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羽强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以“全国高校招生会议提出今年招生意见”为题，向全国人民宣布了“恢复高考”这一重大消息。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居然还能参加高考。
时光回到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爆发，那年我小学毕业，时年12周岁。因为停课闹革命，初中、高中、大学不再正常招生。学业戛然中止，内心有些失落，按我的学习成绩应该能考上初中的。
再回溯到1960年，那年正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的始年。我还未满六周岁，就被幼儿园老师认为比较听话而送入小学（其实是顶了一个低能儿的缺）。我懵里懵懂地就成了小学生。
依稀记得，上学的前夜，妈妈给我缝了个抽绳书包，又翻出大姐穿旧的大襟上衣和一双花面布鞋叫我穿上。这份穿着很不着调，引得路人猜测，这小鬼头是男孩还是女孩？
班级同学中我年龄最小，加上营养不良而瘦小孱弱，经常遭同学的欺负。看别人从口袋里掏出土豆、芋头之类炫耀，我只能呆呆地望着，任馋涎流出嘴角。
饥饿是那样的不堪忍受，记忆至今都无法抹去。我最害怕冬季，冰雪天缺衣少粮，时常饥肠辘辘，浑身发抖。手脚被冻僵，还长出红肿的冻疮，上厕所裤帶解不开，考试时笔也拿不住。我喜欢夏天，长长的暑假里，只需要一条短裤衩就能外出疯玩。上树捉鸟、下河游泳、饿了到农民的地里偷挖番薯吃，渴了就喝井里的凉水。
那个年代，生存不容易，吃饱穿暖是一种奢望。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小小少年，没有吃饱，他的烦恼增加了。这是德国电影《英俊少年》中的一首插曲，我改一下词就像极了我的少年时代。
饥饿限制了上进的想象力，小学二年级时我差点就要留级，直到老师来家访警告，这才惊醒了我心智。给我最大推动的一件事发生在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报上又连续发表了《雷锋日记》。幼小的心灵中突然驻入了一个完美的榜样。我开始摹仿写日记，寻找做好事的机会。家附近有一座横跨苕溪的拱型通济桥，看到拉双轮车的工人上坡很不容易，我就在车后当推手，用尽吃奶的力气把车推上桥顶，然后望着双轮车飞快地下坡。当做好事的日记被写上学校黑板报并被班主任表扬时，我内心得到很大的满足。做好人好事的那种荣誉感瞬间就萌发了（长大后才明白，好孩子是大人夸出来的）。
进入到五、六年级的时候，国家的经济状况有了好转，我的学业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连续两年当上了班级的学习委员。
按正常情况，1966年的小升初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人生无常，上学无望。
从1966下半年到1969上半年，近三年辍学在家，亲眼目睹了社会的动荡。从最初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大辩论唇枪舌剑到大批斗血雨腥风，从造反有理、抄家游街到打倒走资派，从文攻武卫、荷枪实弹到两派开战、横尸街头。刚从小学出来的我，只觉得“革命”眼花撩乱，“造反”惨无人道。我和一群看热闹的屁孩一起，快乐地穿梭在马路小巷，把拾捡来的传单去四处散发，把宣传栏上层层叠叠的大字报撕下来，拿回家当引火柴烧。
然而，有一次差点闯祸。我们正在揭大字报，突遇几个造反派，将我们仨按倒在地，说我们是“红暴会”派出的小特务。不容分说，我们被死拉活拽地关进“省联总”总部（余杭工人文化宫）的一个小房间里。门被反锁了，好在有窗，我们趁天色渐暗没人注意，从窗口爬出，逃之夭夭。
当武斗发生时，会听到密集的枪声。无知而无畏的我们，这时候却做着一件非常冒险的事，就是去现场寻捡留下的子弹壳。小伙伴中谁收集得多，谁就牛叉。后来发现解放军的打靶场也有弹壳可捡，我们的子弹壳越积越多，然后把打子弹壳作为输赢的游戏玩。我的投掷技术不错 (用自己的子弹壳击中二、三米远的对方子弹壳），赢得“腰缠万贯”，洋洋得意。
直到有一天，老实厚道、对党忠心耿耿的父亲（手工业联社的负责人）也被“炮轰”“火烧”，并上台陪斗。那段时间，全家蒙羞，父亲沉默着不说话，日子过得很沉闷。我这才觉得“革命”不好玩了。
回想起来，“文革”让我们停学在家，耽误了上学的时光。但是，离校三年的社会生活，却又让我得到另样的人生历练。
我家是城镇居民户，全家有奶奶、爸妈和兄弟姐妹八口人，因为父母的工资收入不高，养活全家也是相当不易。14岁的哥和12岁的我，自然成了家庭中的新生劳动力。
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我们租借了一个菜园子（估摸有二、三百平方米）。一年四季，暑往寒来春复秋，我们在这片小小的土地上种植各种当季蔬菜瓜果，从育苗到施肥浇水、从治虫到做草人驱鸟，俨然似两个菜农。一茬又一茬的种植物成熟收获，不仅为家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蔬菜和食物，还能在镇上小菜场里出售我们的农产品。这样做时常会被“红袖章”驱赶，好在我们没有固定摊位，打一枪换个地方，避免了被没收的风险。
不光是种菜，我们还养鸡、养鸭、养猪，摸螺蛳、挖河蚌、抓青蛙，但凡可以果腹或卖钱的东西都不会放过。收获虽有，但也遇到过不小危险。有一次去苕溪和内河相连的水闸处摸鱼，此处水深二、三米。我一个猛子扎下去，突然感觉有一股暗流把我冲进闸底，一时心慌，以为被溺水鬼缠身了，身子怎么也浮不出水面，幸运的是我在水下摸到了木制闸板，用力攀上才出了水面。假如没有这块闸板，小命儿就呜呼了……
当时在镇上有各种各样的“小工”可做（一天能挣一元左右的钱），如挑沙，挖土方，搬窑烧砖、搓扫帚丝等等。
记得有年酷夏，我和小伙伴一起去一家酿酒厂检验酒甏。大批的空酒甏堆成小山一样，我们赤脚在滚烫的缸甏上敲敲打打，根据声音判断，找出破甏，然后移挪出来作为计件劳务报酬。没想到这是份有技术含量的活，我在“甏山”上一脚没踩稳，造成酒甏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塌下来，人也随之滚落，连摔了几个跟头。人受点皮肉伤倒是无妨，摔破的酒甏可是要赔钱的。
这活没法干了，但还得解决赔钱的问题。管事的工头给我一副水桶，叫我去百米远的运河挑水，把百来斤的河水倒进装有60度白酒的大酒缸里，稀释至30度左右。这是体力加酒力的活，兑水少了，酒精度数偏高，兑水多了，酒精度偏低，全凭舔尝几口作判断。反复几次下来，酒劲上头，人已跌跌撞撞，哪还有力气再去挑水。（从那个经历中，我知道自己天生不会喝酒。）
余杭南湖有个水稻良种场，每到“双抢”季节，就会招募镇上的闲散人员去割稻插秧，我也参加过类似“雇工”的队伍，去挣点辛苦钱。起早摸黑、挥汗似雨，为了赶进度，一不小心镰刀割了左手食指，血流如注，这伤疤至今还清晰可见。
经历过多种“小工”后，我觉得自己的小身板确实不行，体力劳动绝不是强项。我盘算着人生要有一技之长才能有点出息。于是，厨师、理发师、摄影师进入我的视线。
梦想萌发后，就千方百计地去接近熟悉这些个行业。首先我买了一套手工理发工具，逮着几个小伙伴就作免费试验。光头、平头、西发，无师自通地驾轻就熟，竟然有了点小名气。再买了一本杭州名菜小书，依样画葫芦，过年时在家里做出了西湖醋鱼、糖醋排骨等高档菜肴，父母很惊讶，直夸我有当厨子的潜质。照相机自然是买不起的，我只能偶尔借或租用一下，光圈、速度、聚焦，认真琢磨操作下来，很快找到了感觉。挣的钱不多，我却敢去文具店买胶卷，照像纸、显影、定影剂，在红布包裹的红色暗室里，洗印、放大照片。我自信地认为，当我有钱了，我成为摄影师是完全可能的。
其时，一个更大的梦想在我脑海里浮现……
“文革”初期，余杭中学的图书馆被红卫兵抢劫一空，很多图书流失民间，我哥也收罗了一些藏在床下。我像发现了宝藏一样欣喜不已，只要有点时间就悄悄躲在杂物间里看小说。奥斯特洛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司汤达的《红与黑》、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等等，一本接一本看，仿佛进入了文学的大宫殿，一天不看小说就魂不守舍。
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高尔基的自传小说《我的大学》。高尔基中学辍学，没有上过大学。我似乎找到自己的对标，高尔基能够成为苏联伟大的文学家，我是否也可以做做文学梦？
当然，那时我理解的文学就是小说，而小说不就是虚构故事吗？
于是，我开始给街坊邻居的小伙伴们讲故事。起始是讲一些自己看过的或道听途说的侦探故事，以主人公自*还是它*作悬念，慢慢地分枝散叶，设下重重疑点，吊足了听众的胃口；有些故事有原小说的基础，再作些适当发挥，分成几个章回娓娓道来；有些故事属于即兴创作，往往只有噱头开场，而没有合理收关。即便如此，我也成了小伙伴们心目中的故事大王。夏夜纳凉，我被孩子、大人们围绕着、催促着、伺候着，天天开讲连续剧。作为交换条件，我平时要做的一些体力杂活（如挑水劈柴之类）就由忠实听众自愿代劳了。
我有点小小的创作冲动，心里暗自思忖，我或许能成为一个“说书人”。为了讲更多的故事，我四处借书阅读，古今中外的小说都有涉猎，虽囫囵吞枣，却锻练了短暂强记的能力。
那几年，尽管物质生活贫乏，但我的精神生活还是很充实的。颇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看小说书”的快乐。
1969年（本该我初中毕业），被称为“新三届”的小学毕业生一起进入了初中年级。当时的班级是以部队连排编制，我所在的班是“二连一排”。
在校期间，思想政治课放在首位，主要是活学活用*语录（最高指示）。每周开“学习讲用会”必须人人发言，于是学会了写“新八股”的套路文章。在“三忠于”“四无限”的口号下，我们唱忠心歌，跳忠字舞，不经意间，我学会了很多歌舞节目，被选进了学校的“*思想文艺宣传队”，除了当舞蹈演员，还学习二胡、小提琴、杨琴等多种乐器。我们经常上街、下乡，甚至去部队演出。我觉得自己对文艺很有兴趣，算是个有文艺细胞的人。
1969年的冬天，余杭县东风越剧团（当时已改名为“县*思想文艺宣传队”）来学校招收演员。经过初试、复试几轮考核，我居然被选中进入县剧团。这可是一份有正式身份的工作（县里特批演员指标），众人羡慕不已，我自然喜出望外。
如果没有意外，我将在县剧团里实习一年，然后开启我的演艺生涯。
“文革”前的县剧团是女子越剧团，在打倒封资修的浪潮中，越剧被迫停演。取而代之的是演京剧“革命样板戏”（所谓八亿人八个样板戏）。剧团从唱越剧改为唱京剧，本身难度很大，而且严重缺少男演员。当时的口号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有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样的豪迈。
我们新进入剧团的几个小演员很被重视，但更被折磨。文戏、武戏一起训练，所谓：四功五法，即“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毕竟是十五岁的体弱少年，对这些严格的功课训练实在是不太适应。清晨五点起床，在剧团后面空地上吊嗓子，午后在小排练厅练武功（称为“毯子功”）。记得练过拉霸、云手、踢腿、小翻、空翻、窜毛、抢背等戏曲武功。剧团也真是揠苗助长，想用最短时间把我们训练成文武小生。
几个月后，我就上了舞台，在京剧《红灯记》《沙家浜》中充任鬼子乙、新四军战士甲等龙套。
意外还是发生了。
在《沙家浜》第九场“奔袭”中，新四军战士数人要弹跳（窜毛加抢背）翻越一道围墙。我排第二个跳跃，动作正常发挥，越过围墙肩背落地。岂知，我还未起身，后面的战士提前了两秒钟跳跃进来，一头撞在我的背部，我大叫一声，瞬间倒地不起⋯⋯
戏还没演完，第十场“聚歼”的音乐骤响，我侧躺在侧条幕内，感觉呼吸就要停止了！
担架送我去了医院，x光片显示脊椎轻度挫伤，左肩背部严重内出血，所幸没有瘫痪的危险。卧床休息两天后，我请病假回家，妈妈看我背部大面积的乌青和隆起的大肿块，瞬时眼泪流下：“儿呀，你不是当戏子的命，赶紧辞了回家吧！”
母命不可违，尽管我内心十分犹豫，但还是打了报告申请离开剧团。临别时，我恋恋不舍，流泪辞别。我的指导老师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当个好演员真的是要千锤百炼的。这话千真万确，但我当了逃兵。
重返学校已是1970年的夏季，城镇户籍的初中毕业生正面临“四个面向”的分配（农村户籍的同学回乡）。和1968年的初中、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一片红”有所不同，70届的初中毕业生有面向工厂、农村、边疆和建设兵团的不同分配名额。
1970年9月初中毕业，前排左一为本人。
我选择去边疆，主动报名要求去黑龙江和内蒙古接壤的大兴安岭地区当林业工人。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沁园春·雪》让我心旌荡漾，小说《林海雪原》的场景也让我心驰神往。我哥哥在下乡当知青不久便参军到了部队，为了支持我去天寒地冻的北方，他从部队寄来一条绿色军用毛毯。行装都准备好了，只等出发的号令。
然而，儿行千里母担忧，我妈背着我找了学校工宣队长，说我家已有下乡的大儿子，并且还是军属，是否可以考虑就近分配去浙江建设兵团。领导果真听进去了，在分配去大兴安岭的名单里划掉了我的名字。向往幻灭，我真的很失落。说好一起去的几位同学，甚为我遗憾，有的还讥笑我太软弱、太没有主见了。
接下来就只能选择去建设兵团当战士了。“兵团”的名字很好听，我们都以为是有部队编制的准军人队伍，所以报名的人很多。有一天，一位穿军大衣的领导来学校动员并介绍了兵团的建制和工作待遇情况，听了后才知道，所谓的兵团是解放军裁军后，组建的半军事化的农垦农场。即将成为兵团新战士的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萧山瓜沥，主要的使命是围海造田。
会上这位军官还发布了一个消息：浙江兵团即将组建全省最大的“*思想文艺宣传队”，他希望有文艺才能的学生积极报名，通过考核后可以成为兵团的文艺战士。
因有在县剧团当演员和学小提琴的经历，我就大胆地报了名。几天后，学校通知我去浙江建设兵团总部（杭州小车桥大院，国民党陆军监狱原址，现在是望湖宾馆）面试。院子里挤满一大群文艺青年，声乐组、舞蹈组、器乐组分几个场地考试。我报的是器乐组，看到报考的大都是二胡、笛子、琵琶之类，而我是小提琴。记得测试是拉一首自选曲和一首指定曲（《我的祖国》）。考完后，老师说：“你填张表，是否录取会发通知给你学校的。”
从老师平静的脸色上看，我感觉录取可能有点悬。
在家等待通知有点心焦，眼看着分配去兵团的同学马上要出发了。我有点纳闷，怎么就没个确切的消息呢？
接下来热热闹闹地送走去边疆的同学，又送走去兵团的同学。我形单影只，不知去向。我妈妈宽慰我：“兵团宣传队不录取也好，你就在家做待业青年吧。”
我只能去学校向领导问情况，工宣队长是位从部队转业到工厂的干部，他笑呵呵地对我说，我们商量过了，兵团就不让你去了，你留校待分配。我顿时诧异，“待分配”是啥意思呀？
过了两天的一个晚上，我的初中班主任唐亦振老师来我家，（碰巧我不在家）他和我妈妈说了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
此事，是接县文教局的通知，余杭中学立马要开办一个高中班（仅一个）。经严挑细选，我已被选中进入高中班。原因有三：一是家庭政治条件好；二是本人学习成绩好；三是有文艺才能。唐老师说，兵团文宣队已经录用了，但本校也有文宣队，且急需文艺骨干，推选上高中就不必去建设兵团了。
原来如此。然而我并不开心，明明可以走上自食其力的工作岗位了，却不经我同意，硬是被关闭在校园里（当时的心情是多么希望离开学校去社会自由飞翔）。但老师和我妈的意见高度一致：大意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现在想来，这是我人生命运的一次转折。
1971年初至1972年末，作为全校唯一的一个高中班，我们的成长得到学校的高度重视（配备了最有水平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也就是在这个阶段，我们认认真真地读书，像模像样地学工、学农、学军。每学期都有期中和期末考试，学习成绩好的同学被人羡慕而受到尊重。我担任了语文课代表和班级文艺委员，各科成绩（除了英语）都在优秀之列。有了比较好的学习氛围和老师的鼓励，我对读书越来越有兴趣。
1971年上高中时。
1971年发生了两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件。一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到达北京。基辛格的首次访华“7·16”公告的发表，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阶段。二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乘三叉戟飞机外逃叛国，在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9.13”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此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各方面工作开始出现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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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标志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当时的说法是“小球带动大球”。那年9月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
为什么在这里说中国和美国、日本交好的事？因为印象特别深刻。我有从不理解到理解的过程，这是我通过学习辩证法（高中有政治课）得到的哲学启蒙，我领悟世界万物都是在变化中的，好事、坏事都会随着内因和外因的变化而变化。曾经的敌人也可以和谈，从而化危为机，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我感觉到国家的对外方针政策正在发生积极变化，我们年轻人是否迎来了好时代？
转眼到了1972年底，我又面临高中毕业分配的关口。那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还在执行中，毕业后去插队落户的概率依然很大。记得一群城镇户口的同学，在晚自修时议论毕业后的出路时，情绪有些低落，有人说了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不料，话被传了出去，差点被当作反动分子看待。可见当时阶级斗争的观念还是很强的。
人生就是这样，当你对前途不抱有希望的时候，生活往往会给你意外的惊喜。毕业前夕，突然传来一个好消息。杭州市革命委员会决定在全市（含市属县）择优招收1972届高中毕业生500名，担任中学实习老师（时称小老师）。
1972年12月，后排右三为本人。
说来也是事出有因。
从1966年中断了高考，到1969年恢复中学招生，各大中学几乎没有新入职的教师，师资队伍已是青黄不接。杭州市决定从“文革”中的首届高中班中选拔家庭出身好、学习成绩优秀的毕业生充实教师队伍，虽说是权宜之计，但确也是用心良苦。
幸运之神降临，我将成为一名中学教师。上山下乡的担忧云开雾散。
由于当时全国“事业编制”冻结，“小老师”只能以“公办代课教师”的身份任教。一年实习下来，还是等不到编制，导致大家情绪不稳，曾集体到“市革委会”门口静坐，要求重新安排正式工作。有关部门迫于无奈，答应不想当老师的人可以分配去工厂。当时产业工人远比中学教师吃香，所以大多数人兴高采烈弃教投工，成为工厂的正式工。也有一部分人愿意继续任教，等待正式编制的下达，我是其中之一。
就这样，从1973年春到1978年秋，我做了六年的中学教师。正式编制硬是没等到，却迎来了意想不到的恢复高考的惊喜！
1975年，在任教的中学校园。
高考的消息如同晴天一声响惊雷，一石激起千层浪。考？还是不考？人生道路的选择题放在了眼前。心乱一阵之后，我给自己作了权衡：不考，因为我是城镇户口，已经有了稳定的教师工作（每月工资32元外加粮贴1.5元），属于中等收入人群了。况且我在学校很受领导重视，学生也非常喜欢我的讲课，假以时日，入党转干升职，前程可期。要考，因为我想改变当教师的职业。
为什么要改变教师职业呢？说来是有缘由的：初中时的我被选去县剧团当小演员。因为天天吊嗓加上发声方法不对，以致咽喉部经常发生化脓炎症。有一次竟然持续多天高烧而失声。由此落下个慢性咽喉炎及声带息肉结节的顽症，只要连续说话或唱歌半小时以上，我的咽喉部就会产生难以忍受的干涩和疼痛，继而声音嘶哑、音量变小。
当了教师后，因为用嗓太多，咽喉炎症一直没能治愈。当老师没有一个响亮的嗓音，那真叫一个痛苦。我想如能考上大学，我就可以改行不当老师了。当然，上大学不仅可以改变职业而且是光宗耀祖、出人头地的事，虚荣心也强烈诱惑着我。
记得是1977年11月的下旬，高考报名后，要参加文化水平测试（初试），考试的科目就语文数学两门。在此之前的一个月，我参加了县里组织的““中学语文老师文化素质测试”，在那次考试中，得了余杭区(县属区)第一名，这给了我一种必胜的信心。几乎没有什么准备，就进入了高考初试的考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复试名单下来（并没有公布分数），我的名字居然出现在考区的榜首，我着实有点得意，内心充满“金榜题名”的期待。
1977年秋，在苕溪岸上。
1977年12月15日，全省高考正式开始，我第二次走进考场。如今已经记不清政治、数学、史地的题目了，只记得语文的作文题《路》。是写记叙文呢，还是写议论文？来回推敲时间已过半，我还在琢磨这是条“实路”还是“虚路”？
“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就成了路”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于是就往议论文的方向走，自圆其说地讲道理，兜兜转转凑字数。
铃声响了，结论来不及写完就被收卷了。最有把握的语文可能让自己失望，最担心的是上不了分数线，我这个所谓的“中学语文老师”的面子往哪里搁？
世上总有喜出望外的意外，几周后参加高考组织工作的一位同事悄悄地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先听哪个？”我心里一阵狂跳：“先听坏消息吧。”对方说：“因为你在报考材料上填的职业是中学教师，所以县里的政策解释，你只能录取师范类院校的志愿。”“那么好消息呢？”我问：“恭喜你，已经进入录取大名单了，但是还有20%的淘汰率。”我心里又高兴又担心。之前我的志愿里没有填任何师范的院校，会不会就在20%淘汰率里了呢？
我了解的淘汰规则是：政审通不过、体检通不过以及成绩够不上所选学校或志愿。还真的不知道公办教师只能报师范类学校的政策规定。事实上“公办代课教师”就是个语义矛盾的名词。两个定语，说“公办”就是正式教师，说“代课”就是非公办教师。我在报名表上填的“中学教师”就是希望没有歧义（自认为我是公办教师）。
事后，我去县文教局讨说法。一位管人事的干部翻了下全县教师名册，慢悠悠地说：“你的个人档案都在文教局的名册里，这说明你是公办教师啊。”我说：“代课教师又作何解释呢？”对方回答：“现在上面暂时没给事业编制，所以叫公办代课教师，这样的教师不同于民办教师，工资是县财政发的，人员是不能流失的。”
“公办代课教师”，真是一个时代的奇葩，一个多么让人费解的身份啊！我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1977年的寒假里，我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
没有“中举”，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在学校里学生看我的眼光也有点异样，在同学朋友间，有一些善意的劝慰：你成绩是好的，只是志愿没填好，明年再考吧。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迷茫无助的时刻，我只有向妈妈倾诉。妈妈没有上过一天学，但她的智力和处事能力远胜于一般有文化的人。我和妈说，我只能考师范，毕业后还是当老师，再说上大学期间是没有工资收入的，还要家庭负责生活费。妈妈呵呵一笑：“你考上大学了我可以再养你，考师范不是蛮好嘛，毕业了说不定你会在大学当老师，我担心的是你考不上呢！”妈妈轻轻松松的几句话，我感觉出了其中的分量。
仅过半年，1978年《全国高校招生意见》发布，全国统一高考的日期定在7月20日至7月22日举行。我决定再一次上高考试场。
1978年的高考已经有了全国统一的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等科目的复习提纲，虽然内容浩瀚，但有范围划定，知识要点明晰。我的有利条件是，1978年的上半年，学校领导决定让我担任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也就是说，我将负责高中毕业班最后一个学期的复习考试，同时迎接高考。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学生一起复习考大学，其实是有很大压力的。虽然心里暗暗下了再上考场的决心，但我还不公开声称一定会参加高考，故作潇洒，给自己留点余地。
就这样，我白天在学校给学生复习上课，晚上在寝室里自己补习备课。那时候，很多人选择了高复班听课，而我一天也没去过高复班，一方面羞于和年轻人同教室复习，另一方面我觉得边学边教的效果远胜于在高复班的复习。
这真是我自己发现的学习诀窍：头天晚上自己试着看书解题，记住重点要点，第二天我把这个过程在课堂里讲一遍，又向学生们提问一遍，这样就强化了知识记忆，复习的效率很高，这真是我当教师的优势。
直到上了大学，我还是采用这种方法，每到考试的前夜，我都会召集部分同学一起来交流答题要点，我主动要求担任主讲，把考试要点逐一表达，脑子里就有了清晰的思路，当然也会有遗漏的地方，同学们会及时指出，这样又补了我的盲点。我的考试秘诀是：看一遍不如读一遍，读一遍不如写一遍，写一遍不如说一遍，说一遍不如讨论一遍。这样一个过程下来，考试十拿九稳。我以为考试就是一种速记能力的发挥（尤其是文科），短时间里要记住大量的知识点，掌握好的方法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1978年7月20日，星期四，天气晴朗，高温酷暑。全国统一命题、统一时间的夏季高考正式开场。这是我第三次进入高考试场，考场设在离我家千米左右的余杭中学内，那是我上初中、高中和担任过实习老师的母校。出发前，在家里地上铺一张篾席，让自己躺在冰凉的地面上，安静地休息片刻，考前脑袋里装着太多的题目，一兴奋就仿佛会把答案晃荡出来，我知道冷静沉着是必须的。按规定开考十分钟后就不允许考生进场了，而我就在这十分钟的间隙里，最后一个闪进考场。
如今考试的过程几乎淡忘了，但有一位同考让我至今不忘，那是坐在我前排（第一排）的一位高个子男生，穿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估计是名退伍军人。也许军人的手特有力量，他的笔在和桌面试卷的接触中发出“嗒嗒嗒”的声响，像极了在发无线电报，这不停歇的声响让我心烦意乱，我举手示意监考老师，希望这位考生的写字力度能稍微轻些。第一次有点奏效，但过不了几分钟，“嗒嗒嗒”声又充满了我的耳际。走出考场时，我笑问他，你这样答题会不会把试卷戳破？他笑而答道：“写字下笔重是我的习惯，不发出声音我就不会写字了。”伴随着这样的节奏声，我居然抗住“音频干扰”，考完一场又一场，最后一场好像是英语，尽管英语分不进入总分，但我也还是进了考场，坐我前排的仍然是那位仁兄，奇怪的是，他手下““嗒嗒嗒”声竟然没有了。结束的钟声一响，大家兴高采烈地拥出考场，似乎人人都考了高分。紧绑的弦终于放松下来，我顺便问了前排的同考是什么感觉，他说，这英语好难啊，我是下不了笔啊！
我的高考终于有了结果，红榜贴在大街上，过往的行人羡慕地读出一个个榜上的名字。妈妈喜笑颜开，不断地跟人说：我们周家先辈出过状元道台，我们老家住的房子是“旗杆墙门”，院子里的旗杆真是竖得高，那叫书香门第啊！
1978年的10月16日，我哥和弟帮我扛着行李到杭州大学中文系报到。
1978年10月16日，到杭州大学中文系报到。
在办理入学手续的行政楼前，我竟然遇到了这位依然穿着军便装的同考者，我俩兴奋地握着手，感觉像是井冈山会师一般。据他说，我们的考场录取率很高，25位考生就有我俩考上了大学（后来知道78年高考文科录取比率是125:1）。这位仁兄就是杭州大学中文系78级专科班的同学，他叫王青平。
圆了自己的梦，遂了妈妈的心，我顿时感觉自己是个孝顺儿子。是啊，如果没有妈妈在我初中时劝我离开县剧团，初中毕业时，坚持不让我去大兴安岭支边，而让我上了1970年的“文革”第一届高中班，如果没有妈妈苦口婆心地劝我不要去军垦农场当“战士”，而要让我去做“公办代课教师”，我怎么可能在高中毕业六年之后，和我的学生一起走进高考试场呢！妈妈是最懂得感恩的，她时常说：我们家出个大学生是*的政策好。
大学毕业时，系里的领导悄悄告诉我要做好留校当老师的准备，我真是迟疑了好一阵，最后做出了放弃当老师的决定。离校前夕，我请吴熊和老师寄语，吴老师笑眯眯地说：记住孟子的名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今天回想起来，我听了妈妈的话，也听了吴先生的话，儒家思想左右了我的大半生，恐怕余生还将持续……
【回音壁】
任晓岗：羽强兄的考前经历端的是千回百转！时代的洪流在身边卷出一串串奇形怪状的命运旋涡……真是令人喟叹。
曹布拉：羽强兄的青少年经历曲曲折折，千回百转，引人入胜，像是一部十分精彩的电视连续剧。从他后来的成就来看，原来这深厚的底子是在少小时打下的。可见人生并没有什么侥幸，人家早就多多的付出了，所以才有现在的收获！
金健人：没想到羽强兄还是真正的百家子弟啊。厨师、理发师、摄影师还不足奇，最想不到的是还当过演员，如果不是被人伤了，可能就一直唱到老了。不过羽强的嗓子并不怎么好。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租用二三百平米的菜园子，那可将近半亩了，可以种菜外卖了。令人羡慕！怎么还吃不饱呢？看来种菜技术也不怎么地。最巧合的是与王青平同考场，还同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同任职班长。如果没有王的重手笔噪音干扰，说不定后来会去别的大学，那就好多故事要改写了。
钱志熙：周班长上大学前的经历真丰富，农、商、艺、教都从事过，写得波澜起伏，从时代大背景中写出个人命运。他对母亲敬与爱，更令人感动！母亲对我们真的非常大。套句话，每个成功的儿女后面，都有一个好母亲。上次立汉兄的文章，也写出了这一层。“有一次去苕溪和内河相连的水闸处摸鱼，此处水深二、三米。”苕溪在我心目，一直是诗一样的存在。周班长的文章，一下子把我拉到它的岸边。[强]。
吕立汉：羽强兄是我进杭大见到的第一位同学。报到那天晚上，我从半道红下车后，一路辗转问路步行至杭大中文系，在传达室，就遇上了他。我说我的铺盖在政治系，怎么走？他很热情，说带我去，我连声道谢。到政治系我俩差不多走了个把小时，真有些精疲力尽。原来是方向反了！等于说我们俩沿着后来晨跑的路线兜了一大圈。那晚兜圈途中，我俩聊了许多，而其热心待人的品格也在入学的第一天就让我有了深刻的体会。[呲牙]。
金树良：想起的是岁月，记录的是历史。羽强兄以自己丰富的经历，不纠缠历史旧帐的格局，为我们讲述了他是怎么一步步从那个时代坎坷的道路上走来。让我们这些捧着茶杯、端着酒杯的老头老太们又听到、看到了一个个精彩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真实故事。
最让我为他后怕的是因为撕大字报回家当引火柴而被抓的描述，还好只是被当作“红暴会”派来的特务，又机灵地逃离险地。要知道，在那个年头撕大字报是随时有可能被按上一个“现反”的名头的。那就不仅仅是被关黑屋，还可能被游街批斗，严重的话还有可能被“无产阶级专政”。
我的一位高中同学，就因为在寝室里随手在一把蒲扇上写了“打倒”两个字，然后被革命警惕性很高的同学发现：在“打倒”的背面刚好是伟人的名字。于是立马把他从家里抓回学校，关押批斗。呵呵，此事一直到文革结束才算不了了之。羽强兄算是福大命大逃过一劫，我们也才有了这么一个好班长[微笑]。
陈建新：没想到周羽强也是五百个“小老师”啊。我们年级有三个，另外两个是孔小炯和尤炜祥。不过你高考前生活还真丰富，当过小演员，又干过小老师，这生活的多彩不仅有助于你考大学，也有助于你后来在电视台的工作。与王青平同教室高考也是奇遇。后来居然成为两个班长。[偷笑]。
张玲燕：没法想象写字下笔重到像发报，那个速度怎么来得及完成考场答题啊？
吕立汉：当读到高考坐你前排的那位穿军装的考生时，我猜测可能就是王青平，我知道他是余杭的。王青平研究明末清初小说，刚毕业那几年联系较多。
周羽强：王青平高考前是杭州无线电厂的工人，因该厂地址在余杭上文山，所以他参加了在余杭镇上设的高考点考试（属地管理）。
吕立汉：羽强兄比我年长一岁，童年时期艰苦岁月生活点滴的回忆，感同身受。人民公社食堂化，就是吃不饱，饿肚子。1960年，我同一院子的堂叔因偷吃“米泔”而被抓住，导致他蒙羞服毒自尽。那时啥都吃，连观音土都吃。野菜之类有：野田菁、长毛草、苦叶菜、龙衣头等。糠饼很香，但吃后不易排泄，麻烦很大，我父亲遭此麻烦，是我亲眼目睹的。我7岁（1960年）那年生日，总希望能吃到一碗面条、粉干之类。但母亲给我吃的是一碗高粱汤团，这可能是家中最好的食品了。高粱汤团偶尔吃吃，感觉不错。吃多了，就不好吃。所以我们那里说吃高粱汤团是：第一餐关门吃；第二餐开门吃；第三餐请人吃。
金健人：周羽强是班长，陈亚敏是副班长，这当班长的公私兼顾，把与副班长的工作关系发展成了家庭关系。我当时是劳动委员，会对他们的有些举动感觉奇怪，后来就明白了。近水楼台先得月嘛，人之常情，世之常态。不过，有次聊起来羽强对我曾经当过灯泡的功劳矢口否认，让我有点小不满。
张玲燕：@金健人 要说电灯泡，我才是 。有一段时间，我和小吴彧分别是两个班的劳动委员。每周检查卫生，二班我一个，一班吴彧，周班长和陈班副三个。一开始陈班副亚敏姐见了我，深谷幽兰般地不好意思地抿嘴一笑，周班长可不，他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跟我说吴彧年纪太小了，我们俩帮着点。我开始还真的以为大哥、大姐心疼小吴彧，说不要紧的，你们回去看书好了，吴彧我会帮她的。因为我和吴彧同寝室一年，两人头顶头睡了两个学期。吴彧称我都是大姐姐、好姐姐的，欺负谁我也不会欺负小吴彧吧？但周班长好像对我一百个不放心，以后每周检查卫生，两个大哥哥、大姐姐风雨无阻准时到场。不过我从来没有在周班长面前为曾经的电灯泡请过功，居功不自傲，这一点我比你做得好。
周羽强：健人是劳动委员，吴彧是检查寝室卫生的生活委员。
方一新：@凌凌 你偶当几次灯泡当然不必请功，我们班这么多人当过你和建新的灯泡，大家什么时候请过功了。[偷笑]。
郑广宣：这个电费得付。[偷笑]
方一新：啊，灯泡，照亮他人，电费自理。[破涕为笑]
周羽强：@书剑 @凌凌 哈哈哈，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有人为我俩当灯泡，我似乎也不需要有灯泡。至于有人自以为是灯泡，那我也没意见，不要说我不领情，反正电费我不会付的哦。[憨笑][憨笑][憨笑]。
吴存存：羽强师兄是我们的老班长，也是我们三组的大哥。记得入校时知道他做过中学老师，多才多艺，长得很帅，组织能力强，很喜欢开玩笑，小组活动时总是担任专业攝影师，我们小字辈都是仰视他的，相比之下自惭形秽，惟恐太近了会亮瞎了我们的眼。毕业不久又知道他在新闻电视界干得风生水起，已居高位，更加不敢接近。2012年绍兴同学会是毕业几十年后第一次见到他和亚敏师姐，承他们厚意坐了他们的车从杭州去绍兴，一路上相谈甚欢。我惊讶他们都几乎没什么变化，还是那么相知相爱的一对，感觉十分感动和温暖。今读师兄的回忆录，才知道他也经历过那么多的艰难和挫折，不然我大概会一直误以为师兄生来就是养尊处优的天之骄子的。[憨笑]。
沈澜：周班长在我心目中总是乐呵呵的样子，没想到也经历过诸多挫折磨难，那年代的求学之路真是各有各的坎坷啊。周班长多年的教师生涯，在大学四年也有用武之地，周班长曾组织我们去庆春门小学帮助孩子好几次，因为周班长有经验，孩子们好像都挺喜欢我们的。几年前在同学会上再见到周班长和亚敏大姐，在图书馆门前拍照时，周班长说要和大姐在当年拍过合影的地方再来一张，语气充满爱意，让我印象深刻。
与庆春路小学三年级学生的合影（右侧，最后独自一排为周羽强）。
吕立汉：@沈澜 早几天还跟羽强兄聊起此事呢。我们班与庆春门小学结对长达四年。这事是羽强班长发起的活动。为此，我们班团支部还获得了杭州市先进团支部的称号。羽强兄至今还与那个小学班级当年的老师和学生有联系呢。
童国樑：@周羽强 周班长带队，与庆春门小学结对，这事办得好。作为主事者，你是应当把这个故事完整地写下来。
方一新：一班在羽强班长和两位团支书的带领下，跟庆春门小学结对帮助，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沈卫东：周班长在我们组，大学四年的印象就是大哥，既是年长多岁的兄长，又是班级里的领导，说什么事都是指令性的。[呲牙][呲牙]。看了文章才了解周班长的青年奋斗史，一样的曲折，一样的追求上进。记得读书时有一次和另外两位同学一起去他在余杭的家里玩，那张拉小提琴的照片就是在他家拍的，只是不记得他说起过剧团的经历。[呲牙] [调皮]。
岑宝康：@金健人 周羽强进剧团的事我知道。他曾跟我说起，他们排练《智取威虎山》时，杨子荣与栾平对质，一个说，天王盖地虎，另一个答，宝塔镇河妖；一个又说，怎么脸红啦，另一个回答，精神焕发；照理，接下去一句是，怎么又黄啦，可能那个栾平一时兴起，顺势追问，怎么又红啦；不愧杨子荣，归阵不乱，沉着应答，精神再焕发！[呲牙]。
方青稚：羽强班长温文尔雅，说话有条有理，一直以来是个白面书生人设，没想到自幼生活经历如此丰富曲折。作为班树，40多年时前的大学时代的印象似乎是李玉和，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变成杨子荣？羽强班长长得比较正能量，所以容易联想到当时样板戏当中的这两个正面人物。
林柔吟：周羽强同学的高考回忆，将他的曲折迁回、精彩纷呈的人生展现出来，特别是从事文艺工作的经历，更是别样人生，我是真羡慕，能经历这样的人生多不易啊！
方一新：羽强兄的高考前回忆文章，文笔生动，跌宕起伏，像读章回小说一般，印象深刻。它又把我带到了那个特定年代：1966年，那年羽强兄小学毕业，而我刚读小学三年级，有一天走在大街上，突然看到“打到全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大幅标语，刘的名字上还打上了叉叉，惊诧万分！后来才知道，让国人灾难深重的“文革”开始了。
文章所述各种经历，除了农活外，大多是我从未体验过的：做小工，练手艺，讲故事，学乐器，当演员，经历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实际上，这些境遇和历练，为羽强兄日后从事的工作、取得的成就作了很好的注脚。从文中可知，城镇里的多子女家庭（羽强兄似乎兄弟姐妹共5人），生活并不富裕，好在子女懂事，如羽强兄年仅12岁，就跟长两岁的哥哥一起，租菜园种菜，除保证自家食用外，还偷偷外销，为父母分忧，正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此外，摸鱼遇险，演戏被撞，也都惊人心魄，好在最终都逢凶化吉。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其羽强兄之谓乎？羽强兄有位好母亲，“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一定是支撑羽强兄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的强大的心理支撑。
吕立汉：羽强兄的考前经历曲折丰富，几个大的人生转折点有母亲把关，很是幸运。我四年大学基本上都是羽强兄给我理发，水平不错！[强]。
周羽强：我母亲确实家教很严。她今年已94岁，生活自理，不要保姆。我们几个子女到现在还经常听命受教。
林柔吟：有这样母亲真是大幸。
郑广宣：周公羽强大作拜读。老同学的文笔自不待说。至于其经历，俄罗斯那个老头是这么讲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们的俗语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从那个年代过来的我们的同龄人，谁都有一本只有自己知道的苦难史，所区别的只是苦难的呈现方式不同罢了。好在羽强能苦难中找乐趣，无望中存期盼，曲折中有方向，特别是有一个好妈妈，总能在其迷茫之时给出明确的忠告，不仅能为周公最后考入大学给予助力，更为日后周公的辉煌奠定基础。贵为周公，也不能少了家中慈母。
大学期间，我与周公羽强接触还是比较多的。当然，多数是为了年级或班级的学习和工作，互相之间，不可能像文章所写那样袒露，也不可能有那样深入地交流。在中文系读书，周公的学习成绩是挺好的，现在才知道，他有自己总结的行之有效的学习考试方法。记得有一年我跟陈建新也曾一起为考试合伙复习，效果不错，但那时好像已经是三年级了。不像周公羽强，一直来对学习和考试驾轻就熟，故而那几个“三好学生”也在情理之中。
毕业后，羽强分配到广电机关，1983年上半年省人大机关搬到长生路，与广电很近，曾与羽强互相串门，聊聊各自的近况。下半年我就调到了浙江教育出版社，就很难碰到羽强。后来就只能在电视节目的末尾，看到羽强的署名，知道他已经到了浙江电视台。再后来，偶尔看一次CCTV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羽强已是评委。好像是在杭州举办西湖博览会期间，羽强写了一首有关西湖的歌，感觉挺不错。
周羽强：我似乎没写过关于西湖的歌。使命所然，我的出名作留给嘉兴“南湖”了。歌曲《红船向未来》经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十大部委评选，入选全国爱国歌曲100首。此规格的主旋律歌曲，浙江仅一首。
陈建新：周羽强成为浙江电视台领导，他普洒的雨露也曾经到我头上。有一次余秋雨来做节目，好像是九十年代，周台长邀请我给这台访谈节目写一个串台词。我从未干过这玩意儿，勉强为之，周台长不以为陋，用了上去。因此我也唯一一次见到了余秋雨，还帮我很多学生手上的《文化苦旅》请他签了字。至今我仍然认为余秋雨这部散文集很好，谢谢羽强兄！
杜文庆：俺们一班的老班长周同学长得帅自不必多言，关键气质风度又特好，儒雅温和，很有亲和力，很有领导者魅力。而且面容显得嫩，显得年轻。原本以为他之所以不显老，是因为自幼生活优裕，未经受磨难。读过周班长上文后，才知他一路走来，也是坎坷不平。他高考前曲折的经历，大学毕业后事业的成就，无不向世人诠释了，机遇留给有准备的人，留给有天赋有异禀的人！
童国樑：羽强兄在青少年时期也有那么多的不幸和苦难，但是，仍然顽强努力，培养出坚毅、仁爱、担当、好学的优秀品格，及出色才华，后来造就了辉煌业绩。在成长过程中，他母亲的引导和帮助起了很大的作用。周母我也见到过。那是1980年5月的假期，我、立汉、卫东，一起到余杭强哥老家。周妈妈忙里忙外，热情周到地接待我们。那年羽强的兄长的孩子刚出生不久，全家正沉浸在喜悦之中，我们也感到格外高兴。余杭之行，留下美好而难忘的印象。在此再次谢谢强哥母亲及家人们的热忱款待！
周羽强：@童国樑 谢谢抬爱！在大学期间我们都是很好的学友，不揣浅陋，邀请到我余杭家里做客。国梁兄的高大个儿，我妈还有印象，曾问我，他分配去哪里了？我说去宁波法院了。此行是在四十二年之前了，时光荏苒，记忆犹新。[握手][憨笑]。
吴朝骞：杭大中文78级的高考回忆一波接着一波，零星的细碎的片段构成了离我们不远的历史画卷。我觉得羽强同学的文章历史感特别强，信息特别丰富，如实再现了40多年前的一幕幕场景。周羽强同学小学读完遇到“文革”停课，辍学在家好几年，因为揭大字报差点遭遇不幸,很有镜头感。
“文革”时我读小学，那时都停课了，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我很爱去，那就是温州“灯光球场”。温州两派斗争很激烈，但开始是文斗，有一句话叫“大鸣大放大辩论，还有革命的大字报”，可见大字报是比较重要的舆论阵地，灯光球场铺天盖地，贴满两派的大字报。我一有空就跑灯光球场，读着还散发油墨之香的大字报。内容除了各种观点的辩论，就是揭发对方所要保护的领导干部的政治、经济乃至生活问题。有趣的是大学毕业后分在机关，大字报的主角好多还在岗位。
大字报的更新，一个是来自对方大字报的覆盖，刚贴上就有人有意拿新的大字报覆盖，不免有拉扯抢夺的小动作。一个是捡破烂的人撕掉当废纸卖，如羽强兄拿去当柴火的不知有没有。大字报也是生财之道，确如建新兄所说，我没有温州人的经商之才，否则早已成为著名商人了。
羽强兄小学毕业三年才读初中，这个情况温州也有，好几届小学毕业生一起读初中，就像恢复高考后的十多届学生一起读大学。
再是独特的经历也有趣。我就学时，代课老师都是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高中毕业后也有同学去代课，基本上是通过各自途径和门道谋取，温州肯定没有成批招收代课老师的做法，不然我也有可能呢！
对周同学的艺术细胞非常佩服，又是小提琴又是唱戏剧，都专业演员了。可是在大学里比起马华、徐敏、任平等著名演员，你绝少登台一展歌喉啊！很希望在下一次年级聚会中，有周班长的汇报演出。
张玲燕：@吴朝骞 看大字报我比你方便，我走出家门就在黄岩县城主街道上，那段时间看红卫兵潮起潮落，看大字报栏下捡破烂的穿梭其中，看革命口号一茬换一茬，墙上的广播站也从人民广播站改成革命造反广播站。什么“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什么“是可忍孰不可忍”，还有众多的样板戏，很多词汇不是从大字报栏看来的，就是从高音喇叭上听来的。[偷笑]
张玲燕：张扣林、徐小洪、任平、倪集民、何一枫、李瑜、陈建新，还有在“小老师”编制的周羽强、孔小炯、尤伟祥……我很佩服你们，我们很多人是为改变命运、更具体来说是为谋一个职业而高考，而像你们这样有工作的人，一般都不会那么辛苦地丢下当时很稳定的工作来复习，你们真的是为爱好而高考。佩服你们！[抱拳]。
陈建新：你列举的我们这些有稳定并且较好的工作考上来的，我们前七人都带薪上学，唯有周羽强、孔小炯和尤炜祥没带，主要是五百个“小老师”没编制，造成工龄不够，其实都应该带薪读书，被杭州市教育局害了。他们考进来，要比我们更难，毕竟需要家庭财力支持才能读下来。
周羽强：杭州市政府在1984年才正式确认500名小老师的工龄（1972年毕业分配时算起），但时过境迁，上大学时不让我们带薪，明显让我们吃亏了！
张玲燕：@周羽强 有文件工资不补发吗？
张玲燕：我指的是工资可以补发的呀！
张玲燕：哦，只是承认工龄，这个和知青一样的。
周羽强：还不一样，“青年教师”是拿财政工资的。但不再纠缠历史旧账了。
张玲燕：嗯，跻身500名之一，就很了不起，都是当年杭州的小秀才啊！[强]
陈建新：周羽强和我同龄，我们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刚好六七岁，真是要吃的时候，饿肚子的体验刻骨铭心啊。
许贺龙：万万没想到，像周班长这样浓眉大眼肤白身高的大帅哥，居然也曾有饿肚子的经历！也万万没想到，像周班长这样当年我们羡慕嫉妒的对象，居然有曾有辍学、为生计而发愁的经历！可见那个年代是多么不堪回首。
周班长的故事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娓娓道来，既讲述了他独特而坎坷的人生经历，也总结了他对时代、对人生的思考感悟，让我们收益良多。他多才多艺、出类拔萃的能力和好学上进、从善如流的品德令人敬佩！
我也有两件小事与周班长的经历类似：一是下河摸鱼，膝盖被落在水下的犁刀划破，留下了伤疤至今仍在；二是小学期间作为学校的故事员，给别人讲故事锻炼了自己。[呲牙]。
张玲燕：我下乡的时候曾经参加县文化馆组织的故事员培训班，回来后每逢大队开社员会大会，我就先上台给大家讲故事。当时怎么会想到，讲故事的经历锻炼了我的语言表达能力，为我后来当老师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偷笑]。
许贺龙：我当故事员时正在批林批孔，记得有好几个故事就是讽刺孔老二的，现在想起来是对至圣先师的大不敬，真是罪孽呀！[偷笑]。
张玲燕：我也差不多这个时候，但社员们更喜欢我讲108将，我就给他们讲水浒。我现在想来，对孔子好像没有内疚的，当时照本宣科讲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我真的胡说八道了。[捂脸]。
朱承君：羽强兄记忆力超群，细腻的笔触娓娓道来，少时经历有着电视连续剧的意蕴，更兼多才多艺，能拉一手好琴，还理一手好发。[强]。
魏丁：周班长的高考前经历，好多的峰回路转，小说一样。真是丰富的人生。中学语文教师素质测试的余杭区的第一名，有笔误，那时候没有余杭区，余杭县第一名？
周羽强：余杭县当时就有临平、余杭、塘栖、三墩、瓶窑五个区。我是余杭县余杭区余杭镇人。当时行政区划就是：县、区、镇。1977年时的余杭区是县属区。
沈卫东：我记得咱们周班长的曾用名：余强，是对余杭的一种纪念吧？
陈建新：他妈妈早就认为自己儿子是余杭最强的，故取名余强。[偷笑]。
郑广宣：他爸起的名字好不好！[偷笑]
方一新：有个细节我比较好奇，羽强兄到酿酒厂打工，“工头给我一副水桶，叫我去百米远的运河挑水，把百来斤的河水倒进装有60度白酒的大酒缸里，稀释至30度左右。”这样用运河水稀释了酒，就销往市场的吗？[疑问]。
周羽强：@方一新 河水（自来水）兑高度白酒，酒厂都是这样做的。 工人们说白酒能*菌，喝了绝无问题。
曹布拉：我在公社酒厂看工人用井水兑刚榨出的酒（约八九十度），边兑边用一支温度计一样的东西测度数，兑到60度左右就算成了。
周羽强：@曹布拉 是这样操作的。因计度计较值钱，不让挑水工来用，我先以口舌测试，差不多了，师傅再用计度器确认。
方一新： 看来高度白酒用水勾兑是惯例，我是少见多怪了。好吧，还是喝白开水最放心。[偷笑]。
个人简介：周羽强，男，1954年9月生于浙江杭州， 1982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本科）。中共党员，国家一级导演（正教授级），曾任浙江电视台文艺部主任，台副总编、副台长、艺委会主任、浙江影视集团董事长、总经理。浙江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浙江省电影家协会、摄影家协会、书法家协会、戏曲家协会会员，浙江广播电视研究院研究员。1999年获中国德艺双馨（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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