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峰哥
中世纪，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贯穿了整个欧洲历史，深刻地塑造了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
文章以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为例，即圣殿骑士团的覆灭和罗马教廷的“阿维尼翁之囚”，来阐述中世纪政教关系的变迁。
圣殿骑士团的衰落直接与十字军东征的失败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王权对教权的挑战和冲击，这使得其成为冲突的牺牲品。
另一方面，“阿维尼翁之囚”事件使得罗马教廷的地位急剧下降，导致教权处于王权的掌控之下，而王权则逐渐扩张。
教权与王权之间的冲突使得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还促使现代国家政教分离原则的出现。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日耳曼部落开始在原西罗马帝国领土上建立各种大小的王国和领地。
然而，这并没有导致基督教会的消亡，相反，基督教会持续存在并壮大。
在10到11世纪左右，克吕尼修会反对一些神职人员的腐败，同时倡导改革，他们推崇实行严格的禁欲主义，同时反对世俗统治者去任命主教和修道院长。
这个运动之后得到了各个领地的修道院支持，最后还受到了教宗格里高利七世的支持，其亲自指导运动。
因此，当教宗介入这场运动之后，就引发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教宗的直接冲突。
1075年罗马教廷发布了《教宗敕令》，其内容包括“唯有教宗一人具有任免主教的权力”，这就直接说明教宗的意思就是要确立教权高于王权。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不愿受限制，与教宗对抗。
教宗取消了他的皇帝地位，同时国内政局发生混乱。为保住皇位，他于1077年前往卡诺莎城堡，向教宗忏悔认错。
在经历了三天三夜的雪中等待后，教宗部分原谅了他，这就是“卡诺莎之辱”。
1096年，教宗乌尔班二世发动了历时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十字军进驻耶路撒冷。由于前往朝圣的欧洲人常遭劫掠，1119年九位骑士誓守守贫、禁欲和服从，创建了圣殿骑士团，保护朝圣者。
他们不仅保卫朝圣者，还协助十字军作战。
圣殿骑士团无畏的精神和卓越的战斗能力吸引了领主们的关注。靠近边境的领主赐予他们土地作保卫者，内陆领主则为其提供封地。
圣殿骑士团覆灭的原因众说纷纭，主要观点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种观点强调了圣殿骑士团在法国拥有庞大财产，但一些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因为法王并没有将这些财产据为己有，而是交给了医院骑士团，这似乎与物质动机论不符。
另一种观点强调了法王本人的宗教偏执和狂热。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东征失败是因为各个势力相互独立，难以协调。因此，有人认为应该结合两大骑士团的力量重新出发，但圣殿骑士大团长反对了这一决定。
此外，当时流传着关于圣殿骑士团的许多谣言，这加深了法王对他们的怀疑。在某种程度上，圣殿骑士团是法王打压教权的牺牲品。
一些学者认为，圣殿骑士团的覆灭标志着教权衰落和王权崛起，法王逐渐控制了教宗，并将教廷迁至法国的阿维尼翁。
法国政教冲突的起因是腓力四世以反叛罪名监禁了一名法国主教。
而根据当时的教会法，国王无权审判神职人员。因此，教宗卜尼法斯八世下令其立即释放该主教，否则将受到惩罚。
民族国家带来了一系列积极的变革，如主权的维护、高效的行政管理、税收体系的建立以及民族统一。
圣殿骑士团的镇压事件也揭示了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阴暗面，包括专制、独裁和国家机器的破坏力。
换言之，腓力四世通过对圣殿骑士团的打压，试图挑战“以教宗为中心的神权政治”，并努力建立“以王权为中心的神权政治”，从而将西欧的政教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阿维尼翁之囚期间，教会内部出现了一种对教权不利的观点，即公会议至上主义。
这一观点得到了王权支持。这个观点将宗教会议的权威放在教宗之上。
1326年，因涉及异端思想而受到阿维尼翁教宗谴责后，巴黎大学教授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路易四世献上他的著作《和平的保卫者》。
该书主张，教会的一切权力应该源于全体信徒，而不是教宗。
其观点受皇帝的欢迎。同时也得到了路易麾下另一位神学家和唯名论者奥卡姆的威廉的支持。
(一) 教权王权纷争与民族国家的形成
中世纪晚期王权的崛起与民族国家的形成密切相关。民族国家以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历史意识为基础，成为人们身份认同的象征。
王权的崛起是中世纪漫长的教权与王权之争的最后结果。前文已经提到了教权派的理论，其可用“两剑论”来形象地描述。
按照其观点，教宗是世俗权力的真正所有者，而国王只是受教宗委托而实际使用它。
既然世俗可以被等同于自然，可以明确地说它是自主的，因为它建立在自然法的基础上。
此外，世俗追求自身的目标。在过去的理论中，世俗只是精神权力的附属物，而现在它以自身的权利为基础，成为一个独立而重要的领域。
中世纪早期政教冲突时王权拒绝承认其权力来自教会，而是直接来自上帝。
然而，中世纪后期的神学家越来越强调王权源自社会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奥卡姆认为，王权源自上帝，但通过人实现。
因此王权的直接可见来源是共同体，这样的意义在于将教宗排除在上帝与王权之间，从而使王权建立在新的基础上，摆脱了教权对世俗事务干预的神学和法理基础。
王权以一种新的基础确立了其地位，使其能够自居为民族的代表，并唤起和集结民族的情感和力量，与教权进行竞争。
(二) 教权王权纷争与宗教改革的兴起
教权的衰落和王权的崛起为宗教改革的兴起也提供了条件。在中世纪晚期，教会的腐败和道德问题引发了人们对教会权威的怀疑。
在路德看来，教会的腐败与事功(特别是出售赎罪券)密切相关。他认为，教会的这种行为背离了真正的基督宗教信仰。
路德根据唯名论的理由拒绝承认事功对罪有救赎能力，他坚信，如果上帝和人最重要的标志是意志，那么罪只能通过正确的意志才能得到赦免。
这与教会的事功教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因此路德认为强调事功的教宗是异端伯拉纠主义。
而中世纪王权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当教宗成为异端时，王权有权组织宗教会议指控和罢免他。
权的崛起为宗教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王权在宗教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既是改革者的保护者，又是改革运动的推动者。
宗教改革的结果是统一的基督教会的分裂，形成了独立的宗教组织。
与此同时，支持路德和支持教宗的两派诸侯之间的冲突演变成了旷日持久、席卷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
这场战争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灾难，但也引发了欧洲宗教和政治版图的重塑。
（三）教权王权纷争与政教分离的原则
由于对中世纪的认识常常存在误解，很多人错误地认为，在那个时代，由于基督教是公教，政权与教权相结合，因此思想自由无法实现。
然而，教会强调宗教权威高于政治权威以及宗教事务的独立，正是现代西方思想自由的源头。
在西方思想的深层意识中，存在一种坚定的观念，即国家是有限的，世俗权力是有限的，精神生活和宗教信仰领域属于世俗政权无权干涉的领域。
在这样的思想与文化背景下，神圣和世俗是相分离而不可互相干涉的。
一方面是教会外部的政教分离，在整个中世纪，随着教会力量的不断增强，教会组织的不断完善，形成了一个独立于世俗政权体系的系统，这使得教会对世俗政权构成了强大的挑战，形成了在政治发展层面上两者并存的局面。
由于长期存在这样强大的教权，世俗政权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公教会的存在和强大直接遏制了西欧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兴起。
尽管教会建立了一套完备的教阶体制，但在教会内部，主教并不是完全服从和依从教宗。
每位主教在自己的教区内拥有最高法官、立法者和行政官的地位。因此，教宗的统治权力并不是独占性的。
综上所述，教会外部的政教分离形成了教权对王权的制约，而教会内部的政教分离形成了对教宗权力的制约。
而现代国家的宪政思想所倡导的政教分离原则，就是要在防止国家滥用行政权力之前，先防止国家在道德价值上的垄断。
在防止国家侵犯人权和产权之前，先防止国家侵犯个人信仰、思想、精神、语言和尊严。
因此，可以说，教会内外部的政教分离都为现代国家的宪政思想提供了理论和政治结构上的准备。
西欧中世纪的政教关系颇为复杂。初期，教权与王权相互依赖，在十字军东征时期，教权达到巅峰。
然而随着法兰西等国崛起，王权逐渐壮大，教权相应减弱。
随着十三世纪城市的兴起，市民受到罗马法教育的影响，成为王权的支持者。
教廷的“阿维尼翁之囚”事件以及圣殿骑士团的覆灭标志着王权的崛起和教权的衰落。随着教权的逐渐减弱和“两剑论”的瓦解。
“亚里士多德革命”为王权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
尽管早在《圣经》中就有关于政教分离思想的记载，但真正实现“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要等到“两剑论”被打破后。
中世纪后期的神学家为现代国家的政教分离思想奠定了基础，他们强调王权源自社会共同体。
因此王权能够拥有神圣的合法性，而不再依赖于教权。同时这也使得王权和教权在各自的领域内相互分离并各自发挥的作用。
教权与王权关系的变化对现代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宗教改革的出现以及现代国家政教分离原则的确立。
这些变革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尽管人们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认识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