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风云：为提高工作效率，明孝宗制定类似“内退”的规定
鉴于前朝宦官专权乱政的教训，明孝宗对宦官严加管束，东厂、锦衣卫再不敢任意行事，只能奉守本职，因而，几任锦衣卫指挥大致都能持法公允，用刑宽松。这是明中后期所罕见的现象。
对于宦官的限制，执之最厉者，并不止刘大夏。大臣谢迁亦曾言内府宦官索贿之事，明孝宗令撰旨禁约时，谢迁道：“虚言设禁，无益也。须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开奏，而后严立条禁，有犯必诛，庶民困可苏。”由此，诸内府宿弊，多有革除。故嫉之者少。刘大夏虽非阁臣，明孝宗对他的倚靠，不仅限于兵部，至有密帖之谕。
在弘治中兴时期，还留下了一系列忠臣，直臣。例如李东阳，谢迁等等。明武宗时期，对刘瑾乱政在前期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明朝官员考核分两种，一种是京察，考核在京的五品以下各级官吏，六年一次；一种是外察，三年一次，考核各地的地方官吏，也被成为“大计”。“大计”期初，由各省的按察司负责，后来，御史权力大增，永乐时期，逐步变为巡按御史和按察司一起负责考核。但巡按御史毕竟是中央官员，按察司是地方官员，如果地方上相互勾结，巡按御史也是捉襟见肘。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这条规矩被改了，变为各省的巡按御史和巡抚一起来主持考核，以往有地方司法大权的按察司，彻底靠边站了。
这样一来，加强了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官员勾结徇私舞弊。“大计”制度也有变革，一是巡按的考察内容经吏部判定后，方可允许科道言官进行弹劾。二是考核中不合格的官员，可以上书自辩陈述。这样确保中央威权，也防止冤假错案，官员管理审查力度大大加强。
明孝宗时期，还出现了类似今天“内退”的规定，凡主动提出退休的官员，没有年龄限制，即使四十岁提出退休，也会被批准。
明孝宗在位期间，大大加强了办公效率，明孝宗规定：凡是交给大臣讨论的奏章，普通内容的，复奏处理不能超过两天；如果事关多个部门，不能超过十天；如果是涉及战争等重大事务的，最多不能超过十五天。也就是说十五天里，一件奏章必须处理完毕。
这个规矩定下后，明朝的行政效率大大提高，同时期的几个重要经济决策和改革，也从此快速完成。
明孝宗勤于政事，同时，他又重开了经筵侍讲，向群臣咨询治国之道。他还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利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与内阁共同切磋、商议政事。
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他采纳大臣的建议，开设大小经筵，向群臣咨询治国之道。这一制度是在正统初年制定的，大经筵，每月逢二、十二、廿二日举行，主要是一种礼仪；小经筵又称日讲，君臣之间不拘礼节，从容问答，是重要的辅政方式。大小经筵制度，在宪宗朝时一度废置。孝宗开始坚持日讲，不仅早朝每天必到，又在早朝之外，另设午朝，每天两次视朝，接受百官面陈国事。使得大臣有更多的机会协助皇帝办理政务。孝宗还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其作用是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与内阁共同切磋治国之道，商议政事。
明孝宗每日清晨视朝，遇雨免朝，仍令有事衙门堂上官由廊庑至奉天门奏事，可以说，无日不视朝。据说，他有一首诗，常于病中自诵：“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还将心自医。 心若病时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时。”
由于明孝宗锐意求治，朝廷上下，文武百官，纷纷上言，或痛陈时弊，或广进方略。马文升上时政十五事，包括选贤能、禁贪污、正刑狱、广储积、恤士人、节费用、抚四裔、整武备等诸多方面，明孝宗无不大为赞赏，一一付诸实施，这对弘治朝兴利除弊起了积极的作用。
明孝宗力求节俭，减少皇宫的开支与供奉，仅皇宫的太监、宫女等各色人员，比明宪宗时期减少了一大半，宫廷开支最俭约的时候，只有成化年间的六成。还停止各类奢靡活动，不大兴土木，主张节约费用，各色民间采办也都叫停，缓解人民负担。他屡次下诏，禁止宗室、勋戚侵占民田，鱼肉百姓；还多次下诏减免一些地方的夏税、秋税。这些政策十分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与危机。正统、成化年间，农民起义不断，有几次，声势还相当大，而弘治一朝却几乎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明孝宗在生活上也注意节俭，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出使明朝的朝鲜使臣曾对朝鲜的国王说： “先皇帝（宪宗）或于用人，间以私意，今皇帝（孝宗）则铨注登庸一出于正。又性不喜宝玩之物，虽风雪不废朝会，临群臣皆以丧服，惟祀天祭用黄袍，臣等慰宴时不奏乐，不设杂戏，劝花置于床上而不簪。大抵先皇帝弊政一切更张矣。”
明宪宗生前爱穿用松江府所造大红细布裁制的衣，每年要向那里加派上千匹。这种织品，用工繁浩，名虽为布，实际却用细绒织成。明孝宗当时还是太子，内侍给他送来新裁制的衣服。他说：“用这种布缝制的衣服，抵得上几件锦锻衣服。穿它，太浪费了。”遂谢而不用。他当了皇帝后，下令停止为皇宫织造此布。
明孝宗“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可能有溢美之词，不过，与前后几朝相比，弘治时期的朝政的确算是清明的。
明孝宗重视司法，他令天下诸司审录重囚，慎重处理刑事案件。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制定《问刑条例》。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编成《大明会典》。删除了原《大明律》中多项残暴的法令，倡导宽仁治国，减轻刑罚。他命内外慎刑狱，任用的执法官吏比较贤明公正。
《问刑条例》正对《大明律》中与现实不符的状态，增补二百七十多条条例。作为大明法律的重要补充，从此律例并行更成为中国古代法律由明至清的一个重要特点。
（本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