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家滩遗址全景
马鞍山地跨长江下游两岸，境内有裕溪河、姑溪河、得胜河、采石河等多条长江一级支流，自然资源、区位交通条件优越，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繁衍生息的沃土，历史悠久，人文厚重，尤以凌家滩，古代吴国、越国和六朝时期为盛，堪称长江文化史上的三座高峰。
凌家滩时期是马鞍山地区
在长江文化史上的第一座高峰
位于裕溪河流域的含山凌家滩遗址文化遗存年代在距今5800—5300年间，总面积约160万平方米，是同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最大的中心聚落遗址。1987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进行了15次发掘，发现祭坛1处、墓葬68座、大型红烧土建筑基址1处、环壕2处，出土精美玉石器3000多件，尤以玉人、玉龟、玉版、玉鹰、玉龙等最能体现其内涵特征。
凌家滩遗址出土玉人
凌家滩遗址出土玉鹰
凌家滩遗址出土玉版
凌家滩遗址出土双虎首玉璜
2007年发掘的M23，揭示了一座上下2—6层，由钺、璜、玦、璧、锛、龟等300多件玉石器构建的早期“玉敛葬”。
凌家滩遗址 M23
与凌家滩遗址同时和相近，仅在姑溪河—石臼湖和采石河流域就已经发现张家殿、朱岗渡、釜山、郑家村、船村、立新、孙家村、钓鱼台、船墩头、烟墩山、小山等十数遗址。其中面积近2万平方米的雨山区烟墩山遗址，发现了与凌家滩祭坛、墓地基本处于同一年代（距今5500—5300年）的墓葬9座，出土人、璜、镯、锥形饰、坠、珠、管等一批祭祀礼仪性玉器，尤以玉人引人注目。
含山凌家滩、马鞍山烟墩山、芜湖月堰，与上海青浦崧泽，浙江嘉兴南河浜，江苏南京北阴阳营、薛城、张家港东山村等今天沪浙苏皖境内的数百处聚落群体，共同构建了纵跨长江下游和新安江——钱塘江流域的崧泽社会。高度复杂化、层级化，类似金字塔结构，是崧泽社会的基本面貌。其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被定名为崧泽文化。
凌家滩遗址祭祀墓葬区
凌家滩遗址祭祀礼仪遗存、烟墩山遗址玉礼器、东山村遗址高等级墓葬等重要发现，揭示了崧泽社会神巫阶层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强大的规划与组织管理能力，体现了崧泽社会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明显的阶层分化和处于早期国家萌芽即将跨入文明社会门槛的基本特征。
崧泽文化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中华早期文明的代表——良渚古国文明的源头。凌家滩遗址以其祭坛、祭祀礼仪玉礼器体系、神巫墓地、可能建有神庙的大型公共建筑基址等崧泽社会金字塔顶端遗存的发现，凸显了其在崧泽社会的宗教、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及其对于整个崧泽社会所具有的神权凝聚和组织管理能力。凌家滩遗址也因此成为对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内在机制和演进路径研究最具关键时间节点、关键区域、关键性文化内涵的标志性遗址。
距今约5300年前后，随着良渚古国的建立，长江下游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转向钱塘江流域。远离政治中心的马鞍山地区出现明显衰落，表现为该地区在良渚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时代广富林文化、夏代点将台文化、商代湖熟文化时期呈现出的相对萧条景象。
直到商代晚期，随着吴国的建立和发展壮大，马鞍山地区再度强势崛起。
吴文化是马鞍山地区
在长江文化史上的第二座高峰
据史料记载，吴国是周王族诸侯国，商代晚期由周文王的伯父泰伯到吴地所建，到春秋中后期发展成为“五霸”之一。关于吴国的疆域，可以从吴国名相伍子胥给吴王夫差的一份规谏中找到答案：“夫吴之与越也，仇雠敌战之国也；三江环之，民无所移。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将不可改于是矣!”“三江”当指淮河、长江、钱塘江，即吴国地域北达淮河，南至钱塘江，大概相当于今江苏、安徽两省淮河以南和浙江钱塘江以北区域，太湖流域是其政治中心。吴国及其源流文化称为吴文化。
马鞍山地区与吴国政治中心（位于太湖东岸今苏州一带）近在咫尺，在南北方向上地处吴国中间位置，东西方向隔江靠近吴国西部边陲，为吴楚之间屏障，具有重要政治和军事战略地位。
马鞍山地区仅在姑溪河、采石河、慈湖河等流域就发现吴文化和包含吴文化遗存的遗址70多处（卞建秋、郑双武：《文明积淀六千年——马鞍山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汇编》，2011年7月），不仅数量多，而且分布密度大，与新石器时代末期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和夏代点将台文化、商代湖熟文化相比，呈现剧增之态势。
经过发掘的烟墩山、五担岗、申东等遗址均发现吴文化遗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原始瓷、印纹陶和小件青铜器。其中五担岗遗址发现一处规模巨大的春秋时期水井，最大口径约13.5米，深度超过16.6米，由石井圈、井内木构架、井底砂石三重过滤系统构成，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工程量巨大，反映了吴国高度发达的科技水平和吴国先民对饮用水品质的较高要求。
烟墩山遗址出土陶鬶&烟墩山遗址出土陶壶
五担岗遗址出土湖熟文化陶器
马鞍山开发区建设工地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大铙，堪称吴文化早期最具代表性的青铜礼乐重器。考古发现直观反映了吴国统治时期马鞍山地区经济社会的高度繁荣，展现了吴国的社会生产、生活情况及其在科技、艺术、文化、思想等不同领域的重要成就，彰显了马鞍山地区及安徽长江流域“吴头楚尾”的重要历史地位。
公元前473年，吴国被越国所灭，马鞍山地区归入越国版图，由于越国的政治中心在钱塘江流域和宁绍平原地区，再一次远离政治中心的马鞍山地区，除了作为越楚屏障的战略地位没有改变之外，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再度陷入衰落。
东汉末年，孙坚、孙策、孙权在群雄割据局面中打下江东基业，建立东吴。随着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马鞍山地区第三次崛起。
六朝文化是马鞍山地区
在长江文化史上的第三座高峰
六朝都城建康的京畿之地，加上优越的自然人文环境，使马鞍山地区成为六朝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或次中心区域。
东晋散骑常侍孟府君墓，东吴左大司马、右军事、当阳侯朱然及其家族墓，宋山墓，当涂“天子坟”，青山六朝墓群等墓葬的相继发掘；大量精美青瓷器、玉器、青铜器、漆木器的出土；著名军事城堡采石城遗址的发现，使马鞍山地区成为除南京、镇江、鄂州之外六朝遗存发现最为丰富的地区，凸显了该地区在长江六朝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当涂“天子坟”
在已经发掘的高等级墓葬中，最受学术界关注、影响最大的有位于马鞍山市区的朱然家族墓地、采石的宋山墓、当涂的“天子坟”等，除朱然墓墓主身份明确外，其他墓葬墓主身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争议。
当涂“天子坟”为前、后室四隅券进式穹窿顶结构砖室墓，墓坑含墓道总长32.5米，砖室总长15.4米、含耳室最大宽11米。虽然该墓在历史时期被盗掘，仍出土了涵盖金、银、铜、铁、陶、瓷、石、琉璃、玻璃、漆等不同质地的器物，包括漆木器装饰件、女性饰品、车马器构件、兵器、日用品、佛像、俑、神兽构件和钱币九大类随葬品，其中不乏金银器等精美文物，同时发现“永安三年”（260年）、“永安四年”（261年）的纪年文字。
该墓形制、规模、随葬品及环境均符合六朝时期王以上墓葬规制。前、后室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和四角攒尖顶结构砖室墓是东汉末期到六朝时期墓葬的最高规制，除“天子坟”之外，目前仅发现南京江宁上坊大墓、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苏州虎丘孙吴墓等少数几座。
从规模看，该墓仅次于南京江宁上坊大墓，明显大于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和苏州虎丘孙吴墓。
当涂“天子坟”出土蟾蜍戏龙金片
当涂天子坟出土金质持节羽人
当涂“天子坟”出土掐丝金龙头
从随葬品看，该墓一是使用了“九鼎八簋”组合的陶礼器；二是大量使用金银器；三是随葬车马器，出土的车马器构件不仅种类、数量在同时期大墓中位居第一，而且很多是鎏金铜、铁构件；四是随葬品造型精美,工艺水平精湛，金银铁器有掐丝、炸珠与焊珠、鎏金、贴金、错金等工艺，青瓷器出现了釉下彩，代表了同时期最高工艺水平；五是大量使用诸如蟾蜍戏龙、龙凤、神人驭龙等龙和神兽、神鸟造型，表现了道教长生不老、脱俗升仙和早期佛教思想。
从对环境的选择看，该墓北依十里长山，南眺姑溪河，阳光充足，空间开阔，环境极为优越。
通过实物遗存与历史文献的进一步对比分析，不难发现，该墓与吴景帝孙休和朱夫人合葬的定陵存在多方面的高度吻合：
一是与史料记载的地望高度吻合。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十八《江南东路•太平州•古迹》中明确记载：“吴景帝陵在当涂县东二十五里”。明《嘉靖太平府志》载：“吴景帝陵，县东，地名洞阳。”
二是年代高度吻合。据史料记载，吴景帝孙休与朱夫人分别于永安七年（264年）、甘露元年（265年）离世，先后葬于定陵，比该墓发现的文字纪年分别早四年，符合古代帝王在世时即为自己营建陵墓的礼俗制度。
三是身份等级高度吻合。“九鼎八簋”是西周时期确立的王陵用礼制度之一，并一直沿用至汉晋时期的帝王陵墓。而漆器文字“七寸铁镜合八枚”则与《魏书》记载的皇后身份等级高度吻合。
四是合葬墓及相关遗迹与史料记载的吴景帝孙休和朱夫人入葬的特殊历史高度吻合。《三国志•吴书》记载：“孙休朱夫人……（孙皓）甘露元年七月，见逼薨，合葬定陵。”该墓发现了二次墓道和与之正对应的二次封门，说明该墓墓主分两次先后入葬；随葬品中既有多用于男性随葬的龙形饰件，也有女性饰品掐丝步摇金片、金胜等，则进一步印证了该墓为男女合葬墓。这一发现恰与吴景帝孙休离世和第二年皇后朱夫人被孙皓逼薨、合葬定陵的特殊历史高度吻合。
根据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所形成的完整清晰确凿的证据链，可以认定，“天子坟”正是吴景帝孙休和朱夫人的合葬墓。
本文是专为马鞍山首届长江文化论坛而作，发表时进行了精简修改。
（作者为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23年08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