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战争的阴霾笼罩在整个欧洲大陆上空，法西斯德国吞并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入侵波兰。
为了摸清德国人的战争意图和底细，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下辖的总参四局（后来叫情报总局）决定，委派特工前往西欧开展针对纳粹德国的情报活动。
波兰籍犹太人、共产党员利奥波德.特雷伯受命组建一个主要由外国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组成的庞大情报网，代号“红色乐队”。
利奥波德.特雷伯，1904年2月23日出生于波兰加里西亚省的一个小镇。
1920年，16岁的特雷伯离开中学，到钟表店学手艺，并加入了波兰共产党，成为塔尔格市党组织的*，不久被选进全国党的领导班子。
1923年，克拉柯维亚的工人举行反饥饿起义，宣布总罢工，并占据城市。政府派出手持长矛的马队，镇压工人运动，双方发生了流血斗争，持续了好几天才平息下来。
特雷伯因积极参加罢工斗争而上了政府的黑名单，从此，再也没法找工作。眼下，他只剩下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转入地下活动；一条是到巴勒斯坦去，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1924年4月，他和一帮犹太小伙子动身去了巴勒斯坦。但是，1928年，巴勒斯坦经济萧条造成工人大量失业，许多犹太人受其影响大批离境。
1931年，特雷伯向党组织要求去苏联学习，第二年初夏，他到达莫斯科，随即进入马什列夫斯基大学读书，毕业后分配到《真理报》犹太文版工作。
后来，经过苏联相关部门的考查，特雷伯被吸收进入军事情报机构主办的特别培训班，开始接受间谍的专门训练，由于各方面表现突出，他受到当时的苏联军事情报局负责人别尔津的赏识。
培训班毕业，情报部门对他的评价颇高，毕业鉴定上写道：“这个人有着冷静的头脑、热烈的情感、钢铁般的意志，以及过人的才智和卓越的领导才能，是做情报工作的合适人选。”
但特雷伯对自己选择了情报工作是这样解释的：我当特工并不是出于爱好和天赋，我也不是军人，我唯一的雄心就是和法西斯势不两立。
1936年，特雷伯开始独立执行任务，每次他都完成得很出色，但是苏联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让他忧心忡忡。
特雷伯认为，自己具备从事情报工作的能力，而莫斯科关系错综复杂，他不太适应，最好能到国外从事情报工作。
此时，希特勒即将席卷欧洲，苏德之间的血战不可避免，而苏联是必须保卫不可的。
1937年7月，特雷伯经过反复思考和斗争，构思出一个规模宏大的谍报计划，并拟出了方案。
这个计划简单地说，就是借周游欧洲的机会，组建一个遍布欧洲的情报网。他把这个计划向别尔津将军作了汇报。
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将军在国内战争时期就指挥过“契卡”的队伍，1924年起曾两度担任红军情报部部长，20世纪30年代初，他参加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联合分队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别任务处下辖的第四局的组建工作。
20世纪30年代，第四局和政治保卫总局之间并无明确的职责划分，第四局的间谍经常是既搜集政治情报，也搜集军事情报。
特雷伯就情报网的人员问题向别尔津将军作了这样的说明：
“我在每一个国家，需要3名助手，这些人员必须具备三种能力：第一，具有领导一个小组的才能，不用管他是不是俄国人；第二，具有技术知识，能够建立发报网，培训报务员；第三，军事专家，能够就地精选收集的材料。”
别尔津非常欣赏他的计划，当时，苏联国内开始肃反，别尔津自身朝不保夕，说不定哪一天就被肃反掉了，但他还是表示了对构建间谍网的支持，建议特雷伯先到德国或邻近国家站稳脚跟，建立一个稳定的基地，把联络、掩护、经费等基础工作做好，形成一个核心组织。等德国在欧洲发动战争后开始行动，替苏联搜集相关情报。
可是，别尔津又说：“我们在德国已经有一个小组，但上级党的领导指示，不赞成我们在德国开展情报工作。”最后，别尔津敲着办公桌下定决心，授意特雷伯先干起来再说。
他们还谈到办公司解决活动经费的问题，别尔津说：“你认为用经商作掩护，可以解决各小组的经费问题，我却不敢有大的指望。根据我们20多年的情报工作经验，这个办法无一不落空。我们为这种作为掩护的投资，没有一个不是亏得一干二净。”
特雷伯说：“问题不仅在于替苏联政府省几个钱。战争一打响，从莫斯科领取经费一定十分困难。也许过去经营商业作掩护的人不太内行，不会赚钱。我相信，在资本主义国家，内行是会赚钱的。我的计划是在比利时开设一家进出口公司，并在几个国家设分公司。”
“搞这么一家公司，要花多少钱？”
“从小做起。给我出一万美元，做公司一个*。”
“你想仅仅花一万美元，就能赚到足够的钱，供你们在整个战争期间自给自足？”
“是的，我就打算这样。”
这次谈话，他们俩都很愉快，别尔津将军非常看中特雷伯的才干，他嘱咐特雷伯说：“在战争爆发以前，你必须尽量小心谨慎，让你的情报网冬眠，直到开战之前决不要惹事。你们的组织是完全独立的。我们会给你提供电台，派遣报务员。其他人员你得想法自己招聘和培训。”
当时，别尔津将军与特雷伯讲好了，只要特雷伯准备就绪，就可以马上动身。可是，起程的报告送上去了，一两个月仍然不见动静。
到了年底，特雷伯才从其他渠道获悉，情报部门发生变故，他们建立情报网的事情可能流产了。在德国建立情报基地的计划得到别尔津将军的热烈赞赏，但是，违背了苏联最高领导的意图。
1938年3月，特雷伯忽然接到一位上尉的电话，叫他去一趟情报局办公大楼。
在上尉的办公室，特雷伯被告知：关于建立情报网的计划可以马上实施。护照上他的身份是加拿大的魁北克人，所以不要求他一定会讲英语，在布鲁塞尔的接头人是苏联商务代表团的一位职员。
动身前，特雷伯去见情报局的新领导，在别尔津的办公室里，新的领导接见了特雷伯。此人也是一位将军，对特雷伯彬彬有礼，他说：“我们完全采取原定的计划。”
许多年后，特雷伯才知道别尔津将军已经在肃反中，被斯大林处决了。
动身后，特雷伯经列宁格勒和斯德哥尔摩到达比利时，他在布鲁塞尔换领了新护照，改名亚当.密克莱，职业是加拿大实业家，打算在此定居开业。
特雷伯要在比利时开办企业和建立情报站，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经过周密考虑的。
1937年，特雷伯出差到巴黎，中途在布鲁塞尔逗留了几天，拜访了一位老朋友莱奥.格罗斯沃格尔。
莱奥出生于斯特拉斯堡的一个犹太家庭，曾在柏林读书。1925年，他抛弃一切，跑到巴勒斯坦，积极参加当地共产党的各项工作，是个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他在那里结识了特雷伯，成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1928年，莱奥到比利时定居，因为他有两位本家在布鲁塞尔经营一个工厂，名叫“橡胶王”，不久，他便当上了工厂的商务经理。
然而，莱奥始终没有背弃他原来的信仰，这位受人尊敬的实业家，在替第三国际和近东各国的共产党担任联络任务。
特雷伯与他商定，摆脱一切别的工作，建立一个情报网，今后一心一意专搞情报，于是，他与莱奥在布鲁塞尔开始筹办一家自己的企业。
“橡胶王”主要生产雨衣，莱奥计划利用国外众多的分公司办一家进出口公司，推销雨衣。就这样，一家“国际优质雨衣公司”于1938年秋天在法律上正式成立。
莱奥担任公司经理，特雷伯成了*，由于莱奥经营有方，这家公司很快就兴旺起来，企业发展很快。
1940年5月，北欧各国的分公司也搞起来了，而且生意都不错。公司跟意大利、德国、法国、荷兰等国的企业都有业务往来，甚至和日本的企业也有买卖。
经商的初步成功，让特雷伯在布鲁塞尔站住了脚，达到了利用商业作掩护的目的，这时，苏联开始派人，来协助特雷伯情报网开展工作。
1939年春天，一个叫卡洛斯·阿拉莫的乌拉圭人来到布鲁塞尔，这个年轻人信仰坚定，但头脑似乎有些简单。
阿拉莫在国内叫作米凯尔.马卡罗夫，是个苏联军官，曾在西班牙共和国空军中参加过战斗。
特雷伯第一次与他见面定在安特卫普动物园。上午8点半，阿拉莫准时来到见面地点，但与特雷伯擦肩走过，假装不认识，匆匆离开了动物园。
过了3天，重新在原来的地方约会，阿拉莫早就来到，但不仅没朝特雷伯走过来，反而急忙跑掉了，弄得特雷伯莫名其妙。
后来，苏联商务代表团的联络员波尔沙科夫告诉特雷伯，阿拉莫之所以不跟他接头，是因为有人跟踪，特雷伯觉得奇怪，自己怎么没觉察到，便问是什么样的人在跟踪。
波尔沙科夫告诉特雷伯：“阿拉莫发现两次都有人在跑步，而且是同样的面孔。”
特雷伯笑起来说：“这个家伙肯定是个傻瓜。那些人在那儿跑了10年，他们每天都在动物园跑步。”
阿拉莫来布鲁塞尔之前，在莫斯科情报中心接受了3个月的收发报训练，当然，这不足以培养出高手来，但他为人的品质很快给了特雷伯好印象，他被派到奥斯当德担任“橡胶王”分公司的经理。
1939年夏天，情报局又派来维克多.苏库洛夫，也是个苏联军官，取名文森.谢拉，别号又叫肯特。
他和阿拉莫正好相反，阿拉莫一直不愿意学习经商方面的知识，而肯特却十分积极，他到布鲁塞尔大学报了名，学习会计和商业法。
接下来，特雷伯展开了一系列间谍网的筹备工作。比如，开始建立与苏联情报局无线电收发报的直接联系，招募可靠的情报人员组建交通员队伍，在中立国普遍布置邮政信箱等等。
1939年底，特雷伯接到苏联国内几次指示，苏联情报机构的新领导打算停止搞欧洲间谍网，不再派人到“橡胶王”工作，而且给特雷伯发来几封电报，叫特雷伯马上把阿拉莫和肯特送回莫斯科，而把莱奥派到美国去，叫特雷伯回莫斯科。
特雷伯回信说：“德苏战争绝不可免。如果情报局决定要阿拉莫和肯特回国，那也可以。但我和莱奥必须坚持，我们不能让亲手缔造的东西毁于一旦。”
特雷伯决定，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必须坚持下去，决不能半途而废。
5月10日凌晨，德军向西进犯，轰炸了布鲁塞尔，特雷伯赶到肯特家写一封密码电报。
这时，3名比利时警察到了纽堡街特雷伯的家，他们对他的妻子露芭说：“我们是奉命把你们带进集中营的，赶快准备好一两天的干粮和替换衣服，马上动身。”
原来，特雷伯虽然入了加拿大籍，但在他们看来，特雷伯的祖先仍算德国人。比利时政府已经决定，把第三帝国国民以及沾亲带故的人统统关起来。
露芭并不惊慌失措，而是请3位警察在客厅坐下。她对警察们说，他们原籍桑波尔，是在波兰境内，她搬出拉鲁斯大百科全书，请警察们翻阅核对。
警察迟疑一下，表示回去请示后再做决定。警察前脚走，特雷伯后脚就到家了，听露芭讲述了事情的经过，特雷伯说：“马上收拾东西走人，一刻也不能停留。警察一定还要回来，那时就成了瓮中之鳖。”
特雷伯全家躲了起来，开始了地下生活，他们先住在邻近的莱奥家，重新换的护照上名字叫让.吉尔伯，出生在安特卫普，职业是实业家。
德军占领巴黎几天后，特雷伯就到了那里，他们决定把情报网取名叫“红色乐队”，在巴黎建立“红色乐队”的总部。
1941年1月13日，他们在布鲁塞尔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叫做西梅克斯戈，由肯特负责。接着，在巴黎也成立一家叫做西梅克斯戈的公司，阿尔弗雷.科尔班担任公司的总经理。
1940年12月13日，希特勒签发第21号指令，这个计划开头一句话说：“德军必须准备就绪，在对英战事尚未结束以前，即行对苏联发动闪电战。”
“红色乐队”情报网及时向苏联情报部门送去了情报，他们把德军作战计划的详细部署都报告给苏联情报部门，内容有德军将大规模轰炸列宁格勒、基辅、维堡以及德军共出动多少个师团等。
同年2月，特雷伯又发出一份详细的电报，报告德军从法国、比利时抽调了多少个师派往东线。
5月里，特雷伯通过在巴黎的苏联武官苏斯洛巴罗夫转送出一份德军准备攻击苏联的情报，此份德军作战计划标明，原定5月15日向苏联发动的攻势后来改期了，德军重新确定了最后攻击日期。
5月12日，“红色乐队”又通知莫斯科：德军在边界线上集中了150个师。
1941年6月21日，特雷伯接到情报员的报告，证实了德军在第二天向苏联发动进攻的消息。
他马上跟莱奥.格罗斯沃格尔赶到巴黎苏联大使馆，报告了德军的意图，但苏联武官根本不相信，说道：“你们完全搞错啦。我今天碰见了日本武官。他刚从柏林回来。他说德国根本不准备打仗，他的话是可以相信的。”
特雷伯根据近日搜集到的大量情报，相信手下情报员的报告是正确的，坚持要求武官把他起草的电报发出去。
深夜，他们回到旅馆休息，凌晨4点钟，熟睡中的特雷伯被人吵醒，旅馆经理站在房门前，大声呼叫：“完啦，吉尔伯先生，德国打进苏联啦！”
1940～1943年间，“红色乐队”的间谍向苏联军事情报局提供了1500多份各类情报。这些情报包括德军的军工生产，具体内容有军工原料的采购、运输，新武器的设计制造。
例如，“红色乐队”把德国新式战车“老虎T6”的绝密图样弄到手，并马上送到了莫斯科，苏联军工厂经过模仿借鉴，在很短的时间内制造出了KV型新坦克，其性能在很多方面超过了德国的坦克。
1941年底，特雷伯电告苏联情报局局长：“德国麦赛希密特飞机厂赶制一种新型歼击机已经有3个月。发动机是新式的，时速可达900公里。新飞机的图案已拍成微型胶卷，送往莫斯科。”
过了几个月，苏联飞机厂也制造出一种新型歼击机，性能超过德国的飞机。
此外，还有许多有关战局的情报：德军拥有师团的数量、武器配备、作战方案等。
“红色乐队”的一位情报员曾任希特勒最高统帅部的速记员，经常参加希特勒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详细记录了希特勒和众将领的发言，并将记录抄本提供给苏联，从而使苏军总部对德军发动的攻势了如指掌。
就是这位速记员于1941年11月12日，提前9个月报告了德军将进攻高加索的情报：“第三号方案以高加索为目标。原定11月行动，现改1942年春季。5月1日，部队应全部布置就绪。自2月1日起，后勤部将全力以赴。出击高加索兵力的各个基地展开如下：罗佐瓦亚、巴拉克莱沙、组古耶夫、贝尔戈罗德、阿希丁卡、克拉斯诺格勒，总部设在哈尔科夫。”
“红色乐队”情报网人员、设备配备逐渐完善，他们在柏林有3台发报机，比利时有3台，荷兰有3台。
还有一些港口设备、要塞的图纸，军用地图，机构组织图等没法用电报发出去的资料，“红色乐队”就用相机拍照利用微型胶卷传递。
当时，在法国搜集到的材料，大部分交由苏联驻巴黎的武官苏斯洛巴罗夫带出去，一部分情报由“红色乐队”成员送出去。
特雷伯和莱奥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先租一间卧铺车厢，另外一名情报员再去租一间车厢，最好两间有门可通，两间里面有一间空着。
检查员一走，情报员便离开自己的车厢，走进另外一间，把藏着微型胶卷的笔塞进电棒里，然后返回自己的车厢。
“红色乐队”卓有成效的工作方式和对工作的高度热情，使许多有价值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飞往莫斯科，为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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