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帅与山越:从张咨之死、看孙吴发迹史

宗帅与山越:从张咨之死、看孙吴发迹史

首页战争策略江东英豪传更新时间:2024-06-25

武人新贵的崛起,离不开对旧式门阀的掠夺。

初平元年(190)孙坚上洛,沿途先后*害荆州刺史王睿、南阳太守张咨。此为三国爱好者熟知,不做赘述。

值得注意之处,是孙坚*咨后,南阳“郡中震怖,无求不获”。

便牵(张)咨於军门斩之。郡中震栗,无求不获。--《吴书一 孙破虏传》

乍看之下似乎合情合理:太守被*,南阳余众自然应该心存畏惧。

实际则不然。因为张咨并非久在南阳,而是去年(189)八月之后,才在董卓授意下出为南阳太守。

董卓秉政,以汉阳周毖为吏部尚书,与靖共谋议,进退天下之士,沙汰秽浊,显拔幽滞。进用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蜀书八 许靖传》

换言之,张咨在南阳毫无根基,与冀州刺史韩馥、豫州刺史孔伷等“羊质虎皮”的傀儡们并无二致,都面临着“威信不足”的问题。

因此,孙坚在南阳寇暴时,“无求不获”的打击对象,不是张咨僚属,而是南阳的地方豪强。

这就引出了本文主旨,即通过“南阳事变”来探讨“武人新贵”与“门阀旧势力”的博弈。

类似专题之前多有涉及,但本文注意到新的线索。即地方豪强麾下的流亡人户,拒绝向政府纳税,同时拒绝替官方服徭役。

张咨之死,是因其无力驾驭南阳豪右;而孙坚勒索暴敛的对象,也恰恰是这群南阳大姓,即坞堡中的土皇帝。

推而言之,孙氏立国江东,本质亦是与豪强门阀的争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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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人户

在清朝中叶摊丁入亩之前,隐匿人户是中国古代的普遍现象。

注:“摊丁入亩”即废人头税,改征财产税。之前一直是按丁、按户收税。

如魏灭蜀之战,刘禅稽首出降,姜维在剑阁的主力部队也未遭损耗。蜀中降表显示、益州总人口,只有区区九十四万。

(刘禅)又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蜀记》

蜀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

虽然“汉末丧乱”导致瘟疫遍地,人丁锐减,也远不至于益州之地,人口不足百万的惨状。

可知,彼时百姓为了避税、避徭役、避兵役而逃亡隐匿,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这种情况不止蜀国独有,魏、吴亦然。否则便无法解释太康年间(280-289)的人口暴增现象。

实际西晋初年的统治,也是腐败透顶,只不过天下一统,故躲避兵役的动机减弱。

注:太康初年西晋人口1600万上下,到了太康三年,竟暴增到2400万。这种人口基数下的暴增,显然不是自然增长。

拓展而言,百姓亡匿山野,也不止在战乱年代;和平年代为了躲避赋税徭役,穷困的丁男也有相当强烈的逃亡动机。这是解释明清人口差异的重要因素。

注:清朝人口暴增,除耕地扩大、高产作物引入、重视救灾(吸取李自成教训)之外,主要就是摊丁入亩(废人头税)使百姓隐匿不报的动机减弱。

具体到本文而言,即将时间线拉回初平年间(190-193)的战乱时代,丁口数字自然是严重失真,但除此之外,另有特殊现象。

即相当一部分“消失的丁口”,是被州郡长官熟知,却无力征发,也不能征税的特殊群体。

这个群体是托庇地方豪强的流民,一般称之为“奴客”或“部曲”。

豪强与山越

为躲避赋税徭役而“消失”的丁口,大抵托身于州郡豪强。孙吴叙事语境下,称之为“山越”。

官方簿册上的丁口(魏晋男子十六至六十为正丁),承担着沉重的赋税徭役,随时被官家征发。

如不幸遇到州郡长官贪敛、或皇帝昏庸无道,那“违背农时”替公家干活(如挖渠、采石或营建宫殿)。翌年的饥荒便不可避免。

注:魏明帝奢淫,好修宫室,屡征民夫,导致其统治后期饥荒频发。

三国上承两汉,下接魏晋,恰好处在“门阀政治崛起”的时代。因此,百姓便受到“地方豪强”与“帝国君主”的双重压迫。

关于门阀是如何把持孝廉、茂才的选举,操纵县吏、郡吏的任免,我之前颇有论述。此处便不再赘言。

主要谈谈江东孙氏面临的情况。

孙氏是扬州吴郡富春县人。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之前,南人往往以“轻悍剽捷”闻名,与后世的“文章锦绣地、温柔富贵乡”差异极大。

孙坚、孙策父子,俱有骁名。祖郎、严白虎、郑宝之徒,皆悍勇无畏,聚众寇暴,以侠烈闻。

孙坚勇挚刚毅,有忠壮之烈。策英气杰济,猛锐冠世,览奇取异,志陵中夏。--《吴书一 孙破虏讨逆传》赞语

郑宝、张多、许乾之属,各拥部曲。宝最骁果,才力过人,一方所惮。--《魏书十四 刘晔传》

陈寿所言,扬(州)人“凶悍轻狡”,可说相当符合彼时“南土瘴疫、未经开发”的原始状态。

扬士多轻侠狡桀。--《魏书十四 刘晔传》

扬士多轻侠狡桀

在汉末丧乱的特殊时期,南人为逃避官府徭役,便亡入山中,与地方宗帅为伍。《吴书》中频繁出现的“山越”,指代的并非百越夷人,而是流窜山中的汉人。

确切一些讲,所谓山越,实际是“为躲避汉廷苛政、亡入山中的扬州人”。

这些藏匿山中的流民,往往与“地方宗帅”相勾结。比如袁术为对付孙策,曾勾结泾县大帅祖郎,使其“煽动山越”寇暴孙策后方。

袁术深怨策,乃阴遣间使赍印绶与丹阳宗帅陵阳祖郎等,使激动山越,大合众,图共攻策。--《江表传》

而流亡日久的流民,为了生存繁衍,暴力倾向也逐渐加深,成为“游离于官方统治之外”的武装力量。比如丹阳郡的山越,因山中盛产金属,遂“自铸甲兵”,保山为寇。

丹杨山险,民多果劲,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时观间隙,出为寇盗。--《吴书十九 诸葛恪传》

很难想象,流民亡入山林,便能自动习得“冶炼技术”。更何况他们也缺乏熔炼工具和锻造设备。因此“自铸甲兵”便离不开地方豪强的支持。可知山越、宗帅往往是共生关系。

说得再直白一些,被官方招安的豪强与流民,会被称为“将军”、“校尉”与“奴客部曲”;未被招安的豪强与流民,则被丑化为“流民帅”、“宗帅”与“山越”。

如是而已。

孙氏与扬州宗帅

扬士轻狡,宗伍成群,对州郡长官的反抗力度、也尤其巨大。

东吴政权的建立,绕不开孙氏对地方豪强的屠戮。即所谓“孙伯符尽诛江东英豪”。

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会稽典录》

本文重点不在论述孙氏对会稽、吴郡门阀的暴力镇压,而通过孙氏创业史,侧重描述扬州门阀“据郡不宾”,以至“架空太守”的现象。

略举数例。

祖郎是泾县大帅,即所谓宗帅。其名失考,郎者,与孙策之孙郎,依附关羽的“陆浑贼帅”孙狼等人相类似。

孙策投奔袁术时,术不愿归还孙坚旧部。便遣策去丹阳募兵。

丹阳,上文已经提及,即“民风彪悍、自铸甲兵”的险地。孙策在丹阳募兵才得数百,被宗帅祖郎得知,率众痛击孙策,揍得策“几至不保”,狼狈逃回寿春。

策遂诣丹阳依舅,得数百人,而为泾县大帅祖郎所袭,几至危殆。于是复往见术,术以坚余兵千余人还策。--《吴历》

策为泾县大帅祖郎所袭,几至危殆

祖郎袭击孙策,并非二人有世仇,而是因孙策在丹阳招募兵甲,会导致祖郎麾下减员,相当于侵犯了宗帅利益。因此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正如上文所述,扬州的山越,本质就是托庇于地方豪强的流民,他们不向东汉政府纳税服役,反而卖身于大小军阀。故祖郎视之为“私产”。

袁术与刘备争盟徐州,贿赂吕布二十万斛大米,乏粮。遂向庐江太守陆康借米。

将军有三大功在术,术虽不敏,奉以生死。将军连年攻战,军粮苦少,今送米二十万斛。--《英雄记》

术欲攻徐州,从庐江太守陆康求米三万斛。--《吴书一 孙讨逆传》

陆康是陆逊叔祖,是扬州一等一的大门阀。吴郡的朱、张、顾、陆;会稽的虞、魏、孔、贺是江东著姓。

陆康此时身兼“地方门阀”与“帝国官员”的双重身份,对袁术的无理要求一口回绝。

康不与,术大怒。--《吴书一 孙讨逆传》

术遣孙策击庐江,拔之;复使将军刘勋领庐江。策失望,借“攻伐刘繇”的契机,出走不返。

扬州刺史刘繇死后,部将太史慈归顺孙策。策使慈赴豫章,打探华歆的情况。慈还报曰:

“华歆是个空壳太守,被地方豪强按在地板上摩擦。”

华子鱼良德也,然非筹略才,无他方规,自守而已。--《江表传》

孙策闻言,遂克豫章。

彼时鄱阳县的宗帅们,自立了一个叫“僮芝”的流氓为豫章太守,阻兵守界,还妄作大言,称:需汉廷遣“真”太守来,才肯归附。

华歆这个太守,被这群土霸王硬生生贬低成了“假货”。

鄱阳民帅别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鱼(即华歆)所遣长吏,言‘我以别立郡,须汉遣真太守来,当迎之耳’。--《江表传》

豫章郡治下的庐陵县、鄱阳县也成了割据独立状态,海昏县附近甚至聚拢了五六千家“强人”,阻壁为寇(壁即坞堡)。乃至“太守欲征调一人而不可得”。

子鱼不但不能谐庐陵、鄱阳,近自海昏有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惟输租布于郡耳,发召一人遂不可得。--《江表传》

对此,华歆只能干瞪眼。

慈曰:子鱼亦睹视之而已。策拊掌大笑。--《江表传》

袁术亡殁后,庐江太守刘勋接收了其遗产。术人众甚多,勋乏粮,遂遣从弟刘偕赴豫章,求华歆借粮。

刘勋狮子大开口,一张嘴就要三万斛大米。

华歆的情况上文已经详述,他自己都吃不饱饭,哪来的粮食给刘勋?

勋粮食少,无以相振,乃遣从弟偕告籴于豫章太守华歆。--《江表传》

但是刘勋淫威当头,不得已,华歆只好派手下跟着勋弟刘偕去海昏求粮。求爷爷告奶奶好几个月,才得到几千斛大米。连十分之一的任务都没完成。

歆郡素少谷,遣吏将偕就海昏上缭,使诸宗帅共出三万斛米以与偕。偕往历月,才得数千斛。--《江表传》

注:数千,即两千以上,五千以下。

歆郡素少谷,周旋历月,才得数千斛

刘勋大怒,索性自己勒兵进攻海昏,准备硬抢。结果海昏宗帅得知刘勋自来,摧毁坞堡,带着粮食、布帛、人口,一溜烟逃得没影了。

勋得偕书,使潜军到海昏邑下。宗帅知之,空壁逃匿,勋了无所得。--《江表传》

毫无疑问,海昏豪强必然是“亡入山中”。

可见,宗帅与山越,在特殊环境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刘勋的部队数月吃不饱饭,主力又去了海昏。老窝空虚,庐江被孙策端了,三万多人被擒,连刘勋老婆都被孙策抓走了。

(策)与周瑜率二万人步袭皖城,即克之,得(袁)术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余人,并术、勋妻子。--《江表传》

勋闻讯大惊,逃北归曹。

毫无疑问,吴郡孙氏的发迹史,本质就是与扬州宗帅争夺土地、人口、财帛的血泪史。在此背景下,王朗、华歆、刘勋这群挂名太守们,反倒显得无足轻重了。

南阳兴衰

将时间线拉回初平元年(190)。

彼时孙坚*南阳太守张咨,在郡中“无求不获”。虽然书未明载所求何物,无外乎人口(军队备员)与钱粮(后勤辎重)。

按《孙破虏传》记载,孙坚入南阳时,已有人马数万,之后在鲁阳县(南阳北)与袁术合纵,作为术军先锋北上讨董。而袁术可以支持孙坚长时间、长距离作战,且屡败屡战,可知后勤保障相当充裕。

荆州刺史王叡素遇坚无礼,坚过*之。比至南阳,众数万人。--《吴书一 孙破虏传》

是时,或间坚於术,术怀疑,不运军粮。--《吴书一 孙破虏传》

考虑到袁术本是东汉虎贲中郎将,董卓上洛后(189年8月)被擢为后将军,之后立刻出奔南阳,翌年(190)逢孙坚*咨,遂与坚联合;因此袁术在南阳亦无根基。

时,董卓将欲废立,以术为后将军。术畏卓之祸,出奔南阳。会长沙太守孙坚*南阳太守张咨,引兵从术。--《后汉书 袁术传》

充沛的粮草辎重,毫无疑问来自孙坚对南阳豪强的“无求不获”。

南阳震栗,(坚)无求不获

南阳本是东汉“龙兴之地”,世祖刘秀即南阳人。

东汉以降,南阳、汝南等地逐渐取代了司隶三辅,成为士人新贵的大本营。

甚至在光武未死时,时年十二岁的东海王刘阳(汉明帝)已经有了“南阳豪强田宅逾制,纵横不法”的感慨。

(光武)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明帝)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后汉书 刘隆传》

可知,历经百余年的特权加持,南阳地区的大族,会豪富到何种地步!汉末称南阳为天下第一大郡,不为虚言。

南阳虽富,孙坚轻狡剽捷、*人如麻亦是事实;袁术奢淫放纵、侵暴州里也是声名在外。因此二人对南阳的洗劫屠戮,虽然史无明言,却不难从侧面例证中略窥一二。

以关中军阀张济、和魏南阳太守杨俊为例。

兴平二年(195)三辅乱,饥荒侵逼,张济叔侄儿远遁南阳打劫。

张济被刘表军士射*,表复招募张绣,绣军居然“闻之而喜”。

济饥饿,至南阳寇略,为穰人所*。--《魏书六 董卓传-附传》

表曰:“济以穷来,主人无礼,至于交锋,此非牧意,牧受吊不受贺也。”使人纳其众,众闻之喜,遂皆服从。--《后汉书 刘表传》

主帅刚刚被*,喜从何来?无疑是刘表愿意提供粮食给绣军。可知,张济在南阳的打劫一无所获,最后竟是以“饿鬼”的身份死去的。

荀攸亦有言 “张绣以游军仰食于表,必不能久”,亦可作为张济在南阳劫掠而一无所获的佐证。

攸言于太祖曰:“绣与刘表相恃为强,然绣以游军仰食于表,表不能供也,势必离。”--《魏书十 荀攸传》

可见在孙坚、袁术“无求不获”(190)的五年之后,南阳已经相当荒残,导致张济入南阳,居然“一无所获”。甚至自己战死后,部队听闻仇家愿提供粮食、而面有喜色。

黄初三年(222)魏文帝巡幸南阳,见街市冷清,人丁凋敝,大怒,*太守杨俊。

黄初三年,车驾(即曹丕)至宛,以巿不丰乐,发怒收俊。--《魏书二十三 杨俊传》

注:宛即南阳郡治。

杨俊之死,实际是因其党附曹植。但曹丕所谓南阳郡“市不丰乐”,也未为虚言。

虽然将污水全部泼到孙坚、袁术的头上似乎略失偏颇,但南阳从“繁荣极盛”到“荒残不堪”,坚、术似也难辞其咎。

小结

从孙坚在南阳*张咨、而郡中“颤栗、无求不获”的记载,可知其打击对象主要针对地方豪强。

实际在汉末百姓流离,托庇门阀的大背景下,能够提供金银财帛和人口粮米的,也只能是地方豪强。

清代中叶之前,为了躲避“丁税”,人口隐匿不报是普遍现象,贯穿三千年信史。而在战乱年代,为了躲避兵役、战乱,人户流亡现象便更加严重。

簿册上的正丁、次丁们,承担着为帝国君主纳税、服徭役的沉重负担,同时又兼受地方豪强的压迫。因此,双重压迫之下,流民们往往选择放弃其帝国子民身份,转而投身于地方豪霸,成为其奴客、部曲。

这也是历代大乱兴起的先兆。即帝国君主昏庸过甚,不恤民力,激化矛盾,导致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失衡。

这些流亡的人户,在各地有不同的称呼。

在川中被称作“东州人”(见《华阳国志》),在幽冀则被称为“山民”(见《田畴传》),在徐扬则被称作“山越”(见《吴书》)。但大体而言,无外乎流亡避役的百姓。

从孙氏父子在江东的发迹史,可以清晰看到,袁术、孙策、华歆、刘勋等人,皆困扰于地方宗帅与治下流民(山越)的反抗。

理由显见。

收纳流民的豪强宗帅们,成为了事实上的大小君主,他们享受着流民带来的利益,同时也承担着保护流民的义务。这也是华歆身为太守,却“欲发调一人而不可得”的现实原因。

在宗帅眼中,治下人口即生产力,相当于自己的私产,是不可碰触的禁脔。孙策赴丹杨募兵而遭祖郎袭击,即是范例。

至于当年(190)孙坚、袁术在南阳“无求不获”的寇暴行径,究竟造成了多大的破坏,从张济叔侄和杨俊的悲惨下场,也不难窥见一斑。

可以说,南阳因“龙兴之地”获得的特权,滋养了大批富豪,最终亦成其灾祸之源。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如是而已。


我是胖咪,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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