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临终遗命:不得处死曾静,乾隆却刚继位就下令:将他凌迟处死

雍正临终遗命:不得处死曾静,乾隆却刚继位就下令:将他凌迟处死

首页战争策略三国屠刀录更新时间:2024-04-16

雍正,是清朝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一方面他刻薄寡恩、阴鸷残忍、权力欲极强;而在另一方面,他励精图治,敢于向利益集团开炮,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改革家。一生之中,雍正树敌无数,上至皇亲国戚,中至满汉官僚,下至民间知识分子,均对他不以为然,颇为不满。

雍正六年(1728年),偌大的雍正王朝出现了一件奇事,那便是曾静案。

一、曾静投书

岳钟琪,是雍正最为倚重的汉人将领之一。他是将门之后,转战于青海、甘肃、云南,为雍正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到了雍正六年,岳钟琪已经升任川陕两省总督、宁远大将军,成为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在雍正的宠信下,岳钟琪富贵无边,在川甘两地拥有无数豪宅,僮仆上千,良田阡陌纵横交错,可谓是位极人臣。

然而即便如此,岳钟琪的心里却一直有个隐忧,那就是他的身份。岳钟琪是南宋名将岳飞之后,而岳飞的死对头,正是满洲族的祖先——女真人。因此很多满洲人士经常弹劾岳钟琪,说他是岳飞之后,必将为宋明而复仇。

而民间排满人士也相信,岳钟琪身上流着英雄的血液,将是恢复汉人荣耀的不二人选。这一点不仅岳钟琪知道,雍正也知道。虽然雍正表面上对他抚慰有加,但是这个“阴沉皇帝”心里到底想着啥,谁也不知道。年羹尧曾是那样受雍正的宠信,结果又如何呢?因此岳钟琪一直生活在一种极度高压的环境之下。

早在1727年8月4日,岳钟琪正领兵坐镇成都府。当天正午,突然有个男子双手各握一颗手头,在大街上狂奔,边跑还边喊:“岳公爷率川陕兵丁要反了!成都东南西北个城门会有人同时策反,见人就*啊!”

后来查明,这个人实属是个疯子。这下子可把岳钟琪吓得不轻,他赶紧上书雍正,要求卸去自己的职务,去当个普通的平民。然而雍正却回信:

“这几年来收到诋毁你的谤书已经够多了,说你是岳飞之后,意欲修宋金之报复。但我认为这些都是一些荒唐悖谬之议,我不会相信的!”

结果岳钟琪刚刚平静下来还没有一年,他又再次收到一封信,信的主人名叫“夏靓”。信中说,岳钟琪乃是岳飞之后,应该乘时反叛,为宋明复仇。信中说:

“自先明君丧其德,臣失其守,中原陆沉,夷狄趁虚窃据神器,乾坤反复。”可谓是“天昏地暗,神州蒙尘,富者愈富,贫者越贫。”

在大骂满清的同时,“夏靓”又将矛头指向了雍正。他列举了雍正十大罪状,所谓弑兄屠弟;谋父逼母;怀疑诛忠;虽富有四海、府库充盈,却十分贪财;性喜好*,酗酒成性、纵情声色。无怪乎“天怒人怨、鬼哭狼嚎”了。

收到信后,岳钟琪吓得面如土色。这封信的言论是如此大胆和“反动”,要是真被此事所牵连,别说什么荣华富贵了,自己的人头都要不保。况且雍正耳目众多,若不提早将此事公之于皇帝,麻烦就大了。

一方面,岳钟琪将投书的书生张倬抓了起来,并进行严刑拷打,要他交待作为幕后主使的“夏靓”到底是谁。另一方面,岳钟琪立即将逆书呈报给雍正,以示自己的忠诚。

二、雍正落泪

很快,雍正便收到了岳钟琪飞马寄送而来的逆书。当他看到“夏靓”骂自己“弑兄、屠弟、谋父、逼母”等罪状时,竟然被气哭了。雍正常说自己“就是这样的汉子”,如今却被骂哭。很显然,这封逆书给他心灵的伤害是很大的。

自雍正继位以来,其质疑声就不断。众所周知,康熙曾立皇后赫舍里的儿子胤礽为太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父子俩失和,导致太子二度被废。由此,康熙的九位皇子皆参与到夺嫡的斗争之中。后来,康熙不得不采用“秘密立储”的方式,将皇嗣人选藏在匣子之内,等康熙死后再打开。结果显示,康熙将皇位传给了四子胤禛,也就是雍正。

作为第四子,从嫡庶关系上看,雍正不是嫡子,也不是长子,年龄高不成低不就。从才能上看,雍正的才能固然出众,但他的兄弟们也不差;从受宠的程度上看,雍正也并不比十四王爷好到哪去。

因此当雍正继位后,他的兄弟们皆颇为不满。十四王爷从青海前线回到京城,并在雍正面前扬言:“如今我兄为皇帝,尚指望我叩头耶!我回京不过一觐梓宫,得见太后后,我事毕矣。”

雍正一怒之下,将这个一母同胞的兄弟赶到皇陵里守陵,不仅剥夺了他的兵权,更夺走了他的自由。

至于之前一直和他作对的八王爷一伙,雍正更是不顾兄弟情面,圈禁了他最厌恶的八王和九王,开除了他的宗籍。甚至将八王爷改名“阿其那”,将九王爷更名“塞斯黑”。在满语中,是“猪狗”和“讨厌鬼”的意思。雍正之残忍和刻薄,可见一斑。不久后,八王和九王便双双死在狱中。

在雍正心中,自己的皇位是名正言顺的。然而在社会上,八王的余党一直在散播对于雍正不利的消息。雍正的母亲乌雅氏,一向就不喜欢这个儿子。雍正称帝后,她并不是很高明。更巧的是,乌雅氏竟然死在了雍正元年。而这也给了八王余党以口实,他们说雍正不仅谋父,而且还自己亲生母亲给逼死了。

除了母亲去世,雍正的子女似乎也受到了报应,他的后妃生有九子四女,其中四女六子殇逝。

对于雍正来说,他的舆论环境是相当被动的。首先,清朝以小族临大族,入关之后*戮极重,建国之后也有着严酷的民族压迫。因此在合法性上,清朝是不足的。

其次对于雍正本人来说,他一直面临着上述合法性问题。而岳钟琪所收到的逆书,几乎从根本上否定了雍正继位的合法性。夏靓不仅给雍正扣上了昏庸无能、刻薄残忍的罪名,还说他违背人伦、大逆不道,完全是对他的全盘否定。因此可以说,岳钟琪的逆书绷断了雍正心中最后一根弦。

雍正冷静下来后,立即对岳钟琪发号施令:

“我做梦也没想到,天下竟然有人如此评我,也未料到逆情如此之大!这种大逆不道的东西竟然自投罗网,难道不是天意吗?我在此深深感谢上天对我的大恩……”

于是雍正命令岳钟琪,赶紧查出幕后的主使。

三、曾静落网

为了获得口供,岳钟琪对张倬进行了严刑拷打。然而张倬嘴硬,一句话也不肯透露,这让岳钟琪头疼不已。

岳钟琪毕竟是足智多谋的宿将,他见硬得不行,于是就来软的。岳钟琪将张倬从监狱里提了出来,然后召唤此人到达官署,还给他奉上了一碗茶。

岳钟琪对张倬温言道:“对于你和你老师夏靓的观点,我是很赞同。但是皇帝耳目众多,所以不得不对你严刑拷打,否则我自己也不保。如今耳目已经被我摒除,你可以给我说实话了。”

一开始,张倬还有所提防,不肯说出夏靓究竟是什么人。然而张倬毕竟只是个书生,社会经验不足。特别是当他听到岳钟琪痛哭流涕,说自己“对天发誓,不会泄露半句”之时,终于卸去了心防。

张倬说,他的老师夏靓的真名叫曾静,家住湖南永兴县蒲潭村,和他一起谋反的,还有三人。这三人均精于兵略和火器。如获至宝的岳钟琪赶紧给皇帝写了一封密折,将曾静之事原原本本地道出了。

岳钟琪得知此消息后,如获至宝,于是立即飞书上报了雍正。书中将自己如何向张倬套话,获知曾静以及谋反人员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说了。看完岳钟琪的密折,雍正专门将“盟誓”两个字圈了出来,然后再次流泪:

“读至“盟誓”二字,朕不觉流泪。”

不过他也安慰岳钟琪说:“此等盟誓乃不得已的权变之举,神明有知,不但不降祸,还一定会消灾灭罪,赐福延禄。”其后,雍正立即命令心腹李卫,将曾静一伙儿通通抓起来。

很快,作为“罪魁祸首”的曾静,便被带到了北京,看押了起来。换做其他皇帝,即使是再仁慈的君主,曾静也将被满门抄斩。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以“残酷”而闻名的雍正却不准备*他。不仅如此,他竟然要和这名重犯来一场史无前例的辩论赛。他要让曾静看看,自己到底是何等英明勤政的君主。

四、《大义觉迷录》

曾静,本是一名乡野书生,是如何产生反清想法的呢?原来,曾静虽然颇读过一些书,但从未考取过功名。在家乡,只能以教书为生。后来,他读了反清学者吕留良的著作,开始萌生反清复明的想法。

到了后来,侍奉八王爷、九王爷的太监被发配到南方烟瘴之地,一路上到处散播关于雍正不利的言论,被百姓听到后到处传播。而这些消息又辗转进入了曾静的耳朵里。于是,曾静以其生花妙笔,将对于清朝本身的攻击以及雍正本人的攻击结合在一起,写出了颇具纲领性的《日新录》。后来,曾静又异想天开,以为岳钟琪是岳飞之后,就一定会给祖先报仇,因此又有了投书之案。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曾静的“谋反”实际也只能打打嘴炮。对雍正的威胁,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从对雍正本人的攻击来说,他确实只做了“屠弟”一项。至于什么贪财好色、好奉承、诛*忠良,都是不白之冤、无稽之谈。

雍正生来就喜欢辩论,他既对曾静的攻击表示震惊,同时又感到庆幸。将问题暴露出来反而更好,他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洗刷朝野上下对他的议论。因此对于他来说,活得曾静比死得曾静更好用。于是,史无前例的“皇帝与谋反者”的辩论赛开始了。

辩论赛的第一步,是让曾静重新端正认识,让他见识一下雍正是如何工作的。他让审官收集了各省发来的奏报,这些文件里都写有雍正篇幅极长的批示。

看了皇帝的批阅,曾静傻眼了,看来雍正确实不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皇帝。每天工作忙成这样,哪有时间贪财好色、整日酗酒呢?更令曾静惊讶的是,雍正在批阅奏折之时,还当起了校对,连字句笔误和数字不合都标出了出来。曾静不禁感叹道:“蝼蚁度天,何处测其高深。”

随后,雍正又将自己批阅的刑事案件文本,交给曾静阅读。在这些案子中,到处都写有雍正一丝不苟地批示,丝毫看不出雍正“极好*人”的秉性。

随后雍正又以书面形式,不断敲打曾静。他以批评曾静最崇拜的“导师”——吕留良入手,要彻底诛了曾静的心。

“大逆不道的吕留良真的能和孔子相比?”

“你曾静为何尊敬一个行走于市井江湖的吕留良?”

“你曾静真的可以担当“天聪明,乾之九五”的大人物吗?”

“你曾静自命济世英才,你真的有“宰相”之量,还是心怀异志,图谋不轨呢?”

这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曾静毫无招架之力,于是在口供中逐一认罪忏悔:

“乱臣贼子吕留良是怎样把我们引入歧途的?”

“我是怎样受吕留良思想毒害,成为弥天重犯的?”

“我这过去的禽兽,是如何脱胎成人的?”

“皇上不是有意遵循守孝三年的古制,不过是为了尽心尽孝才安心罢了?”

雍正见曾静如此忏悔,于是法外开恩,赦免了曾静和他弟子张倬(实际名字是张熙)的死刑。

与此同时,雍正还将自己的辩驳写成了一本旷世奇书——《大义觉迷录》。这种书,系统性地批驳了曾静对自己的指控。

从曾静所持的华夷之辩上来说,自己虽然是满人,也不讳言自己“夷”的身份。然而雍正也认为“本朝之满洲,犹中国之籍贯。”周文王也出身西戎,试问他们难道就没有“圣德”吗?正所谓入夷狄则夷狄,入华夏则华夏。中国一向是个文化民族,只要接受忠孝节义之道,蛮夷也能成为华夏。更何况清朝入主中原后,海内一统、臣民百年不识兵革之灾,比当年明朝过得好多了。

在论述清朝的合法性后,雍正又论述了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在《大义觉迷录》中,雍正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好儿子、好哥哥。至于阿其那、塞斯黑,是因为他们荒悖逆乱,所以不得不施此“管蔡之诛”。至于什么好*、贪酒、怠政、好谀,更是无稽之谈。自己明明是一个勤政、节俭、仁慈的“好君主”。

《大义觉迷录》完成后,雍正命人将其刊印成册,上至各省府州县,下至集镇村乡和驻军军营,必须让所有人都能了解。

随后各国州县学宫却被动员了起来,学官们带领着学子,到底给乡野百姓《大义觉迷录》,即使不识字的乡间小民,也要通过巡回演讲让他们知晓。

至于曾静和张倬,则被派往江浙和陕西进行巡回演讲,为《大义觉迷录》现身说法。在国际力量的支持下,《大义觉迷录》其普及力度之广,读者规模之大,清朝罕有其匹,成为18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人阅读并讲述最为广泛的奇书。

雍正留下曾静一命,真的能说明他非常仁慈吗?这自然是不可能的。雍正没*曾静,却将屠刀伸向了吕留良一家。当时吕留良早就去世了,当时雍正却*了他的儿子,儿孙全被流放到宁古塔给披甲人当奴隶。至于他的尸体,则被挫骨扬灰,著作全被焚烧一空。案中牵扯的刻书人、藏书人一律处斩。

相比于身体犯罪,雍正更加关注汉人心灵的反抗。在雍正的推波助澜之下,自康熙以来的文字狱变得更加猛烈。到了乾隆时期,更是到达了顶峰。

五、曾静之死

1735年10月8日,雍正因服食丹药过量,不幸病死。在死前,雍正一直强调必须要留曾静一命。谁知其子乾隆继位后,事情却出现了峰回路转的变化。

乾隆继位后不久,便下令将在全国四处现身说法的曾静和张倬抓捕归案。12月10日,乾隆发出命令。到了12月29日,曾静和张倬就被逮捕归案,踏上了押解北京的漫漫之路。

1736年1月31日,乾隆下达了残酷的圣旨:

“曾静、张熙悖乱凶顽,大逆不道,我的皇父宅心仁厚,饶了他们的性命。然而我不会姑息他们的罪恶,因此应立即凌迟处死,以遂民望”。

曾静、张熙被处死后,他们的嫡系亲属纷纷被*,十六岁以下的男性以及一些女眷,都被发配到宁古塔予披甲人为奴,所有财产都查抄充公。

乾隆继位之后,便更改雍正的遗嘱。在当时,可谓是有违孝道的。然而乾隆为何要这么做呢?在乾隆这个超级独裁者看来,根本不需要和臣民辩驳什么。皇帝说的话,臣民们听着就行了。如果不听,那就只有*了。

《大义觉迷录》好像是在给雍正申辩,事实所造成的效果反而是欲盖弥彰。大多数臣民,实际跟不了解宫闱秘事。而雍正却将清朝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宫闱秘事公之于众,反而引起臣民们的猜想和编排。

因此,雍正非但没能洗刷自己的恶名,反而让自己名声变得更臭,加之他本身就得罪了有文化的利益集团,故而成为名声最差的清朝皇帝之一。对雍正不利的野史更是层不出穷,甚至有人说,雍正是被吕留良的女儿吕四娘所*。一直到《雍正王朝》的播出,我们才真正认识到雍正作为改革家的正面形象。

在*掉曾静后,乾隆又严令收缴各地的《大义觉迷录》,集中销毁。从此以后,《大义觉迷录》从一本颁行全国的书,成为了收藏家手中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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