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冷战结束，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狂喜的美国学者、政客们有些忘乎所以。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让美国人对自身的霸权深信不疑。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为美国人以武力推广民主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美国狂飙前行虽然一定程度上把霸权推向了新的高度，但也促使美国霸权内在的悖论愈快地凸现出来。以“9·11”事件为开端，美国开始深陷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泥淖，2008年金融危机更是沉重打击了美国经济，美国霸权越来越呈式微趋势。如何维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头等大事。
学者们的观点建议
西方众多学者从理论层面提出了一些观点和建议。其中亨廷顿、布热津斯基、赫拉利三位学者的观点建议受到世人的普遍关注。
（一）亨廷顿的观点建议。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亨廷顿从现代文明关系的角度认为：西方文明获得冷战的全面胜利，但并不意味着世界会变成单极。世界各国不会全被西化，而是多种文明共存，进入了八大文明（西方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冲突的新阶段。因为，冷战后，西方文明必将衰落。其它相同文明的国家相互靠近，不同文明国家分道扬镳，从而形成以文明为引力的文明联盟，使得文明的力量大大加强。
其中亚洲因经济变强而变强，伊斯兰因多生育而变强。力量加强的文明联盟就可能挑战西方文明的优势地位。西方如果继续在世界推行普世主义，非西方文明将进行反抗，从而形成了冲突。这种冲突主要是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因此，为了防止西方文明的衰落，欧洲和美国要加强政治、经济和军事一体化，并把中欧的西方国家纳入欧洲联盟和北约，鼓励拉丁美洲的“西方化”，“抑制”伊斯兰和华人国家常规和非常规军事力量的发展，“延缓”日本脱离西方而顺应中国，承认俄罗斯东正教核心国家和区域大国地位，保持西方技术和军事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的优势。
为了避免全球的文明战争，要遵循避免、共同调解、求同三条原则，即八大文明的核心国家要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核心国家相互谈判遏制或制止这些文明国家间的断层线战争，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
（二）布热津斯基的观点建议。在《战略远见》一书中，布热津斯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认为：美国并没有把握好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独特全球机会。冷战后美国内部受到国债高企、社会不平等、金融贪婪、政党两极分化等严重挑战，外部陷入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等困境。这些导致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急剧下降。而此时的东方，日本、中国和印度三个相互竞争的亚洲大国正快速崛起。而且，全球年轻一代的政治觉醒特别敏感，并将自己的劣势等归罪于西方的统治。
下降的美国、崛起的东方、觉醒的年轻一代，三者导致了全球地缘政治实力的分散，世界面临着权力危机。如果美国到2025年确实衰落了，在缺乏公认的领导者的情况下，一些大国可能会更公开地争夺地区优势，甚至使用武力；一些实力较弱国家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世界将进入混乱状态。但是，美国不太可能稳定地走向日益普遍的衰败和/或与伊斯兰的战争不断扩大，而且美国在总体经济实力、创新潜力、人口动态、反应性动员、地理基础和民主诉求等六个关键领域还具有巨大优势，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即未来二十年）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仍有待美国去塑造。
为此，美国的长期地缘政治目标应是：在西方，促进欧洲更大和更广泛的团结，并吸纳俄罗斯和土耳其，塑造一个更具活力和更大的西方。在东方，能够“平衡”和“安抚”该地区日益崛起的大国，避免直接军事介入亚洲大陆的冲突，同时维持与日本现有的联盟，并且巩固与中国在全球的合作关系。
（三）赫拉利的观点建议。在《未来简史》一书中，赫拉利从文明发展史角度认为：人类依靠“故事”组织起来。“故事”让我们超越动物、主宰地球。20世纪，自由主义击败法西斯主义，然后是苏联解体、共产主义受挫，自由主义成为全球唯一的“故事”，历史似乎就此终结。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金融贪婪让全球人民对自由主义这套“故事”越来越感到理想幻灭和迷失方向。
而且，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破坏性科技颠覆（人工智能让工作消失，使普通人变成了无用之人，破坏了自由主义的政治基础。数据算法让人失去决策权力，个人自由的信念被推翻。生物革命让富人可以把不平等变成生物学上的差距，改变人的身体和思想，破坏了自由主义的人格基石），让产生于工业时代的自由主义政治体系手足无措、无力招架。于是在自由主义幻灭后，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开始盛行，各种矛盾必然激化。但民族主义无法解决核战争、生态崩溃、科技颠覆等全球性问题，宗教的神祇只是为国家服务。
因此，它们无法取代自由主义成为全人类的新“故事”。接下来几十年可能在于强烈的自我反省，在自由主义基础上，找到和建立能够应对生物和信息革命挑战的新社会和政治模式，即新的“故事”。新“故事”的探索，面临的各式挑战前所未有，各方歧异激烈紧张。欧洲关于移民的讨论，就是在寻找一条道路，既继续向陌生人敞开大门，又不会被价值观不同的人影响其稳定。如果成功，就可以复制到全球使用。
如果失败，就代表着仅靠相信自由和宽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还不足以解决世界上的文化冲突，也无法在面临核战争、生态崩溃和科技颠覆时让人类团结起来。但只要我们控制恐惧的程度（不对恐怖主义反应过度），防止发生战争，虚心面对自己的想法，积极了解和掌握真相，学会批判性思考、沟通、合作、创意，在算法面前保留对自己的控制权，懂得人生的意义，就必能成功应对。
综合起来看，虽然三个学者阐述问题的角度不同，但总体思路相差不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目标相同，都是维护西方霸权。亨廷顿是为了防止西方文明的衰落，布热津斯基期望继续由美国来塑造全球，赫拉利认为应以自由主义为基础来编织未来“故事”。二是逻辑相似，都认为变强起来的非西方国家必然引发新的冲突。亨廷顿认为变强的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必然与西方文明发生冲突。布热津斯基认为缺少美国的领导，各兴起国之间必定进行地缘竞争，乃至发生战争。赫拉利认为自由主义受到挑战，兴起的民族主义不能解决全球问题。
三是措施相近。亨廷顿和布热津斯基都提出要加强西方内部团结，扩大西方阵营，“抑制”和“平衡”相关文明体和国家，避免介入他们之间的对抗竞争，搞好与他们的合作。赫拉利提出自由主义要百折不挠，开放包容，避免战争，加强沟通与合作。
在本篇第一，二章中，笔者已经详细梳理了文明发展史和文明融合史，认为：随着阶级矛盾和所有性国家矛盾、民族矛盾得到缓解，分配性国家矛盾成为当今世界的主导性矛盾，战争冲突已经退出了矛盾斗争和文明融合的主要方式。当今世界之所以仍然出现“文明的冲突”“世界陷入混沌”“极端主义、民族主义盛行”，实质是西方为了维护霸权而“抑制”“平衡”相关国家和文明所导致的结果。如“9·11”事件本质是在伊斯兰世界对美国霸权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滋生出的一些极端势力，采取邪恶手段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反击。而发动 “9·11”事件的塔利班组织，本身也是美国为了与苏联争夺中东霸权而资助成长起来的。
再如俄乌战争，追根溯源，就是美国为了维护霸权和控制世界岛而推动北约东扩，压缩俄罗斯安全空间，逼着俄罗斯反击，从而拆散俄欧结合，“抑制”俄罗斯和欧盟的强大。也就是说，西方世界的“抑制”和“平衡”是导致“文明的冲突”“世界陷入混沌”“极端主义、民族主义盛行”的原因，而不是由于“文明的冲突”“世界陷入混沌”“极端主义、民族主义盛行”而需要西方世界来进行“抑制”和“平衡”。
三位西方学者认为没有西方领导世界必定陷入混乱，必须进行“抑制”和“平衡”。这只能说明他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矛盾斗争史、文明演变史认识把握还不够深刻、不够全面；或者是他们出于维护霸权的需要而故意本末倒置。
——摘录自《变局·谋节——新制胜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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