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戈铁马的十六国，大约是中国历史上最让人感到混乱、陌生又不乏一丝神秘感的时代。“三分归一统”的西晋王朝匆匆收场，北方历史舞台上突然出现了一大批匈奴、羯胡、鲜卑、氐、羌等势力，虽然他们大多已经在华北、关中定居了几代人，但直到这时史*载的聚光灯才照向了他们。在十六国的英雄榜上，石勒无疑是居于前列的人物，这位山西武乡长大的羯胡所经历的起伏坎坷，可以带我们领略彼时从最底层到最高层的全幅风景。新整理点校的《十六国春秋辑补》（北魏崔鸿撰，清汤球辑补，聂溦萌、罗新、华喆点校，中华书局，2020年）将石赵相关的史料集中到短短数卷之中，为读者省下许多搜集之苦，我们正可借此走近石勒和他的时代。
《十六国春秋辑补》
一、卑辞擒王浚
公元313年，石勒第三次攻下邺城，司州、兖州、冀州大片地区已尽在掌握，成为北方一大势力。此时晋朝留在北方的残余力量还剩下并州的刘琨与幽州的王浚，他们分别依靠拓跋鲜卑和段部鲜卑的援助，与刘聪、石勒形成对峙。对于在河北发展的石勒来说，幽州的王浚是当下最大的威胁。王浚“据幽都骁悍之国，跨全燕突骑之乡”（石勒语，以下未扩注出处的引文均来自《晋书·石勒载记》与《十六国春秋辑补·后赵录》），署置百官，称制南面，已经着手代晋称帝，孰料翌年的三月三日，却在大本营蓟城被石勒兵不血刃地活捉了。此中曲折，颇可玩味。
在对王浚动手之前，石勒听从了谋主张宾的建议，“夫立大事者，必先为之卑”，派遣两位使节带着大量珍宝和一封劝进王浚为天子的表文前往幽州。表中写道：
勒本小胡，出于戎裔，值晋纲弛御，海内饥乱，流离屯厄，窜命冀州，共相帅合，以救性命。今晋祚沦夷，远播吴会，中原无主，苍生无系。伏惟明公殿下，州乡贵望，四海所宗，为帝王者，非公复谁？勒所以捐躯命、兴义兵诛暴乱者，正为明公驱除尔。伏愿殿下应天顺时，践登皇阼。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当察勒微心，慈眄如子也。
石勒为上党郡武乡县人，属于并州，而王浚出身太原王氏，为魏晋时期第一流高门，当然也是并州首望，“州乡贵望，四海所宗”一语，可谓正中其怀。更有说服力的是“勒本小胡，出于戎裔”，在当时的语境下，这是近乎自辱的卑辞。王浚仍然质问其使者王子春，石勒已拥有强大实力，为何称藩，可信吗？王子春回答：
石将军英才俊拔，士马雄盛，实如圣旨。仰惟明公州乡贵望，累叶重光，出镇藩岳，威声播于八表，固以胡越钦风，戎夷歌德，岂唯区区小府而敢不敛袵神阙者乎。昔陈婴岂其鄙王而不王，韩信薄帝而不帝者哉？但以知帝王不可以智力争故也。石将军之拟明公，犹阴精之比太阳，江河之比洪海尔。项籍、子阳覆车不远，是石将军之明鉴，明公亦何怪乎。且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也。石将军非所以恶帝王而让明公也，顾取之不为天人之所许耳。愿公勿疑。
除了重申“州乡贵望”，王子春着重发挥的是“帝王不可以智力争”的论点。举陈婴、韩信等例，明显有两汉之际班彪所撰《王命论》的影子。帝王之位因天命而非逐鹿获得，而天命在于刘氏，这是西汉后期尤其东汉一朝力图灌输的思想，其影响非常深远（参看侯旭东《逐鹿或天命：汉人眼中的秦亡汉兴》，《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但正如曹丕在禅代仪式中说出的“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枭雄无不知晓，只要军事政治实力具备，天命、符瑞、民意都是可以制造的。真正打动王浚的，还是那句“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也。石将军非所以恶帝王而让明公也，顾取之不为天人之所许耳。”和天命说相比，华夷秩序的观念发轫于战国，完备于两汉，甚至是比天命论更为成功的意识形态，其核心要点是华夏居中统治四夷，四夷居外接受统治，天命或许会转移，但绝不会从华夏转到夷狄。夷狄要想做天子，不仅上天不同意，人民也不允许。王浚之流对此毫不怀疑。两年之前，刘琨曾送石勒之母王氏于勒，同时也带了一封诚意满满的书信，其中写道：“自古以来，诚无戎狄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业者，则有之矣。”石勒并未正面反驳，只是回复道：“君当逞节本朝，吾自夷，难为效。”王子春的说法与刘琨的书信如出一辙，说明这是当时颇为流行的“常识”，它能让石勒无法反驳，也能使王浚打消疑虑。这就是王浚接受石勒“称藩”的心理基础，此后石勒向王浚使者示弱的表演才得以展开。在下一年三月三日（上巳节），石勒带着大军，赶着数千头牛羊奔向蓟城，王浚坚信石勒是来称藩奉戴自己称帝的，在沿途准备好食物接待。等到数千头牛羊填塞街巷，让幽州士兵无法出动，石勒便长驱直入其府中，王浚毫无反抗地成了阶下囚。
二、“小胡”印记
石勒的谋略能够成功，固然是由于王浚华夷观念根深蒂固，也因为石勒的“小胡”身份的确明显。石勒是“羯胡”，据唐长孺先生考证，羯胡应是较晚徙入山西、河北地区的塞外北族，他们在草原上曾是匈奴的属部，因此也被目为“匈奴”，但在自居匈奴正统的“五部”看来，他们只不过是来历不明的“杂胡”。羯胡中含有相当多西域来源的人群，但他们并非直接来自西域，而是首先成为匈奴属部，再从北方草原进入汉晋边塞之内的（唐长孺《魏晋杂胡考》，收入《唐长孺文集·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华书局，2011年）。石勒一家就属于这类具有西域、匈奴双重渊源的人群。史言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羌渠是一个常见的名号，东汉灵帝的南匈奴有位单于名羌渠，而在此之前已经出现过乌桓大人羌渠，所以石勒的先世未必就是魏晋时期入塞匈奴十九种的“羌渠种”（《晋书·北狄传》）。在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中，有一条辑自《太平御览》而不见于《晋书·载记》的材料：
张季字文伯，羌渠部人也。颇晓相法，常谓虎曰：“明公之相，非人臣之骨。”虎掩其口曰：“君勿妄言，族吾父子。”
这里的羌渠部人张季，姓、名、字俱全，且精通“相法”，其华夏化的程度已经不低。再看石勒，其祖名耶弈于，父名周曷朱，又名乞翼加，都是典型的胡族名号，没有华夏式的姓名。石勒家族大概率不属于张季所在的羌渠部。石勒的胡名为㔨，“石勒”，是他跟随汲桑起兵之后，后者为他取的汉字姓名，那时他已经32岁了。“㔨”这个罕见的字，数次出现在与石勒相关的人中，很可能是专门用来对译某个羯胡语词。也许它与北族中普遍存在的统率名号Bäg同源，该词在中古北族的名号中常对译为汉字“跋、弗、伏、匐、发、伐”等（罗新《论拓跋鲜卑之得名》，收入《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这些都是入声字，而与背同音的㔨则是一个去声字，对译汉字的不同大概反映了羯语与鲜卑及突厥系语言的区别。用这个字取名的还有石虎的祖父“㔨邪”，他应是石勒的叔父。另外，石勒早年随汲桑起事失败之后逃回山西，前往投奔一位壁于上党的胡部大张㔨督，三言两语陈说利害，就让张㔨督跟着自己去投奔了刘渊。夺取㔨督数千部众的指挥权后，石勒命㔨督为兄，赐姓石氏，赐名曰会。同样的人名意味着相似的语言，同为上党杂胡又多了一份地域认同，再加上同为匈奴属部的身份和对单于号召力的承认，正是利用了这些背景，石勒才能说动张㔨督，他们才会结为兄弟。石会后来成为石勒手下的将领，在攻占匈奴汉国首都平阳之后，曾“奉命修复元海、聪二墓，收刘粲已下百余尸葬之”，完成了一个匈奴属部杂胡对单于的最后敬意。
《中古北族名号研究》
石勒不识字，但一定会说汉语（当时称“夏言”、“晋言”），而羯胡也有自己的语言，他至少熟练掌握两种语言。石勒称赵王时，曾发生过这样的事：
勒宫殿及诸门始就，制法令甚严，讳胡尤峻。有醉胡乘马突入止车门，勒大怒，谓宫门小执法冯翥曰：“夫人君为令，尚望威行天下，况宫阙之间乎。向驰马入门为是何人，而不弹白邪？”翥惶惧忘讳，对曰：“向有醉胡乘马驰入，甚呵御之，而不可与语。”勒笑曰：“胡人正自难与言。”
冯翥说胡人“不可与语”，其实是说他们之间语言不通，石勒心领神会，又引申为“胡人正是不那么好说话”，表达了对赵国内部胡人获得特权地位的欣慰。羯胡的语言，来自西域的高僧佛图澄也懂得，在石勒与刘曜决战前夕，石勒向佛图澄请教吉凶：
澄曰：“相轮铃音云：‘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此羯语也。秀支，军也。替戾冈，出也。仆谷，刘曜胡位也。劬秃当，捉也。此言军出捉得曜也。”
这十个字曾引来众多历史语言学家的兴趣，试图从中还原出一种可以辨识其系属的古代语言。我不敢说这种语言属于突厥语族还是伊朗语族，但至少不能直接用它来研究匈奴语，因为羯语不能等同于匈奴语。如果石勒也能说匈奴语的话，他应该掌握三种语言了。高欢可以同时用鲜卑语和汉语发号施令，还能欣赏斛律金用敕勒语唱的歌曲，安禄山“解六蕃语，为互市牙郎”，处在文化边缘地带的人们往往具备多语能力，古今莫不如此。
石勒身上的“小胡”印记，还有很多。比如他母亲王氏，单看姓氏未必是胡人，但她去世后被“潜窆山谷，莫详其所”，而后又虚葬于襄国城南。石勒本人死时，也是“夜瘗山谷，莫知其所，备文物虚葬”。石勒称赵王时，曾“禁国人不听报嫂及在丧婚娶，其烧葬令如本俗。”所谓“报嫂”，就是“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史记·匈奴列传》），研究者称之为“收继婚”，这是匈奴中盛行的习俗。而“烧葬”则不行用于匈奴，匈奴墓葬迄今已发现数千座，虽在墓葬规格和形制上具有多样性，但绝大多数墓中都有仰身直支的墓主人骨骼，与火葬后以骨灰入葬迥然不同（单月英《匈奴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1期）。火葬习俗流行于西域，粟特、焉耆等都奉行此法，羯人的烧葬或与其来自西域有关，上述潜窆虚葬的做法很可能是与火葬配合进行的。石赵的宫殿中有“胡天”，一般认为是祆教的祠庙，如果羯胡像粟特一样信仰祆教的话，火葬便更加自然了。由此看来，石勒母亲即使不是羯胡，也已经羯胡化了。羯胡“本俗”中的收继婚与匈奴相同，又有不同于匈奴的烧葬，再次显示了其双重渊源。不过，在石赵统治期石氏家族的葬俗可能发生了变化，《晋书·慕容儁载记》写道：
儁夜梦石季龙啮其臂，寤而恶之，命发其墓，剖棺出尸，蹋而骂之曰：“死胡安敢梦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阳约数其残酷之罪，鞭之，弃于漳水。
石虎的墓葬不仅轻易就被发现，从中还挖掘出了他的尸体，充分说明石虎死后没有采用烧葬、潜窆、虚葬的做法。此中原因，或许是石赵建国后接受了更多汉晋华夏文化吧。
石勒等羯胡的长相也具有西域特征，即高鼻深目。在石赵后期曾发生这样一件事：
太子詹事孙珍问侍中崔约曰：“吾患目疾，何方疗之？”约素狎珍，戏之曰：“溺中则愈。”珍曰：“目何可溺？”约曰：“卿目睕睕，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诸子中最胡状，目深，闻之大怒，诛约父子。
孙珍眼窝深，崔约就和他开玩笑说往里面撒尿能治疗目疾，没想到触怒了同样目深的太子石宣，招来灭门之祸。孙珍和石宣“胡状”的表现是目深，这反映了时人对“胡”的印象。中原的华夏人用“胡”来指称的对象，在战国和西汉主要是北方的匈奴与东胡，而到东汉以后，“胡”的含义中用来指西域背景的“西胡”的成分越来越重。北亚的匈奴人、鲜卑人并不天生高鼻深目，汉代文字史料中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相貌几乎没有记录，但在图像资料中，比如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雕，那个匈奴人就长着一张扁平的大脸。东汉画像石等图像中高鼻深目的胡人明显多了起来，研究者认为这与画像的“格套”化有关，也就是说并不一定写实。（邢义田：《古代中国及欧亚文献、图像与考古资料中的“胡人”外貌》，收入《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2011年）不过西域胡人的高鼻深目确实存在，也确为汉人所知，《汉书·西域传上》写道：“自宛以西至安息国，……其人皆深目，多须髯。”这句话来自汉朝派往西域使节的报告，新疆出土的众多“干尸”也映证了这一点。“匈奴”是一个复杂的政治体，在其统治下不乏来自月氏和西域诸国的人群，这些容貌特异的胡人更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久之“高鼻深目”就成了中原人对胡人的刻板印象。就像上世纪国门未大开之前，中国人常以“金发碧眼”去概括欧美人的长相，可真实的情况是，金发碧眼者（blond）只是欧美人中很小一部分。回到上举石宣的例子，其母姓杜氏，大概率不是胡人，他的相貌特征只能遗传自其父石虎。由此推断，石勒家族在长相上应该符合人们心目中的“胡人”特征。石勒本人的长相很有辨识度，少年时家乡父老就说他“状貌奇异”，后来被卖到河北平原的茌平县为奴时，其主人师懽“奇其状貌而免之”。“胡状”辅助了石勒的创业，也见证了后赵的覆灭：
季龙造太武殿初成，图画自古贤圣、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皆变为胡状，旬余，头悉缩入肩中，惟冠䯰髣髴微出，季龙大恶之，秘而不言也。
这里说“变为胡状”，说明这些壁画上的贤圣、忠臣、孝子、贞女，原本应是前代华夏王朝的人物，并非胡人。为了表现羯胡将遭遇灭顶之灾，这些图像人物先变为“胡状”（估计主要是高鼻深目），再将头缩进了肩中。八年之后的350年，冉闵发动的大屠*中，“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于是“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人。”屠*的对象被限定为胡羯，而赏功的标准是斩“胡首”。一个首级如何判定是不是胡？自然只能看面貌特征，故而“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东汉以来胡人形象被标签化为高鼻深目多须，使之成为异族、他者的可视化特征，文化与政治性的族际差异走向了种族化。石赵统治之下“讳胡尤峻”，同时又给予羯胡以特权地位，既是对“胡”之污名化的反抗，又进一步强化了石赵统治集团与“胡”的关联。长期以来的歧视、永嘉之乱后的仇恨、加之石虎残暴统治带来的积怨，便一同聚焦于一个具有此种可视特征的“异族”，最终迎来了这场大屠*的悲剧。
左图：霍去病墓的马踏匈奴石雕、右图：唐三彩胡人俑
三、创业伙伴十八骑
在社会流动走向固化的两晋时代，石勒从奴隶到皇帝的经历是一股逆流，要打破华夷、贵贱双重壁垒。即便在十六国群雄中，石勒也是一个特例。刘渊有五部匈奴的强大背景，慕容、拓跋数代称雄塞外后才进入中原，就连苻、姚两家，也是氐羌中的大酋豪，又在石赵之世成为被徙往关东的关中豪族领袖。唯有“小胡”石勒，算是真正的白手起家，在创业建国过程中不仅没有部落的支援，甚至连家族也无法提供多少支持。
石勒初期的创业伙伴，是颇具传奇色彩的十八骑。据《十六国春秋·后赵录》，与十八骑相遇相结时，石勒正处于生命中最低谷的时期。石勒出生于公元274年，即西晋武帝泰始十年。四年之后西晋灭吴，走向其昙花一现的全盛期。太安年间（302-304）并州饥乱，石勒和很多胡人一起，被他们的父母官并州刺史司马腾掠卖到太行山东的冀州换取军粮，在路上“两胡一枷”，还不时遭到殴打，饥病交加，差点死在途中。《石勒载记》写“时年二十余”，其实已经年近三十。石勒死于公元333年，享年六十，前面三十年在并州地区当着为人傭耕的雇农，后三十年在河北地区征战创业，而以319年称赵王建国为标志，后三十年也被分成大体对称的两段。无论如何，30岁左右的这场变故，让石勒从自由民沦为了奴隶。到达河北之后，他被卖到茌平县的师懽家为奴，很快声称自己经常听到鼓角之声，师懽听说后，“奇其状貌而免之”。328年时，这位师懽以茌平令的身份向赵王石勒献上了一只黑兔，被大臣解读为水德的祥瑞，根据五德相生说，西晋为金德，继晋而起的王朝应该是水德。此前石勒一直以赵王若干年纪年，借此机会才创建年号，改元太和元年，向着称帝又迈出了一步。此时距离师懽放免石勒过去了二十五年，师懽成为茌平令，显然出于石勒的提拔，厚待在困难时期帮助过自己的故人，是石勒的美德之一。这种美德按当时观念应归为“义”，义是所谓任侠的关键，而与十八骑的结合最初便是一个恩义式的任侠行为。那年石勒刚刚被师懽免除了奴的身份，重获自由，一面以善相马的才能依附于邻近的马牧率汲桑，一面仍需四处傭耕以维持生计。在邺城附近的临水县当雇工时，又被一股游军所囚，眼看要重演被卖为奴的剧情，他却设法逃脱出来，据说有神人化为群鹿吸引军人注意力帮助了他。一无所有的石勒，
遂招集王阳、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刘膺、桃豹、逯明等八骑为群盗。后郭敖、刘徵、刘宝、张曀仆、呼延莫、郭黑略、张越、孔豚、赵鹿、支屈六等又赴之，号为十八骑。
这一切都发生在303-304年之间。犹如芒砀山的刘邦，抑或梁山泊的宋江，石勒就此踏上了金戈铁马的后半生。
这十八骑都是些什么人呢？其中有几个姓氏一看就很特别，比如夔、支，基本可判定是来源于西域的姓氏。夔氏据说来自天竺，支则是月氏（贵霜）人的汉姓，汤球辑本《后赵录》中有《支雄传》，也说“其先月氏胡人也”；此外呼延氏是匈奴贵姓，常与单于联姻；刘虽为汉姓，但已有大量匈奴、屠各人改姓了刘（唐长孺《魏晋杂胡考》）。此外，一些看似平常的姓氏，如张、王，也未必都是华夏，前文提到过石勒与之结拜兄弟的胡部大张㔨督，就是一个采用张姓而仍用胡名的胡人，与之类似的还有一个乌丸酋长张伏利度。还有十八骑排名第一的王阳，赵国建立后担任“门臣祭酒”，专理胡人辞讼，后又以此职专统六夷辅佐太子石弘，故而王阳大概率也是胡人。当然这不是说十八骑都是胡人，其中一定也有非胡人，事实上他们的族属来源十分复杂。籍贯地域也是一样，石勒来自并州，而桃豹为范阳人，其他人来历不详。地域与族属并非凝聚他们的决定因素，当然也不构成阻碍。在乱世中相似的经历与处境，以及雄武善骑射的作战能力，让他们在邺城以东的山泽间聚集起来。这批人数不多的“群盗”，很快奉马牧率汲桑为首领，又随汲桑加入西晋成都王颖故将公师藩的队伍，在公师藩、汲桑相继败亡之后，再投奔匈奴五部的领袖、曾同属成都王颖阵营、此时已称汉王的刘渊，由此汇入永嘉年间北方巨变的洪流。
十八骑不只是石勒创业初期暂时的伙伴，他们中的大多数，在石赵建国之后仍然身居要职，可以说构成了石赵政权中功臣集团的重要部分。309年石勒被刘渊任命为安东大将军、开府时，
以夔安、孔苌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阳、桃豹、逯明、吴豫为将率。
这是他手下的核心武将名单，其中除了孔苌，都是原十八骑的成员。十八骑中未列入这个名单的人，很多在此后依然活跃。比如郭黑略，在311-312年葛陂之战期间仍在军中，并在此时向石勒引见了佛图澄。再如张越，后来成为石勒的姐夫，但因在与诸将赌博时戏言忤勒，正好被石勒撞见，获罪被*，时在316年左右。又如郭敖，330年石勒称赵天王时，以左长史郭敖为尚书左仆射，居于整个官僚队伍的“端右”。
十八骑作为功臣集团的代表，在赵国建立后的政治中表现如何？与大多数十六国政权一样，石赵在权力继承方面屡屡遭遇致命性的危机。众所周知，石勒临终安排了其子石弘继承皇帝之位，但不出两年就被石虎篡夺了。石虎从辈分上本是石勒的侄子，但“勒父朱幼而子之”，当时就有人说他是石勒的弟弟。当石勒被掠卖到河北时，石虎与其他家人仍留在并州。311年，西晋并州刺史刘琨为了争取石勒，特地将勒母王氏与石虎一起送到了葛陂，这年石虎17岁，石勒38岁，两人相差21岁。而后来立为世子的石弘，要到314年才出生，又比石虎整整小了19岁。石虎在投奔石勒之后，很快表现出勇猛善战同时也暴戾残忍的性格，屡建军功，成为石勒麾下的得力战将。与慕容、拓跋、苻氏、姚氏等宗族殷繁、父子兄弟子侄一齐上阵的局面不同，小胡石勒缺乏家族支援，石虎就是唯一参与到早期艰难创业历程的石氏家族成员。石虎曾经骄傲又愤懑地对儿子说：
主上自都襄国以来，端拱指授而已。吾躬当矢石二十余年，南擒刘岳，北走索头，东平齐鲁，西定秦雍，剋殄十有三州。成大赵之业者，我也。大单于之望实在于我，而授黄吻婢儿。每一忆此，令人不复能寝食。待主上晏驾之后，不足复留种也。
传弟还是传子，是许多乱世政权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尤其对于缺少嫡长子世袭传统的胡族来说，石虎更有理由要求继承大位。然而石勒另有打算，积极扶持自己的儿子石弘、石宏，先后将统领六夷的大单于一职交给这两位十多岁的孩子，让石虎尤其感到气愤。在这场涉及接班人的斗争中，功臣元老们的态度无疑十分重要，十八骑作为石勒最早的恩义伙伴，如何选择其立场呢？
十八骑元老中，确有人被安排到了石弘一边。石弘幼年时，石勒除了安排一批华夏文士教以儒经、律令，还专门“使刘徵、任播授以兵书，王阳教之击刺”。刘徵、王阳都是十八骑成员。在石勒称赵王的第八年，即326年，石勒强迫石虎交出镇守邺城的权力，“以世子弘镇邺，配禁兵万人，车骑（虎）所统十四营悉配之，以骁骑领门臣祭酒王阳专统六夷以辅之。”石勒派去执行这一重大任务的，正是王阳，他名列十八骑首位，又长期担任门臣祭酒负责对“胡人”的管理，既指挥禁兵，还专统六夷，又曾教石弘击刺，无疑是太子党中的重臣。此后他的名字再也没有见于史料，下场不明。另一位十八骑成员郭敖，在330年已是尚书左仆射，地位也很高，在334年，即石勒死后的第二年、石虎即将废除石弘前夕，被派往关中作战，在马兰山军败于羌酋薄句大，石虎“闻而大怒，遣使*郭敖”。按郭敖的资历，一次战败即被处死颇不正常，很可能他也是支持石弘的一派。这一批旧臣在石虎夺位前受到排挤，石勒刘皇后言“先帝旧臣皆已斥外，众旅不复由人”，大概指的就是这种状况。
然而，十八骑成员颇有些仍活跃于石虎统治时期。曾与王阳共任门臣祭酒的夔安，在石虎初即位就被任命为侍中、太尉、守尚书令，成为朝臣中地位最高的人，领衔劝进石虎称尊号的也是他。340年九月夔安死，被东晋一方当作三月“荧惑从行犯太微上将星”的应验，可见其地位。338年，石虎讨伐辽西鲜卑段辽时，四大主将中的两位便是桃豹与支雄，桃豹于下一年去世，身份是位极人臣的太保（或许是死后赠官）。郭黑略在石虎后期曾率军与长安北山的羌人作战，几陷险境，佛图澄以佛法为之祝愿。刘徵从323年起担任青州刺史，一直到石赵灭亡前夕回到邺城。还有逯明，345年石虎大规模抢夺百姓妻女充后宫，激起民变，“金紫光禄大夫逯明因侍切谏，季龙大怒，遣龙腾拉而*之。”最晚的一条记载是赵鹿，在350年冉闵之乱中，他以太宰身份率领一批军队奔往襄国。这里举出的已经有七人，他们在石虎统治期都身居高位，至少未遭明显的打压，考虑到十八骑中一些人可能已先于石勒去世，以及史料记载的不完整，这一比例可说非常之高了。
至此可以推论，大多数在石勒后期尚存的十八骑等功臣元老，支持或默许了石虎对石弘的夺权。何以如此？恐怕其中有超出个人忠诚品质之外的原因。如前文所引石虎的怨言，在定都襄国之后，石勒已经较少亲自率军征讨，在前线指挥军队的常是石虎和其他功臣武将。石虎在军队中的威信和人脉，无疑是石勒之下一人而已。反观石弘，一方面比石虎年轻19岁，没机会参与建国时期的战争；另一方面石勒更加注重他的文化素养，安排了一大批儒士去教他经典文化，把他培养得“虚矜爱士，好为文咏，其所亲昵，莫非儒素”。真正与石弘深度绑定的，是程遐、徐光、张跃等一帮文臣谋士。石虎和石弘之间，隐然是幼弱与资深、武功与文治、胡夷与华夏之间的分歧，十八骑等胡族居多的军功武臣，选择支持石虎，并不十分让人意外。
北齐娄睿墓壁画（局部）
四、胡人可为天子乎？
小胡石勒凭借卓越的政治军事能力，在永嘉乱世一步步成为太行山以东最具实力者，其后赵王、赵天王、赵皇帝一路升级，并没有遇到真正的障碍。天下固由马上得之，石勒深谙此理，当319年匈奴刘曜中途追回册封石勒为赵王的使节时，石勒愤然说道“赵王、赵帝，孤自取之，名号大小，岂其所节邪！”经过一番准备，当年就正式称了赵王，与刘曜彻底摊牌。然而自古无胡人为帝王的说法言犹在耳，谁不愿意做一个名正言顺具有合法性的帝王？石勒和他手下的文臣们如何解决这个合法性困境呢？
最老套办法的宣扬应符受命。在称赵王之前，照例要有群臣劝进。石虎领衔的劝进上疏中写道：
伏惟殿下天纵圣哲，诞应符运，鞭挞宇宙，弼成皇业，普天率土，莫不来苏，嘉瑞征祥，日月相继，物望去刘氏、威怀于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山川夷静，星辰不孛，夏海重译，天人系仰，诚应升御中坛，即皇帝位。
这里提到的符瑞、征祥，就是像师懽所献的黑兔之类的东西，各地争着制造这些符瑞，日月相继地送到石勒面前。这是基于汉代就已盛行的天人感应思想，王莽禅代时做了第一次大规模运用，此后王朝“禅让”之际，都成为标配的程序。越是对自身合法性不自信的统治者，比如孙吴末代君主孙皓，越热衷于用这些符瑞去证明天命在己。石虎当上“大赵天王”后，有人在武乡获得一枚玄玉玺，方四寸七分，龟纽金文，送到邺城。夔安等大臣趁机劝进：
大赵水德，玄龟者，水之精也。玉者，石之宝也。分之数以象七政，寸之纪以准四极。昊天成命，不可久违。辄下史官择吉日，具礼仪，谨昧死上皇帝尊号。
简直严丝合缝，天命是不是表达得太直白了呢？原来这枚玉玺是在石弘统治期间，石虎专门制造的。虽然在夺位过程中没用上，仍不妨在之后来个锦上添花。
然而符瑞谶纬之类为前代华夏君主所惯用，其虚伪性也并不全然是秘密，关键是并不能正面回应胡人能否为天子的问题。此时流行的另一个说法正可补充这一漏洞。继王浚、刘琨之后，石勒最后消灭的西晋北方遗臣是邵续。当石季龙将邵续俘获送到石勒面前时，勒命徐光责让他为何负隅顽抗不早归顺，“以夷狄不足为君邪？”邵续敏锐捕捉到了此中机锋，在一通常规的忠臣事主无二心的解释之后，说道：
周文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帝王之兴，盖惟天命所属，德之所招，当何常邪。伏惟大王圣武自天，道隆虞夏，凡在含生，孰不延首神化，耻隔皇风……
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古代华夏最伟大的圣王都能出于四夷，谁还能说胡人不能为天子呢？这真是打破天命观之华夷壁垒的绝佳论证。无独有偶，在石勒之前，304年刘渊决定自立建国时，就向群臣说过“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稍后慕容廆也说过同样的话。士族渤海高瞻降于廆，却不愿接受官职，慕容廆对他说明自己的志向是匡复晋朝帝室，收复二京，接着说：
君中州大族，冠冕之余，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何如耳，岂以殊俗不可降心乎。
三份如出一辙的论证说明，这一说法在彼时确实一定程度流行着。稍往前追溯，在刘渊之前，这样的话已出于西晋时期的华谭之口。华谭原为孙吴人，晋灭吴之后到洛阳做官，屡屡受到中原士族的歧视。华谭在秀孝对策中拔得头筹，博士王济却嘲笑说：“君吴楚之人，亡国之余，有何秀异而应斯举？”谭答曰：
秀异固产于方外，不出于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贝，生于江郁之滨。夜光之璞，出乎荆蓝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于东夷，大禹生于西羌。子弗闻乎？
三国分立之时，在宣传当中，中原的魏晋政权常常将吴、蜀称为蛮夷，以此解决大一统尚未实现的尴尬。此前吴蜀人士对这一攻击的反驳，都是在证明本地名列东汉十三州，绝非王化禹域之外。惟华谭采取退步反击的策略，就算吴是蛮夷之地又如何，文王、大禹还不是出于东夷、西羌？这段对话在当时可能广为人知，正在洛阳当质子的刘渊一定有所耳闻。追根溯源，此说最早见于西汉初年陆贾的《新语·术事》，先秦文献中说文王生于西夷是主流，《新语》的东夷说比较小众，何以在西晋十六国时如此流行，也是很有趣的问题，为免过于枝蔓，这里就不讨论了。
获取天命的办法还有很多，比如占领前代王朝的都城，尤其是洛阳城。洛阳是东周、东汉、魏、西晋的都城，又戴着天下之中、周公营建的光环，此时已是无可置疑的神圣之都。十六国政权积极争夺洛阳，东晋的北伐也常以收复洛阳为主要目标。（参看胡鸿：《天下之中的苦乐悲欢》，收入耿朔、仇鹿鸣主编《问彼嵩洛：中原访古行记》，中华书局，2019年）321年，即石勒称赵王的第三年，便下令在襄国“拟洛阳之太极，起建德殿。”又“徙洛阳铜马、翁仲二于襄国，列之永丰门”；四年后再“命徙洛阳晷影于襄国，列于单于庭”；在正式称帝的331年，又起明堂、辟雍、灵台于襄国城西，这原是汉晋洛阳城南郊礼制建筑的三件套；至此仍觉不够，甚至有移都洛阳之意，先命洛阳为南都，设置相应的官署。搬运洛阳的帝都旧物，似乎就分享了洛阳的正统性，这与秦始皇搬运九鼎异曲同工；对于无法搬运的宫殿、礼制建筑，就仿而造之；得陇望蜀，最终还是难以抵御定都洛阳的诱惑。洛阳就像一块饱含正统性的磁石，时刻吸引着那些对天命不够自信的北族君主，直到496年，北魏孝文帝终于完成这一近二百年的集体夙愿。
在塑造正统性的武器库中，“历史”从来不会缺席。石勒不识字，却并不缺乏历史感。319年，石勒称赵王之后的第一批命令中，就包括：
命记室佐明楷、程机撰《上党国记》，中大夫傅彪、贾蒲、江轨撰《大将军起居注》，参军石泰、石同、石谦、孔隆撰《大单于志》。
上党公、大将军、大单于是石勒从匈奴汉国先后获得的官爵，到后期是三者兼任的，分开撰述他在不同身份上的作为，以合成一部完整的建国史，充分显示了他对修史的重视。赵国建立之后，日常记注和国史撰述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后世所见《十六国春秋》和《晋书·载记》中英明神武的石勒形象，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史臣“润色鸿业”的结果。
除了在乎自己高大的历史形象，石勒大概确实也是一个历史爱好者，如果他有一个偶像，那估计就是刘邦。不少人都知道《世说新语·识鉴篇》中的故事：
石勒不知书，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刻印将授之，大惊曰：“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
在基于石赵国史的《晋书·载记》中，又补充说“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用耳朵听书学习历史，石勒倒是今日诸多音频课爱好者的先驱。他最爱听的，大概就是刘邦建立汉朝的故事。这也不难理解，从布衣到天子，没有贵族背景，没有血统凭借，没有家族支援，与石勒如此相近的前任帝王，仅刘邦一人而已。崇拜也好，借鉴也罢，刘邦的故事石勒一定听得滚瓜烂熟。所以我们看到，刘邦特意给素所不快的雍齿封侯，石勒也找来少年时为抢沤麻池经常与他打架的李阳，拜官赐宅；石勒回到故乡武乡，发令免除其赋役，令文开头就说“武乡，吾之丰沛”；第三次攻下邺城时曾征辟一位西晋遗臣赵彭，拟任魏郡太守，赵彭婉言拒绝，石勒默然不快，气氛顿时紧张，谋臣张宾赶紧说赵彭“以将军为高祖，自拟于四公，所谓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将军不世之高”，于是石勒大悦；石勒妻刘皇后，本为匈奴后部人，曾袖剑手斩反臣，史书便说她“有吕氏辅汉之风”。明白了这些，便更好理解那段石勒自比古代帝王的著名故事：
勒因飨高句丽、宇文屋孤使，酒酣，谓徐光曰：“朕方自古开基何等主也？”对曰：“陛下神武筹略迈于高皇，雄艺卓荦超绝魏祖，自三王已来无可比也，其轩辕之亚乎。”勒笑曰：“人岂不自知，卿言亦以太过。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当在二刘之间耳，轩辕岂所拟乎！”其群臣皆顿首称万岁。
遇到刘邦，就北面而事之，与韩信彭越争做开国功臣；遇到刘秀，与之并驱逐鹿，尚不知胜负如何。所谓“在二刘之间”不过是谦辞，石勒内心之中，其实早已自比于刘邦了。
无论举文王大禹，还是向往洛阳，抑或自比刘邦，合法性的论证仍然没有跳出两汉魏晋以来的华夏政治文化，华夷秩序的魔咒仍在其中，无法完全解除。在十六国时代，这一问题近乎无解。然而正在此时，变化的契机已经悄然出现，那就是佛教日渐加速的传播及其对政治的介入。后赵时期，佛教在中国北方已经有相当程度的流行，石赵治下的百姓营造寺庙，相竞出家。于是，石虎下令料简，将不合法的出家者变回国家编户，引起一场朝堂上的争论：
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汉代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今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遵典礼，其百辟卿士下逮众隶，例皆禁之，其有犯者，与淫祀同罪。其赵人为沙门者，还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季龙以澄故，下书曰：“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
当大臣祭出华夷之防，将佛作为“外国之神”加以反对时，石虎敏锐意识到其中的问题，一反此前的态度，在诏书中他不仅承认“出自边戎”，而且肯定“佛是戎神，所应兼奉”，从此夷、赵百姓事佛便成为合法行为了。石赵国祚短促，佛教在政治中的作用未及发挥。此后，历十六国至南北朝隋唐，佛教日渐兴盛，成为“征服中国”的第一信仰，跳出华夏天命话语的佛教王权观，诸如转轮王、菩萨皇帝等，也成为皇权合法性论证的新途径（参看孙英刚《转轮王与皇帝：佛教对中古君主概念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11期）。胡人可为天子乎？旧问题终于有了新的答案。当然，这个答案，石勒永远不会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