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居家时间较多,我们家住四楼,站在窗边总能看到楼下的小小游乐设施被小区里的孩子们挤得满满当当。不光有孩子,还有带孩子的大人、老人。
看着这些孩子,心中总有一些“同情”的心思。感觉现在的孩子们要么就在家玩手机ipad,要么就在楼下小游乐设施玩简单的滑梯和秋千,关键玩还要有大人从旁照看,那能玩得痛快吗?
不禁想起我们小时候,那时候的游戏真多,真好玩。
我93年出生,99年上小学,04年上初中,直到上初中搬走前,我有一帮特别好的同龄朋友,现在流行叫发小,我们都生长在教师家属院小区。
我们这群人,大概有十来个,我和另外两个同年的哥们是其中最小的,但最大的哥哥也就比我大三四岁,年龄相仿。
初中前那段时间对我们来说,是游戏的黄金时代。
那个时候,男孩只和男孩玩,不和女生一起玩。倒不是从小懂得什么“礼教大防”或者有特殊的癖好,而是单纯因为我们玩得游戏都比较惊险刺激,女孩不太适合。一起玩,不方便。
在“七岁八岁狗也嫌”的年纪,每周最期盼的就是周末,积攒了一周的躁动必须在这两天释放出来。夏天我们在草坪上摔跤、踢足球、去隔壁有人工湖的小区捞鱼,冬天我们打雪仗,滑冰,去隔壁有人工湖的小区凿开冰捞鱼。很多游戏长大后回想,危险系数是很高的,但在当时,越是这样的游戏,越是玩得起劲。
前两年的一次发小聚会上,我们一起回忆梳理了当年常玩的游戏,竟然有二十余种。
在这些游戏中有一部分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也有我们集思广益改良或者创造的游戏。在所有游戏中,最受所有人喜欢,无论春夏秋冬每一个聚在一起游戏的日子都会玩到的一个小区游戏之王叫做“取电报”。
这个名字品起来带有一丝战争年代硝烟的味道,90年代出生的我们对革命、战争、先烈有一种朦朦胧胧但是无比庄重的敬畏。给我们介绍这个游戏的哥哥在第一次传授游戏规则的时候要求我们佩戴红领巾,仿佛是完成一个神圣的仪式。
“在革命的年代,无数的革命先烈为我们的新中国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咱们的红领巾就是他们的血染成的。为了和侵略者还有卖国贼抗争,英勇无畏的地下党人要把电报信息送到根据地。第一步,敌人会设置一个电报箱,里面装着重要的军事情报。会有一个(当游戏难度增加时会安排两到三个)敌人负责看守;第二步,游戏开始,看守电报箱的敌人要背身倒数100个数字(当游戏难度增加时,倒数数字减少)这时候所有同志四散奔去,找到合适的地方隐蔽自己;第三步,数完数字后看守电报的敌人要离开电报箱,开始抓人。躲避他处的同志要想办法接近电报箱并且触碰,同时大喊一声‘取电报’完成任务。如果在敌人抓人过程中肢体接触到躲避的同志,那么该同志就‘牺牲’出局了。同志方胜利的条件是全部‘取电报’成功,敌人方胜利的条件是抓捕过程中肢体接触到一到两个同志。”
我现在还记得那个哥哥当年说的话,“当碰到电报箱的时候大喊一声‘取电报’,敌人就被取走了一份电报,革命成功几率就大了一分。”
所有在场佩戴红领巾的人都听得热泪盈眶,只有一个上了三年级还没戴上红领巾的哥哥听完后不屑地说了句“不就是捉迷藏吗。”
介绍游戏的哥哥和没红领巾哥哥在草坪上打起来了。我们在一边起哄。
当天晚上,介绍游戏哥哥赢了,“取电报”被纳入游戏体系。很长一段时间,没红领巾哥哥被禁止玩这个游戏(直到他四年级戴上红领巾)。
从这个游戏进入到我们的游戏库那一天开始,它就成了我们最爱的游戏,每一个所有人都做完作业的晚上和周五周六晚上(周日晚上有些人要补作业),我们都要“取电报”。
这个游戏很好,但是很快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人愿意主动当“敌人”看管电报箱。尽管我们可以通过“石头剪刀布”或者“手心手背”这种简单博弈的方式让输者当“敌人”,但慢慢地发现通过这种方式选出来的“敌人”抓捕一点都不积极,经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去逮人,甚至同志跑到他身边了都懒得抬手抓人。这样搞得同志们电报取得太容易,一点成就感都没有。
眼见自己介绍的游戏要被大家消极淘汰,介绍规则的哥哥再次把大家聚集起来。
“这不只是一个游戏,它是革命历史的再现。为了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同志们很伟大,但守护电报箱,积极抓捕的人也是尽忠职守啊。他守电报也是为了完成上级的命令。就像国民党军,他们也不想打中国人,但是老蒋发了命令没办法嘛。就算失败了,退守台湾,现在台湾多发达,多有钱,你们不想成为有钱人吗?”
经过一番思想上的洗刷,大家逐渐接受了当同志取电报光荣,当敌人守电报箱不可耻的认识。游戏的活跃度和参与性又提高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游戏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躲避时的屏息凝神,冲刺时的紧张刺激,防守时的滴水不漏,都很有意思。一晚上玩两局,大家回家都累的直接上床睡觉,不闹其他幺蛾子,大人们也很开心。
但是慢慢地,有一部分人开始觉得单一的游戏规则太过简单,难度太低,游戏变得无聊,于是开始突破现有规则。
游戏刚开始时没有划定躲避的范围,只是大家默认就在我们小区的开放区域里躲避,或者电报箱附近几栋楼。但渐渐地有“同志”在躲避的时候开始扩大范围,“敌人”一开始数数,他就撒丫子狂奔,100个数没数完呢,就躲到隔壁小区去了;或者是抓捕开始后,他就回家,吃点东西或者看上一集动画片再出来。再后来,守电报的人数完数后也回家了,或者坐在电报箱旁边不起身抓人。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守电报的人经常是围着小区转好几圈也找不见人,或者大部分“同志”都取电报成功了,还剩一两个人一直不回来,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再或者实际没有守卫但躲避者因为不明形势而不敢出来。一晚上一局游戏都玩不完。
当游戏快要因此濒临丧失乐趣的时候,大家一致决定,为游戏增添新的规则,打补丁,挽救它。
新规则要求游戏开始后躲避的范围限定在本小区内;躲避者不得回家或者藏到一切能锁门的屋子里,包括但不限于每家的储藏室和小区公共厕所;守卫者倒计时结束后必须离开电报箱五米远,同时也不能回家;一局游戏时间为15分钟,如果15分钟内躲避者没有全部取电报成功,则视为看守方胜利。
苛刻的规则确实挽救了这个游戏,消极抵抗和钻规则的漏洞都被控制住了。我们越来越喜欢这个游戏,坚持玩了好多年。
初中之后,我因为搬家离开了,后来大家也陆陆续续搬离了。没有人再玩这个游戏。
有一年过年的时候我回到那个老小区,看到那个电报箱还在,它确实是一个小区里的电箱。电箱的铁门已经锈蚀斑驳了,但还是能看出来,当年因为我们要用力拍响电报箱而砸凹进去的部分。
童年的回忆,历历在目。
时间过去二十年,游戏早已不再吸引人,生活中有了很多成年人的“游戏”。不变的是只要有规则就一定会有想要突破规则的人。要想游戏进行下去,就要揪出破坏规则的人,或者给游戏打上补丁。 成年人的游戏和儿童的游戏都需要靠规则和执行来保证游戏的趣味性。孩子的游戏不好玩回家就可以了,下次再玩。成年人的游戏,开始了就要继续下去,没有停止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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