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粮台会办吴永与督办岑春煊，俩人互相瞧不上。某一次，他们两个人在太原行宫相遇，为了一件很小的事对骂了起来。
岑春煊咆哮道：“我非参你不可！”
吴永也不服：“你有本事尽管参去，我在此恭候。我也奉旨专折，可以参你！我无可指摘，你却有累累罪状，看咱们谁厉害！”
岑春煊冲上去就想厮打，怎奈这里是行宫，再加上有几名官员相劝，二人只好作罢。
但二人回到家中后，气仍未消，都盘算着要把对方搞死。
岑春煊一直在找机会报复吴永，最后终于与军机大臣合谋，用调虎离山计将吴永派到两湖去催解粮饷。
吴永没有找到机会，倒也发了一回感叹：“岑春煊等内外合力，不知费了多少心机，终于达到了目的，所谓‘拔去眼中钉，张开两眼笑’也。”
吴永还曾说过：“岑春煊对我恨之入骨，必欲挤之死地而后快。”
在《庚子西狩丛谈》中，吴永又记述了岑春煊在粤督任内倾轧报复众官的情况。岑春煊在清末官场上被称为“官屠”，被他参罢的大小官员多达1400多名，其中获罪者数百人。这1400多人中，吴永的话最能说明问题：“非但睚眦必报，即素所受恩庇者亦皆以怨报之，狠心辣手，绝是不留余地”。
岑春煊(1861年—1933年)
官场生死斗之一：睚眦必报“睚眦必报”始终被君子鄙视，但在官场中，这是最好的进攻与防身的武器。官场上的“睚眦必报”其实就是“倾轧”，要把对手搞到底，永世不得翻身。
很多人都指出，官场上的睚眦必报始于和绅，其手段也极为高明。有人总结他的倾轧手段时说：“机械百出，无形无声，有非可意料也”。
和绅倾轧吏部官员金方雪就是他手段的一次正常发挥。金方雪在吏部任职时，和绅曾对他说：“你应当外任上海道。”果然几天后，下来了任命。金方雪因该职在自己原籍五百里之内，例应回避，就在到省后自行具呈督抚，与江宁盐道对调了。
和绅大为恼火，因为这是他的主意，而且他觉得金方雪也应该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决定给金方雪一点颜色瞧瞧。
两年后，江苏高邮发生冒赈案，当大批官员落马后，一直在寻机报复金方雪的和绅乘机上奏道：“历任布政使失察，也应严议。”结果，曾经代理过江苏布政使的金方雪被革职查办。
曹振镛被称为是官场上的磕头虫，遇到大事向来都是靠磕头躲过，但就是这样一个窝囊的官员，却善于排挤之术。
道光初年，一个叫蒋襄平的官员任职军机处，颇得皇帝信任，这令曹振镛非常嫉妒，便借道光之手将蒋襄平排挤到外地任职去了。排挤的过程不得而知，但事后蒋襄平对曹振镛的手段却感慨非常：“曹之智巧，含意不申，而出自上意。当面排挤，真可畏也！”
云贵总督阮元是个勤于政事的人，但与曹振镛的关系不洽。有一次，道光帝向曹振镛询问阮元何以升迁得快，曹回答：“因他学问好。”道光又问：“何以知之？”曹连想都不想：“他在督署内天天刻书谈文。”显然，这是在说阮元荒于政务。不久后，阮元就被道光皇帝一纸诏书调回了京城。
在清代官场，互相攻击与倾轧的例子不胜枚举。清人论道：“官场势利，真无微不至。人情如纸薄，宦情薄于纸。”清代官场有句谚语：“死知府不如一个活老鼠。”可谓是深刻地概括出清代官场中普遍存在的严重的炎凉之态和势利之状。而将他人制于死地而后快的事情就更多了。
本文开头的粮台会办吴永与督办岑春煊的相互倾轧和岑春煊对任内众官的报复就是这样。
很多时候，小人物可能没有这么大的本事，进攻固然是每个人都希望的，但有时候没有达到进攻的能力，就需要防守了。
小人物如何防守，曾国藩的《挺经》给出了方法，在这里他讲了一个故事：
某家来了贵客，老父派儿子去市上采备肴果，准备午餐。谁知过了十一点，儿子还未回家，老头便去村口寻找。只见儿子挑着菜担，在离家不远处的田埂上，和一个货郎对峙。田埂不宽，只容一副担子过身，两边都是水田，老头看得出来，二人谁都不愿下田，因此僵在那儿。老头上前，婉语和货郎商量：“朋友，我家有客，急着吃饭。您往水田稍让一步，让小儿过来，如何？”货郎说：“你儿子就让不得么？”老头说：“小儿身材短小，下田后怕打湿了担子；您身材高，不至于沾水。故此请您让一让。”货郎自然也有话说：“你儿担内不过一些菜蔬，打湿了也将就用的；我担中可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那就一文不值了。对不起，我让不得。”
道理说不过，老头想了个方法，说：“来来，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朋友您将货担递给我，我顶在头上，您空身从小儿边上绕过，我再递还担子。如何？”
不待答应，老头便弯身去脱鞋袜。货郎见此，自然有道德压力，就说：“算了，老丈如此费事，还是我下水田，让你儿过去吧。”当即下田避让。
熟知《老子》的人都知道里面有句话叫“将欲夺之，必固予之”其实，《挺经》讲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个道理。最终的解决方案与最初的方案建议相同，只是在执行方案时有个挺一挺的关键环节。此一挺，貌似提供你让、我让之外的第三种思路，实则不过是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但是，这张空头支票却令己方占据道德高点，从而让陷入僵局的谈判回归到于己有利的方向，并最终置换谈判议题——从担子沾水，变成了伦理学上的尊老原则，最终获得成功。官场上的“挺经”就是这个道理。
官场生死斗之二：工于心计工于心计害人于无形，保身于明智。唐朝人魏知古出身于低级官吏，受姚崇推荐任用，后来虽然两人职位相当，而姚崇却颇为轻视他。
后来魏知古升任吏部尚书，负责东都官员的考选任职。姚崇的两个儿子都在洛阳，魏知古到洛阳后，两个人仗着父亲对魏知古的恩惠，一再要他做这做那。魏知古回朝后，全都禀奏皇帝。
皇帝于是召姚崇来，从容地说：“你的儿子才干如何，有没有担任什么官职？现在人在哪里呢？”
久历官场，工于心计的姚崇自然揣测到了皇帝的心意，俗话说：“欲想取之，必先毁之。”因而奏道：“微臣有三个儿子，都在东都任职，*多而少与人交往，所以一定会去找魏知古求取职位，但我还没听到确实的消息。”
皇帝是以“丞相儿子应该重用”之类的话来试探姚崇的心意。如果姚崇偏私自己的儿子，一定会想办法帮他儿子掩饰说好话。
等到听了姚崇的奏言，皇帝信以为真，很高兴地说：“你怎么猜到的？”
姚崇说：“知古本来出身低微，是微臣推荐他而有今日的荣显。微臣的儿子无知，认为知古会顾念我对他的恩德，必能应许不情之请，所以一定忙着去求取职位。”
皇帝见姚崇不偏自己儿子的过失，于是反倒不齿魏知古辜负姚崇，想免除魏知古的官职。
姚崇为他请求说：“微臣的孩子不肖，扰乱陛下的法令，陛下能特别宽谅他们，已经是微臣的大幸了。如果因为微臣而免除知古的官职，全国的官员百姓一定认为陛下偏私微臣，这样就妨碍皇上以德化育天下的美意。”
皇帝答应了他。第二天下诏，罢除魏知古参知政事的宰相职位，改调为工部尚书。
害人于无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也多得益于他的智慧，能够料算人心，自然能够消除祸患。
死姚崇能算计活张说姚崇与张说同时为相，但彼此非常不和，互相嫉恨。姚崇病重时，告诫儿子们说：
“张丞相与我不和，而他一向奢侈，更爱好服装珍玩。我死了以后，他会来吊祭，你们把我平生珍藏的宝物全部陈列出来。如果他看都不看一眼，你们就活不了了；如果他留意再三，你们就把宝物全送给他，并请他写墓碑碑文，碑文拿到后，立即抄写一份进呈皇上，先磨好碑石等着，等皇上看完立刻就刻字，再进呈皇上，张丞相想事情比我慢，几天后一定后悔，想拿回碑文，你们就告诉他已经奏报呈给皇上，再带他去看刻好的石碑。”
姚崇死后，张说果然来吊祭，见了陈列的珍玩徘徊不舍，姚家人完全遵照姚崇的告诫行事，碑文完成，对姚崇的生平功业叙述得非常详尽，当时的人都认为是一流的佳作。
几天后，张说果然派人来要回碑文，说是辞意不够周密，想再增减删改，姚崇的儿子们带着使者去看石碑，告诉他已经奏报皇上了，使者回去报告，张说很后悔，抚着胸口说：“死姚崇能算计活张说，我现在才知道智力不如他。”
官场险恶，要“和”也难，因为不是人人都是廉颇、蔺相如。“和”的对立面是“斗”，既然“和”不了，那就只有“斗”。西汉文帝时，齐国丞相爱盈为人慷慨，识大体，在朝廷名声很好。宦官赵谈因为得到君主的宠幸，常想加害于他，爱盈对此很忧虑。
爱盈的哥哥爱子种对爱盈说；“你当众污辱他，他以后在皇上面前打小报告什么的，皇上知道你们有过嫌隙，就不会相信他了。”爱盈果然这样做了。
有一次，皇上到东宫去，赵谈与皇上共坐一辆马车。瞅准这个机会，爱盈跪伏在车前说：“臣听说能够与陛下共同乘车的人都是英雄豪杰，现在汉朝虽然英雄很少，但无论如何也不至于让陛下单单只与被刀锯阉割过的人一同乘车吧？”皇上听了，心里明白，微微一笑，立即把赵谈赶下车去。
以后皇上每听见赵谈说爱盈的坏话，便总以为是他为这件事对爱盈进行报复，始终不听，小报告根本起不了作用。这就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斗”要有实力，要有资本，换句话说，若没有足够的能力和人斗，而以卵击石“斗”得就没什么意思了。如果双方都有强大的后盾，斗起来就难分胜负，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这对为官者来说可谓是险中求胜。
清官张伯行几次遭人陷害古今清官大致总不为上司所喜，这就为清官与贪官的争斗增加了几分悬念。斜不胜正，然而许多事情是难以预料的。
张伯行是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县）人，生于顺治八年。康熙二十年，张伯行以县学廪生（以最好的成绩取得公费资助驻县读书的秀才）参加乡试考中举人；康熙二十四年，参加会试、殿试，获得三甲第八十名“同进士出身”，时张伯行已35岁。经考核，张伯行被授为内阁中书，后又改授为中书科中书。
康熙四十二年，张伯行被任命为山东济宁道。这一拨官员的陛见由吏部文选清吏司的陈处长负责安排；轮到张伯行，陈处长很直白地向其索要一份“厚礼”，张伯行“怒目而视”。有索的没应的，张伯行不是没钱，张伯行是鄙视这种人，这德行怎么当得京官。银子是没送，张伯行自然也就没有如期陛见到皇上。皇上一看手头的名单，就差张伯行了，一过问，那陈处长才派人通知张伯行过来；陈处长一定如此这般地编了些原因。见了皇上，依张伯行的品行，估计也没说陈处长什么，而此时张伯行已在京糗了两个多月。同去的山东济东道如陈处长所索，献了厚礼、见了皇上，便早早打道回府了；以后有事找到陈处长也好办呐，大不了再带上一份更厚的厚礼呗。
为官敢为、会为，自得皇帝信任、民众爱戴。张伯行被调任为江苏按察使，按照官场的惯例，新官上任总要给上级留个好印象，而唯一的方式就是送银子。这可难坏了年薪只有130两银子的张伯行，要送银子就要鱼肉百姓，这和他的道德标准是矛盾的。在道德和荣誉面前，他选择了道德，横下一条心，谁爱送谁送反正我不送，“我为官，誓不取民一钱，安能办此！”上司自然对他颇为怨恨，总要寻机会整他。
康熙最后一次南巡至苏州，接受众臣拜见时，评价时任江苏按察使的张伯行为“江南第一清官”。接下来又说：“朕闻张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这让和众臣一起在下俯首的张伯行很是有些不自然。
“从古到今，凡是清宫，大致总不为上司所喜。”这种观点已为许多有识之士所共识。张伯行并不知道为什么会得罪阿山总督，以致遭人冷遇。幸好还有身后的皇帝撑腰，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那就不怕和恶势力作斗争。康熙向吏部官员推荐张伯行，“福建巡抚员缺，甚为紧要。张伯行为人笃实，即在行间，亦非退缩者，著升为福建巡抚。”问大学士、督抚们以为如何？都“推奖无异词”。皇帝都说到这份上了，谁还敢有异词，况且人家张伯行也确实行啊。接了康熙所赐“廉惠宣猷”榜，张伯行走马上任福建巡抚去了。康熙四十八年年底，张伯行又调回江苏，任巡抚。
尽管张伯行一生清廉，但是总有一些人不相信，他们贪婪，也总以为天下的人没有不贪婪的，因此就有人要自取其辱。有一个知县送了一幅自画的山水画到张伯行宅上，说是敬请“指教”。张伯行回来后掂量着这幅“颇重”的山水画……一下子在画轴里掂量出一根金条。
这目的再明显不过了，他自然不肯接受，然后找来那位知县，夸赞几句其画，“你的画我收下了。礼尚往来，我送你一幅字吧。”知县很高兴，心里以为阴谋得逞了，愿望一定可以达成。
一路上，王知县纳闷：这幅字“颇重”啊。回到家，王知县一“掂量”，也在画轴里掂量出一根金条——物归原主了。再看这幅字：“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至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事，廉耻实伤；若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这下可好，金条没送出去，反让巡抚怀疑其贪，真是弄巧成拙。
巡抚张伯行是如此清廉，而总督噶礼则是那样的“贪横”，两位大员如同水火，无法求同存异，时有龃龉，发生在康熙五十年的江南乡试舞弊案终于让二人间的矛盾、冲突表面化了。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不过是班子内部的不团结，更本质的是，这反映了两个具有不同价值观、不同德行的人之间的无法调和，是清官与贪官的斗争。在皇帝大人的支持下，舞弊案最终得到了较好的解决，“清官张伯行”胜了“贪官噶礼”。
科举考试，本来是以文才取胜，也会有徇私舞弊的事情发生，但不会明目张胆。但是在康熙五十年，苏州乡试的时候，正考官是左副都御史左必蕃，副考官是编修赵晋，同考官是知县王曰俞、方名，他们却做出了一个举世皆惊的事件。发榜之日，有名者多盐商富贾子弟且有“不通文字”者；同时盛传副考官、同考官等交通关节、鬻卖“举人”，两江总督噶礼从中索贿受贿50万两白银……士子们忍无可忍，千余人制五路财神像抬入文庙明伦堂，意谓此番乡试“惟财是举”，又有人将贡院门口的匾额“贡院”改成“卖完”，事情越闹越大。
张伯行有所掌握后，即上疏报告此事。江宁织造曹寅（曹雪芹祖父）、正考官左必蕃亦先后上疏，言今科乡试“显有情弊”。江南乡试舞弊案由此掀开，处理过程颇为复杂，历时近两年时间，经“五番”审查、较量方才得以终结。
听到这个消息，康熙帝先是震怒，然后派户部尚书张鹏翮、安徽巡抚梁世勋会同噶礼、张伯行在扬州会审，新中举人竟然连《三字经》都背不下来，这分明是不打自招。副考官和考生均承认互相勾结、科场作弊的行为。而最让人始料不及的是，此时竟然牵连噶礼，欲盖弥彰的噶礼极力阻挠审案，然而一向以清廉自居的张伯行并不甘心就此结案，一定要查明真相。
此时中坚力量户部尚书张鹏翮就成了关键人物，事情如何发展就要看他站在哪一方了。就在此时，他的儿子摊上重案要求助于噶礼，他自然就倒向了噶礼这一方。张伯行不甘心被摆布，上疏康熙，“督臣（噶礼）忍负皇上隆恩，擅作威福，卖官卖法，复卖举人，贪残暴横，恶贯满盈，祗缘权势赫奕，莫敢撄其锋以贾祸。仰祈敕令解任，一并发审，俾舞弊之人，失所凭借，承审之官，亦无瞻顾，庶几真情得出，国法得伸。”闻此，噶礼亦罗织张伯行“七罪”疏奏。见二疏，康熙命将张伯行、噶礼一并解任，令张鹏翮会漕运总督赫寿再审。
然而，局面并没有扭转，在钦差尚书大人前辈面前，刚由侍郎升为漕运总督的赫寿也不好说什么，况且刚刚介入案子也无从发言。再审后，张鹏翮拿出了一个结论上奏：考官赵晋、王曰俞、方名与吴泌、程光奎交通关节，夤缘贿卖，论罪如律；噶礼交通事诬，伯行应夺官。“上切责鹏翮等掩饰”，又派来了户部尚书穆和伦、工部尚书张廷枢再审。
三审结论很快就下来了，仍如张鹏翮所奏。此时事件牵涉大臣极多，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作弊一事，其中更有盘根错节的争斗，此事一出，必然危机到许多涉案大臣。穆和伦、张廷枢甚至派人“说和”张伯行，并以噶礼“党众”、弄不好可能会危害身家相劝；张伯行给了一个“钉子”：圣明在上，我何惧焉！于是，权衡之下，穆和伦、张廷枢选择了冤枉张伯行：让你不听劝！看二位钦差的态度，张伯行只好孤注一掷了，要亲自进京找皇上讲理。闻此，噶礼也孤注一掷了，派*手暗往行刺，但是没有成功。
在九卿、詹事、科道四审之前，康熙召见这些人说：“伯行居官清廉，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伯行，则江南必受其削几半矣。此互参一案，初遣官往审，为噶礼所制，致不能得其清；再遣官往审，与前无异。尔等能体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无所疑惧，则海宇升平矣。”
康熙已经有意在暗示案件的方向，他真怕再弄出什么事情来，将会危及更多的大臣，到时候无法收场。然而事情还是出乎他的预料，四审结论出来了：噶礼与伯行同任封疆，互劾有失大臣礼，皆夺职。差头还是出了，难道九卿、詹事、科道们也没有体会皇上的意图？还是故意有违？康熙也不是那窝囊皇帝啊？还是噶礼的威胁太大了？康熙只好亲自审了，是为五审：伯行留任，噶礼夺职。
得知张伯行被官复原职，在京数万江南人持香至康熙居所畅春苑谢恩。
康熙五十三年十月，张伯行弹劾牟钦元藏匿海盗张令涛，应解职治罪。康熙命赫寿察审，赫寿庇护张令涛，说查无实证；复命已改任吏部尚书的张鹏翮和左副都御史阿锡鼐往审，张鹏翮奏张令涛乃良民、张伯行应夺职。也许此时的康熙已经老糊涂了，他不知道张鹏翮已非彼日举荐张伯行治河时之张鹏翮了，已有仇口了，又到他手，断难说什么好话。
张伯行百口难辩，康熙更是未尽满意，估计康熙已怀疑张伯行弹劾牟钦元是“有私心”的。康熙命解张伯行任。张鹏翮看皇上的态度，便落井下石，再奏张伯行诬陷良民、挟诈欺公、应斩。法司所议竟如拟。张伯行怎么就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了！贪官祸害不浅，清官伤人至深啊！
康熙免了张伯行的罪，命来京为官。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张伯行有幸参加了康熙的“千叟宴”。宴会上，康熙还对千叟们“忽悠”了张伯行几句，让张伯行感到很欣慰。不久，康熙在安乐中去世。皇上换了，圣眷更隆，雍正元年，张伯行被擢升为礼部尚书。雍正三年二月，张伯行以七十五岁高龄去世，遗疏请皇上“崇正学、励直臣”，得赠太子太保，得谥“清恪”（意谓清正廉洁而能恪尽职守）。
到了光绪年间，张伯行像被悬挂在祀文庙，以期纪念。一百五十多年过去了，换了七位皇帝，但是张伯行仍没被忘却，如果他九泉之下有灵，就应该感到欣慰了。
张伯行几次遭人陷害，最终有惊无险，看来官与官斗，还要有强大的实力做后盾啊。
中国的官场，在明面上虽没有光明正大的竞争，在暗中却潜藏着激烈的勾心斗角。中国的官员之所以治世无能，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了官场上的勾心斗角、相互倾轧、争权夺势上。因为中国官场上的幕后竞争毫无游戏规则，瞬间万变，不得不拿出大部分精力来认真应对。中国官场的这种“竞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毫无道德可言。结党营私、排斥异己；金钱纳贿、美女博欢；打小报告、诬陷告密；阿谀逢迎、投其所好；脚下使绊，使你防不胜防；暗中倾轧，令你旦夕祸福。这种竞争，其实质就是：谁最会口蜜腹剑、最会耍阴谋、最会说谎、最大胆、最狡猾、最无耻，谁就最后获胜。
官场斗争往往是权力的争斗，在权力之下，亲情不再是亲情，友情不再是友情。“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这首诗表面是在对友情易变感叹，但官场上的朋友情一旦不存在了，马上就是敌人之间的生死之斗。宋朝的章惇在残酷迫害曾经的朋友苏轼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官场上人物的出手之狠。
章惇原是福建浦城县人，他父亲章俞后来迁徙到了苏州落户。北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章惇与苏轼、苏辙兄弟同时中进士，同榜的还有章惇的侄子章衡。章惇自视甚高，看到自己和侄子名列在一起，觉得是非常羞辱的事情，所以没有接受朝廷的任命，而是等到下一科才进入官途。1061年左右，章惇与苏轼都到陕西省做了地方官。期间，二人结成了推心置腹的好朋友，常常在一起结伴游玩作诗。
有一次，章惇与苏轼同游南山（在陕西省盩厔县南），到了仙游潭上。潭下面是万仞绝壁，潭上面只有一根树棍做成独木小桥与对面山崖相连。横木其上，看着就令人胆战。
章惇因为苏轼的书法好，就请苏轼到对面石壁下题字，苏轼非常害怕，说是不敢过去书写。章惇镇定自若地走了过去，用根绳子拴在树上，另一头拴在自己身上，滑了下去，用大毛笔蘸着漆墨写了几个大字：“苏轼章惇来”。章惇写完字，轻轻松松地回来，脸不红，心不跳，气不喘，仿佛没事人一般。
苏轼拍着他的脊梁叹道：“将来你必定能*人。”章惇问：“为什么这么说？”苏轼说：“能拿自己性命开玩笑的人，也能狠下心来*别人。”章惇听后，不禁哈哈大笑。苏轼能从这件事上看出章惇的人性，也算是阅人高手，可是却没想到这个朋友的狠劲最后用到自己的身上来。
神宗元丰二年左右，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苏轼官场上的对手舒亶和李定等人故意扭曲苏轼的诗句，寻章摘句，大做文章。说苏轼的诗讽刺新法，并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逮捕苏轼治罪，贬官到黄州，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此时，苏轼和章惇两人都年过不惑，苏轼属于司马光麾下的旧党阵营，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章惇为了升官则逐步向以王安石为领袖的新党集团靠拢。这样这两个朋友在官场上的政见出现了不同，而章惇为了迎合王安石，也开始落井下石针对自己的好朋友苏轼。
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章惇爬上了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惇成为标准的首席宰相，登上了一个臣子所能达到的权力最高峰。此时的章惇，政治野心极度膨胀，决定恢复所有被废除的新法，对元祐年间旧党诸臣进行大肆报复，生者流窜，死者追贬夺谥，手段之毒辣，无所不用其极，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节，苏轼首当其冲成了第一个受害者，章惇马上就把反对新法的苏轼贬往南海之滨的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然而苏轼在惠州苦中作乐，同样写下了不少自得其乐的诗文。其中有一首诗里写道：“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不料，诗传到京城，章惇睡不着觉了。他没有想到苏轼在逆境中也能这么逍遥，顿时恼羞成怒。绍圣四年（1097年），在章惇的指使下，吏部一纸令下，就把苏轼贬到了更为遥远的海南儋州。按章惇以往的凶狠劲，是要诛*苏轼，由于宋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大臣，因此被贬到海南，是仅次死刑一级的处罚，由此可见章惇对于苏轼嫉恨之深。
章惇不仅如此对待苏轼，还把矛头指向了苏轼的弟弟苏辙，把苏辙贬到雷州时，章惇不允许苏辙在官舍中居住，苏辙就赁了老百姓的一所房子。章惇又借口苏辙强夺民居，要求州县严厉处理苏辙。
在官场上人心之所以易变，不是情操不好，而是权力是一把利剑，越向上爬，道路就越险，为了自己能安全，哪里还会顾及友情。章惇登上权力之巅，既憎恨苏轼在官场上的威望，又反对旧党一味保守阻碍了自己，章惇对苏轼已是狠心必先除之而后快，已经没有了丝毫的朋友之情。
历代官场上像章惇这样凶狠的人很多，官场上甚至把这种凶狠当做一种为官能力之一。东汉末年吕蒙是汝南富坡（今安徽阜南东南）人，吕蒙年少家里贫穷时，就一个人南渡长江，跑到姐夫家依附姐夫邓当。邓当正在孙策的手下做事，是一员武将，数次征伐山越。吕蒙年刚十六岁时，也偷偷跟随邓当外出作战。后被邓当发现，厉声喝斥吕蒙，但却无法阻止吕蒙好战。
当时邓当手下有一个官员，见吕蒙年幼，很轻视他，说：“彼坚子何能为？此欲以肉喂虎耳。”后来，又当面耻笑羞辱吕蒙。吕蒙大怒，举刀而*这个小官，逃到同乡郑长家中。后通过校尉袁雄出来自首，袁雄为吕蒙从中说情，并将他推荐给孙策。孙策见吕蒙这么小就敢*人，觉得是个人才，便把他安排在身边做事。几年后，邓当去世就让吕蒙接替邓当职务，任别部司马。
在国学大师李宗吾的厚黑学中，说到做官六字真言时提出了“凶”，凶用到古代官场里一点也不为过，因为官场里的争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如果你一旦下手不够凶狠，稍一犹豫，那么等待你的就是对手致命的反扑，把你置于死地，历史的孙膑和庞涓就是这样的。
孙膑和庞涓都是穷人家的小人物，二人为了将来能出人头地，到官场上谋到职位，就一齐拜鬼谷子先生为师读书，精习兵法。同学期间，两人情谊深厚，并结拜为兄弟，孙膑稍年长，为兄，庞涓为弟。
学了几年后，魏国国君以优厚待遇广招天下贤才，庞涓耐不住深山学艺的艰苦与寂寞，邀孙膑一起下山，谋求仕途。孙膑则觉得自己学业尚未精熟，还想进一步深造就表示先不出山，于是庞涓只好一个人先走了。临行前庞涓对孙膑说：“我们弟兄有八拜之交，情同手足。这一去，如果我能获得魏国重用，一定迎取孙兄，共同建功立业，也不枉来一回人世。”
庞涓到了魏国，见到魏王。魏王问他治国安邦、统兵打仗等方面的才能、见识。庞涓倾尽胸中所有，滔滔不绝地讲了很长时间，并保证说：“若用我为大将，则六国就可以在我的把握之中，我可以随心所欲统兵横行天下，战必胜，攻必克，魏国则必成为七国之首。”
魏王听了，很兴奋，便任命庞涓为大帅，执掌魏国兵权。庞涓确有本领，不久便侵占了魏国周围的诸侯小国，征战连连得胜，使宋、鲁、卫、郑的国君纷纷来到魏朝贺，表示归属。不仅如此，庞涓还领兵打败了当时很是强大的齐国军队。这一仗更提高了庞涓的声威与地位，魏国君臣百姓都十分尊重他、崇拜他。
庞涓自己也认为取得了盖世大功，不时向人夸耀，大有普天之下、舍我其谁的气势。庞涓这种傲气让魏王有些担心，又听说庞涓的同学孙膑比庞涓更厉害，于是就派人用丰厚的礼物去请孙膑下山。
孙膑以为是学弟庞涓以魏王名义请他共创大业，很高兴两人的情谊并没有失去；老师鬼谷子先生也认为孙膑可出山了，孙膑下山也到了魏国。
孙膑到魏国，先去看望庞涓，并住在他府里。庞涓表面表示欢迎，但心里很是不安，担心孙膑一来会抢夺他一人独霸的位置；又得知自己下山后，孙膑在先生的教诲下，学问才能更高于从前，更加地嫉妒。
第二天两人上朝。魏王对孙膑很是敬重，魏王对孙膑说：“听从讲先生独得孙武子秘传兵法，才能非凡。我盼您来，几乎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今天您终于来到敝国，我太高兴啦！”接着问庞涓：“我想封孙膑先生为副军师，与你同掌兵权，你以为如何？”
“同掌兵权”，想必这是任何一个独揽大权的人都不愿意的事，庞涓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心里狠咬牙，表面上却说：“我与孙膑是好同学，孙膑是我的兄长，怎么能屈居副职、在我之下？不如先拜为客卿，待建立功绩、获得国人尊敬后，直接封为军师。那时，我愿让位甘居孙兄之下。”
这本是庞涓缓兵之计，客卿半为宾客半为臣属，不算真正的魏臣自然没有实权，只空享一种较高的礼遇而已。魏王听从了庞涓的意见。
孙膑在魏国没有待几天，魏王就要试验一下孙膑的才能，就在演武场，让孙庞二人表演阵法。庞涓之阵，孙膑一眼就能看懂，并指出如何攻破。而孙膑排成一阵，庞涓却茫然不识。为怕失面子，忙偷偷问孙膑，孙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庞涓听罢，赶忙走到魏王面前讲：“这叫八门阵，又可以中途变为长蛇阵。”待孙膑布置完毕来到魏王前，所回答自然与刚才庞涓所说一样。
“两卿才能并称杰出，真是魏国大幸！”魏王十分高兴。
但庞涓经过这事，便有了一种危机感。于是下决心：必须除掉孙膑！否则，日后必然屈居其下了！他心生一计，便在一次私下聚谈时，问：“吾兄宗族都在齐国，现在我们二人已在魏国为官，为什么不把兄长家属宗族也接来一起享福呢？”
孙膑一听，掉下泪来：“天灾战乱，我家亲属宗族早消亡殆尽了。当年，我只是由叔叔和峡谷个党兄孙平、孙卓带到外地流浪，后来我被放在一人家当佣工，叔叔、堂兄也不知去向了！再后来我单身从师鬼谷先生，已多年没跟故乡、亲人联络，连仅有的叔叔、堂兄怕也已不在人间了吧！”
“那么，兄长就不想念故乡吗？”
“人非草木，谁能忘本？只是现在既已做了魏臣，这事就不必提起了吧。”孙膑有些伤感地说。孙膑是齐国人，而齐魏两国一直敌对，所以孙膑只有隐忍思乡之情。
“兄长说得有理，大丈夫随地立功，又何必非在故土？”庞涓安慰说。
半年之后，孙膑早把这次谈话忘了。有一天，忽然有山东口音的汉子来找他，及问，那人说叫丁乙，是齐国人，有孙膑堂兄孙平的书信带来。孙膑忙接过信，信中以孙平的口气，讲述了兄弟情谊，告诉了叔叔已去世。堂兄两人已回到齐国，希望孙膑也回到故乡，把几近消亡的孙氏家庭重新建立起来。信中语气恳切、情感深重，最后再一次盼望孙膑早日归来。
孙膑看罢，不觉流下泪来。然后热情招待传信人丁乙，并写了回信请他带回去。信中讲：自己十分思念故乡，但目前已成为魏国臣子，不能很快回去。待为魏国建立了功勋，年老后，一定与两堂兄在齐地故乡相聚、欢度晚年。
不料丁乙根本不是齐国乡亲，而是庞涓的心腹家人。庞涓骗到孙膑回信，又仿其笔迹，在关键处涂改了几句：“仕魏乃不得已、碍于情面，不久一定回国，为齐王效力！”然后将此信交给魏王：“孙膑久有背魏向齐之心，近日又私通齐国使者。臣为忠于大王，忍痛割舍兄弟之情，现截取孙膑家信一封，请大王过目。”
“你看该怎么处理？”魏王问。
“孙膑才能不低于我，若放他归齐，将对魏国霸业不利。所以……”庞涓没说下去。
“*掉他？”魏王一语道破。
“我与他毕竟是同学、兄弟，还是让我再劝劝他。要同意留下来，最好；若不想留，仍要归齐与我国为敌，请大王把他发到我府中，由我监管、处置，您看怎么样？”庞涓一副为朋友尽情尽义的神色。
魏王虽气恼孙膑，但在庞涓的请求下，还是同意了。
庞涓当晚见孙膑：“听说兄长接到了家书？”
孙膑对朋友毫不隐瞒：“是，要我回乡。可我怎能辜负魏王及兄弟待我的深情？让我辞回了。”
“兄长真的不想念故乡？”
“久别故乡，怎能不想？只是目前不能回去。”孙膑叹道。
庞涓深表同情，说：“兄长是不是请魏王准一两个月的假期，让兄长回乡扫扫亲人之墓，然后再归来？”
“恐怕魏王会怀疑我去而不归，不会答应的。”
“兄长明天试试看。我在旁边为兄长再说几句，以兄长为人品行，谅魏王会相信的！”庞涓道。
孙膑很感动：“全仗贤弟促成了！一旦扫墓归来，我一定全身心报效魏王，再无别意！”
庞涓辞别孙膑，当夜就入见魏王：“臣奉大王之命劝他回心转意。但他不但不改，反怨恨大王。他明天还要当面以请假之名，要求回齐国！我真是爱莫能助了！”庞涓一脸无可奈何。
第二天，孙膑上朝，很奇怪没见到庞涓，因为昨晚说好一起对魏王说的。以为因事耽搁，就先对魏王讲出要请假回齐之事。不料话刚一开口，魏王就大发雷霆，不容半句解释，就令武士把他抓起来，押到军师府问罪。
见到孙膑被捆绑进军师府，庞涓装作一怔：“我因事耽误一会儿，正要上朝。怎么回事？”并对孙膑说：“不要着急，我去魏王面前替你求情去！”说罢就去见魏王。如果说庞涓要请魏王免孙膑死罪倒是真的，但庞涓真心并不是要救孙膑一命。
庞涓见到魏王说：“孙膑虽有私通齐使之罪，但罪不至死。以臣愚见，不如让他成为不能行走、面有罪记的废人。这样既成全我们弟兄的情分，又无后患，您看怎么样？”
“照你意思办吧。”魏王道。
庞涓回来流着泪对孙膑说：“大王盛怒，判兄死罪。我力争苦求，才免于一死，但要受刖刑及鲸面。”
孙膑叹了一口气：“总算保住了性命，这全赖贤弟救助愚兄了！以后我定要报答的。”
庞涓于是掩面跑出大厅。不一会儿，来了行刑的刽子手，把孙膑绑起来按在地上，用尖刀剜剔下孙膑的两个膝盖骨。孙膑惨叫一声，立刻昏了过去，在他昏迷中，脸上被用黑墨刺上“私通敌国”四字。
庞涓又泪流满面地走进来，亲自为孙膑上药、包裹，无微不至地照料。一个月之后，孙膑伤口基本愈合，但再不能走路，只能盘腿坐在床上，真成了废人。此时，庞涓对孙膑更是关心体贴，一日三餐，极其丰盛。倒使孙膑很过意不去了，总想尽自己所能为庞涓做点什么。开始庞涓什么也不让他干，后来孙膑再三要求，才说：“兄坐于床间，就把鬼谷先生所传的孙子兵法十三篇及注释讲解写出来吧，这也是对后世有益的善事，也可因此使吾兄扬名于万代千秋呢！”
孙膑答应了庞涓，而且从那天起日以继夜地在木简上写起来，日复一日，忘食废寝，以致人都因劳累变了形。就在孙膑辛苦地写着兵书时，孙膑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一个照顾孙膑生活的士卫对孙膑说：“你不要这么辛苦，庞将军只等你写完兵书，就要*了你。”一开始，孙膑还不信，但当这个卫士又告诉他获罪受刑都是庞涓一手计谋的之后就不得不信了。
孙膑听了这个消息后就开始想着逃生，于是装疯，一天正在写兵书时，孙膑忽然大叫一声，昏倒在地，大呕大吐，两眼翻白、四肢乱颤。过了一会儿，醒过来，却神态恍惚，无端发怒，立起眼睛大骂：“你们为什么要用毒药害我？！”骂着，推翻了书案卓椅，扫掉了烛台文具，接着，抓起花费心血好不容易写成的部分孙子兵法，一起扔到火盆里。立时，烈焰升起。孙膑则把身子扑向火，头发胡子都烧着了。
人们慌忙把他救起，他仍神志不清地又哭又骂。那些书简则已化成灰烬，抢救不及。庞涓赶来只见孙膑满脸吐出之物，爬在地上，忽而磕头求饶，忽而呵呵大笑，完全一副疯癫状态。见庞涓进来，孙膑爬上前，紧揪住他的衣服，连连磕头：“鬼谷先生救我！鬼谷先生救我！”
庞涓怀疑孙膑是装疯，就命令把他拽到猪圈里。孙膑浑身污秽不堪，披头散发，全然不觉地在猪圈泥水中滚倒，直怔怔地瞪着两眼，又哭又笑……
庞涓又派人在夜晚四周别无他人时，悄悄送食物给孙膑：“我是庞府下人，深知先生冤屈，实在同情您。请您悄悄吃点东西，别让庞将军知道！”
孙膑一把打翻食物，狰狞起面孔，厉声大骂：“你又要毒死我吗？”来人气极，就捡起猪粪、泥块给他。孙膑接过来就往嘴里塞，毫无感觉的模样。于是来人回报庞涓，孙膑是真疯了。庞涓这时才有些相信，从此任孙膑满身粪水地到处乱爬，有时睡在街上，有时躺在马棚、猪圈里。也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孙膑困了就睡，醒了就又哭又笑、又骂又唱。庞涓终于放下心来，但仍命令：无论孙膑在什么地方，当天必须向他报告。
这时，真正知道孙膑是装疯避祸的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墨翟。他把孙膑的境遇告诉了齐国大将田忌，又讲述了孙膑的杰出才能。田忌把情况报告了齐威王，齐威王要他无论用什么方法，也要把孙膑救出来，为齐国效力。
于是，田忌派人到魏国，乘庞涓的疏忽，在一个夜晚，先用一人扮作疯了的孙膑把真孙膑换出来，脱离庞涓的监视，然后快马加鞭迅速载着孙膑逃出了魏国。等到庞涓发现时，已经晚了。
孙膑到了齐国，齐王十分敬重，升为统帅。不久庞涓带兵来犯齐国，孙膑计算好庞涓的日程、地点后，在马陵道设下埋伏。马陵道是夹在两山间的峡谷，进易出难。孙膑又让人在道中一棵大树上刮下大片树皮，用墨写上六个大字：“庞涓死于树下”。然后在附近安排五千弓弩手，命令：“只看树下火把点亮，就一齐放箭！”
庞涓赶到马陵道，已黄昏时分。士兵报告：“前面谷口，有断树乱石堵住道路了！”庞涓大喜：“这说明敌军畏惧，马上追！”说罢，一马当先，率部队冲入峡谷。
正快速前进，忽然被一棵大树挡住去路，隐约见到树身有字迹。此时天色已黑，无星无月，只冷风飕飕、山鸟惊啼。庞涓令人点亮火把，亲自上前辨认树上之字。看清，立刻大惊失色：“我中计了！”话音未落，一声锣响，万弩齐发，箭如骤雨，庞涓浑身上下像刺猬一样栽倒在地，当场身亡。
明嘉靖十五年，严嵩这个出身贫困家庭的小人物靠着巴结升任礼部尚书，官位达六卿之列。但是，官欲熏心的严蒿并不觉得满足，他把眼光贪婪地射向内阁首辅的宝座，他要挤进内阁，把内阁首辅的大权篡夺到手。
这时的夏言不再是严嵩所需要的向上攀缘的青藤，反而成了他继续高攀的绊脚索。而夏言本人也是专才骄横，办事认真，对手下要求严格，严嵩呈送的文稿，他多不满意，往往修改得一塌糊涂，有时干脆打回去要严嵩重写。严嵩对他既恨又怕，暗地里咬牙切齿地要把他赶走，以便取而代之。从此，严嵩便着手实施一系列诡计，阴谋陷害夏言。
夏言为人正派，颇有才干，在朝廷中有地位、有威信，不仅世宗宠信他，大臣们也都很拥护他。严嵩知道，想一下子扳倒夏言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决定采用绵里藏针的毒辣手段，极其隐蔽地陷害夏言。一方面，他以阳奉阴违的态度对付夏言，表面上，他对待夏言还像从前一样谦恭和顺，不动声色；另一方面，他采取以柔克刚的手段，时时抓夏言的漏洞，为陷害夏言做环境上的准备。夏言性情刚烈，他便阴柔谄媚；夏言对下级要求严格，他便左右逢源，四处讨好；夏言在世宗面前态度疏慢，他在世宗面前便低眉俯首；夏言清高傲物，不愿同流合污，他便拉帮结伙，热衷于往来应酬。
当然，要扳倒夏言，主要还取决于皇上，严嵩便拼命地在世宗身上下工夫，投其所好，百般逢迎。世宗醉心于求仙拜道，祈求长生，年年都大建醮坛，大搞祷祀活动。建醮祷祀，需要焚化祭天的青词，这是一种赋体文章，要求以极其华美的文辞表达皇帝求仙的诚意和对上苍的祈求。朝中许多大臣为了讨取世宗的欢心，争相进献青词，不少官员因为青词写得好而名利双收。严嵩见这是一条讨好取媚的捷径，使拿出自己在隐居的十年中积累的丰厚的文学功底，大显身手。
嘉靖十八年，京城上空彩云满天，道士们说这是五彩祥云，是国家太平的吉兆。严嵩借此机会，用尽平生所学，写了一篇《庆云赋》，献给世宗。世宗看后，觉得此赋语句典雅精工，辞藻华丽扬芬，较之以前大臣们所献的青词，此赋远远高出一筹。世宗越读越爱，连连击节叫好。严嵩听说后，大受鼓舞。不久，他又趁热打铁，呈献了《大礼告成颂》，世宗读了，益发觉得字字珠玉、句句风流，更加爱不释手。从此，世宗对严嵩另眼相看，宠眷日深，斋醮焚化所需的青词一概由严嵩主笔。
按照明代冠服制度规定，皇帝的冠式为乌纱折上巾，又名翼善冠。世宗因为信奉道教，便看中了道士戴的香叶冠，他不仅把自己的翼善冠换成了香叶冠，还让他的宠臣也戴香叶冠。他特意命人制作了五顶沉水香叶冠，分赐给夏言、严嵩等人，要他们入值西苑时戴上，并且还传输大臣进入西苑时不许坐轿，只准骑马，这也是仿照道士的习惯。
严嵩极力迎合世宗的心意，每次入西苑值班，都戴上香叶冠，而且还在冠上加罩轻纱，以示虔敬。世宗见了自然满心欢喜。每次入值西苑，严嵩必定骑马，他虽然已是六十几岁的老头儿了，但身体健壮、腿脚灵便，精力充沛，这一点也足以引起一心向往长生不老的世宗的好感。
相比之下，夏言则耿直不驯。夏言认为香叶冠不是正式朝服，不适于朝臣穿戴，因此，他就是不肯戴冠；入值西苑时，他也不肯骑马，依然坐轿。对于这种对抗性的做法，世宗很是不满。再加之夏言一贯对道土之流没有好感，时常流露出鄙夷、轻贱之意，因而得罪了世宗所宠信的道长陶仲文。严嵩趁机与陶仲文相勾结，在世宗面前大讲夏言的坏话，这样，世宗把对夏言的恩宠渐渐移到了严嵩的身上。
世宗热衷仙道，无暇亲理政事，而他为人好猜忌，想知道大臣们背着他都干些什么，所以就常常派出身边的小太监到大臣们办公的地方去探查。这些小太监来到夏言处，夏言只顾忙于政事，不愿答理他们，态度就显得傲慢、孤高。而小太监们来到严嵩处，严嵩立即起身相迎，笑容可掬，拉着他们的手，请他们坐下，态度温和地问寒问暖、说短道长，临别还将大把大把的金银塞到他们的衣袖中。这些小太监虽无职无权，但因为随侍皇上左右，是皇上的耳目喉舌，且可以搬弄是非，所以他们的话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小太监受了夏言的慢待，自然说夏言的坏话；得了严嵩的好处，自然替严嵩说好话。长此以往，世宗对夏言便有了成见，而对严嵩则印象日佳。
经过一番慢慢渗透的功夫，世宗对夏言的不满日益加深，严嵩见时机已经成熟，便打算公开向夏言发动攻势。正巧，有一天世宗单独召见严嵩，与他谈到夏言，并问及他们之间的龃龉，严嵩认为这是一个求之不得的大好时机，便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扳倒夏言。
他先是假装害怕地沉默不语，待世宗问紧了，他立刻扑倒在世宗脚下，全身颤抖，痛哭不已。世宗见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竟然哭得如此伤心，料想他一定受了莫大的委屈，越发动了恻隐之心，连声宽慰，叫他有话尽管说，不必有什么顾虑。严嵩这才抽抽嗒嗒地诉说起来，他添枝加叶、无中生有地将夏言诋毁一番，为了增加可信度，他边哭边诉，凄切哀怨，就是铁石心肠的人见了，也会心生怜悯。严嵩充满戏剧性的表演，果然收到了令他满意的效果，世宗对夏言无限恼恨。
事隔不久，碰巧出现了一次日全蚀。古人迷信，认为天象的变化与世事、时政有着必然的联系，而太阳是帝王的象征，日蚀则为奸臣佞人慢君所致。严嵩又趁此机会陷害夏言，说这事应在夏言身上，天象已经警示，若不尽快处治夏言，不仅皇上不得安宁，天公还会再显法力。世宗本来就十分迷信，经过严嵩这一撺掇，便更加深信不疑，于嘉靖二十一年六月下旨将夏言免职，遣归老家。
可惜，好景不长，时隔两年有余，世宗忽然又思念起夏言，于是便派人捧旨前往夏言的家乡，将他召回京都，重新起用，官复原职，并交还他原来的一切权力。
夏言卷土重来，对严嵩是个极大的打击。夏言重任首辅，严嵩则依例降为次辅。眼看着刚到手的权柄又被夺走，严嵩内心充满了忌恨。而夏言通过自己的遭遇，认清了严嵩的小人本性，对他的为人十分轻视、鄙夷，便不再像从前一样抬举他，而是处处打击。
对于严嵩所作的决定，他往往予以否定，全部推翻；严嵩所安插的私人，他都一律斥退，毫不姑息。
夏言重掌大权，把严嵩颠倒过去的又都颠倒回来，把严嵩安插在朝中的心腹一个个地赶走，就如同把严嵩的羽毛一根根地拔掉，使得他无力扑腾。严嵩此时只能听任夏言的摆布，心中叫苦，咬牙切齿，表面上他仍是笑语周旋、不露声色；暗地里却诅咒发誓，一定要报仇雪恨。他多方窥测，相机而动，打定主意要把夏言置于死地，让他永世没有还手的机会。
严嵩就像一只猎狗，睁大两只眼睛，时刻准备反扑。时隔不久，时机真的来了。
嘉靖二十五年，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率领三万多骑马进犯延安府，并深入到三原、泾阳等地，大肆掠夺，还*了许多人畜。陕西总督曾铣得到情报后，义愤填膺，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他动员手下将士，决心好好教训一下俺答，并趁机夺回河套。河套地区，三面临河，上地肥沃，是农业上的宝地，且接近明朝的榆林、宁夏等边镇，是边防要地。
明朝初期，河套归为明朝版图，后来却被鞑靼部落占据。痛失河套，多年来一直是明朝将士的奇耻大辱，如今，曾铣要收复河套，雪此耻辱。
曾铣上呈奏疏，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并拟定了8项切实可行的建议。夏言看后认为，收复河套，可以永绝边患，表示大力支持。他一面与曾铣书信往来商讨计划，一面多次向世宗举荐曾铣。一开始，世宗也同意收复河套，并曾让夏言拟旨褒奖曾铣，可是，不久以后，他又瞻前顾后起来，生怕轻启边衅，惹起祸端，不好收拾。
严嵩认为这是陷害夏言的好机会，便跳出来进行阴谋活动。他首先买通了世宗的近侍，让他们在世宗耳边不断吹冷风，说收复河套的建议纯属轻开边衅，终会惹起祸患，要皇上千万不可偏听轻信、引火烧身、败坏国事。同时，他又唆使他的党徒文章上疏，配合传臣们的论调，向世宗施加压力。与此同时，严者还使出了最为卑鄙的一招，他勾结边将仇蛮，让他上书诬告夏言和曾铣，编造了夏言接受曾铣的贿赂，因而举荐曾铣的谎言。
在严嵩费尽心机、穷其手段的蒙骗和蛊惑下，世宗渐渐后悔起来。但他曾授命夏言拟旨奖谕曾铣，话已出口，一时难以更改。严嵩非常了解世宗此时的心境：他已自悔孟浪，却又羞于承担责任。于是，严嵩便替他找了个台阶：说夏言等人建议收复河套是别有用心。世宗马上改变了态度，彻底倾向严嵩一边。
严嵩得到了世宗的支持，便公开向夏言进攻。夏言自然不肯让步，两人便往来疏辩，有时干脆当廷争吵，请求皇上明断。昏庸糊涂的世宗哪能明断？他只希望天下无事，他能长生不老。对于夏言提出的收复区区河套而冒引起边地战争危险的建议，他一想起来就感到后怕，所以，对夏言的“狡辩”，他极为恼火，也不问是非曲直，降下旨令，又夺去了夏言的所有官阶，再次把他赶回老家。
赶走了夏言，只是严嵩阴谋的一个步骤，而不是最终目的。他知道世宗是一个骄傲自负的人，极其饰非护短，而又易怒好*，便唆使爪牙在宫中放出谣言，说夏言离京时愤愤不平，口出怨言、毁谤圣主，说当初皇上曾经亲口下谕，命他夏言拟旨褒奖曾铣，到头来却又出尔反尔，还把他罢了官。这一挑动十分奏效，世宗恼羞成怒，大发龙威。
恰在这时，俺答率军侵扰宣府，世宗认为这是夏言、曾铣提出收复河套，激怒了俺答，俺答前来报复。事实“证实”了严嵩的预见，世宗更加肯定了夏言是别有用心。于是，他又降下声道旨令，将夏言斩首。其他曾经支持夏言、曾铣收复河套的官员，也都*的*、罚的罚、贬的贬，一一受到了处分。就这样，严蒿利用“议复河套”的事件，不顾边防利益，精心策划，巧使毒计，陷害无辜，排斥异己，终于达到了害死夏言、夺取大权的罪恶目的。
官场上好互相恭维，官员相见往往会互相吹捧，芝麻绿豆的小事也可以吹上天，这固然有巴结的成分，这还是一剂迷魂汤，你若是把他们说的当真了，那就会飘飘欲仙，不知身在何处了。
国人信奉中庸之道，其中隐藏着浓厚的潜规则。清朝的曾国藩、李鸿章就是中庸之大家。譬如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最隐蔽，同在官场为官，就得相互提携，若你推荐、提拔我的小舅子，我自然推荐、提拔你女婿，如此默契，这叫结党营私。
你若做官发了横财，必须想着你的上司，不能个人独吞，得重金酬谢上司，是上级独具慧眼提拔了你，这叫懂规矩。发财的规矩很多，譬如：面对一项发财项目，你有你的关系，我有我的关系；你有你的队伍，我有我的嫡系；我不干涉你，你不干涉我，这叫有财大家发，共奔富裕路。
官场自然有他的潜规则，是不足为外人道的，只有深入进去才能够明白其中的因果，这决不是可以轻易弄错的。新人进入官场只有懂得这个规矩才能安稳地坐下去，慢慢建立自己的关系网，否则经常会碰得头破血流。做官不容易，得照应方方面面，没有耳听八方、八面玲珑、摇尾乞怜、厚颜无耻、低三下四的本事和舔食痔疮的心理素质是很难当官和在官场上混的。
官场上还有一个潜规则，就是官官相护、相互吹捧，共同提高。你不小心失足落水，我千方百计把你捞上来，这叫自我保护；倘若你不慎落水太深，则一定要明白“坦白从严，抗拒从宽”的道理，自然会有人替你开脱，官虽做不得，但可以叫你发财，成就你的富翁梦，这叫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对于政绩，你拍我、我拍你，相互吹捧、颠倒黑白、死人说活、假话、大话、套话、粉饰政绩，这叫共同进步。
当然，有些官员也会假意地吹捧，其实是要借刀*人。
秦二世的时候，听从赵高的建议，不在朝廷会见大臣，凡事都由赵高决定。赵高听说李斯对此事有所批评，因此怀恨在心。一天，他趁李斯生病前往探望，对李斯说：“关东盗匪猖獗，皇上却征调徭役修建阿房宫，我想进谏，但又顾虑到我官位卑微，再说这也是你丞相的职责，你为何不进谏呢？”
李斯说：“我很早就想进谏了，可是皇上现在很少会见朝臣，常居深宫，我想说，皇上听不见；想谒见，又不知皇上何时有空。”赵高说：“如果丞相有意进谏，我愿为丞相探询皇上何时有空，再禀告丞相。”
于是，赵高等二世正与宫妃吃喝玩乐时，派人告诉李斯说：“可以求见皇上了。”李斯来到殿门求见，二世大为生气。赵高再向二世进谗言毁谤李斯，说他心怀怨恨，有谋反的意图。二世听信赵高的谗言，将李斯打入大牢，诛灭三族。
可见，这种表面上的友好，或者是互相帮忙，其实掩盖的是幕后的黑手，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唐朝人李适之个性耿直。李林甫对他说：“华山蕴藏金矿，假如能开采，一定能充裕国家财政。”一天，李适之对唐玄宗谈到华山有金矿的事，玄宗问李林甫。李林甫回答说：“臣早就知道了，但华山乃陛下的本命，是王气的所在，不能随便开凿，所以不敢禀告皇上。”玄宗以为李林甫才是真正忠于自己，于是开始疏远李适之，而将政事交由李林甫处理，朝政因此一天天荒废。
天宝初年，玄宗曾问李林甫：“严挺之现在哪里，他是个可堪任用的人才。”当时严挺之为绛州刺史。李林甫退朝后，特地召严挺之的弟弟严损之话旧事攀交情，他除了摆出一副诚恳真挚的表情外，还赞许严损之的才干，日后必晋升高位。李林甫接着又说：“皇上非常关心令兄，何不请令兄找个理由回京，回得京来既能常常见到皇上，又能受到皇上重用。”
严挺之听从李林甫的建议，假称自己得病，奏请回京就医。李林甫就把严挺之的奏章呈给玄宗，并说：“严挺之年纪大了，又有病在身，皇上应该派个闲官给他，好让他能养病。”玄宗听了，怅然叹息许久，于是任命严挺之为詹事，在东京养病。后来严挺之因始终得不到重用，反而真的生病了。
《三十六计》里有一计是“笑里藏刀”，可以用来形象地比喻这些阴谋。
东汉末年，何进与袁绍计划诛*宦官，何太后不同意，何进只好召董卓带兵进京，想利用董卓的兵力胁迫太后。
曹操听了，笑着说：“太监古今各朝各代都有，只是国君不应过于宠幸、赋予太多权力，使他们跋扈到这种地步。如果要治他们的罪，只要诛*元凶就行了，如此，一名狱吏也就足够了，何必请外地的军将来呢？若想把太监赶尽*绝，事情一定提前泄露出去，这样反而不会成功。我可以预见他们会失败。”
果然，董卓还没到，何进就被*了。
官渡之战以后，袁熙、袁尚两兄弟投奔辽东，手下尚有数千名骑兵。
起初，辽东太守公孙康仗着地盘远离京师，不听朝廷辖治。等曹操攻下乌丸，有人劝曹操征讨，顺便可以擒住袁尚兄弟。曹操说：“我正准备让公孙康自己*了袁尚兄弟，拿他们二人脑袋来献呢，不必劳动兵力。”
九月，曹操带兵从柳城回来，果然，公孙康就斩*袁尚兄弟，将首级送来。诸将问曹操是何缘故，曹操说：“公孙康向来怕袁尚等人，我逼急了，他们就会联合起来抵抗；我放松，他们就会互相争斗，这是情势决定、必然的。”
曹操东征时，众人担心军队出尽之后，袁绍会从后面袭击，如此一来，前进了也无法放手一战，想后退又失去根据地。曹操说：“袁绍个性迟缓而多疑，一定不会很快就来；刘备刚兴起，民心尚未依附，此刻立即去攻击他一定成功，这是生死存亡的机会，不可失去。”于是向东攻击刘备。
田丰果然劝袁绍说：“老虎正在捕鹿，熊却占有虎穴而吃掉虎子，老虎向前得不到鹿，退后又失去虎子。这正和现在的情况相同，曹操亲自去攻击刘备，军队尽出，将军您有雄厚的兵力，如果直接攻进许都，捣毁他的巢穴，百万雄师从天而下，就像点一把大火来烧野草，倒大海的水来冲熄火炭，哪有不瞬间消灭的道理。只是用兵的时机稍纵即逝，形势的变动比鼓声还传得快，曹操知道了，一定放弃攻击刘备，回守许都。然而，那时候如果我们已经占领他的巢穴，刘备又在外面夹攻，曹操的头颅很快就会高悬于将军您的旗杆上了。可是如果失去这个机会，等曹操回国的话，他就可以休养生息、储粮养士。如今汉室日渐衰微，万一等到曹操篡逆的阴谋成了气候，即使再用各种方法攻击，也没有办法挽回了。”
袁绍却以儿子生病为由推辞。田丰气得拿手杖敲地说：“得到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却为了一个婴儿而放弃，真是可惜啊！”
资料来源：官规则／晨未著．—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