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进入德国
最初的五天，“医生”特工队就藏在3名奥地利逃兵的舍福村的农舍里。他们的三人组组长，自称是鲁道夫·斯坦纳，又在农场召集了另外16名逃兵。他们都急切地要拿起武器对抗纳粹，这些人现在成了斯梅茨和布朗托克间谍网络的核心。第六天，这些奥地利人和战略情报局特工搬到了在高山处的一所小屋，这是夏天农民用来看护羊群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让团队存储设备和传输信息也更加安全。3月29日，布朗托克向伦敦发报，称他需要食物、药品、武器、德国山地步兵制服来装备一个20人的游击队。三天后，一架飞机送来了八个空降的圆柱形容器。同时伦敦还发出了明确的命令，称这些武器是用来保护这个团队的，不是为了攻击德国人的。这让游击队很反感，因为后者是游击队朝思暮想要做的事。但伦敦担心，这种袭击只会招致德国人的报复。
虽然该地区到处是党卫军，但布朗托克和斯梅茨无需太多保护。除了偶尔用他们带来的马克购买黑市食品外，他们很少与山谷的村民待在一起（这两名特工很快意识到，“巴赫”分队为他们制造的身份文件有错误，无法经受仔细的检查）。许多村民都知道美国人住在山里，但没有任何人举报他们。库夫施泰因周围的奥地利人早已对傲慢的德国官员恨之入骨，毫无疑问他们是反纳粹的。布朗托克唯一一次的历险发生在一天下午，当时他正在库夫施泰因南部的高山村埃尔毛的一个游击队员家里发报。4月26日，接替戈林任纳粹德国空军司令的陆军元帅罗伯特·里特尔·冯·格莱姆，决定把总部搬迁到埃尔毛。一个傲慢的军官敲开了游击队员的家门，称要为陆军元帅寻找合适的住所。这个思维敏捷的游击队员带他四处看了看，说他的四个孩子正在睡觉，就没让他看卧室（当时布朗托克正在房间里用无线电发报）。副官满意地离开了，随后就征用了这所房子为格莱姆所用。
“医生”特工队成了凯西最有效的团队之一。在45天的时间里，布朗托克用无线电传输了52条消息，这些都是斯梅茨和他的游击队搜集到的德国国防军部署的情报，如山地作战部队、大炮炮台、防空火力点、库夫施泰因附近的人民冲锋队民兵以及一个战争工厂的位置、一个油库的位置、铁路线上的希姆莱私人列车的位置、慕尼黑东南的高速公路段作为附近一个喷气式飞机基地的跑道等，都是盟军轰炸机轰炸的目标。斯梅茨还发现了两座战俘营，其中一个在斯图加特南部，里面有12000名苏联士兵；另一个在北蒂罗尔13世纪的伊特城堡，关押的都是高级囚犯，其中包括法国前总理爱德华·达拉第和保罗·雷诺，法国陆军司令毛利斯·甘莫林和斯大林的儿子（伦敦命令斯梅茨不要让游击队尝试突袭来解救这些大人物，仅需要继续搜集情报）。5月5日，在德国投降的三天前，斯梅茨从舍福出发，向西步行，在黑暗中走了两个小时，终于遇到了美国第三十六师的一个前锋营。在接下来的一周，他带领美国兵来到了纳粹元老们的住址，将他们一一逮捕，其中包括陆军元帅冯·格莱姆，他就躲藏在埃尔毛村的住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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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月到4月的这几周，凯西和他手下开始热火朝天地往德国境内派送间谍，他后来回忆说：“分秒必争的博弈。”在格罗夫纳街70号的作战室，随着无线电报告纷至沓来，这里几乎变成了一个“疯人院”。间谍队陆续涌出（从3月17日至4月24日，派出了58个间谍队），随着战线的步步推移和飞机空投特工抢先到行军的前线，在墙上的作战地图的图标每小时都在移动。盟军和苏军的进攻，让希特勒控制的国家在夹缝中挣扎。美国第三集团军的挺进抢在了很多间谍队的前面。凯西的一个调度员抱怨地说：“巴顿将军正在搞砸我所有的行动。”不仅如此，更复杂的问题是，从3月20日满月日开始，整个西欧笼罩在浓浓的乌云之中。凯西最终下令，让飞行员尽可能飞到德国，在黑暗中空投特工。一个疲惫的陆军上尉申请在3月底请假休息两天，凯西生气地拒绝了，他对那名军官说：“战争不会这么快结束，少跟我在这里废话。”但凯西也承认，这种节奏让所有人都吃不消。“提包客”夜复一夜地被迫在漆黑中飞行，让飞机和飞行团队...
原本让凯西讨厌的共产党人，事实证明真的是最英勇机智的特工。伦敦站的劳工部门组织了德国难民，他们是从苏联支持的西欧抵抗运动中征用的人，并以工具名称作为分队的名称。其中顽强能战的团队叫“铁锤”特工队，凯西抽调他们执行最危险的任务——空降到柏林。保罗·林德纳，34岁，机械师。1935年因他的地下劳工组织引起了盖世太保的注意而逃离柏林，几经周折来到了英国。但英国当局严密地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因为在大不列颠，他一直从事与莫斯科结盟的德国自由运动。林德纳个小精悍，给凯西的教练留下的印象是：冲劲十足的反纳粹分子，很可能是一个有价值的间谍。他的搭档安东·鲁，33岁，印刷工。他作为工会煽动者被抓入狱，在柏林关押七个月后也设法逃到了英国，加入了德国自由运动。安东·鲁像林德纳一样机智聪明，同时还拥有一种“临危不惧的勇气”。战略情报局教官认为在险象丛生的柏林，他们“可以保持使命平稳进行”。
3月2日凌晨，两人乘坐一架高速的A-26“侵略者”轻型轰炸机，空降到了首都柏林西北的一个降落点。每人身上除携带的10000马克外，他们口袋里还分别装了500美元的钻石以贿赂纳粹分子。
“铁锤”特工队的任务是利用他们曾经在柏林广泛的朋友圈，建立一个间谍网络，并用手中的“琼-埃莉诺”发报机往回发送情报。这个任务十有八九不会成功。他们降落一天后，这个团队来到了林德纳父母所拥有的闲置平房，但除此之外，他们没有任何优势。柏林在德国所有城市中，依然是防范最严密的城市——他们身上携带的证明他们是熟练工人的虚假文件，每天都要被党卫队例行检查。盟军持续不断的空袭，意味着他们要想穿过这个受灾城市可能需要六个小时之久，沿途还要不停地钻入掩体或躲避爆炸。他们在柏林度过的45天中，只有两个晚上没有炸弹袭击。林德纳和安东·鲁找不到任何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让飞机伞降物资。他们的伪造食品配给卡不久就用完了，不得不在黑市上购买面包，或者用他们的美国香烟（在德国仍是个价格不菲的物物交换商品）换购食品。大多数他们原本希望招为线人的反纳粹朋友都在军队中阵亡或死在了集中营里。从几个幸存者身上，他们设法搜集了德国国防军调兵的零星情报，但在试图给盘旋中的飞机发报时，前两次都没成功。3月26日，他们终于与一架飞机取得了联系，报告说柏林周围的兵工厂仍然在运行，克林根贝格电站仍然在给这些工厂输电。林德纳补充道，城市铁路也是唯一可使用的交通系统，如果轰炸机捣毁了铁路，所有的交通会一下子瘫痪。
他本来可以谈几个小时，但飞行员不得不离开。英国广播公司后来向这个团队发送了一条编码信息，要求他们侦察柏林附近的坦克工厂是否还在生产。不到一个星期，林德纳和安东·鲁发现，有些工厂还在奇迹般地生产，而且还有小型工厂在制造坦克零件，但当飞机载着“琼-埃莉诺”到来时，盟军的轰炸迫使林德纳冲进了一个防空洞，所以他一直没有机会报告他们的发现。此后，再没有更多的飞机过来接收他们的信息，而盟军昼夜不停地轰炸，让柏林市中心逐渐成了一堆瓦砾。
林德纳和安东·鲁的行动越来越不便，百姓纷纷逃离，所剩无几的房屋被德国国防军占据，作为他们最后的防御阵地。4月22日，英国广播公司发送了另一条消息，建议他们两人中的一个逃到美国前线部队报告情报，另一个继续待在柏林等着解放者的到来。林德纳进行了尝试，但党卫军部队封锁了西部防御圈，并且威胁任何柏林人如果不拿起武器对抗从东面包抄的苏联红军，就立即枪毙他们。这两个人陷入了困境之中，只能等待苏联人的到来。苏联红军现在正以每隔五秒的速度发起大炮攻击。4月24日，他们遇到了第一批苏联士兵。次日，他们找到了一个苏联指挥官，林德纳和安东·鲁告诉他，他们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工。但是苏联情报局的官员，对两个人出示的地图和德军的防御报告没有丝毫兴趣。他们唯一的问题是，这个团队是否知道希特勒到底在哪里，林德纳和安东·鲁对此却没有任何的信息。
战略情报局认为“铁锤”特工队的任务非常成功，不是因为他们所提供的小情报，而是因为他们居然能在柏林一直存活到解放。但事实证明，这两名特工的成功得不偿失。苏联人抢走他们的密码本，逮捕了林德纳和安东·鲁，直到6月16日才将他们交还给美国人。随着欧洲战争的结束和“冷战”的开始，战略情报局和英国安全员对待这两名共产党人像瘟神一样，疑心苏联红军扣留了他们这么长时间的缘由，莫非他们已变成双重间谍？
凯西手下能灵活处事的间谍还不止这些人。约瑟夫·阿拉德和保罗·勒艾斯特，是“司机”队经验丰富的两位布鲁塞尔特工。4月1日清晨，他们空降到里根斯堡，一个有梅塞施米特飞机厂和炼油厂的巴伐利亚城市。人民冲锋队的掷弹兵一度将他们抓获，党卫军巡逻队朝勒艾斯特开了枪，阿拉德最后被逼近的美军部队的火炮弹片炸伤。虽然两人经历了这些，但在里根斯堡附近的一个牛奶场，这两人居然设法发送了有关德军防御、城市周围战俘营、德国国防军和党卫军军队战斗能力的情报。“司机”队的信息来源之一是两位法国姑娘，她们被迫到德国妓院卖淫。在床笫之间，她们哄骗德国国防军嫖客说出军事机密，而阿拉德就躲在衣柜里偷偷记笔记。弗雷德里克·梅尔，是一个彪悍的布鲁克林军队的中士，父母是犹太人，逃离了纳粹德国的魔掌。2月26日，他伞降到了因斯布鲁克附近的一个冰川上，同他一起空降的还有一名年轻的荷兰裔美国人和一名奥地利中尉，两个人都出生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这个城市。他们都是战略情报局从意大利战俘营招募的特工，团队的代号为“绿色行动”。这些人身穿德军军装，网罗了一批线人，其中有德国国防军持不同政见者、投诚到盟军事业的人民冲锋队队员、警察告密者、盖世太保叛徒，这些人帮助他们搜集了德国车队穿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勃伦纳山口的情报。4月20日，仍然忠于帝国的盖世太保军官逮捕了梅尔，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折磨，但这位战略情报员就是一言不发。梅尔最终做通了一名正在为自己寻求生机的纳粹地方长官的工作，5月3日，此人宣告投降，并将因斯布鲁克交与西郊的美国师团。此次劝降，避免了一场德国军队拼死抵抗的血腥战斗。
其他方案的结果非常不尽如人意。凯西和普拉特对“雄鹰计划”寄予厚望，该计划招募了40名会讲德语的波兰士兵。鉴于帝国有众多的波兰奴隶劳工，所以这些间谍被认为是在那里建立间谍网络的理想人选。这些人接受了最好的训练、配备了最好的装备和所能提供的各种伪造证件。他们分成16个团队，所有团队的指定代码都以鸡尾酒命名，然后被空投到了15个德国城市，但没有任何团队交出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原因之一是他们空降的时间太晚，有的团队还没开始工作，战争就结束了。但凯西声称，这些特工“天生的智慧和能力普遍低下”。在2月的雅尔塔会议将波兰大部地区割让给苏联之后，他们的战斗激情大幅萎缩。“高杯酒”任务的两名队员，刚刚降落到德国中部的卡塞尔市就魂魄顿失，立即投奔到了美国前线部队。“自由古巴鸡尾酒”的两名品行不端的特工根本没有在柏林西南的哥廷根做什么间谍工作，而是把给他们的现金和钻石挥霍得一干二净。
其他“雄鹰计划”的特工倒是有心做点间谍工作，可是却成了厄运的牺牲品。“马提尼酒”团队的利昂·阿德里安是个深谙世故的间谍，一位对德国军事装备敏锐的观察者。3月19日，他空降到了慕尼黑西北的奥格斯堡，迅速描画了附近的军用机场，并急于给伦敦发回情报，可就在这时，一个在遥远北部的阿尔滕堡车站的铁路官员，发现他的身份证件有问题，打电话报了警。在四个盖世太保特务准备把他拉到哈雷东部审讯中心前，阿德里安设法撕碎了地图并吞咽了下去。盖世太保暴徒怀疑他吞下了什么罪证，于是给他注射了一种药液想让他吐出来，还用枪托打掉了他的几颗门牙，又往他嘴里灌了一杯诱导呕吐的混合药水，并顺着他的嗓子眼插入了两根圆柱形长针，逼他把胃里的东西吐出来。在他的呕吐物中，他们发现了一些纸碎片，于是在接下来的五天里，他们用橡胶棍棒无情地殴打他，迫使他承认自己是间谍，并让他交代情报，阿德里安宁死不屈。第六天，当他预计自己要被施行枪决时，一枚B-17轰炸机的炮弹在哈雷上空从天而降，炸开了他牢房的门。4月15日，被殴打致残的阿德里安，跌跌撞撞地走到了美国前线部队。在接下来的三周，他帮助陆军反情报队，围剿了该地区的盖世太保官兵。在一个关押被美国兵抓获的囚犯房间中，阿德里安发现了两名曾折磨他的暴徒，他从一名警卫身上的枪套里拽出了一把左轮手枪，不慌不忙地朝他们两个各开了两枪。
到4月底，凯西已经派出了103支队伍。69个团队依然在战地执行任务，他手中还有20个团队做好了渗透的准备。但是有一些团队在行动中失踪了。“画家”特工队从3月20日起，一直杳无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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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戴克和弗卢尔需要处处小心，纳粹的各种条例实在令人抓狂。他们友好的比利时汽车维修工范·吉尔，同意暂时把他们的无线电设备隐藏在党卫队使用的慕尼黑军用车库。但为了获得必要的政府旅行通行证，并乘火车回到特罗斯特贝格，取回他们埋在树林里的无线电设备，再回到慕尼黑，消耗了他们两周的时间。他们还在慕尼黑警察局注册为外籍劳工，以便得到一份工作、食品配给卡和一个住的地方。警方告诉他们，他们将被安置在一个劳工营，而这将使他们无法使用无线电往伦敦传输消息。范·吉尔再次过来营救，他跟警方协商，让这两个特工到他的车库工作，然后让他们住在旁边的员工营房里。
那些员工营房比集中营也好不到哪去。营房被分割成了小小的房间，三米长，三米宽，而且墙隔板是胶合板。如果范·戴克和弗卢尔摆弄他们的无线电，隔壁会听得一清二楚，他们只能把它藏在他们从地板上撬开的活板下。晚上发报更是不可能，因为大家都回营房休息，人满满的。白天范·戴克和弗卢尔要忙于他们修车厂的工作，出大力流大汗。德国老板让他们工作十小时轮班，而大多数时候，晚上都睡不安稳，经常因为盟军的空袭，不得不拖着沉重的身体躲到防空洞。他们被折磨得精疲力竭，根本无暇无力从事任何间谍活动。弗卢尔倒是可以假装生病，在工作日其他人都在工作时，在营房里发送电报，但事实证明，这样做很危险：党卫队官员经常到营房与人闲扯。
两名特工最终招募了五名线人，为他们提供有关慕尼黑军事设施的情报。4月15日，星期日，营房空无一人，弗卢尔终于打开了无线电准备发送第一个信息，但是他发现自己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能从自己的无线电听到伦敦“维克多”电台的信息，但是“维克多”听不见他的声音，因为那边的操作员对他的传送不做任何回应。他狂乱地试图寻找其他频率的电波，但依然没有答复。弗卢尔在那一周做了三次尝试，接下来的一周又进行了三次尝试，但“维克多”始终没有接收他的传输信号。要么是无线电在伞降时已经损坏，要么是这个团队从营房发出的信号接收不到。他们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来拖延上班，或取得所需要的许可去取回他们埋藏的第二套无线电设备。这两名特工试图寻找其他的传输地点，比如毁于轰炸的许多的空置房屋或者墓地，但是外国工人被禁止进入被轰炸的区域，而在公墓里，他们的无线电天线很容易被发现。“画家”特工队在慕尼黑一筹莫展。
本来就举步维艰的两名特工，在一个特大情报从天而降的时候就更加痛苦。1933年，因为其左翼活动，卡尔·弗雷被送到了达豪集中营。然而，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却一直在慕尼黑的盖世太保总部工作，作为一个可靠的工头，他负责监督其他30个被分配到这座大楼中做卑微工作的达豪囚犯。弗雷见到了范·戴克和弗卢尔，告诉他们，他有他们需要的情报。更重要的是，弗雷安排了两名特工去见了埃米尔·魏兰。此人在过去12年里，一直在慕尼黑的盖世太保处做执行秘书。事实证明，魏兰也一直在调查潜入该地区的间谍，但他并不想逮捕“画家”特工队。这位盖世太保秘书很清楚，美国人占领慕尼黑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他已经开始盘算如何讨好即将到来的新征服者了。范·戴克告诉他，为了回报他在德国给予的帮助，他会安排战略情报局帮助魏兰和他的家人逃到南美洲——这是一个范·戴克从不想兑现的承诺。
“画家”特工队特工花了两天时间与弗雷和魏兰软磨硬泡，看看他们到底能提供多少情报，结果让他们挖出了很多消息。这两个告密者给他们提供了大约50名在慕尼黑总部各个部门工作的盖世太保官员的名字，像魏兰一样，这些人现在都想重新站队到盟军一边。范·戴克开始一个个盘问这些变节分子。他想知道，盖世太保在过去的两个月的活动，德国的安全机构和纳粹党的领导是否收到了希姆莱的命令，在盟军抵达后在慕尼黑转入地下继续开展抵抗斗争。
从范·戴克的许多访谈和魏兰提供的工作人员名单中，他汇总了一个完整的在巴伐利亚工作的盖世太保官员名单。到目前为止，纳粹还没有计划在慕尼黑进行抵抗运动，最起码按他的估计是这样的。这可是很重要的情报，但是范·戴克却无法将这个消息发送给正向慕尼黑进军的盟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