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章武二年（222年），刘备攻打东吴孙权，气势强劲。孙权求和不成后，决定一面向曹魏称臣，避免两线作战，一面任命陆逊为总指挥率军应战。
最终，陆逊在夷陵一带“火烧连营”大败蜀军。刘备撤退至白帝城病倒。夷陵之战的惨败，是蜀汉继关羽失荆州之后，再一次实力大损。
“白帝城托孤”，刘备在万般无奈下将江山托付给诸葛亮，且还弄了个李严来制约他。虽然罗贯中大肆渲染了君臣之情，患难之义，但是熟读正史的人都应该明了，其实，正是刘备的一意孤行导致诸葛亮失去了统一天下的前提条件，直接破坏了当初的战略构想。
诸葛亮难道不明白这一点么？明白，但是无能为力。尽管，赵云、马超都可以算是诸葛亮的左膀右臂，但是不能掌握军事实权的他们，一直也被排斥在核心决策圈以外。当然，诸葛亮在掌权后不重用马超似乎也是一个败笔。
蜀汉也后继无人，不管是杨仪还是魏延，包括马谡，也都是阳奉阴违，关键时刻总是坏事。而且，同时期的无论魏国还是吴国，其国力和稳定都是压倒性的超过蜀国的。
我以为，诸葛亮也许也知道“天命”未必在蜀汉，但其仍然逆流而上，我想，这是一个心怀国家和民族的知识分子的气节与胆识吧？！
鲁迅先生曾评（《三国演义》）曰：“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见于《中国小说史略》）。但诸葛亮不是神，更不是算命先生。他知道灭不了曹魏，但依然要去做这件事，这叫情怀。有些事业注定失败，却赢得了人生。
应当讲，刘备人生的重大拐点，甚至也是三国历史的重大拐点就是白帝托孤了，因为，自此后，诸葛亮实际掌握了蜀汉的大权。真正的“三国鼎立”（我亦称之为“后三国”时代）的时代来临了。
当然，对于刘备而言，这个拐点拐的猛了点，拐完之后就一命呜呼了。那么当时的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尤其是在夷陵新败，蜀汉元气大伤之后。真的是像《三国演义》里写的那样君臣一体、上下同心吗？
有时候信心与希望确为人生之动力，但是绝望却往往能给人带来警醒与顿悟。
刘备一直以来是很有自信的，无论是对于“除贼扶汉”还是有朝一日能够自立为王，相信他一直是心怀希望的，而事实也是如此，但是，在得了荆州之后，有些事开始慢慢发生微妙的变化。
那就是帝王欲越来越膨胀，他自己也越来越像是一个帝王了。我们说，古往今来一旦得势的君王最容易犯的毛病其实都差不多，那就是刚愎自用。在关羽，张飞接连身故之后，刘备其实越来越孤独，赵云弃之不用，对于诸葛亮也是若即若离。
他似乎越来越自信了，自认为可以一战而天下定，其实给关羽报仇那都是虚的。可惜的是，历史的大势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毫无悬念的败了。
而且是一败涂地，到了“危急存亡之秋也”的境地。此时的刘备终于梦醒了，也绝望了。
实际上，白帝城不是托孤，而是真的是把蜀汉交给诸葛亮了，不管是万般不舍也罢，还是不得已为之也好，总之，再无第二条路。那么，刘禅呢？想必，刘备早就有所安排了，或许没有告诉诸葛亮。但是，父子连心，刘禅懂的。
所以，自此以后，大小政事“咸决于亮”，刘禅只是忠实的当好他的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后人很多的评价是刘禅是扶不起的阿斗，其实不然。
“虚君实相”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政治体制，当然，前提是宰相不篡权，二者也不会争斗。而刘禅与诸葛亮两人恰好就很默契的做到了。所以，蜀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至于诸葛亮死后，刘禅的腐化堕落那就另当别论了。
所以，“白帝托孤”可以说，结束了刘备与诸葛亮的君不君、臣不臣的暧昧关系，而真正开启了孔明与刘禅的“君明臣忠”的鱼水时代。
但是，在三国时代刘备未得其时，“后三国”时代诸葛亮则未得其势，且大将魏延最后被冤*，蜀汉也终遭首先自取灭亡的命运。
魏延，字文长，义阳平氏（今河南桐柏县）人。刘备入川时，魏延因数有战功，升为牙门将军。刘备攻下汉中，拔为镇远将军、汉中太守，成为独当一方的大将，镇守汉中。
刘备称帝后，拜镇北将军。随同诸葛亮北伐，曾在阳溪大破费瑶和郭淮。
多数人可能认为魏延是个叛将，最后被诸葛亮死后还设计斩*，其实这里面是有很多的误会和曲解。魏延可以算是三国时期蜀汉的名将。
刘备对其十分赏识，派魏延守汉中十年，之后又屡次随诸葛亮北伐，也有功绩。期间魏延多次希望亲自率领万余精兵从子午谷快速赶到长安，一举拿下潼关，而诸葛亮大军出斜谷进兵长安，两军异道会师于潼关。
诸葛亮认为此计过于凶险且难以成功，故弃而不用。史称“子午谷奇谋”。因计策被拒后，魏延后来可能总是觉得有些“怀才不遇”。又与长史杨仪不和，诸葛亮死后，在回军成都时，两人矛盾激化相互争斗，后魏延败逃被马岱所*。
刘备也算是一个识人善任的人，比如马谡，他在死前就预料到此人不可大用。但他是很信任魏延的，所以才将守汉中的重任交给他。而魏延也在地方上步步高升，有资历，有战功，逐渐成为独当一方的大将，后期也是诸葛亮手下最为得力的猛将，尤其在关、张、赵都死了以后，后蜀汉时代真的再找不到这样的将领了。
当然，子午谷这个战术究竟好不好我不作赘述，有人认为诸葛亮过于谨慎是失策，错过了绝好时机；也有人认为，诸葛亮不采用的原因是根本不打算攻打长安，他的目标应当是先取凉州，然后逐步蚕食曹魏。
从战略上讲，这很有可能是为数不多的蜀汉可以翻盘的机会。诸葛亮始终没有采用这个计谋也许自有考虑，但的确也可以看出魏延是一个有谋略的将军。
《三国演义》里写到魏延投诚刘备时，当时诸葛亮就说他脑后有反骨，此人决不可用，让刘备*之。这纯属扯淡，《三国志》中没有记载，而且之后刘备、诸葛亮对魏延也一直都是信任有加。
魏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应该是能力强，位高权重，深得信任，难免有些脾气，当然也可能是天性使然，总之不太好相处。估计得罪人也不少，不过有一个人极为关键。
这人就是杨仪，这人是没什么真本事的，是诸葛亮的参谋长。可以说是类似于马谡这样的，纸上谈兵之辈。所以他骄傲自负，不能容人。诸葛亮也是时常为这二人头疼。那么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死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这里我想先说说诸葛亮的识人一向是有问题的，也许这是诸葛一生都无法抹去的败笔。或者说，至少在军事上的用人他并不像《三国演义》里描写的那样神乎其神。诸葛亮死后杨仪凭什么能够领导中军，让魏延断后？而且在杨仪污蔑魏延造反的时候，身处成都的继承者蒋琬还能相信杨仪的说法。这都很让人不解。
《三国志》里的记载是，没有安排魏延参加军事会议，诸葛亮只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魏延不听调度大军就自行。似乎是不太信任魏延的意思，但是又有点牵制杨仪的意思。
事实上，杨仪最后之死也是显出了一些反意的。且他在政治失意时曾向费祎吐槽过降魏的想法。
当然真实的五丈原撤退究竟是怎样的至今众说纷纭。我想一方面可能诸葛亮没有预料到这次北伐自己的病重而亡，很多事情是应急的安排，没来得及考虑细致；二是诸葛一死，四川本土派渐渐上位，政治格局变化，魏延这样的人实际是失去了诸葛亮的保护，他也再无施展其军事才能的机会。
所以宁得罪君子勿得罪小人啊！尤其是费祎，明里支持杨仪的退军安排，暗里也与魏延虚与委蛇，回朝后却又向蒋琬告密杨仪的吐槽。
最后杨仪也是斗不过蒋琬自*身死。可惜像马岱，姜维这样的真正掌兵的也沦落为朝廷争权夺利的附庸，那么就可悲了。当然，后期姜维虽然继续忠诚执行了诸葛亮的北伐事业，但是“蜀中再无大将”。
那么魏延有无失误？当然有，一则，他在朝没有较深的政治根基和势力，二则，统兵一直比较苛责军中多有不服，三则，他想在孔明死后继续北伐大业，可惜没有人能够支持他，至少是他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和实力。
客观的讲，魏延还是勇大于谋的，他到死可能都不会明白，为何同为军事家、但更是政治家的曹操赤壁战败后到死都不再南渡，如果他能够多懂一点大势，多讲一点政治，或许不会死的那么冤枉，至少不会死的那么早。
《三国志》里对他们的评价有一句：“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也”。用现在的话说，不作死就不会死。这话不仅是对魏延说的，也是对杨仪说的。所以说，魏延之死虽然很冤，但也是蜀汉衰败的前奏。
建业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南京，虎踞龙盘之地，向有帝王之气。是三国时期吴国的都城。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孙权将治所从京口迁往秣陵（今南京）。在金陵邑故址石头山（今清凉山）筑城，名叫石头城，作为驻军和屯粮之所，并改秣陵为建业，寓意“建立帝王之大业”（另一说为“建功立业”之意）。
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9月即迁都于此，称作建业，为南京建都之始。
此后，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明（朱元璋时期），南唐（五代时期），太平天国，中华民国均建都于此，号称十朝古都。然而你会发现，除了明朝（后迁都北京），其他的朝代均是短命，且都是偏安一隅的。所以，孙权或许也概莫能外吧？！
“生子当如孙仲谋”，这是曹操对孙权的评价，很是中肯。而对刘备的评价“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则更是精准，曹操十分明白将来与曹魏争天下的只能是刘备，那么孙权就被忽略了吗？
当然不是，那是因为孙权是“富二代”，他的父兄和曹，刘割据一方的时候，孙权还小，等到他们都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孙权才开始崭露锋芒。
第一次亮相就展示了其谋而好决的魄力，即赤壁之战。刚刚讨伐黄祖收了大将甘宁的孙权且还没坐稳吴侯的位子，曹操就兴致勃勃的来了。
当然，作为一个将来预备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的人来说，举国皆可投降，唯他孙权不能。所以，联合主战派的周瑜，制服了一班江东老臣，一战定鼎。这没点魄力，如果跟刘璋、吕布一般，要么昏聩无断，要么勇而无谋，岂不是早就断送了东吴的前途？
其后南征胶州（含越南北部），讨还了荆州（一部分），攻合肥，迁都建业，很有一番作为。并在这中间重用了鲁肃，并发现了将才吕蒙，其后都成为周瑜身故之后一等一的帅才，并都能在关键时候支持孙权的决策，尤其是鲁肃，充分弥补了周瑜权变的不足，很好的处理了与刘备集团的外交关系，这又显示了孙权独到的识人用人之能。
吕蒙*了关羽，也许不是孙权的本意。但是拿下荆州也是实现了东吴的既定目标。
不过，曹魏对于孙权来说似乎始终是个阴影。孙权再次征讨合肥，还是未能攻下便撤军东归。于逍遥津以北被曹魏大将张辽袭击，赖凌统等拼死保护，方得以脱险。217年春，孙权命都尉徐详拜访曹操，请求归降，曹操同意修好。
自此以后，孙权一直就只能占据江东，稳固荆州。开始了固守东南的“偏安”方略。
221年，曹丕称帝后，孙权便遣使请求成为魏的藩属，并将降将于禁等送回北方。曹丕册封其为吴王、大将军、领荆州牧，节督荆、扬、交三州军事。同年，刘备兴兵讨伐。孙权果断任命39岁的陆逊为大都督，迎击刘备，于次年的夷陵之战中大破蜀军。
在此前后，孙权虽与曹魏还有过交战，并三度征江夏、合肥，然都败多胜少。229年，此时距离曹操已经去世近十年，刘备去世六年，连曹丕都去世三年了，47岁的孙权终于称帝。
看看，多么能忍能扛，只要能够保住江东和自己的权柄，他可以一会曹贼一会曹公，不计个人荣辱力保大局，直至把所有前辈都熬死了。
司马懿说，“诸葛一生唯谨慎”，我观孙权也是如此。但他不是保守的谨慎，而是事情不到最后他都能引而不发的能力。如此能沉得住气的孙权，不愧为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级人物。
然而，孙权的晚年犯了两大错误，一是交接辽东的公孙渊是一招臭棋，不但没能南北夹攻曹魏，反而太子孙登意外身亡，这是对孙权的很大打击，至此，战曹不胜成为梦魇，到死伴随着孙权左右。诸葛恪也难以和之前的诸位统帅相提并论。故此，第二大错误开始了，这就是“两宫之争”。孙权先废孙和，又赐死孙霸，其后改立孙亮为太子。
此后政局变乱更迭，罗贯中云：“乱贼诬伊尹，奸臣充霍光。可怜聪明主，不得莅朝堂。”东吴败象日重，直至孙皓继位，骄奢淫逸民怨沸腾，279年，司马炎灭吴。这时距离孙权死后仅27年。
当然，我们不能用曹操的雄才来揣度孙权，鄙视他的军事才能和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本领；亦不能用刘备的老谋深算来对比后蜀汉时期能够有诸葛亮辅政的刘禅，少有*戮的相对和平。
只能说，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守成之路上，孙权略不输曹操，谋不弱诸葛，堪称贤主。只可惜他生错了时代，又是偏安东南，所以难成一统之大业。尤其是，孙权的内心，其实是柔软的，权谋的背后，实际上是渴望和平的。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见于辛弃疾词《南乡子》）
263年，司马懿之子司马昭派钟会、邓艾、诸葛绪分兵三路征伐蜀汉，与蜀汉大将姜维发生拉锯战，钟会被挡于剑阁。邓艾避开姜维大军的锋芒，抄阴平小路直取涪城，进逼成都，蜀汉后主刘禅投降，蜀汉灭亡。
泰始元年（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迫曹魏末帝曹奂禅让而称帝，建立晋朝，史称西晋，仍定都洛阳。太康元年（280年），晋武帝司马炎大举伐吴，孙皓投降，东吴灭亡，三国时代结束。
司马懿（179年—251年），字仲达，河内郡温县（今河南温县）人，三国时期魏国权臣、政治家、军事谋略家。西晋王朝的奠基人，东汉京兆尹司马防次子。
曹操进位魏王后，以为太子中庶子，辅佐曹丕，帮助曹丕夺嫡成功，迁黄门侍郎。
曹丕称帝后，拜抚军大将军。曹丕临终托孤，联合曹真、曹休、陈群成为辅政大臣，辅佐魏明帝曹叡。屡迁骠骑大将军、大将军、太尉等重职，封为舞阳侯。抵抗蜀相诸葛亮北伐，远征平定辽东地区。
景初三年（239年）正月，魏明帝去世。齐王曹芳继位，年仅八岁，司马懿乃与大将军曹爽一起接受遗诏辅佐少主。曹芳即位后，拜为大司马（太傅）。受到曹爽排挤，没有实权。
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趁曹爽护送曹芳前往高平陵祭祀时，起兵发动“高平陵之变”，控制京都洛阳，粉碎朝中亲曹势力，掌握大权。嘉平三年（251年），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三岁。
《军师联盟》这部戏拍的不错，拍出了一个较为真实的司马懿，但是吴秀波还是演的太正了，相较于于和伟的曹操，有点成了配角。但是从历史真实来看，司马懿也何尝不是时代的配角呢？
可是，其孙司马炎却建立了西晋，一统乱世，这就不得不让人思考了，司马氏究竟何德何能，竟能灭蜀吞吴，后来居上？
“后三国”的纷争，自曹、刘之后就已经从军事力量的较量，转而成为政治局势的博弈了。此处，请忽略诸葛亮的“六出祁山”，曹家除了收回辽东、拓展河西，和孙刘就没打过什么大仗了。
而司马懿也谈不上是一个军事家，但他善守，能忍，也能识时务、顾大局。所以自曹丕上位之后，司马氏渐渐的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
其父司马防有八个儿子，司马懿是次子，司马家号称“八达”，是一个庞大的宗族，也是士族（门阀）的代表人物。
曹丕代汉自立，实际上是取得了以司马懿和陈群为代表的士族（门阀）的支持，这是一种政治交换。而在此之前，曹丕的不受待见，却让司马懿认为是机会，力挺其上位，也因而获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和权力。
为何司马懿要投资曹丕，因为司马懿在曹操那不受信任，也因为当时有荀彧、程昱这些顶级谋士，还轮不到他出谋划策。而且曹操何其精明，早就看出司马懿的“反骨”了，可是他却不在意曹丕对其的倚重，为何？
因为，从头到尾曹操就没打算传位给曹丕，先是长子曹昂，早年战死；后是幼子曹冲，又不幸夭亡；最后希望传位于曹植，但是无奈那个杨修太“鸡肋”，曹植也是一个“阿斗”。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了。
曹丕早有帝王之志，也是最能和汉臣遗老们走得最近的，但是他却无帝王之能。又为何？
他心中压抑的怨恨太多了，也太注重情感，而且三国鼎立，曹丕即使称帝能做的也不过是政治平衡和妥协，很难定鼎天下以及如其父一样逐鹿中原。所以司马懿早早地看准了这一点，也早早的埋下了代魏自立的种子。
可惜，天不遂“人愿”，曹丕、曹睿也都不是昏君，曹氏宗亲也不全是无能之辈。不过，坚持就是胜利，三十年后，幼主曹芳继位，司马懿及其子司马师、司马昭开始执掌大权，终于又在数年后，最终发动兵变，取而代之。
司马懿笑到最后了么？当然，代魏之时他也死了，那是他儿孙的事了。也许，伺候了曹家四代君主的他也算是够意思了。但是，他也是历史轮回的产物。魏末名士嵇康就给出了答案，宁可被司马昭腰斩，也不愿意与其合作。
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司马懿和曹操是一类人，都无形中成为了一个王朝的奠基者，但是结果却都事与愿违，因为，西晋不过存在短短四十年就灭亡了。
但是司马懿非曹操那样的真英雄，曹操没想当皇帝，但却想一统天下；司马最多可算是乱世枭雄，还是一个特别能忍会装的。以至于到了七十岁，才能真正的扬眉吐气的干点自己想*事。什么事？
不过还是权谋那点事呗！“大军师”嘛！
从这一点上讲，老谋深算的司马懿其实是成就了曹操的儿孙曹丕和曹睿，曹丕作为开国之君，虽短暂执政七年，但是却能锐意进取，并以江山和后世相托司马懿，至少是对得起江山，也对得起朋友了。
而司马炎及其身后的汉人士族（门阀）们，却在其后的两晋南北朝三百年里继续着乱世争雄、血流成河的套路，间接导致“五胡乱华”后汉民族几乎亡国灭种。这不得不说，司马氏又成为变治为乱的始作俑者。
曹操若是还活着，肯定会指着司马懿的鼻子大骂：孤的江山一统，孤的不拘一格，孤的前卫思想，就被你们这帮孙子又轻松打回原形了。还好，三百年后杨坚出现了，算是替曹家完成了梦想。
《晋书·阮籍传》有云：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阮籍是魏晋时期的大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他容貌英俊，性格狂傲，志向宏大，学识渊博。生活中，他按老庄哲学思想处世，顺其自然，不拘小节。有时他一连几个月关门看书；有时又出外游山玩水，多日不归。
他不仅诗歌文章写得好，还善于弹琴唱歌，并酷爱饮酒。阮籍对当时朝政的腐败深为不满，常与嵇康等人在竹林里一边饮酒，一边批评朝政。
他看不起专权的司马氏集团，对于没落的曹氏傀儡政权也不屑。即使朝廷召他当官，他也推辞不去。一次，阮籍登上广武城（今山西山阴县境内），观看当年楚霸王项羽与汉高祖刘邦交战的遗址，叹息说：“一个时代没有英雄，才会让小人成名”。
阮籍推古思今，对比当年刘邦、项羽、张良、韩信逐鹿天下的时代，认为他自己所处的时代没有英雄人物，以至于让一些小人之辈成了当世的名人。
我以为任何历史也都是当代史，不是世间没有英雄，而是很多真正的英雄都被时代掩藏了，或者说真正的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往往难以实现自身的目标，反而让那些会投机钻营、所谓识时务的人占据了上风。
汉（三国）、晋之际的文化、学术思想也发生了剧烈的大变动，主要受传统思想的衰落、变化及政治斗争有关，前者成份居大。
由于东汉晚期政治败坏，局势混乱，曹操与诸葛亮分别采用了名家或法家的思想来恢复社会秩序。曹操提倡赏罚严明，主张法治。提出了“用人唯才”的观念，打破以门第或名教的标准来选拔人才、治理国家。
诸葛亮也提倡法治观念，入蜀后修明法制，执法公平。提出“治国之要，务在举贤”的主张以任才适用。他尤其重视军法，如街亭之战，马谡违反军令而被斩（“挥泪斩马谡”），他也自贬三等。
汉末魏初的名、法思想的抬头与传统礼教的碰撞，为此后魏晋“玄学”思潮的兴起提供了基础，使清流士大夫（称“名士”）基于政治黑暗的无奈和愤慨，逐步将焦点也由名法的具体问题转向了玄学的思辨。
经学方面，汉末郑玄之经学已甚受推崇。然而在魏晋之世，王肃继承父学而注经，其对经学的见解又与郑玄不同，遂有郑、王两派互相PK。曹魏末年，司马氏改朝换代，社会矛盾尖锐，使得处于代际之交的知识分子之思想趋向反动、消沉而无出路。
倾向曹氏者多是失势士子，采取“清谈”方式批评政治，主张自然，大谈玄学。倾向司马氏者，则主张维持名教，使儒林渐起分化。因晋武帝司马炎为王肃的外孙，“王学”遂被立为官学，一时黜郑扬王，使王学成为“儒学正宗”（即“名教”）。
三国、魏晋时期最突出的文化思想为玄学（打破“名教”，它是在经学衰落的基础上，由黄老之学发展而来，也称“新道家”，是汉末魏初的“清谈”直接演化的产物）。其基本教义为《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玄学家好谈玄理，不谈俗事，称为清谈，始于东汉末年“清流”与“浊流”之争，流行于魏晋。
玄学家认为一件事情需要理解其背后原理的“本”方能了解平常所见表象的“末”，进而提倡“以本统末”的理论。又视“本”为“道”，类比为没有形体的“无”（原理、趋势），视“末”为实际现象的“有”，并认为“万物生于无”。
司马炎建立西晋之后，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他们把“玄学”焦点又由思辨转移到人生问题上（也受到佛学的影响）。所谓“薄汤武而非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见于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当时政治黑暗，司马氏压抑士大夫，并以崇尚名教自饰。嵇康等人遂将矛头指向儒学（经学）与名教的礼法、教化是压抑人性且虚伪，而强调人性的解放与自然、真诚。
他们也带头实现这个理论，形成了一股解放个性、抗争上层、“放荡不羁”的风气。实际上，是在汉末魏晋这样的一个权力更迭、政治黑暗的特殊时期，“山雨欲来风满楼”，所形成的一种知识分子的觉醒与呐喊，这种气节与见识，被鲁迅先生称之为“魏晋风度”（见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到了两晋期间，清谈之风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权的达官显要也大谈玄理，呈现了一批以王衍与谢安为代表的，在世又欲出世的权贵型“名士”（门阀豪族）。但这样的“清谈”早已变味了，大多是附庸风雅（尤以石崇为代表的“金谷24友”，虽负有文坛盛名，也堪称腐烂奢靡）。也故而催生了两晋之际独有的“隐士”阶层，不少既不愿意趋炎附势又不甘沉沦的“士”，则归隐田园，诗酒度日，以大书法家王羲之与田园诗人陶渊明为代表。并影响后世千年。
在历史风云诡谲的荡涤之下，不论是经学名教、“玄学”，还是“魏晋风度”，最后，都不可避免的趋向于“夸夸其谈”、“不干正事”，统一后的西晋举国也迅速的沉浸在纸醉金迷、奢侈腐败的气象之中，而统治集团的内部倾轧与尔虞我诈仍旧继续，最终也酿成了西晋建国不久就爆发的“八王之乱”。
司马懿苦心经营了五十年，留给儿孙们的西晋江山，不过37年（以灭东吴，结束三国为标志）后，就走向了衰亡之路。在西晋“衣冠南渡”前后，“五胡乱中华”，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持续三百余年的“大内斗”、“大屠*”、“大分裂”来临了！
张锋编撰 己亥立夏写于启东翠彧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