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三国灾害频发，民间如何应对？（汉末求生）

处于寒冷期中的汉末三国，不仅有着日趋寒冷的现象，更有随之而来的各式灾变。寒、旱、涝、蝗、饥、疫的连环发生、交叉引起，对当时社会的影响甚大，因而促使时人必须有所应对。

以往，对于时人如何应对灾荒的研究，多罗列官方的应对，而鲜少注意到民间的应对。因此，我们对于汉末三国民间如何应对气候异变感到好奇。

旱灾

而整体来说，汉末三国的民间百姓在面对灾变时，或许是很单纯的思考──究竟如何活下去？换言之，即是"生存问题"。

汉末三国期间，由于连环天灾的爆发、再加上政局不稳的人祸，导致环境负载力大幅下降。对人民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在农作及食物上，是以大饥荒随之将至。而食物的有无，便是攸关生存的问题。

灾民与饥荒

那么，百姓究竟该如何应对呢？为了活下去，人们可能先拿出之前囤积的粮食以餬口；待到存粮吃完，或许连预备作为种子的份量也先顶着吃了。若这样都还无法度过灾变的影响，那么"弱肉强食"的情景便将出现──有些人可能集结而劫掠，借以获取足以维生的物资；有些人则可能彼此相食，"易子而食"的悲剧便不断发生。

由此看来，当时人民吃尽存粮、以至于交相食的应变方式实在成效不佳。不仅让人们可能死于天灾、可能死于动乱，更可能因彼此的劫掠而死、可能因成了他人的"俎上肉"而死，因而直接或间接地形成更多悲剧。

因此，每当面临到这些生存问题之时，人民势必寻找新的应对方式以求生苟活。而"趋吉避凶"自是人们有生以来的本能，但"安土重迁"亦是人们心底潜在的渴望，所以，离开、或者留下，便成为人民受灾之后的选择。

古代灾民逃荒复原图

选择离开受灾地的人们，或逃荒到他处避荒。于是，迁徙开始出现。他们往往选择汉末三国当时相对安定、相对富庶之处作为目的地，因而大致由受灾处往四处发散──往东，或至徐州。往北，或至冀州，如胡昭、陈琳；或至凉州，如苏则；或远达辽东，如国渊、邴原、管宁、王烈。

往南，或至荆州，如王粲、司马芝、杜袭、赵俨、裴潜、来敏。往西南，或入巴蜀，如扈累、法正、孟达、董和。往东南，或至扬州、江东一带，如徐奕、许劭。此外，甚至有远达交州者，如袁徽、许靖、程秉、薛综。

诚然，由于此类史料多以"避地"、"避乱"等关键词出现，以往多因此将这类迁徙归因于躲避汉末三国时期的战乱。然而，"避地"一词乃指"迁地以避灾祸"；那么，究竟避何灾祸呢？是否除了战乱，亦有灾变的可能性？

而我们确实也能找到因灾害而迁徙的事例，如：汉代以来有着"避疾"的习俗，即逃离疫区以避免被瘟疫所感染。此外，初平末，孙宾硕因饥荒南迁至荆；建安初，法正、孟达亦因饥荒入蜀。至于苏则于兴平中因三辅战乱及饥穷而避难安定，其因素则是天灾人祸兼而有之了。

古代灾民复原图

而在迁徙的人群之中，有的人可能确实顺利迁居他方安居乐业，但或许有更多的人流离失所而成为"流民"。在当时的纪录中，可见如此描述：

“今四民流移，讬身他方，携白首於山野，弃稚子於沟壑，顾故乡而哀叹，向阡陌而流涕，饥厄困苦，亦已甚矣。”

由此看来，流民或因天灾人祸而流离失所，不仅在生命安全方面遭受威胁，甚至在食衣住行等方面都无法达到最基本的保障及满足，也难怪蔡琰会发出"民卒流亡兮共哀悲"的感慨。而为了生存下去，古代流民便有可能集结起来打家劫舍，从受害者变成另一加害者，进而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至于那些不愿意离开受灾地、离开家乡的人呢？这些人们努力地留下、并想尽办法生存着。但也许在连环受灾的当时，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大足够的，于是在地的大族、耆老、贤良便会聚集在地人民的力量，或召集劳力一同耕种、或聚集孩童一并教学。

古代灾民与官员复原图

又为了对抗以寇掠为目的之敌人，这类人可能也透过宗族或乡里的力量来建立坞堡以保卫、或组织战力以对抗。换言之，透过坞堡的形式而聚集的百姓，可藉由耕种以自给自足，亦能武装以自我保卫。

如许褚曾"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田畴（169-214）则尝率宗族及附从数百人入徐无山，数年后投靠者暴增到五千多家，众人因而推田畴主事，不仅制定法制礼数、更兴办学校以讲学。而田畴一众的经营，不仅能保卫自身的安全，甚至还能让邻近的乌桓、鲜卑遣使纳贡，因而使学者认定他们应具有相当实力的武装。

田畴画像

此外，当时在南方则有着以宗族为单位而集结的宗民，如"豫章上缭宗民万余家"，他们有着自己的坞壁以保障自身生命及财产，而仅对地方政权缴纳一些钱粮，但地方政权却无法对他们进行全面的支配。

值得注意的是，透过相关史料来看，名望、大族、贤良往往会突出为百姓的带领者。如以上举出的田畴、许褚可算是名望、贤良的类型，而上缭宗民则是因宗族而集结的类型。至于大族的案例，亦可透过常林曾"依故河间太守陈延壁"的往事来看，陈、冯二姓正是当地的大族，进而吸引时人前往依附。

然而，这些名望、大族、贤良在地方上的窜出──可能是无意为之，单纯只为了生存而努力，但却因其人格及背景而吸引大众的追随；亦可能有意为之，意图募集民众的力量。而相对地，人民或为了生存而选择投靠这些带领者，"部曲"这类的阶层便逐渐出现。

此外，当民间百姓遭遇到各式灾变带来的死伤病痛，便会寻求有能力祛病却死之管道的协助，自此医者、方士、宗教便开始有所舞台得以发挥。举例来说，管辂能依卜筮窥知生死，郄俭、甘始、左慈则怀异术以养生，至于董奉、张仲景、华佗等医者更有回春之手，皆名震一时。此外，如张角、张脩、于吉这类人士，或能以符水呪说来治病，且具有早期道教背景，久之，便逐渐获得民众的信赖、得到民众的追随，进而日渐形成教派、教团。

道教三清尊神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宗教团体本身，除了使民间在肉体上有所治愈、心灵上有所寄托之外，尚提供一些互助救济的实际功能。以太平道为例，即有"积财为罪、鼓励救穷"的想法；而五斗米道则设有"义舍"，其中放有"义米肉"以供行路者食用；至于佛教则在相关的节庆或仪式之时，"多设饮饭，布席于路"，而提供饮食给为数众多的就食者及参与者。综观当时教派的这些作法，皆有助于民间度过灾变。

据此，可见有能力医病者、以至于宗教，亦是民间倚之应对灾变的管道。以张角来看，信众于十余年间即达八州数十万人。至于于吉则尝于吴会一带治病，深受吴会人民的侍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