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中国丝绸已流入古罗马，引发了古罗马对丝绸需要的矛盾，使其急待寻求和开辟丝绸贸易途径，虽然开通了南北两条陆上贸易之路，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公元前开辟了一条通向中国海岸的远洋航道，使古罗马有了海上的丝绸贸易之路。
古罗马海上丝绸之路
西汉初年，对西方的丝绸输出，完全由政府以外交馈赠的方式进行。经过“文景之治”的多年积蓄，到了武帝发动旨在开辟“丝绸之路”的远征中亚的战争时期，国家已有多年累积起来的大量丝织品，价值数百万两黄金。汉通西域开通“丝绸之路”后，西北游牧部落便将从中国无偿获得的丝织品开始在从中亚经小亚细亚半岛贩运到希腊、罗马的市场上倾销，从此在欧洲人的生活中，穿丝衣服的人骤然大增。公元4世纪的希腊文人马赛里奴斯在他的《史记》中说，“昔时吾国仅贵族始得衣之，而今则各级人民无有等差，虽贱至走夫皂卒，莫不衣丝”。正是这种对丝绸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才使得中国通过中亚与地中海沿岸欧洲国家的丝绸贸易，能够保持长久的繁荣。
一、对丝绸需求的矛盾中国丝绸既美丽又昂贵，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极大的矛盾。早在中亚“丝绸之路”打通之前，在经由滇缅印度进入中亚和欧洲的漫长遥远通道上，需要水陆兼程；而在北方南西伯利亚商路上，更是草原漫漫，关山相望，充满了险阻和艰辛。加之由于居间商人的多次转手而遭受的暴利盘剥，使得罗马人为进口中国丝织品，必须付出大量黄金。作为亚欧大陆桥的“丝绸之路”出现后，由于中西直接交通洞开，途径也大为缩短，沿中亚商路贩往西方的中国货物，从此与日俱增。其中除以丝绸为大宗外，还有普列尼所谓的“中国铁”，以及少量的桂皮和大黄等等。
丝绸之路
可是从欧洲被运到东方的产品，很少是中国人需要的。腓尼基（黎巴嫩）和埃及的玻璃制品，以及罗马本土的羊毛和亚麻织物，虽然有一定的市场，然而靠这些东西，即使再加上其它的杂货，也远不足以平衡贸易逆差。根据可靠的中国文献记载，大约在奥古斯都和少年皇帝尼绿的时代里（公元前27年——公元69年），印度人、安息人将中国丝绸转售给罗马人时，价格要提高一百倍。直到公元2世纪，上等的中国丝织品的价格还与黄金价格相等，在欧洲市场上每磅仍卖12盎司纯金。当时，罗马帝国每年的商品进口总值多在一万万赛斯太斯（罗马币名）以上。其中与东方的全部贸易金额，将近100万英磅。老普列尼曾经估计说，因为从中亚间接购买丝绸的价格惊人的昂贵，仅此一项，罗马每年最低都要支出五千万赛斯太斯，相当于42.5万金磅。
中国丝绸
他在《自然史》中写道，“奢侈和妇女使我们付出了这样的代价”。白里内也承认，“据最低之估计，罗马的金钱，每年流人印度、赛里斯及阿拉伯半岛三地者，不下一万万赛斯太斯，此即我国男子及妇女奢侈之酬金”。李约瑟援引胡特生说，“总的说来，罗马对东方的国外贸易，严重入超。必须用金银锭或硬币来补偿”。这种金融上的日趋枯竭。也是导致“罗马帝国经济衰落的主要原因”。
据说王莽时期中国曾以铜币兑换金币，约有五百万两黄金被积聚起来，因为这个数字比起欧洲中世纪的全部通货数量还要大，实在难以令人置信。但罗马帝国确实为购买中国丝绸而陷入了财政困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底勃里乌斯皇帝，下令禁止人民衣丝，因为国家已经缺乏为进口丝绸而必须支付的巨额黄金。但实际上，这些金子的绝大部分并没有流入到中国，而大都被丝绸贸易的中介商人所瓜分。
古罗马银币
根据沃明顿的《罗马帝国同印度之间的贸易》一书提供的事实，罗马为购买中国丝绸而付出的大量黄金，“并没有到达中国，很有理由认为，黄金大概全部被中间经手的一些国家分去了。这些中间国家用本国的产品和罗马帝国的货物加在一起运到中国去做买卖，从中攫取高额利润。丝绸贸易中这种极端不利的地位，迫使罗马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不得不为争夺丝路的控制权而与丝绸贸易的转手国家，进行不懈的斗争。在亚欧“丝绸之路”开辟之前，他们竭力在印度洋上寻求直接通向中国的航路；在中亚商路开通之后，则长期试图以武力打破安息（帕提亚）、波斯（萨册王朝）大夏（巴克特里亚）和大月氏（贵霜王朝）诸国的贸易垄断地位，努力探索直接同中国进行丝绸贸易的可能性。罗马人的奋斗，带来了两个重大历史后果：一是在公元前即开辟了一条接近通向中国海岸的远洋海上航道；二是公元后从我国引进蚕种子和种桑养蚕技术获得成功。
二、海上航道的开通南亚印度和相继称雄中亚的波斯帝国、安息帝国及其以后的波斯萨珊王朝等古老国家，出于地理位置的独特，在亚欧非三个大陆之间的古代交流中，曾经长期地起着跳板和陆桥的作用。在文化上它们是东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交流和传播的媒介，在贸易上又是获利丰厚的中间商人。特别是在历时长久的亚欧丝绸贸易中，无论是取道海上或陆路，都很少可能避开这些国家和地区，而在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直接地进行。
古印度建筑
古代印度同西亚和欧洲之间，见于记载最早的陆上交往，大约始于公元前398年。此间由希腊藉的波斯宫庭医生提西阿斯从印巴次大陆第一次带回了有关“金液泉”（金矿石）和“树衣”（棉花）等印度知识。公元前302年至公元前288年之间，希腊的大旅行家麦伽塞因斯，奉赛流西亚王之命出使了月护大王创建的孔雀王朝，成为第二个进入印度的欧洲人。此后不久，埃及的正式代表狄奥尼撒斯即向阿育王递交了国书，波斯也几乎同时派出哲人和祭司来到印度的都城。
至于通过波斯湾和阿拉伯海的海上交通，记载颇详的较早着作是《红色海的周围》一书，这位与我国王充同时代的作者，是一个终身从事远洋船舶贸易的希腊籍埃及商人。他的家乡就在红海西岸贝雷尼斯港口附近。李约瑟指出，他虽然没有受过学院式的教育，可是在讲到航路、港口以及装载和买卖货物时，叙述得相当准确可信。而且反映了早在古希腊和古罗人还不能从红海进入印度洋之前，印度人和腓尼基人早已发现并且经常利用”信风“进行海上航行。
腓尼基人
公元前一世纪以前欧洲人还只是沿着阿拉伯和俾路支斯坦南部海岸，航行到巴尔巴里肯和巴鲁加扎（布罗奇）。但是根据塔尔恩的史料，到了奥古斯都或提比里乌斯在位期间，也就是公元前85年，有一个名叫希巴鲁斯的罗马水手，也发现季风（贸易风）能够用于航海的秘密，于是希腊埃及人的载重500吨的罗马商船队，借助信风很快驶出巴勃·曼达勃海峡（红海口），开始活跃在印度洋中。到公元一世纪中叶，少数罗马船舶甚至远航到喀的加拉，李约瑟认为”这个地方可能在印度，或甚至可能是（中国）广州的某个地方“。此后不久，一支声称安敦皇帝使节的罗马商船队，自日南徼外踏上中国土地，来到遥处北方的东汉京都洛阳城，晋献了从沿途购置的礼品，并同我国官吏举行了贸易谈判活动。这也是有史可稽的欧洲船队来到远东中国后，得以第一次直接购得中国丝织品的例证。
当时的一位罗马演说家曾经夸口说所有贸易商人及商船能够带回来的东西都到了罗马。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指出“从这个时候起，罗马搜集邻国之所有，以供其奢华之生活。……巴比伦地毡与其它东方产品，需用甚多。…每年约当夏至，120艘商船，从迈奥霍穆出发，……因为有信风之助，40日可渡大洋。马拉那海岸及锡兰岛，乃其寻常停泊之处，亚洲远帮商贾，多麋聚于这些地方，以待罗马商人之来，与之交易12月或1月为其预定归期，回到非洲后，乃卸货于骆驼背上，自红海至尼罗河可以达到亚历山大里亚港口。然后再由此渡过地中海，输往罗马都城”。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欧洲出现了海上保险公司。从东方诸行省输入的货物主要是贵重的中国丝织品，由罗马本土的奥斯提亚港口卸下，再顺台伯河逆流而上，最终运至帝国都城。
三、海上的丝绸贸易
罗马船队
罗马人依靠自己的远洋商船队，确实获得了更多和更便宜的东方产品。在印度甚至出现了由罗马叙利亚人开设的商场，在我国广州的番禺还辟有特定区域，专供侨商们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务活动之用。希腊地理学家斯脱拉波曾经身临其境，在埃及的迈奥霍穆港上，亲眼目睹到大规模的罗马商船队进入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真实情景。
老普列尼有记载说，每年仲夏时分从红海港口伯伦尼卡乘船来到印度马拉巴海岸里穆奇的，是大批从埃及赶赴东方的罗马商人。此后不久，就出现了一些用希腊文和拉丁文撰写的有关印度洋海上贸易的书，诸如《厄立特利亚海航行指南》、《地理志》以及更晚些时候的《世界基督教各国风土记》等等。前者是由一个侨居埃及的希腊富商于公元一世纪后半叶撰成的，作者根据某些有关中国事物以及丝绸贸易的传说写道：
“过克利斯国，抵秦国（中国）后，海乃止。有大城曰秦尼，在其国内部，远处北方，由此城生产丝、丝线及用丝织成的绸缎，经陆路过巴克特利亚，而至巴利格柴。……往秦国甚不易，由其国来者，亦极少有人”。
在托勒密和较晚的科斯马恩的着作里，也都涉及到这种远洋海上丝绸贸易的具体内容。他们说“从遥远的国度里，我指的是中国和其它的输出地，输入到锡兰岛的是丝”。在罗马人积极探索东方远洋海上航路的同时，西汉帝国的官方商船队，也在为驶向印度洋而冒险挺进。公元前104年即武帝太初年问，汉庭遣译使船队赍黄金缯彩，从广州出发历时一年到达黄支国。安作璋认为这次远航所经各国，我们虽不能确证其为今日何地。但以航行的时间计算，也有二三万里的航程“。
犀牛
《汉书·王莽传》有“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这一条记载具有重要的历史内容。滕田丰八以为黄支国可能就是《大唐西域记》里的达罗毗荼之都城建志补罗。他在《叶调·斯调及私诃条考》中断言，“西汉武帝时，汉使似已沿海至印度东岸”。然而以陕西茂陵近年出土之镶金铜犀牛尊来判定，犀牛形态生动逼真，其额上明显长着两只角，完全是非洲犀的像形。可见，此行纵然未能进入阿拉伯海，也似乎到达了非洲的东海岸，并且有可能将活犀牛装船运回国中。
《汉书·地理志》所记“黄支国应募者俱人海，市明珠、壁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帛而往”，安作璋认为此即“汉丝已运输到黄支国的记载”，为中国早期从事海上丝绸贸易之确证。另有皮尔斯的《桑给巴尔》一书指出，从这一时期起，“罗马帝国派商船开入东方海洋，直接同印度和东方通商”。根据《魏略·西戎传》，汉末、三国和魏晋期间，“大秦国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多异物”。这些记载充分表明，罗马商人已能水陆兼程从缅甸上朔伊洛瓦底江，进入今日我国云南的滕冲。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梁书·中天竺国传》、《晋书·大秦传》和《魏略·西戎传》都说，罗马帝国的远邦商人，后来又于孙吴黄武5年和晋武帝太康年间，多次直接操海路来中国从事直接的丝绸贸易活动。后期的罗马叙利亚航海家在中国广州附近设立有商场的证据之一，是他们在那里种植了指甲花。我国的《南方草木状》一书即详细记述了这件事情。
然而海上远洋航道的开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罗马人在亚欧丝绸贸易中的不利处境。特别是从他们发现丝绸比起本土服物要舒适和华丽得多的时候起，对于进口中国丝和丝制品的需求量，便与日俱增。而有如上述那样一条漫长和艰险的海上航路，在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亚商人的暴利盘剥之后，确实获得了价格较为低廉的东方产品。只是在当时的航海技术条件下，远洋海上贸易又常为季节性的信风所局限，依靠如此没有保障的供给线，同罗马人奢侈和豪华的消费需求相比较，显得极不相称。丝绸供需矛盾的日益突出，急需开辟新的贸易途径，客观上促成了丝绸之路的开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