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有轮渡
龚会
渡口，在我的意识里，停泊的不是一叶风帆，而是一种诗意的存在。码头，停靠的也不是游子的漂泊，而是父兄两代人的生活场景。
我的特写记忆聚焦的是嘉陵江畔的水土老街，是父亲一辈子停留的水土码头，是兄长至今还在服务的三土渡口。识字之初，我的大脑对“水土”二字便优先入住。父亲的单位名称有过变动，原为江北县水土装卸运输站，后为北碚区水土装卸运输公司。等到我哥接班后，又变化了，由北碚区水土装卸运输公司变为北碚区港埠运输公司，而今是北碚区港埠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犹记小学三四年级时给父亲写信，母亲说一句，我就写一句，汉字加拼音，不知道当年父亲读着我东倒西歪的字会不会笑出声来？关键是每次写信封，“装卸”二字都不会，拿着父亲寄来的信封地址一笔一划照搬。直到上中学，我才把水土码头上那个不起眼的单位名称写正确。父亲说自己就是水土码头的搬运工，美名曰工人。那时，工人就是村民嘴里端铁饭碗的，光荣。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几人在御临河畔名叫八斗丘的小村子里生活，那是母亲的娘家。后来母亲告诉我们，因为外公外婆无人照顾，有个老舅，人又木讷，家又贫穷，未娶妻。外婆便不让母亲随父亲远走北碚水土，尽管母亲年轻时也是一名煤矿的食堂职工，只能听命回家做了农民。那时乡人对工人家庭羡慕至嫉妒甚至有恨意，母亲带着我们没有少受遭罪。稍微长大一点儿，母亲把我们兄妹几人轮流留一个在父亲身边，因户口必须跟着农民身份的母亲，所以我们到了上学年龄，就得回到属于长寿辖区的乡下。当然，在那个偏远乡村里，我们是最先走出御临河，走进城镇的孩子。乡邻说我们见过大世面，其实我只是见过北碚水土码头。
水土，父亲劳作了一辈子的码头，地处嘉陵江东岸，观音峡南口。因江河常年侵蚀冲积，形成沙土堆覆的回水沱湾而得专名。水土沱或者土沱才是它的昵称，父亲和他的工友都是这样喊的。这次走访北川铁路时，听一位耄耋之年李姓老人说，三国时期张飞北上阆中，一纵人马便是从水土渝合古道上滩口，顺江于温塘峡东岸凿石铺路而去，留下一条张飞古道。水土曾设有铺递，清末兴场置镇，时属江北县，至1994年划归北碚区。水土沱为江北县治所驻地15年，既担当行政中枢，又是嘉陵江沿岸与中梁山、龙王洞山北槽岭脉间的物贸集散要地，水土码头与江对面的三胜渡口，车来人往，码头繁忙，街市热闹。
父亲与工友们肩挑背扛在土沱码头上，有时也随着载货的驳船上行合川、江津，下达磁器口、朝天门。码头边有伸入江中的大石头，年幼的我很听话，父亲上班，我就在大石头上趴着看父亲扛着货包装、缷。看累了，就捡很多薄片小石子堆在大石头上，一片一片斜着掷向清粼粼的江面。小石片能在江面飞跃出两个三个水花，哥教我的，说这叫打水漂。不打水漂就呆呆地看着车渡过江，装满货物的卡车，排着队缓慢地开上庞大渡船，那是车渡，不许人上去的。鸣响了汽笛，车渡打破了江面的平静。慢慢调转头，推开两道波浪，波浪又一浪一浪地推远，岸边就啪嗒啪嗒响起。对岸的施家梁三胜码头上，欲乘船过江的车辆也在岸边静静等候。有人要过江，有轮渡，得买票。我不过江，江对面是我眺望的地方。特别是夕阳西下时，半江瑟瑟半江红，对面的山梁倒影下来，倒影处江水就幽青幽青的，窄窄的打渔船飘过来飘过去，对岸散落的人家炊烟袅袅升起。父亲下班了，把玩得满身泥沙的我拉到江边洗手洗脸，晒得黝黑的叔叔伯伯们都会夸一句“三妹儿好乖，不乱跑。”父亲就满意地抱着清洗干净的我回了。我从父亲的肩头看着码头，看着过江的渡船，煦暖的阳光与轮渡定格在童年。
上学后，就很少去父亲那儿了。父亲一年难得几次回家，回来也要给我讲水土沱的事儿。渐渐长大，才知道水土三胜隔江相对的码头渡口，历史久远。不过有车渡还是后来的事，三土车渡始建于1960年，那时两边公路都是土石路，车辆也不多。到了80年代初，北碚还没有进入公路时代，客轮轮渡是两岸人民来往的必要工具，车渡也是沟通两岸的重要交通工具，是“江上活桥”。
在主城上大学时，常常回水土父亲那儿拿生活费，回去前，都要写信告诉父亲什么时候回。但也有意外，1991年暮春的一个周日，还没有到回去拿生活费的时间，但是不知开销了什么，我没有生活费了。在牛角沱坐上开往北碚的班车，按照以往的经验，到施家梁下车后走到三胜渡口，坐轮渡过*行。没有想到，半路上车坏了。司机钻到车底下地捣鼓半天，满身油污爬出来，打火，不行。又下去捣鼓，又爬出来打火发动，还不行。到北碚的乘客就在路边拦货车，附近不远的干脆走路。那时到北碚的班车本来就不多，眼看着乘客走得差不多了，我心里焦急，担心这样下去，到了施家梁三胜渡口，轮渡也收班了。但脸薄，又不好意思跟别人一起爬货车走。看看太阳快落山了，急得想哭。司机也是着急，一边骂骂咧咧一边爬出来又上车打火，突突突一阵吼，车颠簸了一下。他喊没有走的零星几个人快上车。我赶紧上车，恨不得司机让车子飞起来。越急越嫌车慢。好不容易到了施家梁，暮色下来了，我沿着一条乡间小路飞奔向江边渡口。还是晚了，客渡已经收班，剩下车渡在对岸，江面宁静，对岸灯火已亮。我哭了，隔着一条江，我可回不到父亲身边。无奈之下，我决定大声喊父亲，可是又不能喊他名字。那个年代，父母的名字是神圣的，绝对不能喊，喊父母名字得多么不孝。我站在渡口大石头上，隐约能见到对面码头有人影。管他三七二十一，双手握成喇叭状，高声呼喊：“爸爸，爸爸！”万万没有想到，对岸码头隐约的人影回应了熟悉的声音：“是三妹儿吗？莫慌哈，我过来接你。”父亲，那视我如掌中宝的父亲，居然在码头等我！父亲和车渡上的水手都是熟识的老伙计，那些叔叔伯伯也认得我，正好那边也有车辆要过江。父亲过来接上我又乘车渡回到水土码头，后来父亲说这是他唯一一次使用的人情车渡。我至今想不明白父亲那天怎么能够知道我要回去？又怎么知道我会误了末班渡船过不了江？父亲离开人世十年了，这个疑惑我永远没有答案。
80年代中后期，随着一座座跨江大桥飞越长江和嘉陵江，天堑变通途在重庆逐渐实现了。以前的轮渡、车渡也完成了它们的使命，慢慢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成为江城人民心头的记忆。渡口这一古老的交通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终将与人们的生活渐行渐远。重庆目前唯一在航的公益车渡，就剩下北碚三胜水土渡口了。
当我再次站在三胜渡口边，远距离望着对岸水土码头，望着水土老街粉墙黛瓦的民居和鳞次栉比的店铺，父亲曾经在那儿洒下汗水，拼了力气挣钱养家，最后积劳成疾，早早病退。哥哥接过父亲的担子，坚守在码头上又是三十多年。两江新区的建设，离不开哥哥他们那一群搬运工二代，在码头上运载的河沙、水泥等建材，酷暑寒冬，他们付出辛劳，在这个码头上耗尽青春，走向年老。虽说时代变更，肩挑背扛的人工搬运早已被机械代替。公路建设的飞速发展，也使得他们靠着水上运输的公司没有业务了，他们的货船也变卖。但是哥哥还是拿着微薄的补贴性工资，在渡口负责安全管理。去年夏天嘉陵江涨大水，哥哥守在警戒线那儿三个通宵，看着他憔悴的脸色，我们都心疼。
北碚正码头那儿打出一块牌子：码头没有轮渡，那里是真的没有轮渡了。可是在水土三胜码头，还有重庆最后的车渡，它逐渐蝶变为一处文旅景观，成为“江上活桥”水运记忆活版。三土码头渡口，于我而言，是父兄两代人的命运缩影，也是载我渡过人生艰难困苦之河的亲情轮渡。码头有轮渡，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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