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号天下到偏安江东，来看看江东集团的发展轨迹

孙策接受了张紘的建议。袁术僭谋称帝时，孙策致书袁术，责而绝之。建安二年，曹操出于讨袁术的需要，拜孙策为骑都尉，袭父爵乌程侯，领会稽太守。汉廷的诏书中称：“董卓逆乱，凶国害民。先将军坚，念在平讨，雅意未遂，厥美著闻。策遵善道，求福不回。”诏书对孙坚、孙策父子以往的经历作了一种正面的评价，对于他们与袁术的关系只字未提。孙策在谢表中为自己曾接受袁术所表殄寇将军一事作了辩解，他说，“至被诏书，乃知诈擅”。意思是他当初接受袁术表授的官职，原是受了袁术的欺骗。

建安三年，孙策遣张紘诣许昌，曹操表孙策为讨逆将军，封吴候。曹操还以弟女配策弟孙匡，又为子曹彰娶孙贲之女。孙曹遂成姻亲。张紘被留为侍御史。张紘竭力向许昌方面宣扬出这样一个孙策的形象：有能力安定地方，又忠心于汉室。及至孙策遇刺，张紘仍在许昌。曹操欲因丧伐吴，张紘谏阻，“以为乘人之丧，既非古义，若其不克，成仇弃好，不如因而厚之。”曹操欲伐江东的时机是孙策之丧，但缘由却是孙策曾有袭许昌之谋，而实欲攻曹操任命的广陵太守陈登。这意味着江东实已背叛了许昌汉廷。只因劲敌袁绍当前，所以，曹操听从了张紘的谏议，非但没有伐江东，还表孙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江东与许昌方面的政治联系得以继续保持。

孙策的意图原本是开拓江东，保据江东，张紘将开拓江东的事业拔升到“匡辅汉室”的桓文之业上来。为切割与袁术的关系计，为争取淮泗士人的支持计，为从汉廷获取政治资本计，孙策采纳了这一定位。张紘最早表述这一定位，但他有较长时间出仕许昌方面，因此，代表这一定位在江东决策层发挥影响的主要是张昭。张昭更因孙策和吴夫人死前的托孤而巩固其在江东决策层的地位。对于张紘来说，这一定位未尝没有作为策略的意味，但对张昭等人来说，这一定位同时还意味着：江东的事业不是成就新的帝业，更不是割据一方的偏霸之业。

这一定位遂成为张昭等徐州士人对江东事业的一个基本认识。这一认识日后在江东面临重要政治选择时一再地表现出来。建安七年，曹操责孙权任子，张昭、秦松等人犹豫不决；建安十三年，曹操致书孙权，张昭等人主张迎曹，都是基于这一认识。虽然许昌的汉廷是一个贯彻曹操意志的汉廷，但曹操毕竟挟汉室以为名，抗拒他同时也意味着对抗汉廷。这跟匡辅汉室的桓文之业的政治定位相违背。这是张昭等人最主要的顾虑。

桓文之业的定位能够吸引一大批徐州士人的支持，却未能争取江东士人的谅解。孙策在开拓江东六郡的过程中，驱逐汉廷在江东的官吏，大*江东英豪，加剧了江东大族对孙氏的疑虑和敌意，流寓江东的北方士人也因为孙策的死而出现波动，甚至连鲁肃都已打算北还。

对于刚刚接过江东六郡的孙权来说，要想保住草创的江东基业，继续赢得北来人士的支持尤其重要。孙权执事之初的一些言行表明，其思路仍在延续张紘给江东事业所作的定位。周瑜荐鲁肃于孙权，孙权问鲁肃：“今汉室倾危，孤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对于鲁肃来说，这跟他与周瑜交流时产生的期望大相径庭。于是，鲁肃直率地告诉孙权，曹操挟持汉帝，一如当年项羽之残害义帝，孙权根本不可能建桓文之功。他对孙权说：“为将军计，惟有保守江东以观天下之釁耳”，今后倘能“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此王业也。”鲁肃将话说到这种程度，孙权仍在说：“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张昭为此贬斥鲁肃“年少粗疏”，孙权却“益贵重之”。三人态度上的这种微妙关系，背后延伸的其实是他们的政治立场。张昭站在匡辅汉室的桓文之业的立场，排斥鲁肃有关江东帝业的言论；孙权虽然表面上依从于张昭的立场，但显然也受到鲁肃的观念的鼓舞。

孙策初死，鲁肃将北还，周瑜劝留他时说：“吾闻先哲秘论，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推步事势，当其历数，终构帝基，以协天符，是烈士攀龙附凤驰鹜之秋。”在周瑜看来，江东将兴起一种新的帝业。这当然意味着汉室已不可复兴，将为他姓所代。周瑜所说的先哲秘论，是秦始皇以来便一直流传着的一个江东有天子之气的说法。

初，秦始皇帝东巡，济江，望气者云：“五百年后，江东有天子气出于吴，而金陵之地，有王者之势。”于是秦始皇乃改金陵为秣陵，凿北山以绝其势。至吴，又令囚徒十余万人掘汙其地，表以恶名，故曰囚卷县，今嘉兴县也。汉世术士言：“黄旗紫盖，见于斗牛之间，江东有天子气。”献帝兴平中，吴中谣言：“黄金车，班阑耳。开昌门，出天子。”

鲁肃为孙权提供了一套以江东为基础去成就帝王之业的完整构想。这套构想有两个前提性认识，“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汉室不可复兴，那么兴起的就是一种全新的帝业；曹操不可卒除，那么新的帝业势必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他所描述的这套构想步骤非常清晰。“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釁”，先保据江东作为基础，等待时机，“剿除黄祖”，打开荆州门户，“进伐刘表”，占领荆州；进取益州，竟长江所极，据有整个江南，然后称帝，再图统一天下。鲁肃的这套构想，乃是一个如高帝之业般的以统一天下为最终目标的方案。

在江东事业的蓝图里，无论是在张紘所描画的桓文之业中，还是周瑜、鲁肃所描画的江东帝业中，兼并荆州是其重要一环。

江东与荆州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孙坚的时代。袁术与刘表相争，孙坚为袁术部曲，初平三年，孙坚攻荆州刘表，与刘表部将黄祖周旋于荆州北境的樊、邓之间。孙坚为黄祖军射*。江东与荆州之间遂种下一段令孙策兄弟念念在兹地想要报仇雪耻的世仇。

孙策在开拓江东六郡的过程中，荆州又卷入其中。建安四年，孙策攻庐江太守刘勋，刘勋向驻守江夏的黄祖求救，黄祖派其子黄射率水军五千人援助刘勋。是年冬，孙策击走刘勋，获舰船千艘，遂进击黄祖，大破之，获其船六千艘，黄祖仅脱身而走。孙权执掌江东后，内部稍稳，即率军西伐黄祖。建安八年，孙权攻黄祖，破其舟师，只有江夏郡城未克，后方山越出现*动，是以旋师。建安十二年，孙权又西伐黄祖，虏略其民而归。建安十三年初，曹操回邺城，凿玄武池训练水军，开始为平定南方作准备。投奔孙权的巴郡人甘宁建议孙权夺取荆州。

甘宁为益州巴郡人，先是不得意于刘璋，遂奔荆州；又不见重于刘表、黄祖，这才投奔孙权。甘宁建议，先取黄祖，兼并荆州，然后进图巴蜀。他将攻黄祖的计划放在兼并荆州和巴蜀这个大的思路中而呈现给孙权，这与鲁肃等人的规划不谋而合。他在黄祖军中呆了三年，熟悉荆州军情，所以甘宁的建议成为孙权再次攻黄祖的一个契机。这年，孙权再征黄祖，在沔口与黄祖军激战，大破其水军，攻克江夏后，屠其城，虏其男女数万口。黄祖本人被追斩。

孙权此次征荆州，*其将，屠其城，虏其民。这是报仇雪耻式的做法，以报黄祖*父之仇。孙权在击*黄祖后，并未留兵驻守江夏，而是很快回师，所以刘琦才有机会在诸葛亮的建议下出任江夏太守。也许孙权在顾虑山越不宁，后方不稳。

刘表病死的消息一传到江东，鲁肃就建议孙权主动联络荆州。《吴书》鲁肃传载：刘表死，肃进说曰：“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辑睦，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加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若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肃请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权即遣肃行。

鲁肃一踏入荆州，就发现自己置身于突变的风云之中。他行至夏口，才知曹操已经南征；待他日夜兼程赶到南郡，才知刘琮已降，刘备南走，遂北上迎头去会合刘备。在当阳长坂，鲁肃见到了刘备。鲁肃此时力促孙刘联盟，乃是在曹操尚未致书孙权、江东还没有面临战与降的选择、孙权完全有可能置身事外的情况下。

鲁肃此举其实超出了他的使命。按他行前与孙权议定的预案，刘备若与荆州集团齐心协力，才“与结盟好”，以“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如此，结盟才有价值。而现在，荆州集团分裂，刘琮降曹，刘备军破，刘备集团在军事上的价值其实大打折扣。孙权此时并未与曹操公开决裂，孙曹且为姻亲。孙权可以有多种选择，包括他可以选择不与曹操对抗。鲁肃力劝刘备自结于江东，则有可能将不测之祸引向江东。我们只能想像，他是将荆州激荡的风云置于他成就江东全新帝业的图景中。

鲁肃建议刘备进住樊口，极具远见和大局观。曹操已控制襄阳至江陵一线，并延及江南四郡。孙刘日后抗曹，夏口可为前沿据点；但夏口与江东距离尚远。屯兵樊口，可保障夏口与江东的联络和衔接，防止曹操派兵自汝南方向南下遮断夏口与江东的联系。虽然鲁肃本人有意促成孙刘结盟，但毕竟还只是一个意向。假如孙权在作好战争准备并与刘备组成联军之前，曹操即进兵夏口，刘备再次崩溃的话，崩溃的乱流势必波及江东，那么日后的抗曹将会非常被动，江东内部要形成坚定的抵抗意志也会更加困难。鲁肃建议刘备屯兵樊口，可使孙刘在面对曹操势力时有一个战略纵深，亦使孙权能有时间作好军事抵抗的准备。

刘备到达夏口后，诸葛亮对刘备说：“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于是，诸葛亮与鲁肃一同赴柴桑见孙权。诸葛亮在出使前所说的话，表明他意识到，尽管他和鲁肃都有结盟的共识，但要在事实上促成孙刘联盟是存在一定困难的。困难在于，江东在没有受到曹操威慑的直接压力下，是否会愿意与刘备结盟抗曹？

亮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讬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

权曰：“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

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

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

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敝，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权大悦。

“外讬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这是对孙曹既往关系史的概括。孙曹原为姻亲，孙氏兄弟名义上顺从曹操把持的许昌汉廷，是为“外讬服从之名”；但孙策在建安三年、孙权在建安七年拒绝了曹操遣送任子的要求，脑子里却还萦绕着南面称孤、以待天命的可能性，是为“内怀犹豫之计”。以往，曹操顾虑劲敌犹在，未便加兵江东，孙权尚能维持这种状态；现在，曹操已灭袁氏，又下荆州，下一步势必再次要求孙权履行遣送任子的人臣之责，将孙权纳入控制之中；孙权若再次拒绝，曹操必定加兵江东。建安五年，曹操即曾有伐吴之议，赖张紘劝阻而止。张紘旋即回江东出任会?东部都尉。个中细节，孙权当知。

诸葛亮让孙权意识到，他必须就孙曹总体关系作一个决断：要么北面事之，要么早与之绝。荆州新附，倘若曹操在荆州站稳脚跟，则江东的上游门户洞开，孙权势难再维持“外讬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的状态。这是孙权最敏感的一根神经。所以，诸葛亮说，“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

江东集团进行决策讨论的时候，考虑的主要因素是张昭等人所表述的：

“曹公，豺虎也，然讬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

张昭等人顾虑的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与许昌汉廷政治关系的顺逆、长江天险形势的利弊、兼并荆州后曹操与江东实力对比的悬殊。三者都对江东不利，所以，张昭等人建议孙权迎降曹操。

鲁肃帮孙权坚定其抗曹意志，并建议孙权召回周瑜，以决疑定计。周瑜从番阳湖赶回柴桑，论曰：“操虽讬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请为将军筹之：今使北土平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船楫间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

周瑜首先打消大家对江东与许昌汉廷的政治关系的顾虑。他说，“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所以，抗曹之举并不是违背汉廷，而是“为汉家除残去秽”。周瑜原本的观念是成就江东新的帝业，并不认为汉室值得去匡辅，却以“为汉家除残去秽”为抗曹之举作政治定位，主要是为消除张昭等人意见的影响力。抗曹是“为汉家除残去秽”，这与“匡辅汉室”的原有定位才不直接矛盾，张昭等人也没有反对的理由。

听完周瑜的阐述后，孙权在为抗曹之举下最后的决心时，拔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吏敢复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孙权此言此举，与其说是坚定自己的抵抗意志，不如说是在统一诸将群僚的意志。他将周瑜抗曹的主张和抗曹之举的政治定位，变成江东集团的统一意志。赤壁之战前，江东决心与挟持许昌汉廷的曹操对抗，并将这种对抗定位为“为汉家除残去秽”，这基本上已成为江东内部的一种统一意志。

关于赤壁之战，有一个事实常为读史者所忽视：这场战役是周瑜主动深入荆州境内发起的一场攻势战役。如果这场冲突不是发生在建安十三年冬天，那么，诸葛亮和周瑜所指出的曹操在战略上的一些不利因素――诸如初下荆州人心不稳、北方之人不习水战、不服水土必生疾病、隆冬盛寒马无槁草――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得到克服，日后的冲突纵有利钝，都不至于使曹操在荆州的权力基础发生崩溃。如果曹操与孙刘的战事不是发生在荆州境内而是发生在曹操主动进攻江东之时的话，纵然一战失利，也不至于动摇曹操在荆州的权力基础。只要曹操在荆州站稳足跟，江东的平定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天下的统一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自古未有不据荆襄而能保据东南者。

曹操的前锋在当阳长坂即击破刘备军众，迫使刘备斜趋汉津，转奔夏口。从距离上看，不等刘备到达夏口，曹操便能进抵江陵；刘备到夏口后，派诸葛亮随鲁肃东下柴桑去见孙权，江东内部经历了一番决策讨论，再集结兵力，派周瑜率军逆江西行而上，至陆口始与曹军相遇。江东屯兵的陆口、曹军主要兵力的集结地乌林、双方发生首次遭遇战的赤壁，大体位置在南郡、长沙郡与江夏郡的交界处。也就是说，经过了这么长时间，曹操甚至连江夏郡都没有进入。从曹操进兵的时间节奏和水陆诸军集结的地点看，曹操派兵顺江东下，即使是为解决刘备的问题，表现得也是足够慎重，更遑论东征孙权。

可以说，如果缺少周瑜这样的将才――他有明确而远大的政治目标，有足够的军事眼光制定一个与其政治目标相一致的军事战略，并有足够的军事才能亲自执行这套战略――江东与曹操的军事冲突可能不会发生在荆州境内，因而也就可能不是发生在建安十三年冬，而更有可能是在曹操进攻江东时采取抵抗，那么纵然江东在一次军事冲突中挫败曹操，曹操也不至于一战失利即退出荆州大部，那场战事对历史的影响也不会那么深远。江东可能是曹操难啃的一块骨头，但啃掉它只是个时间问题，刘备却没有机会西入巴蜀高举复兴汉室的旗帜。

在三国那个时代，不乏政治眼光深远的谋士，亦不乏能征善战的将领，但是，像周瑜那样集高远的政治眼光与卓越的军事才能于一身的人物却不多见。日后孙权在缅怀周瑜时说他“邈焉难继”，一千年后的陈亮感叹“使斯人不死，当为操之大患”，实在是“良有以也”。惜乎其人英年早逝，若天假以年，使其有足够的机会与曹操周旋，不知三国的历史会如何演变。

赤壁之战后的荆州版图上，曹、孙、刘三家自北到南呈现出三个层次。曹操占据北面的南阳郡和南郡的部分地区，孙权占据中间的江夏郡和南郡大部，刘备占据江南的长沙、零陵、桂阳、武陵四郡。长江一线连同它的几处重要据点都控制在孙权手中；刘备虽然在荆州占据了较大一些的地盘，但刘备控制的地域与曹操控制的地域并不接壤，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出口，因而其发展受到限制。为此，刘备东下京口，去会见孙权，以期巩固联盟，也改善自己在荆州的处境。

当京口的孙刘把酒言欢之时，身在南郡的周瑜却感到不安。《吴书》周瑜传载：备诣京见权，瑜上疏曰：“刘备有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权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擥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不纳。

周瑜的建议虽未被孙权采纳，但对于荆州地盘的调整，周瑜仍试图阻止。他酝酿了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进取方案。为此，他亲自东下京口，向孙权提出，西取巴蜀、汉中，与马超结援，再北据襄阳，以蹙曹操，图取北方。周瑜的方案甚至都提到了与马超的结盟，而对作为盟友的刘备在该方案中将发挥什么作用却只字未提。孙权同意了这个方案。看来，周瑜已成功地用这样一个宏大的进取方案让孙权搁置了调整荆州地盘的问题。因为，如果江东下一步要西取巴蜀、北据襄阳的话，那么，保持对江陵、夷陵一线的控制就是必须的。不过，周瑜的方案中若真有排斥刘备的意思的话，那也潜含着相当的危险。他要西取巴蜀、北蹙曹操，同时遮蔽刘备的发展前途，仅凭对长江狭长一线的控制，其处境其实非常脆弱。除非他能以军事上的成功不断刷新孙权的政治版图，以根本改变这种态势，并营造一种由江东主导的政治大势，将刘备在汉末的政治舞台上边缘化。但这绝非易事。

周瑜回江陵为实施该方案作准备，途中病死于巴丘。临死前，周瑜还在给孙权的信中强调，“今既与曹操为敌，刘备近在公安，边境密迩，百姓未附，宜得良将以镇抚之。”将刘备列为防范的对象。如果周瑜不死，很难想像他会同意将南郡一带让给刘备。

周瑜死后，孙权非常悲恸。他少了一个以军事上的进取推动江东帝业的得力人物。那个宏大的进取方案一时难以实施。当然，也因周瑜之死，联盟之间少了一个阻力。周瑜死后不久，孙权让出了南郡，让给了刘备，以让刘备直接面对曹操。

后来刘备取蜀，孙权愤怒地感到自己被刘备欺骗。建安十五年，孙刘商议调整荆州的地盘，刘备敷衍孙权共同取蜀的提议，促成孙权转让南郡。孙权接受了，他让出了南郡。刘备旋即将回应孙权取蜀提议的说法，调整为声称他与刘璋同为汉朝宗室不应该自相攻伐。孙权也接受了。刘备声称帮刘璋讨张鲁而率军入蜀，孙权还派兵协助。他不曾以一兵一矢加于张鲁，却对同为汉朝宗室的刘璋操戈相向。他拒绝了孙权共同取蜀的提议，而他本人却以武力夺占了益州。在孙权看来，刘备言行相违的背后，只为一个目的：在分享荆州之利后，单独占有益州。刘备成功地没让孙权染指益州。他单独得到了益州，却失去了孙权对他的信任。当孙权骂刘备“猾虏乃敢挟诈”时，他开始重新审视联盟关系。

刘备刚刚得到益州，荆州就爆发一场危机。孙权派吕蒙率军两万占领了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刘备闻讯，引兵五万从益州赶回公安，派关羽复争三郡。孙权又派鲁肃率万人进屯益阳，孙权本人进驻陆口，为诸军节度。双方剑拔弩张，冲突一触即发。

孙权正式表达出“借地”的说法。但是，孙权从一开始想索要的就是长沙、桂阳和零陵三郡，这三郡却是刘备在赤壁之战后自己略定的。按理，南郡是孙权让给刘备的，孙权最有资格理直气壮地讨还的应该是南郡，而孙权打算单方面接管的诸郡却不包括南郡。在此后的谈判中，甚至都不曾提及当初让南郡一事。他所索要的地盘远比南郡要大。

江东认为，它即使不是得到整个荆州，至少也应该得到较多一些的地盘，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是强调江东为在荆州挫败曹操作出了最主要的贡献。就连关羽为刘备在乌林之役（赤壁之战）中的贡献所作的辩护，都被鲁肃驳斥得“无以答”。

按鲁肃的说法，“豫州（刘备）之众不当一校，计穷虑极，志势摧弱，图欲远窜”，那么，他对赤壁之战作出的贡献也就聊胜于无。这无异于在说，赤壁之战后曹操退出荆州大部的局面，是江东单方面对曹操胜利的结果。这也就等于是在否定赤壁之战是联盟共同抗曹的一场战役。随便说一下，赤壁之战是江东单独对曹操赢得胜利的一场战役，这在后来的孙吴成了一种定论。陆逊将“破操乌林，败备西陵，禽羽荆州”列为孙权的三大武功，陆机在《辨亡论》中更是将此役当成江东历史辉煌的一页盛赞不已。而在蜀汉方面，尽管其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讨曹灭贼的基础上，但在其重要政治文献中，对于赤壁之战这样一场让曹操遭受最大挫折的战役，提都不曾提及。

这次危机的解决不是缘于他们辩清了矛盾中的是非，而是曹操的压力再次提醒孙刘：联盟阶段性的共同利益，合力抗曹的需要，其实仍然存在。建安二十年三月，曹操征汉中张鲁。刘备恐益州有失，遂作出让步，派人与孙权讲和。孙权接受了。双方约定以湘水为界，平分六郡：长沙、江夏和桂阳三郡属孙权，南郡、零陵和武陵三郡属刘备。

荆州六郡，孙刘各占三郡，看上去比较公平。作为解决危机的一种妥协，孙权让出了他强占的三郡中的零陵郡；跟危机爆发前相比，则是刘备让出了长沙和桂阳二郡；若跟建安十五年荆州版图第一次调整之前相比，则是孙权将南郡让给了刘备，刘备将长沙和桂阳二郡让给了孙权，并确认了孙权对江夏郡的占领。

刘备引兵回益州，应付曹操征汉中这一新的情势；孙权则自陆口东返，在淮南方向对曹军发起牵制性进攻。七月，曹操军入阳平；八月，孙权进攻合肥。

孙权在刘备处境更被动的情况下没有乘人之危，还在东线发起牵制性进攻，以配合刘备应付汉中方向的危机。这表明，在曹操威胁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尽管双方不免会有利益上的矛盾，但只要联盟政策恰当，维持联盟仍然是可能的。

刘备取得汉中后，称汉中王。而此时的孙权，连侯的爵位都没有。孙权的父亲孙坚以军功被封乌程侯。孙策归顺许昌汉廷后，曹操表孙策袭乌程侯，后改封吴侯。建安五年，孙策死后，孙权继兄之业，曹操表孙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而未曾袭爵。吴侯的爵位在孙权称帝后封给了孙策的儿子孙绍。建安十三年，孙权与曹操决裂，与许昌汉廷的关系实已断绝，当然不可能再得到汉廷的封授。直到建安二十四年，孙权为袭荆州而降曹后，被曹操表为骠骑将军，领荆州牧，封南昌侯。而刘备在建安元年即已被汉廷封为宜城亭侯。孙权连侯爵都不是，刘备却已将自己的权力再升一格，进为王爵。这意谓着，刘备要么是单方面置孙权于从属的地位；要么是完全撇开了与孙权的联盟关系。

称王原是为了“纠合同盟，扫灭凶逆”，但刘备称汉中王，非但未能置孙权于能够“相率”的地位，相反，还将联盟推向了分道扬镳。即使刘备真的认为称王是为了更好地从事讨曹灭贼的事业，他应该认真考虑孙权与这一事业的关系，更应该认真考虑，他称王与孙权的关系，至少应就此事与孙权作充分的沟通。可是，他没有。

孙权对联盟越发失望，对刘备也失去了信任，正在此时，鲁肃又去世了。吕蒙接任荆州上游的统帅后，开始直接面对孙刘联盟关系。他对江东事业和联盟关系的认识，影响了孙权的决策。《吴书》吕蒙传载：与关羽分土接境，知羽骁雄，有并兼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初，鲁肃等以为曹公尚存，祸难始构，宜相辅协，与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陈计策曰：“令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 权深纳其策。

鲁肃认为曹操对江东安全构成威胁，因而主张维持联盟。吕蒙则认为，作为同盟的刘备、关羽非但不是江东安全的保障，还对江东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吕蒙认为，关羽“有并兼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在他看来，刘备居长江上游之势，对江东的威胁有甚于曹操。他说“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显见他对刘备、关羽君臣的不信任，来自既往的经验。他担心，在江东将帅凋零之后，刘备、关羽会“东向”以取江东。因此，解决荆州上游的安全，刻不容缓。

为此，他早已设想好了，江东单独占领整个荆州后，由征虏将军孙皎坐镇南郡，作为重心；潘璋扼守白帝城，以拒刘备；吕蒙本人北据襄阳，以拒曹操；蒋钦率万人巡江上下，作为机动兵力。如此配置兵力，旨在保据荆州，屏护江东。

孙权命吕蒙率军，沿着十一年前的那个冬天周瑜进军的线路，向着荆州进发。所不同的是，当年周瑜要进攻的是曹操，而吕蒙要进攻的是关羽；这也是四年前吕蒙率军西进的线路，所不同的是，这一回，吕蒙将精兵隐藏在大船中，摇橹的士兵们全都穿上白色的商人衣服，还派人先破坏了关羽在沿江设置的屯候。吕蒙的大军在神不知鬼不觉中便抵达公安、江陵。吕蒙派人说降公安守将士仁、江陵守将糜芳，二人开城投降。就这样，关羽自恃守固的公安和江陵二城被吕蒙兵不血刃地拿下。

吕蒙占领江陵后，下令不得侵扰百姓，他派人抚慰关羽军队的家属，派亲信慰问老人，有病者给医药，饥寒者给粮给衣，以此安抚百姓，瓦解关羽军队的斗志。另外，派陆逊率军西上占领夷陵、秭归，控制荆州与益州之间的通道，防止关羽退回益州，也阻断刘备从益州东援之路。待到孙权到达江陵时，原荆州将吏全都表示效忠于孙权。只有荆州治中从事潘濬称疾不见，孙权亲自做其思想工作，最后潘濬感激涕零地归降孙权，还帮孙权平定了武陵郡。

曹军把孙权将袭江陵的消息射入关羽营中，关羽仍然犹豫不能去。直到江陵已被占领的消息传来，关羽这才率军南撤。

关羽南撤时，曹操下令制止了对关羽的追击。曹操――以及对曹操意图心领神会的赵俨――满以为下一幕会看到：回师的关羽将在江陵与孙权上演一场殊死的搏*。但是，他们实在是太高估了关羽的帅才。

江陵虽然被袭，但关羽的军队基本完好无损。吕蒙在江陵的那些措施，虽然有利于他控制荆州局势，也铺垫了瓦解关羽军心的基础，但对于关羽的军队来说，他们开始所能知道的只是：在他们对曹军的作战胜利在望时，作为同盟的孙权背弃信义地偷袭了江陵。关羽的回撤之师，完全可以被激励成一支愤怒的复仇之师。

可是，在回军的途中，也许关羽仍存有侥幸心理，他多次派使者去江陵探听动向，这为吕蒙提供了瓦解关羽军心的绝好机会。吕蒙每次都厚待使者，让他们周游城中，挨家挨户探问将士家属，帮他们捎带书信。使者回去后，在军中传播开吕蒙安抚百姓、优待家属的消息，于是，关羽军中将士全无斗志了。关羽自知势穷，乃西保麦城。

关于关羽最后的败亡，《吴书》吴主传载，“权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余骑。”关羽“为人强梁”，素以凌人之气对待江东，所以关羽未必会“伪降”。也许是由于此时双方仍有接触，关羽也通过制造假象以掩护其向益州西撤，所以江东方面将关羽的行为说成是“伪降”和“遁走”。不管怎么说，这显示出关羽本人也丧失了斗志。于是，西撤的行动遂变成了关羽军队的大溃散。

这支不久前还在襄阳创造辉煌战功的军队，南撤之后，几乎没有经历什么战斗便溃散了。只有十余名骑兵追随关羽西归。在西归的途中，关羽及其子关平，被孙权的军队截*。

这期间，曹操回到了洛阳。当江东很快就将关羽的首级传送洛阳时，曹操心里一定充满了失望。曹营的将士都应该记得关羽于万众之中斩颜良首级的神勇；却不曾想到这位神勇的将军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孙权成功地袭夺了荆州，几乎没有付出什么伤亡代价。但是，他付出了高昂的政治代价。孙氏兄弟起兵之初，孙坚、孙策与逆臣袁术的依附关系成为孙氏的政治负累。建安初年，孙氏兄弟为刷洗与袁术的关系，跟曹操走近，藉此重建与许昌汉廷的关系。建安十三年，孙权与曹操公开决裂。那时，他骂曹操是“汉贼”，称自己是“为汉家除残去秽”。现在，他为袭荆州，向曹操称藩劝进，劝曹操代汉自立，曹丕代汉后，又向曹丕称臣，他再也不能骂曹氏为汉贼了。纵使他打定主意，日后要摆脱曹氏，但是，在中原，他再也没有政治信用了。以后，他只能保据江东了。当他亲曹又背曹，背曹又降曹，降曹再背曹时，不惟曹丕以“狸埋狸掘，古人所耻”指责他反复无常，恐怕连他自己也不再相信他还有问鼎中原的号召力，更不用说统一天下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