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中的大宋文明（文明变革2）

中国的近代化究竟始于何时？

国内有晚清和晚明两种主流说法，而海外则有一种“宋代近世说”，认为早在宋朝，中国就已经激起近代化之潮。日本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曾经提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世的开始。”

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发达程度还是人民生活水平，宋代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开启了世界最早的近代化，被海外汉学者称赞为 “现代的拂晓时辰”。

在《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一书中，作者综合各说，构建出一个独特的阐释框架，带领我们重回历史现场，通过考察文明表现的兴起、运转，以及它们在宋亡后悲剧性地走向消亡的过程，作者着重展现了两宋时期的中国是如何悄然摆脱中世纪的桎梏，开始走向近代化的，展现出宋朝最生动、最活力四射的一面。

同时，他也试图说明，中国的历史并非单纯的线性发展，而是既有文明的积累与演进，又有传统的断裂与接续。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说过，“十三世纪的中国，其现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

宋代的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之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形，以及国际化等等。这一系列近代化社会的组成因素，宋代似乎全部齐备，并且比西方早了五百年。

“宋代近世”说与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化开端的学说同样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冲突：既然宋代已出现近代化的转型，为什么要等到晚清，在西洋的冲击下才启动近代化？

“宋代近世”说的一大贡献，是揭示了发生在唐宋之际的历史性变迁，发现了内在于华夏传统的近代化动力。自晚唐开始，直至宋代，典型的中世纪制度特质走向解体，国家放弃了对臣民身份与人身的控制，转而重视市场、工商业、金融与货币所创造的利益。这样的历史性变迁，构成了“唐宋变革”的重要内涵。

“唐宋变革”不是华夏文明的裂变，而是基于文明积累的演进结果，文明的积累与演进如同冲积平原，历史是长河，时光的河水流淌而过，不舍昼夜，不断留下前人的经验与成果，慢慢地便堆积出一个豁然开朗的世界，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是也！

《宋潮》不止着眼于“唐宋之变”，而将后续历史进程中宋代制度的影响都收纳进来，每一个话题地论述，皆提供可与宋代作对比的明清时期史料，对照论述，读者能深刻体会宋代文明与此后元明清时期文明的不同之处。

作者吴钩发现，人们在叙述历史时，常常会使用“晚唐”“晚明”“晚清”的说法，却极少会用“晚宋”。“晚唐”“晚明”“晚清”不仅表示时间，而且表示社会形态。

两宋时期则从未出现类似的前后期大转折，宋代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一以贯之的，不存在一个全然不同于宋前期的“晚宋”，所以，我们不需要使用“晚宋”的概念来描述宋朝的社会变迁。

吴钩希望可以超越“冲击—回应”模式与“中国文明停滞论”的偏见与短视，将“宋代近世”、晚明“资本主义萌芽”与晚清近代化统合起来，并为“中国的近代化为什么有三个时间开端”提出一种合理解释。

这部书，即尝试运用这一理论框架，重新发现大宋文明、重新审视历史与传统。本书讲述的宋朝制度——不管是城市制度、社会制度、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法律制度，都在宋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断裂。

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的历史不是停滞的，也不是线性发展的，而是既有文明的积累与演进，又有传统的断裂与接续。

重新发现大宋文明、重新审视历史与传统。本书讲述的宋朝制度——不管是城市制度、社会制度、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法律制度，都在宋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断裂。

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的历史不是停滞的，也不是线性发展的，而是既有文明的积累与演进，又有传统的断裂与接续。

作为“吴钩说宋系列”的第五本，《宋潮》在写作方式和阅读体验上发生很大变化，在展现宋代现代性时，避开了总纲式、百度词条式的概念介绍，精心选取25个话题，从债券、海外贸易到女性财产权、新闻媒体，再到公租房、大学教育、国家福利与福利病，主动将叙述范围收拢聚焦，进行深入的分析介绍，观点深刻而明确，论述充分而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