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少女》，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碰撞

这种切实存在的内在张力经由“热血少年漫”式的二元对立外化为影片中两大院系之间的相互嫌弃：西洋乐专业的学生鄙夷民乐专业的学生太“土”，而民乐专业的学生则反感西洋乐专业的学生太“装”。彼此之间的傲慢与偏见最终导向了影片的剧情高潮——西洋乐系学生与民乐系学生的激烈“斗琴”。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影片所呈现的从来都只是西洋乐系与民乐系的矛盾，而非西洋乐与民乐的矛盾。尽管编剧一方面为西洋乐系的学生安排了这样的台词——“以后再要看到你们的那些乐器，恐怕就要到博物馆咯”，另一方面又为民乐系的学生安排了这样的台词——“我们学的可是正经老祖宗留下来的，你们这些学西洋乐的怎么不顺便认个外国爹呢”，通过调用崇洋崇新者的逆向民族主义论调与发扬国粹者的民族主义愤慨来制造戏剧化的冲突；然而，影片主创所秉持的，固然不是前者那种“全盘否定派”的立场，但也并不是后者那种“国粹派”的立场。

在我看来，由著名音乐人陈奕迅客串的“视察领导”对那场精彩“斗琴”的评价，才是凝结了这部电影所试图传递的音乐理念、文化理念：

“很不错啊，非常新颖，中西结合啊。那弄这个（铁栏杆）干嘛呢？没有用嘛。音乐怎么会互相干扰呢？对不对？”

虽然出于剧情需要，这场“斗琴”以民乐系出奇制胜告终；但就影片的视听效果而言，这场“斗琴”最为华彩的乐章显然在于民乐与西洋乐的那段看似对决、实则合奏的表演，也正是这曲大提琴对位二胡、大提琴对位琵琶与阮、长笛对位竹笛、低音提琴对位马头琴、小号对位笙、单簧管对位箫、钢琴对位扬琴的《野蜂飞舞》，不仅深深地感染了陈奕迅扮演的“视察领导”，也彻底点燃了银幕前的众多观众。

值得一提的是，在影片中多次出现的合奏曲目《春节序曲》，在创作之初也就是一首“中西结合”的交响曲，其交响乐总谱的配器是由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共同组成的。

更进一步说，所谓的“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本就没有截然二分的固定界限。如果我们追根溯源的话，无论是民乐系在“斗琴”中借以出奇制胜的“奇兵”——唢呐，还是女主角陈惊弹奏的乐器——扬琴，其实都是由波斯人发明，继而经由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扬琴，明朝从波斯传入中国，与钢琴同宗。”——这一历史知识，更是在影片中由女主角和男主角先后强调。

或需赘述的是，在波斯人的“萨泰里琴”刚刚经海路传入中国南方时，它其实是被当时的中国民间艺人称作“洋琴”的，在经过中国民间艺人的本土化改造之后，它才逐渐改称“扬琴”，从“洋琴”这一旧称就可以看出这种乐器的“西洋”来源；而“唢呐”这个名称，也是其古波斯语原名的音译。

如果进一步追溯历史，我们会发现，塔塔酱演奏的琵琶和樱仔演奏的二胡，最初也都是发源于西域的胡人乐器，它们是在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中，经过历代工匠和演奏者的改进与创新，才成为现今的乐器分类谱系中的“民乐”。也就是说，上述这些“民乐”之所以会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乃是跨地域、跨民族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融合的结果。

当然，这种文化交流总是会遭遇时俗偏见与意识形态壁垒的阻碍。二胡现代派宗师刘天华先生对二胡（亦称“胡琴”）的历史命运的评述，就精要地揭示了那些源自“西方”的“民乐”在不同时代的尴尬境遇：“论及胡琴这乐器，从前国乐盛行的时代，以其为胡乐，都鄙视之；今人误以为国乐，一般贱视国乐者，亦连累及之，故自来很少有人将它作为一件正式乐器讨论过，这真是胡琴的不幸。”

虽然刘天华先生的这番论述是发表于1928年北京大学国乐改进社的《音乐杂志》，但他所描述的文化偏见在90年后的今天却仍然存在。当西洋乐系的钢琴首席王文傲慢地问道“扬琴也算是乐器”时，我们看到了“贱视国乐者”的当代复现；而动辄抬出“老祖宗”、动辄喊出“抄家伙”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则又在全球化时代制造着另一种壁垒。

从这个角度上说，《闪光少女》的精巧用心就在于，虽然它在影片开端以铁栏杆的树立标识民乐系与西洋乐系的“势不两立”，但二者“斗琴”的结果却并不是分输赢、争高下，而是那道铁栏杆的拆除，是铁栏杆所象征的隔阂与对立的消弭，是两个差异性群体之间的互相了解、互相承认、互相尊重乃至互相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