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亲爱的读者！大家知道战马在古代战争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中原农耕民族对草原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对抗游牧骑兵的最好方式往往就是中原也组建一支同样强大的骑兵，战马以及养马的配套资源长期以来都具有战略地位，历史上农牧交界区的著名养马地，例如河套、陇右、河西，又多次成为农耕和游牧政权争夺的重点。
除了冲锋打仗，马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辎重运输，甚至辎重马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时间比战马还长。在世界完成工业革命，进入近现代后，特别是随着重机枪压制火力、铁丝网、战壕等新技术的应用下，马逐渐退出正面作战，主要用于侦察、传令。（电影《战马》就描写了马匹在一战中拉大炮、拉辎重以及作为运输坐骑）一直到二战，辎重马依旧孜孜不倦地干着运输老本行，当时除美军外，其他主要交战国家在后勤运输上还大量使用挽马，用于运输部队、火炮、物资，特别基础设施落后的东欧和东亚战场。例如，德国在1941到1943的3年间，从本土和各占领区征集了约120万匹马苏联仅从蒙古草原就获得了100万匹马，而日本拥有战马最多的时候，总数超过了30万匹。
二战参战国大量使用辎重马
一直到二战结束后，辎重马才开始全面退出军事应用领域，虽然局部地区局部时间还发挥了一定作用，例如我们解放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青藏和云贵高原特殊地形下使用马匹巡逻。
现代的解放军骑兵巡逻队
这里，我主要谈一下中国古代，辎重马在战争后勤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一、为什么马在后勤中的优势那么大？
中国古代在马种上并没有严格区分战马和辎重马，中国传统马种为蒙古马，也有少量的青海河曲马和贵州马。蒙古马平均肩高120～135厘米，体重267～370千克。相比较原产于在中亚、西亚的阿拉伯马，蒙古马在体型、速度、体力都没有优势，但是相对而言体质更好，有一定的耐粗饲、可散养、耐力好、抗病能力强等优势，能适应极粗放的饲养管理。
蒙古马
阿拉伯马
这里，请大家注意，很多历史剧往往喜欢描写包装成铁罐头的重甲骑兵排着密集队形横冲直撞，气势如虹、毁天灭地，气势上的确非常好看。但是，古代对骑兵的应用，首要方式从来就不是进行正面冲锋，而是机动奔袭。
中国古代也有像南北朝、隋唐时期具装甲骑这类重骑兵，通过连人带马冲锋产生的速度、动量对敌人阵地制造压制性的突破，冲毁敌人阵形，造成对方溃败。但这种兵种装备、训练成本极高，如果面对的同样训练有素的长柄武器步兵阵型，损耗也非常庞大，往往两败俱伤。古代骑兵大部分时期还是以轻骑兵为主，甚至是骑马步兵，主要的作战思路始终是“兵贵神速”，通过更加快速的机动，抢先进入战场，以速度优势形成局部的数量优势，或以更高效率的战斗准备碾压尚未完成准备的敌军，掌握开始战斗和结束战斗的主动权。到了近代，重骑兵退出历史舞台后，骑马步兵仍然活跃了非常长时间。
秦朝骑兵俑，无马镫，下马作战
欧洲近代龙骑兵就是一种骑马步兵
马，不管是载人还是载物，对人类有绝对的速度优势和载重优势。军队徒步行军的极限记录，我们参照下1950年10月解放军进军西藏的昌都战役，当时实施外线远距离大迂回的北线右路部队(一五四团和青海骑兵支队等)，在高原上纵横跨三个省区(西康省、青海、西藏)，14天走了约750公里，假设以每天10小时行军时间计算，再考虑到武器弹药负重和高原反应，步行速度约为5公里/小时。
但实际上古代军队的作战意志和体质，几乎不可能达到这个标准的。而马奔跑时的速度是20-60公里/小时，而载重马车的速度，考虑到古代大部分地区糟糕的道路条件，以一般的农村黄泥路的路况为标准，大约是10-15公里/小时。换句话说，骑兵就算小步快跑，行军速度也在步兵的4倍以上，用马车也比步行快2倍以上。马本身的负重一般不超过其体重20%的重量(包括鞍具)，一匹成年蒙古马体重大概是370公斤，理论上可以负重80公斤行军不影响速度，基本就是一个成年人的重量。
清末城墙下道路，原理城市的道路路况远比这恶劣。
宋朝时期出现了一种叫“太平车”的马车，是种四轮马车，滚动平稳、载重量大，非常适用于地势平坦的地区进行大批量的运输使用，这种车直到在几十年前的广大农村地区亦普遍存在。这种马车，重心都在轮子上，单匹马连车带货最多可以拉得动约1000公斤的东西（但长期运输必须减重）。而民间普遍使用的独轮小推车，载重量约为100公斤。仅仅比较载重量，人力和畜力运输能力的差别都是数量级的。
古代载重马车
古代独轮车
二、古代战争需要那么多马来运东西吗？
中国古代，行军打仗很早就是个非常系统化、规范化，有着繁琐流程和无数细节的大工程。除了《孙子兵法》这种主讲战略层面的兵书，还有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等涉及练兵、运输、扎营、行军、布阵细节问题的“战术级”兵书，但无论是哪一类，后勤管理都是重中之重。
很多史书或者演义小说，动不动就是派出十万大军、二十万大军甚至百万大军出去打仗，暂且不论这些数字准确与否，这些人数的背后，是极其复杂漫长的从军队集结，物资运输，长途行军，物资供给等全套流程，用于后勤保障的人数往往达到作战人数的几倍。仅看粮草一项，军队日常驻扎、训练需要粮草，行军路上需要粮草，打仗时粮草消耗更是成倍增加，人和马需要的粮草还不一样。粮草不济导致失败的战例比比皆是，像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六出”“九伐”，基本上每次因为蜀道难，运输线路不畅，和司马懿对峙到粮草耗尽后，不得不退兵回朝。
为了减少粮草长途运输成本，也为了防止地方上有人聚众作乱，古代和平时期，军队都是分散驻扎各地，粮草物资也相应分散在各地，实现就近补给。一旦发生战争，军队集结的同时，粮草也必须同步跨越上千公里运抵前线，运输量极为巨大。就像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廷号称在册的八旗兵和绿营兵数量达到百万，但分散各地，调动到东南沿海的军队来自多个省，最远甚至还从云贵、东北等边陲地区调兵。
在特殊时期，还有和平时期长期保持一支大规模集结军队的情况：例如北宋，定都汴梁，地势平坦，无险可守，集中了全国一半的禁军，以数量弥补地形劣势，而供养脱产禁军的，是通过大运河转运来的江南粮食。宋太祖在尝试迁都洛阳失败后，也对弟弟说过：“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北宋年间，汴梁每年的粮草消耗接近一半要从淮南和江南转运。北宋即使使用成本最低，运量最大的水运，供养一支长期集结的军队，长此以往，耗费的人力物力也是天文数字。
北宋大运河
在近代化兵役制度形成前，大部分古代军队士卒都不是职业军人，大多是身兼警察、看守、农夫、雇工等等多重身份，比如魏晋的屯田兵、宋朝的厢军、明朝的卫所兵、清朝的绿营兵，身兼数职，甚至荒废操练。
在大部分时期，能上阵充当主力，能起举足轻重作用的的是少数作为精锐的脱产职业兵，而职业兵的战斗力来自军饷、饮食和训练，也是靠大量钱粮作为物质保障。越是精锐军队，越是训练有素，粮食供应标准就越高。毕竟考虑到古代的生产力条件，大部分人连温饱都解决不了，一直到清末，很多地方连中小地主都只能逢年过节吃次肉，可见要组建一支成规模的精锐军队需要的物质条件堆积如山。特别是精锐骑兵，更是绝对的王牌部队，需要的配套物资远超同档次步兵，例如骑兵在大部分的行军时间，都是不穿盔甲的，也需要搭配大量的辎重马或者马车来运输物资，甚至在马匹数量足够的情况至少要一人三马，行军马，战马和辎重马各自分工明确，仅仅光这方面，对马的需求就非常大。
三、游牧民族南下有什么后勤优势？
要解释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游牧民族在草原上主要吃什么？一般人可能觉得草原上都是马、牛、羊等牲畜，是不是天天吃肉呢？在古代落后的生产力和阶级压迫下，牲畜一直是非常宝贵的。一方面在没有近现代畜牧学、兽医学，牲畜繁衍缓慢、死亡率也非常高，再加上每年寒潮、旱灾等自然灾害，被贵族掠夺的，草原上普通牧民的牲畜存量相当有限；另一方面草原也需要和农耕区贸易，草原上除了牲畜，其他什么也无法生产，主要交易品也只能是牲畜，很多都要交换出去换各种奢侈品、粮食、日用品等。一直到清末，蒙古草原上只有上层贵族能做得到天天吃肉。牛、羊、马对大部分游牧人来说相当于一个活动冰箱，主要吃的是各种奶制品，再加上捕*猎物后制作的干肉，以及各种野菜，还有和中原贸易交换到的少量粮食。
孙子兵法里说“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秆一石，当吾二十石。”粮食运输成本这么高，聪明的统帅都是尽量简化后勤，“因粮于敌”，直接从敌人那边掠取粮草，借敌打敌，借力打力，降低打仗的成本。但是《孙子兵法》成书在春秋时代，中原列国争霸，彼此都是农耕区，而且战线短，“因粮于敌”的策略才比较容易实现。
整体的历史趋势，是粮食主产区向东南聚集，到了明清就是“苏湖熟、天下足”和“湖广熟、天下足”，大部分统一朝代，统一顺序都是由北到南和由西到东，越打越富，越打资源越多。同样，在中原王朝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反而是南下的游牧民族更容易实现“因粮于敌”。很多游牧民族南下时候完全没有完善的后勤体系，打到哪，抢到哪，吃到哪。
比如，辽朝时期，“辽初，军队出征，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草原上的牲畜可以赶着跑，但是农耕区的城镇、农田和粮仓跑不了。公元947年，五代十国时期，辽南下灭后晋进入开封，完全没有入主中原的准备，辽军没有军饷，就四处出击，开封、许昌、洛阳、郑州等中原腹地受掠严重，百姓反抗，出现了很多起义军，最后辽军只能欣欣而返。反过来说，游牧民族强盛后入主中原，要实现长久统治，必然走向汉化的道路，不仅仅是文化上的汉化，更重要的是经济和生产模式上的汉化，否则就像元朝那样，在汉化和反汉化间不断徘徊，对中原汉地管理粗放，仅仅当作一块包税地，元朝在正式覆灭前对汉地的统治早已分崩离析。
四、中原王朝进军草原有什么后勤劣势？
大家可以看到地图上，中国的600毫米等降水线，也就是传统上的农牧分界线，而且与明长城一线高度重合。
长城不仅仅是个起到防御作用的隔离墙，在中原王朝北上进取时，更多是作为一个前进基地。明朝时期，长城沿线，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布置了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偏头关（也称山西镇或三关镇）、延绥镇（也称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也称陕西镇）、甘肃镇等九个边防重镇，统称九边重镇，每个镇都通过关城和边墙组成要塞体系。九边重镇的总兵力在明朝各时期变化较大，如果仅仅统计账面数字，永乐年间约为68万人，后来兵力人数一直在40万到90万之间，其中万历四十八年的时候兵力人数最多，达到了88.5万人。明末崇祯皇帝时期，兵力为59万人，九边的驻军往往接近同时期全国军队总数的一半。同时，也囤积大量的军械、粮草、牲畜等后期物资。
明朝初年，明太祖十三次北伐，明成祖五次北伐，虽然成功得把元朝打回了部落状态，但草原广阔，游牧人来去自如，始终无法彻底消灭蒙古部落的威胁，有多次是因为粮草不济而不得不退兵。像明成祖的第一次北伐，最远打到今天外蒙古和俄罗斯交界处的斡难河畔，从北京出发，仅直线距离就达1000公里，累计行军大概一百二十天。
根据史*载，当时总共率军50万，这是包括了作战部队和后勤部队的总数，现在比较可信的是其中作战部队有10万。如果仅仅以这10万作战部队的粮草供应计算，以茅元仪《武备志》记载的军队物资消耗标准来看，一万两千五百人的军队，一年要消耗米九万石、各类副食十四万七千五百石以内、盐两千二百五十石，平均每名士兵一日要消耗米两斤多、各类副食三斤多、盐29克。
以一人一天六斤粮草计算，10万作战部队的粮食一天就需要六十万斤，以载重1000斤的四轮马车每天运输600辆。再加上后勤人员自己也要消耗粮草，以及马的饮食、兵器、盔甲、火器等物资运输（马的食量可以达到人的三倍），以此推算需要的运输马车数达到10倍。事实上，因为明初缺马（史载，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只有战马45080匹。），北伐中还有大量使用武刚车进行人力运输，沿途修建后勤补给站，战线队伍拉得非常长，后勤效率非常低下。
古代也有一些对后勤依赖不大的特殊战役，比如汉武帝时期的霍去病，主要战法就是长途奔袭，迂回穿插，通过闪电战对敌方指挥系统和军需节点进行斩首。但是这种部队和战法在后世很少可以复制，一方面这是建立在极为雄厚的物质基础上，西汉前期非常重视马政，汉景帝时期仅在朝廷控制下的就有30万匹马，汉武帝时期马匹数量一度达到巅峰的50万匹。另一方面是特殊的人员配备，霍去病的部队本质是一支加强版的游牧骑兵，麾下由匈奴人，游牧化的汉人，代郡雁门等地郎官组成，匈奴人的比例达到七成，他们搭配更好的盔甲和武器，一人多马，了解草原上的地形地理和匈奴人的补给方式，才能实现就食于敌，速战速决。后期一些中原王朝，比如北宋、明朝，在丢失了传统产马地，以及人口增长后出现人与马争地的情况下，马匹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弱。
古代，即使中原王朝彻底击败草原上的游牧政权，也很难实现对草原的完全占领和控制。在没有近代化育种、施肥等种植技术的情况下，农业完全靠天吃饭，草原对农耕无用，统治成本过高往往会造成边界线收缩。大部分中原王朝，往往是解决了一个游牧政权威胁后，因无法长期移民实控，过段时间后就收缩防线。草原政治力量真空后，再通过部落兼并形成一个新的游牧政权，重新与中原对峙。从南北朝到唐末，柔然、突厥、突骑施、吉嘎斯、契丹等政权轮番上场。
五、古代的马都出产在哪里？
大部分时期内，中原王朝缺马、缺良马的问题都非常严重，那么马的原产地都在哪里呢？马喜高寒，忌湿热，养马需要高纬度草场。东亚的气候分布中，蒙古高原、河西走廊等地都是温带大陆性气候，除夏季干燥少雨，年均气温较低点，而这些地区人口密度小，草场广阔，适合马匹的生存。在主要的几个出产地中：
二是河套地区，包括现在的宁夏平原和河套平原，位于黄河“几字形”处，共有三块平原地带，在黄河水的灌溉下，水草丰美，容易饲养牲畜，同时又位于农耕和游牧交界处，又是双方争夺的重点，饲养在这里的马匹可以快速抵达前线。这也是几大养马地中，中原王朝最容易控制的。汉、唐时的大型国营养马场，就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唐朝，从太宗到高宗时期，朝廷一共饲养了七十万匹战马，这些马匹都被饲养在河西地区，到了开元年间，唐廷拥有的马达到创纪录的一百一十万匹。
二是西北产马地，主要是西域地区，以及河西走廊等地。气候适宜，春夏有冰川融雪，适合牧草生长。最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人在这些地方养马。比如说秦的始祖秦非子就因为在这一带养马养得非常好，所以周孝王就将秦地赏赐给秦非子作为封地，也就是秦国的源头。位于甘肃天水的放马滩，因传说秦始皇先祖嬴非子在此地为周王室牧马而得名。在汉唐这类进取型朝代，这里也是中原王朝和游牧政权争夺的重点，控制了这块地区，既掌握了辽阔的养马地，也控制了东西方商路的枢纽。
三是漠北养马区，就是长城以北的蒙古高原，匈奴、突厥、蒙古等游牧政权的大本营，为他们的崛起提供了巨大数量的马匹。这里的马匹也通过战争、迁徙、贸易等形式，不断传入中原。很多中原王朝都会在长城一线设立马市，进行马匹贸易。
四是东北产马区，春秋、战国时的东胡及继起的鲜卑、乌桓，后期的女真，兴起时都是骑猎部族。辽国养马达百余万匹，金世宗时仅7处群牧所养马达47万匹。明永乐年间设马市于辽东等地，收购来自松花江至黑龙江一带的马，并设立辽东苑马寺主持养马。清代也在东北设立马场。。
五是中原产马区，中原汉地的马匹产地，随着人口繁衍，用地矛盾愈加尖锐。而元朝时期，因为内地大量耕地变更为牧场，在部分地方，比如淮北出产相当数量的马匹，明朝初年，在未完全掌控北方的时期，明军也可以组建一支具备一定规模的骑兵部队。直到清代禁止民间养马，加之人口日繁、牧地不足，中原养马业才一蹶不振。
由此可见，中原王朝因为自然条件限制，在马匹的生产上始终处于劣势，而要弥补这个劣势，就必须与游牧政权反复争夺交界处产马地，再加上其他几个因素，特别是西域、河套经常成为争夺的重点。而两种生产模式的无法融合，也导致了双方战争的此起彼伏，连绵不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