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有的法官曾对律师发牢*说：“从当事人（即原告和被告本人）那儿我还能听到几句实话；从你们代理人（律师）这里我怎么一句真话也听不见呢？”
相信这位法官一定是有感而发的，也相信所有关心中国法治的人都希望诚实信用原则能被所有人遵守，能在诉讼中得到贯彻实施。但是从另一方面而言，如果我们律师把对方提出的本不应该承认的事——比如没有证据证明、或者有瑕疵证明证明的主张和事实承认下来，从而导致委托人败诉的话，从委托代理关系的角度而言，是不是最大的不诚信呢？如果存在这样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话，委托人是可以起诉律师违约或者侵权的。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方面指出对方证据的不足和漏洞，来最大限度地维护委托人的利益，这是《律师法》要求我们每个律师都要履行的“仁智礼义信”。
那么当对方提出的证据比较真实的时候该怎样呢，对此，Legal High里的古美门采取的策略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舍得一身剐全线出击，进攻是最好的防守，通过进攻来找到解决方案。
欧美的法律界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委托案件在事实上处于不利条件的情况下，要主张法律；而在法律上劣势的时候，要主张事实；倘若法律和事实都不利的话，那就不顾一切地骂倒对方律师。
骂倒对方律师这种事，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律师法，不能去做，但是其他部分也许说得是一针见血的。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不错，这也许是真理，但现实当中，你必须了解到，有时在法律判断时，甚至在决定判决的胜败时，这些并不重要，不管事实多么不利，都有获得法律支持的情况，这是你必须承认的事实。
在诉讼中，我的策略很多时候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对方提供的证据对我不利的，只要是复印件的不认可，即使对方拿出了原件，要么是在关联性上不认可，要么是年代久远了无法核实，真实性不认可；偷录的录音、录像未公证的，一律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这不是我在说谎，这是法律赋予我在举证程序上正当的答辩权利——要求对方完善其证据的内容，承担应有的举证责任。但毕竟证明我妈是我妈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三十六计走为上，说白了就是逃跑有理。就像去年新垣结衣演的一个在全日本很火的电视剧《逃げるは恥だが役に立つ》，中文叫《逃跑可耻但有用》。
早年留学东外大研究日本地域文化的时候，记得这样一些文献曾引起过我强烈的兴趣。
在日本江户时代中后期，日本各地有很多农民是虔诚的佛教徒，有一阵子幕府的为政者不让他们信佛了，就有些教徒不顾一切，站起来反抗，也有的人放弃了信仰，开始“転向”（现在叫变节？）
面对权力，起义和反抗基本上没有胜利的可能。当时关注的是，南九州地区萨摩藩地区的农民选择的道路不是反抗，也不是（転向）变节，而是第三条道路，就是“逃散”。
这种“逃散”是当地农民的一种反抗上面的手段，有的是几十人逃，有的是数百人，还有的地方，整个村子近三千农民在一夜之间逃散的无影无踪，连狗都带走了。
其实以前的中国也有很多类似情况，不过我们不是为了什么信教和主义，我们的理由更正当些——为了活下去，所以叫逃荒。比如“闯关东”，比如“下南洋”。
现在大城市里有东北帮、河南村、安徽村之类的群居部落，有的甚至垄断了城市的某个行业，没有一些类似老乡会的民间自发的组织大力支持的话，这样的大规模人员的移动、移民（也许古代叫逃散）想必是不可能的。
以前日本的幕府有户籍制度，当时叫“五人组”，在农村为了防止农民逃散和脱藩，每五人组成一组，一个人逃离了，剩下的4个人要被处刑，很像中国的连坐制度，幕府通过这种方法来防止民众逃散。
逃跑这种行为，是不符合中国人的美学的。逃跑是胆小鬼，是懦夫的行为。这在日本也一样。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以欧洲为榜样，在亚洲最先创立了近代军队，但是其队伍里奉行所谓“玉碎”的武士道精神，并没有完全引入欧洲列强的军事作战精神。这使得日本军人在此后的侵略战争中出奇的顽抗。日本军队当时引入了西方军队的号角，但是这种号角只有冲锋号和葬礼号，没有全线撤退的号角。
Legal High里帅呆了的古美门律师，在中国是没有的，中国是法官职权主义，在诉讼中，当事人只处于从属地位，所以原被告或者控辩双方，产生激烈对抗和辩论的可能性不大。
所以，诉讼中每当对方的证据有利，咄咄逼人之时，每当自己处于被动的时候，自己采取的态度是，不急不躁，不留破绽，避开锋芒地“逃散”，这同样是一种斗争策略和手段，同样是最大限度地保护委托人的利益，毕竟这时候——“逃跑可耻但是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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