专政,如若要说刻石者或书写者出于政治立场别有用心,故意将曹氏的“曹”缺胳膊少腿,这阴谋论也不能成立。

这样一来,用“曺”倒是更加贴合曹魏时代的状况,而况,隶字风格古直,也与魏武帝的个人表述风格十分合拍。就像王右军的传记书名不宜用美术字乃至涂鸦吧。所以前述日文版“曹操”笔画纤细,我觉得不如用汉隶。据我的不完全统计,标题中有“曹操”二字汉文书籍共有五六百种。其中,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就有几本书就注意用隶字,但是看起来,尤其是后出几本,因为汉字简化的缘故,要使用规范汉字,所以很明显乃当代人的题签。那么,堀敏一《曹操》中文本书名是不是也是现题的书法字呢?为何又用异体,而不用简体字呢?我找到了一册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版张体义著《曹操墓风云录》,发觉其中“曹操墓”三字之间大小虽略有差别,前二字与堀敏一《曹操》中文本书衣上的却一模一样。

2010年所出版的包含曹操为名的图书有约五十种之多,要知道,此前的2009年及更早,每年都不过十来种。这是因为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发现了曹操墓。这一考古发现入选了中国社科院评选的“2009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国家文物局主办的“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而其真伪问题却有争讼,学术圈内外纷纷热议。《曹操墓风云录》正应时而出,以曹操(墓)为卖点。同年出版另有《曹操宗族墓群》(任晓民编着,江苏科技出版社2010年10月)一种,“曹操”二字似乎更为高古,尤其是“操”,右上三口呈倒置的“品”,与常见字形不同,可辨识度与美感都有点奇怪。经查方知,是取了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文字,乃属西汉时期,与曹操时代相去略远。而其“曹”字,亦用异体“曺”,则出东汉《赵宽碑》(光和三年(180)刻,在今青海省乐都县)。相形之下,《曹操墓风云录》封面用字风格比《曹操宗族墓群》更显一致,前三字同样用了集字的方式。所以,并非堀敏一《曹操》中文本有意袭用《曹操墓风云录》的题签,而是这两本书上的“曹操”所见略同:均来自东汉末年的碑铭:“曺”字出《曹全碑》(185年);而“操”和“墓”用的都是《郭泰碑》字。

《郭泰碑》又常称《郭有道碑》,查郭泰亡于169年,今碑虽是傅山依原拓临摹另刻,而原碑传是蔡邕(132-192)撰文并书丹,文在《文选》卷五八,中有句:“懿乎其纯,确乎其操。洋洋搢绅,言观其高。”二字集于《曹全》、《郭泰》二碑,并不只是在风格上协调的问题,更有意思的是,两块碑都是曹操(155-220)在世时代书写立石的,是他的同时代字。而又尤其是后一字,即曹操之名,是蔡邕所书写的。曹操与蔡邕之间有忘年交,蔡邕是东汉末年的读书种子,既是历史学家、文学家,又是音乐家、书法家,前引《熹平石经》即传说出自他的手笔。公元192年,蔡邕死于王允之手,堀敏一在书中也有提及,多年以后,大约是建安十二三年(207-208),曹操念及旧情,将流落在匈奴的蔡邕之女蔡琰以重金赎回,于是“文姬归汉”,《悲愤诗》一作,乃至托名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诗皆赖此得以传世。其实,“曹”用《熹平石经》字,“操”字用《郭有道碑》,全集蔡邕字,也不失为另一种选择。若能起曹操于地下,他一定会很满意能有老友的字给自己传记作题签吧。只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曹操》设计者知不知晓这一段史事呢?也就是说,如今“曹”借《曹全》、“操”引蔡邕,这同时代字究竟是不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巧合?以我自己刚刚从网上查到这两个字出处的经验,我悬揣,更大的可能性,是在书法字网站或字典上轻而易得的素材——假如是精心表达的意义,那就不应该不着一字,没有在书上留下任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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