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青瓷（三国大领主）

摘要

传统陶瓷史学界就是如此“任性”：因为囿于历史记载和已有的考古成果，而不关注历史本身的逻辑性，就会割裂瓷器与历史的表里关系。因此即使有直接的化学分析数据，他们依然不敢做出正确的推理判断。实际上：1959年，宜兴“南山窑”三国窑址群就被发现了；其后，又在宜兴丁蜀镇发现了明确创烧于西晋的“小窑墩”青瓷窑址，这一古窑址2006年被确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第二编幼年的脚步

第二章青色两晋

第一节、西晋青瓷与衣冠南都

一、西晋青瓷

我们在上一章里已经说过，青瓷在大三国时期从孙吴地区，主要是吴郡和会稽郡诞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孙吴世家政治下的大领主庄园经济。从孙吴到南朝，整个南方一直处于世家政治中，大领主庄园经济也一直是经济的主要形态之一。因此，三国之后两晋青瓷的形态和生产中心演化，自然还是离不开江南世家政治格局的变化。

到孙吴的末期，青瓷的主产区发生了改变，不再是吴郡和会稽郡了。这个变化并不是因为真的有新的青瓷产地出现，而是江南的行政区划发生了新的变化，也就是吴兴郡的出现。吴兴郡是东吴宝鼎二年由孙皓所立，孙皓之所以立这样一个新郡，是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他本来是东吴的“乌程侯”，这个现在属于湖州的地区是他的政治根据地；第二个，他的父亲是孙权的太子孙和，后来被孙权所废，孙皓即位后“改葬父和于此，遂立此（吴兴）郡”。因此，孙皓是把吴兴郡当做他这一枝孙氏帝裔的根基之地来看待的。也因此，孙皓为吴兴郡配置的各县都是有很强政治意味的地缘中心。

《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六》：

吴分吴、丹阳二郡为吴兴郡。

孙皓从吴郡和丹阳郡里都把哪些地方分出来组成了吴兴郡呢？原属于吴郡的有三个：1、荆溪流域的阳羡地区；2、今杭州地区的余杭一带；3、东苕溪流域的永安地区。我们看到，这里面：1、阳羡是孙权的政治源起之地，又是吴郡的一个地缘中心；2、孙坚是富春人，现在的杭州地区是孙氏的祖系所在，孙皓不敢把祖系整个移到自己一脉的根据地里，但他把这一地区的余杭一带划进了吴兴郡，来体现自己一系“根红苗正”；3、东苕溪与荆溪是太湖的两个源头，都是人杰地灵之地，于是这两个地区就都被划进了吴兴郡。

丹阳郡割给吴兴郡的是故鄣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湖州安吉。丹阳郡的前身是秦朝设立的彰郡，而故鄣一直就是彰郡的郡治所在，是丹阳郡的一个地缘中心。由此来看，吴兴郡就是融合了最优秀的地缘基因出世的。这也就难怪，到了东晋初期它成为三吴地区最能折腾、总是搅动整个政局的地方。

原吴郡的两个青瓷生产地阳羡（今宜兴）和永安（今德清）都被划进了吴兴郡，所以到东吴末期，青瓷的产区就是吴兴郡和会稽郡了。等到东吴灭亡，吴郡和会稽郡的豪门世族大都留在自己地盘没有北上，而吴兴郡的阳羡周处则成了吴人北上的代表。周氏在东吴时本非顶级豪门，等到周处北上，自然吴兴郡在本土就比吴郡和会稽郡势力上要逊色很多。同时，北上的三吴世族在西晋朝廷里很受轻侮，周处做了御史中丞后就被洛阳的世族们“恶其强直”，最后几乎是被构陷，西征而死。当时江东的顶级豪门，吴郡陆氏之陆机兄弟（陆逊之孙）北入洛阳，也是经常受到中州士人的集体嘲讽、轻慢。因此，此时周氏代表的吴兴郡世族在北、在南均处于劣势。阳羡和永安的青瓷在三吴的名气与势头，自然也就比不过会稽郡的青瓷，因为在从东吴到南朝的几百年里，青瓷的水平和影响力总是与当地的地缘政治地位挂钩的。

浙江博物馆藏西晋青瓷谷仓

浙江博物馆藏西晋青瓷鸽形杯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几十年里，上虞地区的西晋窑址发现了六十余处，是三国窑址数量的一倍。这说明：东吴的灭亡不但没有给会稽四大姓带来地位倾覆，相反，本来制衡他们的孙吴北来军功集团消失了，而中原的政治势力还没兴趣深入江南，正给他们带来了政治和经济上的黄金时期。因此，会稽郡的青瓷生产在西晋的几十年里呈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其生产的高品质青瓷不但供会稽郡豪门使用，还成为重要的商品，供应给了同样享受着黄金期的吴郡豪门（在原吴县、南京等地出土的此时期青瓷上很多都有制作于会稽的铭文）。这一时期的会稽青瓷，与三国时有明显的改变：胎骨比以前稍厚，胎色较深呈灰或深灰色；釉层厚而均匀，普遍呈青灰色。至于器形则改变不大，依然是明器、日常用品、生活用具这几大类。但纹样装饰明显更为复杂精美：各种花、鸟、兽形纹组成了花纹带；器身往往还会堆塑各种龙、虎、兽，且大都气势浑然。

浙江博物馆藏西晋青瓷四系鸟钮盖罐

上海博物馆藏西晋青瓷虎子

上海博物馆藏西晋青瓷镂空熏炉

上海博物馆藏西晋青瓷青瓷蛙形水盂

甚至有可能，当时的会稽郡青瓷同时也在供应西晋的上层社会。关于这一点，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在目前出土的西晋会稽青瓷明器“谷仓”上，经常会出现胡人的形象，或为乐师、或为舞者、或为侍者。我们知道，“五胡”杂于华夏是西晋的一大社会形态，也是西晋灭亡的重要原因。但这种形态只存在于北方，江南是断不会有的。而此时期的会稽青瓷上出现了大量胡人形象，只能说明这种内容是在反映北方世族的生活。这些明器也就应该主要是为北方世族定做的，是这种北方的“订单”，使会稽青瓷增加了这种非江南文化的品种。

上海博物馆藏西晋青瓷“胡人”谷仓

同一时期，吴兴郡的青瓷就没有这么大的声势了，它们的产品主要是为本郡的世族服务，大概很难走出本郡、供应他处。以至于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陶瓷史学界认为这些地区墓葬里出土的高品质青瓷都是会稽生产的，最著名的就是宜兴周墓墩周氏墓葬所出土的那一大批青瓷。在1953年的宜兴周墓墩考古中，出土了2号周处墓和1号墓里的一批西晋青瓷。当时就对这一批出土青瓷之胎釉，与宜兴当地瓷土进行了比对分析。在其后的考古报告里称：

我们发现（这批）晋瓷和宜兴某几种陶土的成分与比例也是相当接近的，所以说这批晋瓷也有可能是在宜兴烧造的。

但即使如此，他们依然认为：

不过记载上没有说宜兴在晋代就有窑，而我们在宜兴调查过，也未发现过六朝的窑址，所以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

于是在报告后面他们得出结论，这批青瓷很可能是上虞生产的。

所以说，传统陶瓷史学界就是如此“任性”：因为囿于历史记载和已有的考古成果，而不关注历史本身的逻辑性，就会割裂瓷器与历史的表里关系。因此即使有直接的化学分析数据，他们依然不敢做出正确的推理判断。实际上：1959年，宜兴“南山窑”三国窑址群就被发现了；其后，又在宜兴丁蜀镇发现了明确创烧于西晋的“小窑墩”青瓷窑址，这一古窑址2006年被确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宜兴西晋小窑墩

有这样的后续考古发现，就让以前的考古报告之结论显得极为可笑。同时也就证明了，周墓墩所出高水平青瓷，必是宜兴本地瓷窑为领主家族烧制的，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上一章说过的西晋青瓷神兽尊。

这个神兽尊为罕见的艺术珍品，它形态威严，面目近似狰狞，通体毛甲细节刻划精美入微，造型与六朝陵墓前的石辟邪的雕刻作风有相似之处，属镇墓祛邪之物，此物出土于1976年的周墓墩考古发掘。不管出土此物的周墓墩4号墓是不是周舫墓，此神兽尊的年代上迄东汉末下抵西晋是不会有问题的。在同一时期，这种属于镇墓法器类型的青瓷很多，这是东汉学术经、纬并行的反映。特别是在葬俗这种更贴近未知幽冥世界的领域，很明显谶纬更具指导意义。

只不过，那个时期，吴兴郡的政治声势远不及会稽郡，青瓷生产水平也很可能没有会稽郡那样稳定：比如这件青瓷神兽尊，它的釉色并不均匀，分界明显，正面呈青褐色，背面呈青灰色。这说明窑内的还原气氛尚未能成熟掌控，即使同一器物，铁还原的程度依然不同。这是因为：毕竟吴兴郡此时青瓷的生产规模和市场规模都比会稽郡要小很多，也就自然不容易使工艺迅速稳定、成熟。而这种情况，自然会到东晋初年周氏和吴兴郡崛起时得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