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蒂芬·比德尔，翻译/赵丁琪 校对/郭涵】
一系列先进技术在乌克兰战争中得到应用，从远程遥控的无人机到天基监视系统、精确制导武器、高超音速导弹、手持式干扰机、人工智能、通信网络等等。许多人认为，这种配置正在改造战争形式，无处不在的战场监视系统与新型致命武器相结合，即将淘汰坦克等过去时代遗留的武器系统，并使大规模进攻行动等传统战术变得不切实际。
正如军事分析家大卫·约翰逊（David Johnson）形容：“我相信我们正在目睹军事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防御作为战争决定性形式的重新崛起。”军事战略家托马斯·哈姆斯（T. X. Hammes）表示，在乌克兰使用的无人机、人工智能和商业技术的快速应用正在打造“一场真正的军事革命”。前谷歌首席执行官兼五角大楼顾问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认为，乌克兰的现状说明，“无人机将主宰未来的战争，并决定胜负”。
但在很多方面， 这场战争看上去却似曾相识——徒步行军的士兵艰难穿过泥泞的战壕，这场景更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非“星球大战”（Star Wars）。战场上布满了二战时期常见的雷区、如同月球表面般的弹坑，可能让人误认成1917年的佛兰德斯。常规火炮已经发射了数百万枚非制导炮弹，数量多到令俄罗斯和西方的军工生产能力捉襟见肘。程序员聚精会神地开发军用软件的照片，下意识地让人回想起1943年工厂车间大规模生产常规弹药的照片，唯一缺少的就是当代“铆工罗茜” （Rosie the Riveter）的形象。
这便引出了一个问题，乌克兰战争与过去的战争究竟有何不同？现代尖端技术如何同遥远过去的遗产共存？答案是，尽管乌克兰战争中使用了一部分新武器，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产生与过去战争不同的效果。军队总有办法适应新威胁，乌克兰交战双方采取的反制措施极大降低了新武器、新装备本应产生的影响。结果是，从很多方面来看，这场战争更像一场发生在过去而非想象中高科技未来时代的战争。
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的无人机 图自：塔斯社
美国的国防规划者应该明白，乌克兰战争并不能代表一场经常被预测会发生，但不知何故却从未真正到来的“新军事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政策制定者和分析人士应该仔细研究乌克兰发生的事情，但不应期望其发现会推动美国军事战略的重大变革。相反，正如过去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通往未来的最合适情形将是渐进而非结构性的转变。
评估新武器在乌克兰使用效果的方法之一是检视它们所造成的伤亡。那些认为乌克兰战争引发了新军事革命的人通常认为，新的监视技术——比如将无人机与精确制导武器相结合，极大地增加了现代战场的致命性。然而，俄罗斯和乌克兰武器在这场战争中实际造成的*伤（而不是潜在*伤力）与之前的战争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更低。
以坦克的损失为例。支持“新军事革命论”者将乌克兰战场上大量的装甲损失当做坦克面对新的致命、精确反坦克武器即将过时的关键指标。乌克兰战场上的装甲力量无疑遭受了严重损失：俄乌双方开战时保有的坦克数量已经损失了一半。战争刚爆发时，俄罗斯约有3400辆现役坦克。但在战争的前350天里，其损失介于1688辆（根据开源统计网站Oryx通过照片验证的数字）到3253辆（乌克兰国防部声称的数字）之间，也就是50%到96%的损失率。乌克兰在战争爆发时部署了约900辆坦克，在最初350天内至少损失了459辆（Oryx公布数字），损失率在51%以上。两国都在生产或启用封存中的坦克作为补充。尤其是俄罗斯，已经将大量封存中的旧式坦克投入现役。另外，有些损坏的坦克也可以经修复后重返战场。所以，尽管战线上的装甲部队规模并没有大幅缩减，但显然还是有不少坦克已经损失。
然而，对于一场大规模战争来说，这种损失率并非特别严重。1918年亚眠战役期间，英国在短短四天内损失了98%的坦克。1943年，德国坦克的损失率为113%：那一年损失掉的坦克比德军年初时拥有的数量还要多。1944年，德国损失的坦克数量为年初拥有的122%。苏联在1943年和1944年的坦克损失率同样非常高，分别为109%和80%。在诺曼底战役的一次战斗（1944年7月的古德伍德行动）中，英国登陆欧洲的装甲部队在短短三天内的战斗损失就超过30%。然而，很少有人认为坦克在1918年或1944年已经过时。
接下来看看飞机的损失。有人认为，现代防空导弹对传统有人驾驶战机的*伤力非常大，以至于这些飞机也将被送进历史的垃圾堆。和坦克一样，乌克兰战场的空军损失也十分惨重：近一年半以来，乌克兰空军损失了至少68架飞机，超过战前机队的三分之一；俄罗斯空军在开战前的库存为2204架军用飞机，战斗中损失了超过80架飞机。
然而，这种程度的损失并非毫无先例。1917年，一名英国菜鸟飞行员在战场上的预期存活时间只有11天。1943年，德国空军损失了年初保有飞机数量的251%；1944年的损失率则更高：仅上半年就损失了相当于1月份数量的146%。苏联在1943年的飞机损失率为77%，1944年为66%。然而，很少有人会说，在1917年或1943年，有人驾驶飞机已经成为过时的武器了。
一台在普洛霍罗夫卡被击毁的德军豹式坦克
再来分析一下大炮。至少自1914年以来，大炮在主要战争中造成的伤亡超过了其它任何武器。现在有一些观察家认为，乌军80%到90%的人员伤亡都是由火炮造成的。许多关于乌克兰战事的报道都描绘了这样的场景：两军使用无人机发现敌方目标，然后利用通信网络迅速传递信息，引导炮兵进行精确打击。当然，乌克兰战场上并非所有火炮都是精确制导的；绝大多数双方发射的炮弹都相对老旧。但将非制导炮弹与新型无人机侦察及快速定位系统相结合，往往被描述为乌克兰战争带来的一种新颖且意义深远的战术形式。
然而，如果假设俄军85%的人员伤亡也是由乌克兰炮兵造成的，俄罗斯在战争第一年的伤亡人数多达146820人（乌克兰国防部的数字），而根据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估计，乌军在战争第一年共发射了约165万发炮弹。那么在这段时间内，乌军在无人机配合下的制导与非制导火炮平均每发射100发炮弹会造成约8名俄军伤亡。
这一比率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水平，但并没有高出多少。历史学家特雷弗·杜普伊（Trevor Dupuy）估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约50%的人员伤亡是由火炮造成的，也就是说，平均每发射100发炮弹将造成约3人伤亡。在一战中，每发射100发炮弹约造成两名士兵受伤或死亡。因此，自1914年以来，每百发炮弹致伤亡人数以每年0.05人的幅度增长，是一段持续、几乎线性的增长趋势。炮兵在乌克兰造成的伤亡看起来更像是这一长期趋势的延伸，而不是一种相对过去时期的革命性飞跃。
当然，制造伤亡只是战争的一个要素，军队还需要攻占与坚守阵地。许多“革命论”支持者认为，相较历史经验，新装备改变了乌克兰战争中进攻与撤退的模式。这种观点认为，当代新式致命武器使进攻行动的代价过高，从而开创了防御主导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进攻方夺占阵地的难度远高于过去的战争时代。
不过，迄今为止，乌克兰战争远没有陷入到以防御为主导的战场僵局。一些进攻行动确实未能取得进展，或者付出了巨大代价才能取得进展。俄军在巴赫穆特的攻势最终取得成功，但也是在付出了10个月、约6万至10万人伤亡的代价后取得的。俄军2022年的春季攻势几乎没有夺占多少领土，自2月份对乌克兰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的进攻持续了近三个月，最终才以优势兵力歼灭防守乌军，占领该城。2022年8月到9月，乌克兰在赫尔松发动反攻，连续数周陷入缓慢且代价高昂的消耗战。
但是，其他的攻击行动取得了更大、更快的效果。俄军2022年2月的首次出击虽然在许多方面执行的十分糟糕，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夺取了4.2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乌军3月至4月初的基辅反攻夺回了超过1.9万平方英里的领土。乌克兰去年8月在赫尔松的反攻最终夺回约470平方英里的土地，9月份开始的哈尔科夫反攻则夺回了2300平方英里的土地。因此，这场战争呈现的是成功进攻与成功防御交替上演的局面，而非进攻行动持续受挫的模式。而这一切——无论是突破还是僵局——都是在运用新武器装备的前提下开展的。相反，坦克等旧式传统装备在成功或失败的进攻行动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变化很难用任何由技术决定的战争新纪元来解释。
在乌克兰被击毁或遗弃的“豹2”主战坦克与“布拉德利”步兵战车
这件事与过往战争形成了重要呼应。在大众的想象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限于科技水平决定的堑壕战；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一场由坦克、飞机和无线电主导的攻势战争。这种看法促使今天的观察家们期待在乌克兰出现战争形式的划时代转变。但现实中，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遵循统一的、完全由技术决定的模式：同样的技术既被用于迅速攻占领土的进攻行动，也导致了战线几乎不会移动的防御僵持。两次世界大战在进攻成功率方面的表现差异巨大，且与装备上的差异关联不大。
例如，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主要印象，是1915年至1917年间的堑壕战僵局。然而，1914年德军入侵比利时与法国之初，尽管面临敌军现代化的机枪与大炮，却仍在四周内推进了200多英里。1918年德军的春季攻势连续三次突破协约国的西线防线，几乎不依靠坦克就占领了近4000平方英里的土地；随后上演的协约国百日攻势在大约180英里的正面击退处在开阔地形上的德军，夺取了超过9500平方英里的地区。事实上，在1918年约八个月的战斗中，有超过12500平方英里的土地易手。第一次世界大战出现了许多失败的进攻行动，但僵持并不代表战争的全貌。
相反，人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印象是坦克和闪电战。当然，无论是德军在1940年和41年入侵法国、苏联期间，还是1944年美军在诺曼底发起的“眼镜蛇”行动，都是靠大量装备坦克实现进攻与突破。但这场战争也出现了一些军事史上代价最惨重的、失败的进攻行动。1943年在苏德战场的库尔斯克战役中，作为进攻方的德军付出了超过16万人伤亡、700多装甲车辆被毁的代价，仍未突破苏军防御。1944年英军在古德伍德行动的进攻失败，被历史学家亚历山大·麦基（Alexander McKee）形容为“装甲师的死亡之旅”。1944年至1945年间，盟军对意大利“歌德防线”的多次进攻均以失败告终，且伤亡超过4万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也千差万别：它并不是一个有关进攻行动必然成功的简单且一致的故事。在乌克兰，面对无人机、精确制导武器、高超音速导弹和天基监控系统，还是出现了成功的进攻与僵持的防御战。在以上所有战争中，没有一场的结果是军事工具能事先决定的。
技术进步之所以不能在战争中发挥更大更具决定性的作用，在于它们只是影响战争结果的一部分因素。战斗人员如何使用自己的技术和适应敌人的装备，也是至少同样重要、往往更为重要的因素。
自人类进入现代以来，情况就始终如此。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武器的*伤力已经发展到足以给那些在开阔地大规模暴露兵力的军队带来毁灭性打击。早在1914年，四门75毫米*炮的一轮齐射就足以让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区域布满致命的弹片。在弹药充足的条件下，法国的M1897年式75毫米*炮可以在一分钟内发射15枚炮弹。一支军队向配备了这类武器的防御阵地发起进攻，无异于自*。即使重型坦克正面冲击现代化的反坦克武器，也会被大量摧毁：英军坦克在古德伍德撞上德军反坦克炮，德军坦克在库尔斯克冲击苏军反坦克炮提供了生动的例证。
因此，面对现代化的火力，大多数军队都会做出调整。有时，这意味着部署新工具来反制敌方的技术：反坦克炮促使各国研发装甲更厚的坦克，进而导致研发更具威力的反坦克炮，然后是更厚的坦克装甲，如此循环。乌克兰战争期间已经出现了多轮技术措施-反制措施的竞赛。例如，昂贵、精密的无人机被防空导弹所克制，这鼓励作战人员部署更简单、廉价、数量更多的无人机，它们又被更加简单、廉价的防空高炮与手持式干扰机所克制，如此循环。美国于2022年6月向乌克兰提供了使用GPS信号制导的高机动性多管火箭“海马斯”（HIMARS）系统；俄军现在定期干扰GPS信号，极大地降低了“海马斯”导弹的精度。技术反制措施在战争中无处不在，它们能较快地限制许多新部署武器的性能。
一辆被击毁的俄军坦克
但最重要的调整往往不在技术层面，而在战役和战术层面。这关乎军队如何改变他们手头工具的使用方式。一个多世纪前，各国军队为了减少暴露在敌方火力下的概率，发展出了分散、寻找掩体、隐蔽和火力压制等手段。复杂的地表地形为掩体（如山坡等无法被穿透的障碍物）和隐蔽（丛林等不透明的障碍物）提供了许多机会，但前提是军队必须高度分散，将大规模的编制改组成人数较少的小分队，允许他们融入成片的森林、建筑物内部以及不规则的地表地形中，这些地方为避开敌方火力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
数个世纪以来，各国军队通过挖掘战壕、碉堡和*工事来加强这种天然掩体的作用。截至1917年，军队发现，通过结合火力压制与“掩体到掩体”的短途冲刺，他们可以减少短暂暴露在敌方炮火范围内的伤亡，并在战场推进的过程中存活。进攻方学会了将步兵、装甲兵、炮兵、工兵、航空兵等兵种结合起来，以实现这种“火力加机动”的作战方式：步兵可以观察到隐蔽的敌军，坦克前出并发挥火力优势摧毁敌人，炮兵用火力压制掩护进攻部队的机动，工兵负责清除地雷，航空兵则从高空发动攻击并保护部队不受敌机的攻击。防御方学会了将堑壕内的部队分布到多层纵深，以迟滞进攻方的攻势。同时后方的预备兵力通过机动来增援受威胁的防御点。这些方法打破了1918年的堑壕战僵局，相关概念不断延伸，一直沿用至今。
空军与地面部队不同，不能一边挖战壕提供掩护、一边执行作战任务。但空军可以通过其他方式避开敌军火力，比如限制飞行高度与路线，避开敌方的防空系统。他们能与地面部队或其他飞机协同作战，通过短暂暴露的方式压制敌方防空火力。飞机也可以在多条跑道之间转移，减少遭受地面先发制人攻击的可能性。空军在飞行时还能降低编队密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数千架轰炸机编队组成的大规模空袭已经成为过去。随着防空武器的*伤力越来越大，空军和地面部队一样，也要通过不断调整减少自身遭受攻击的几率。
如果使用得当，这些方法可以发挥极大的作用。在没有遭受火力压制的前提下，一个BGM-71陶式反坦克制导导弹小组可以在5分钟内于2.4公里以外的距离摧毁7辆坦克。但如果遭受火力压制而被迫在射击间隙躲避和转移，这个反坦克小组的*伤率可能降低至每5分钟消灭一辆坦克，甚至更低。一个100人的步兵连在长约180米的战线上密集列队，可能会被一个炮兵营一轮齐射消灭；如果他们分散在长约900米、纵深180米的地带，步兵连面对同样炮火的损失可能不到10%。如果采用部分隐蔽手段，而炮弹又偏离了阵型中央，损失率可能会减少到5%。
分散队形也可能降低攻击这个目标的价值。一枚价值10万美元的155毫米制导炮弹用于攻击散兵坑中的两名士兵，就算得到了无人机的准确定位，也显得过于浪费。当士兵分散在战场上时，尝试用更廉价的非制导炮弹打击他们才是更经济的选择。但这样做也有弊端：火炮每次发射都有被发现的风险，因此向一个小目标发射多枚无制导炮弹会使炮手容易遭到反炮击，代价很大，收益却很小。飞越敌方防空系统的战机更容易被击落，但如果它们以低于敌方雷达探测范围的高度，从友军防线后方开火，就不容易被击落。
不过，要正确执行这些战术可能具有挑战性。如果只需固守原地，大多数军队有能力在小范围的层面执行分散、寻找掩体和隐蔽的战术。这将降低伤亡率，但如果只能做到这种程度，那么这支军队所能实现的目标也会受到限制。空军可以将活动范围限制在后方安全地域的低空，但这会限制他们对战斗所能做的贡献。
大规模夺取阵地并阻止敌人这么做，就要求部队能够组织机动预备队，协调纵深防御；在进攻作战中实现步兵、装甲兵、炮兵、工兵和防空兵等多兵种协同；在更大范围内发挥火力与机动相结合的原则——这些都是难上加难的任务。有些军队已经掌握了这些技能，有些则尚未掌握。事实一再证明，无论进攻方是否拥有坦克或精确制导武器，具备多层纵深、精心加固且得到机动预备队支援的防线都很难被突破。
卫星拍摄到俄军挖掘的前沿防线
然而，面对缺乏纵深、准备不足且缺乏后备力量支援的防线，进攻方可以通过实施大规模协同作战以及火力加机动的战术原则，轻而易举地实现突破并攻占阵地——哪怕没有装备坦克或精确制导武器。这样的案例包括1918年德军步兵取得的突破，或2022年乌军在哈尔科夫面对俄军无人机与精确制导武器时取得的战果。
新技术的确很重要，但自1917年以来，各国军队逐渐采取了反制新技术的手段，大大削弱了新技术对战局的影响。当精确制导武器用于试验场或针对高度集中且暴露的目标时，能够造成毁灭性*伤；但攻击分散隐蔽的部队时，所造成的伤亡要小得多。武器的*伤力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提升，各国军队也会作出相应的调整。比如，在19世纪，各国军队交战的战场密度大约是每平方英里2500人至25000人。到1918年，这些数字已经缩小了10倍；1945年时，又下降了10倍。1991年海湾战争时期，一支规模相当于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期间所指挥的军队，其地域分布面积大约是1815年同等数量法军分布面积的3000倍。
如果仅仅分析武器而不考虑它们与人类行为的交互，那么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更致命军事技术与更分散、隐蔽的攻击目标之间的结合，远没有带来人们预想中能够产生的效用变化。更好的工具总是有益的，西方的军事援助对乌军抵抗数量上占优的俄军也至关重要。但军事技术对战场的实际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使用者的行为。而在乌克兰战场，正如过去100年间的大国战争一样，军事技术使用者的行为相比工具本身，往往更能体现战争的走势。
尽管乌克兰战争中出现了大量新装备，却尚未带来革命性的结果。基于历史标准，这场战争的伤亡率并非特别高。乌克兰境内的进攻方有时能够推进，有时无法推进；并没有出现一成不变的僵持防线。面对新出现的致命武器，今天在乌克兰的作战人员采取了与他们先辈同样的回应方式：一方面运用技术反制措施，另一方面加强延续一个世纪之久的趋势，即进一步地分散、寻找掩体、隐蔽与火力压制，于是双方都降低了在敌方火力前的暴露程度。
乌克兰战争中的损失依然惨重，这在大规模战争中很常见。但这种损失率并没有阻止进攻方在基辅、哈尔科夫和赫尔松占领大量土地。进攻方的成功并不容易，通常来说需要结合一系列的攻势技巧与防守方的犯错，过去几代人以来的战争皆是如此。在乌克兰，正如过去不断上演的情况，当熟练的进攻方攻击浅近纵深、准备不足、预备队或后勤保障缺乏的防线时，他们就能取得突破；但同样正如过去不断上演的情况，当这些条件无法满足时，攻势的结果往往会陷入僵持。这与无人机或接入宽带互联网无关，在任何意义上来说都不能算变革。它只是一种长期存在的趋势、科技与人类主动适应性之间关系的边际延伸而已。
俄军2S19自行榴弹炮 图自：俄罗斯国防部
如果乌克兰战争更多体现了一种趋势演变而非革命性变化，这对国防规划和政策意味着什么？西方国家是否应该放弃追求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并停止发展相关理论？当然不是。渐进的变化仍然是变化，而选择适应变化的全部意义，恰恰在于军队必须采用新装备与新战法。一台1916年的坦克在2023年的战场上几乎没有胜算——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拉锯战的减员率始终保持在相对稳定状态，正是持续、双向适应的产物。在这种适应过程中，交战双方始终努力避免让对手获得太多优势。
然而，“革命论”的核心是围绕变革所需的速度与性质方面的争论。如果战争形式正经历革命性变化，那么传统上渐进式的观念创新与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速度是不够的，需要更彻底的变革。比如，应该放弃研发坦克，而不是继续从事现代化改装；军用机器人系统应该迅速取代人类士兵；还应放弃准备大规模进攻行动，重点强调防御作战，并禁止除特殊情况外的任何进攻行动。
迄今为止，乌克兰战争几乎无法让这种观点站住脚。战事仍在延烧，各方面的证据还不充分，未来的战局走向也可能不同。但迄今为止从战场上观察到的结果，几乎无法支撑对技术带来革命性变化的预期，或者激进地调整装备与作战理论的需求。这一点当然也符合历史趋势。坦克自1916年问世以来已走过近110年的历史。一直有人认为，鉴于反坦克武器的技术进步，坦克已经过时。50多年来，也就是坦克问世至今近一半的时间里，这种论调屡见不鲜。然而在2023年，乌克兰的交战双方仍在继续依赖坦克，并竭尽所能获取更多的坦克。
美国空军在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理论重构，当时的发展思路基于一个假设：核武器领域的变革取代了常规战争，未来空军的主要任务将是负责投放核武器。美国空军的发展规划全部围绕这个具有变革性却从未实现的未来。当他们参与在越南的非核战争时，发现此前的规划并不能满足战场上的实际需求。
或者看看美国陆军的作战理论。1976年的相关调整体现的思路是，在大多数条件下，精确制导武器的运用将导致进攻行动付出代价高昂的损失。为此，需要重新强调从预设阵地上发动以静态防御为主的作战行动的重要性。这种“积极防御”的军事理论被认为极具独创性，但依然考虑不周。最后美国陆军放弃了该理论，转而拥抱更传统的“空地一体战”概念，并在1991年从科威特发起的进攻作战中成功实践。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持续数代人的国防政策辩论中，关于革命性改变与转型的呼声屡见不鲜。基于当时已观察到的经验，绝大多数呼声最后并未奏效。经历了一年半的乌克兰战争，现在并没有理由相信这些声音会是正确的。
（原文于8月10日发布在“外交事务”网站，原标题：“重返战壕——为什么新技术没有给俄乌冲突带来革命性变化。” Back to the Trenches: Why New Technologies Hasn't Revolutionized Warfare in 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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