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疫情的影响已经好久没来图书馆了，但因为儿子要到图书馆参与社会实践，完成学校布置的综合评测，于是就有了与图书馆的再次相逢，也正好借此机会，在图书馆这方清净之地，继续我的分享。前段时间，我写了一篇《——一个体制内“小沙弥”的告白》的文章，恰好昨晚与儿子一起复习春秋战国的历史，于是就突发奇想，窃以为如果自己能够穿越回2000年的春秋或战国时期，应该是军队中的一员，如果再对照一下，极有可能还是个小头目，手下也是应该有一票人马，畅想到这里我心里暗暗高兴。好了，咱们言归正传，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我的畅想，去简单聊一聊、侃一侃2000多年前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兵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汉字“兵”字形演变
兵，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与很多汉字一样是较为典型的会意字，其字形就像双手持握武器的样子。也正因此，有的的学者认为兵的本意是武器，并引用“《诗经·秦风·无衣》中的：王于兴师，脩我甲兵，与子偕行”来加以佐证；但同时也有的学者认为兵的本意是士兵，军人，并举出“《左传·襄公元年》中的：败其徒兵于洧上”来作为注脚。不仅如此，兵还有兵法，借指战争等等的意思。历史上关于兵的理解和认知说得这么多，作为纯粹的历史爱好者的我来说，绝不是想确定兵的本意到底是物质属性的兵器还是动物属性的士兵，我只是想说明和厘清我今天所分享的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兵，下面我所说所指的是军队中的士兵，以及由士兵拓展到战争等等，下面开始我的分享。
春秋时期的兵春秋时期，在我们现有认知状态下，指的是中国历史上东周的前半期，其春秋时期中的“春秋”得名是因为借用孔子所编纂的儒家经典之一的编年体史书《春秋》而来的。对于春秋时期的初始时期现在的认知较为统一，以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建立东周为春秋时期的起始时间，但对于春秋时期的终止就说法各异：一种说法是截止公元前476年；一种说法是韩赵魏三家灭智氏的公元前453年；还有一种说法是公元前的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
春秋时期兵的来源——以贵族为主体，匹之以少数的优秀平民百姓的贵族军团
对于历史时期的界定都如此模糊，那么史料中对于兵的记载又该怎样呢？与模糊的历史界定一样，在春秋时期，虽然有编年体史书《左传》、国别体史书《国语》等史学巨著，还有《春秋》《墨子》等诸子百家的鸿篇巨制，但对于春秋时期兵的记载可以说是寥寥，不甚清楚。好在《国语》中有齐国在管仲作为宰相时期的关于兵的记载：
是故农之子恒为农。野处而不昵，其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有司见而不告，其罪五。
虽然只有短短记载，当我们可以获悉，在春秋之前的西周，当兵是所有贵族的专属，平民是没有当兵的资格的。而到了春秋时期，当兵的主要来源依然是贵族，但一些优秀的平民老百姓也是被选中当兵的福利的。同时这一记载也印证了春秋时期的齐国在征兵制度方面打破了已经固化下来的“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旧兵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士兵的来源，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从这一点来看，也就不难理解管仲任宰相期间，齐国能够号称“天下第一”。
但因为史料对春秋时期其他国家关于兵的记载少之又少，因此我们只能凭借史料中关于齐国兵的记载，来推测春秋时期兵的来源，应该以贵族的士为主，优秀的平民百姓只占有较低的份额。所以说，春秋时期兵的主体主要还是贵族的士为主，那一时期的军队应该还是贵族阶级的军团。
春秋时期当兵的目的——以当兵为职业，以当兵为荣誉
春秋时期兵的主体是贵族，也正因为贵族处于军队中主导地位，因此春秋时期军队的精神就具有春秋贵族的精神。即人们认为当兵不仅仅是贵族男子应尽之责，也是贵族男子的一种职业，一种象征高尚、代表荣誉的职业。反之，则认为一个贵族如果当不上兵则是一种耻辱和卑贱的事。
在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国语》《左传》等史书中，更是不乏能打善战的角色，这里有我们熟知的“曹刿论战”的智慧，有天子之尊周恒王亲自出征的引领，有晋惠公被虏遭难得惋惜……可以看出无论是上至天子国君，还是普通的士族子弟，对于当兵打仗可以说是乐此不疲、毫无畏惧。也正因此，我们在《左传》中，找不到一个因为怯战后退的人。
不仅如此，春秋时期的兵还不论文武，对于当兵的不必多说，那个时期的文化人在接受文化学习的同时还接受军事训练。我们熟知的“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就是春秋时期对于读书人的文化人所必须具有的基本素质的要求，在这个六中技艺中其中的“射御”，就是射箭和驾车的军事技能。由此可以知道，春秋时期的贵族无论是立志当兵，还是读书的文化人，学习军事技能都是必须。
春秋时期的战争性质——同宗同门，维系平衡，以和止战
在春秋时期，各路诸侯君主都归属于周天子分封，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分封制，也是封建社会的来源。于是乎在春秋初期，各路诸侯对于周天子是仰视尊崇的，是听话顺从的，在这种大背景下，各路诸侯即使因为相互之间的矛盾分歧，偶有“擦枪走火”也是规规矩矩，点到为止，并且因为当时军队中士兵的主体是贵族阶层，虽然贵族们不惧生死，但对于战争死人的认知还是比较明确，虽然贵族们以当兵为荣，手持佩剑、跃马沙场，但当兵的本人及其家人绝不想马革裹尸、命丧沙场。因此，春秋时期的战争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相当具有仪式感：
1.双方战争开始前，功方必须要有充分且正义的理由，来说服天下人。如春秋以后，被人用烂的“清君侧”就是最好的佐证。
2.双方战争正式开始前，攻防双方还要互派使者深入对方军营，通报交战的理由、提出止战的条件等，但都不准斩*使者。这也看做“双方交战不斩来使”的出处。
3.战争中的一方，如果出现君主病逝、遇上天灾，处于劣势等情况下，另一方不得趁机偷袭。如我们熟知的“泓水之战”，宋国军队占据优势，宋襄公以“不鼓不成列”为由，放弃了楚国军队渡河未果的绝佳时机，最终败北。
4.为了避免战争带来更大的损失，战争场地不在任何一国，而是选择在双方的边境线上，双方比划完，分出个胜负高低就各自回家。这也可能是战场也被称为的疆场的原因吧。
凡此种种，在我们今天看来，春秋时期的战争还是相当具有仪式感、相当有意思的。或许是周天子作为唯一头领的威严使然，或许是军队主体的贵族阶层所具有的贵族情怀，我们无法求证真正原因所在，但在春秋时期，特别是春秋前期的战争大部分不以*戮为目的，点到为止，以和止战，可以说春秋时期的战争是春秋列国贵族的礼仪性占据主导地位的战争。
与春秋相对的战国的取名也是相当厉害的，战国时期的战国取自西汉刘向所编注的《战国策》。既然春秋时期截止日期不详，那么战国时期的发端就不会清晰，但这对于我今天的分享无关大雅。如果说春秋时期的少，但还好有《国语》《左传》可以查证，但随着春秋的结束，战国的开启，《国语》与《左传》也画上句号，成为史料的历史了。我们只能通过战国之后的史学大家司马迁的《史记》来探知一二。
春秋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以周天子为唯一天子的封建分封制的寿终正寝，在经历相互战争，各个诸侯国不再拥趸听命与周天子了，而是裂变为一个个独立的、统一的帝国，原本的诸侯也摇身一变成为绝对君主。由此也引发了各种机制体制的变化，其各国的兵源也已经告别了贵族阶级的特权，取而代之的是平民百姓的不得不接受的“福利”和难以承受的责任。
以战国七雄为代表的列国，原本依靠贵族为主体的兵源已经满足不了为实现君主的一统天下的梦想，其兵源的多元可以说是拓展到极致。战国时期赵国的荀况在《荀子》一书中记载：
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秦人其生民也狭鳅，其使民也酷烈……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
这点子墨说明了齐国为了让更多人当兵，让人奋勇*敌，不惜以重金作为奖励，而后来灭六国，统一天下的秦国更是提出来全民皆兵的想法。由此可以看出，在战国时期，无论是重农的齐国，还是尚武的秦国，都在想方设法地鼓励男子去当兵，较之春秋时期的兵源更为多元。
战国时期当兵的目的——没有主张、趋利为主
战国时期，各方诸侯纷纷自立门户，独撑一面，为了确保自己的位子传承有序，疆土永固，于是春秋时期的诸侯变为到战国时期的国君，就开始拿出各种丰厚的报酬和诱人的条件，来扩充自己的军队，壮大自己的国防。因此，当春秋时期旧有的贵族退却，当兵不再是人人向往、引以为豪的职业，而是更多人养家糊口、混口饭吃的赚钱工具。
不仅如此，我们还从史料中可以看到在战国时期，有人专门接受军事训练，其中具有代表的有聂政、荆轲、秦舞阳等人，他们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是谁出价高就为谁尽力卖命，这可能算的上今天“雇佣军”的发端吧。
战国时期战争的性质——奖励战*，攻灭对方，统一天下
战国时期战争的终极目的就是为消灭对方，围绕这一目的无论是参与战争的双方，还是处于旁观者的第三国，都不遗余力的奖励战*。如秦国确定了以斩获首级多少论功行赏，这也造成了有的人为了得到奖赏，不只砍敌人的脑袋、俘虏的脑袋，甚至将手中的刀剑伸向自己人或者平民百姓。军队中的士兵如此，那么领兵打仗的将领也早已没有以前的贵族范、礼仪感，取而代之的*戮无度，甚至是坑*、屠*平民百姓。如：发生在公元260年的秦赵长平之战，战争历时三年，最终以秦军胜利结束。秦国带兵大将白起，下令秦军坑*赵军及平民百姓40余万，留下了“露骸千步、积血三尺”的记载，由此白起被称为“人屠”。长平之战也因此被称为我国离殇最早、规模最大的包围歼灭战，此役也被看做是白起的封神一站。
关于战国时期战争的伤亡记载大量见于史料，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几十万，在那个时期战争中的斩首和坑*进入了常态。战国时期的各个国家所发动的大小战争都是以击垮对方战斗力、消灭对方为目的，由此也进入了一个以军队武力保命拼命的时代。
最后小结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段话说出了战争的重要性，但《孟子·公孙丑下》所给出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则说明作为战争的主体军队、军队的组成士兵的重要性要远胜于战争。因此无论是在冷兵器的春秋时期还是战国时期，军队以及军队构成的主体，是战争胜负、国家兴亡的关键因素。而在由春秋时期的周天子家天下的分封制过渡到战国时期的诸侯各自为王的郡县制的过程中，不仅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生产关系、伦理观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而且随着旧贵族的没落、新的地主阶级的兴起，阶级矛盾也日趋尖锐、不可调和，进而小到士兵主体由贵族化向平民化转变，大到战争性质由点到为止向兼并消灭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