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同盟，只有永恒的利益。魏蜀吴三国亦是如此。
汉末三国纷争的60余年里，孙刘联盟抗曹虽然成为主线，但这层联盟关系并不稳固。魏征吴蜀，蜀伐魏吴，吴攻蜀魏，三国之间你来我往，打得好不热闹。
公元221年，刘备以“为关羽报仇”为由大举西征，这是继211年孙夫人挟持阿斗、215年湘水划界、219年偷袭荆州之后蜀汉和东吴之间第4次正面冲突，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为了打赢这场战役，刘备甚至不惜将“恢复汉室”这一政治口号抛诸脑后，派人给篡汉的曹丕写了封书信：“备闻曹公薨，遣掾韩冉奉书吊，并赙赠之礼”，主动向曹魏示好。
那么刘备伐吴带了多少兵马呢？
《三国志·文帝纪》记载了孙权向曹魏请援时的报告，“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这4万人是刘备亲自统率的主力部队，如果加上马良从五溪搬来的蛮夷兵和先期到达夷陵的水军万人，以及镇北将军黄权在江北防御曹魏的万余人，刘备的总兵力是6万左右。
刘备此次伐吴的目的绝不仅仅满足于恢复荆州版图，而是和赤壁之战前的曹操一样，要彻底吃掉对方。这是刘备对诸葛亮联吴伐魏既定战略的公开否定，转而先灭吴实现与曹魏划江而治，而后徐图伐魏。所以，面对孙权的请和，刘备严词拒绝。
但13年前赤壁之战时，曹操动用的兵力多达20万，其中曹操嫡系部队15万，收降刘表的军队7万。周瑜在给孙权的劝战书中虽然极力贬低曹军战力，却也不得不坦承“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
结果大家都知道，赤壁一战，曹操20万众被周瑜的3万人和刘备的2万人打得大败，仓惶北归。当然，这还不是东吴的全部兵力。早在《隆中对》时，诸葛亮就曾说过“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孙权也向诸葛亮提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
在刘备发动夷陵之战前，东吴的总兵力已有10万众，经历了赤壁大胜和十几年的繁衍生息，这个数字只会多不会少。
刘备是赤壁之战的亲历者，他对东吴的实力有着清醒的认识。既然有曹操20万人都没打赢东吴的前车之鉴，为什么刘备带着6万人就敢伐吴呢？
当然，历史上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战例比比皆是，我们不能简单以兵力多寡来判断战争的胜率，但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拼的是消耗，没有一定实力做支撑，无异于蚂蚁吞象。
一组考古发现或许能为我们揭秘刘备伐吴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1、走马楼简牍
1996年，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了三国时期东吴的简牍10余万片，内容涵盖军政、司法、民籍等众多领域。在编号6-2099的简牍中发现了如下记载：“建安二十四年，都尉书给将军吕岱，力瑜所将士伐武陵、长沙叛众，叛众首尾关羽……军故吏烝兄年卌九，嘉禾四年四月十八日叛走……”
我们都知道，215年湘水划界时，长沙郡已划归东吴，但直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时，东吴治下的长沙依然叛乱不断，叛军还公开响应关羽。甚至到了嘉禾四年(235年），依然不断有军吏叛逃。
如果我们结合《三国志》“刘备帅军来伐，至巫山、秭归……诸县及五谿民皆反为蜀”的记载，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东吴在荆州一带的统治并不稳固，蜀汉的影响力始终存在。这是刘备伐吴的优势之一。
2、直百五铢
直百五铢是刘备入蜀后铸造的大额虚值货币，也就是一枚五铢钱价值等同于过去的一百枚，这是一种通过增发货币转移通货膨胀从而攫取财富的“损招”。但1700多年后，考古专家在对三国时期东吴墓葬进行文物统计时，却发现已出土的4000枚钱币中，98%为直百五铢等蜀汉铜钱，东吴铜钱仅有区区50枚。
就连随吕蒙擒*关羽的朱然墓中，也有大量的蜀汉直百五铢钱。但奇怪的是，蜀汉墓葬考古发掘中却并未发现东吴钱币。
这也就意味着，东吴境内发现的巨量蜀汉钱币并非是吴蜀联盟状态下的正常贸易流动，而是蜀汉的货币体系冲垮了东吴的“金融”。这颇有点像如今的津巴布韦因为高通货膨胀不得不放弃本国货币使用美元。
这种现象的直接后果是东吴的铸币权掌握在蜀汉手中，如果吴蜀交恶，蜀汉停止输出直百五铢，东吴将退回以物易物的状态，军需供给将受到严重冲击。
难道东吴不会自己铸造钱币吗？东汉末年因为长期战乱，民间对新货币并不信任。刘备铸造的直百五铢因为工艺精良，币值稳定，率先抢占市场，成为了“硬通货”。孙权后来也发行东吴大泉五百，但老百姓并不买账，后来不得不废除。
可见，刘备之所以不顾赵云等人的反对执意西征伐吴，恰恰是对吴蜀各自的优劣态势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自信凭数万人可以实现吞吴计划。至于夷陵惨败，并非兵力不足，而是战术举措失当，当然，这已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