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韩信，可谓是家喻户晓，他早年境遇悲惨，但心怀大志，几经周折，最终在刘邦手下获得了施展军事才华的机会，暗度陈仓，先后平定三秦、擒魏、破代、灭赵、降燕、伐齐，直至垓下全歼楚军，无一败绩，天下莫敢与之相争，并集王侯将相于一身，被称为“国士无双”和“兵仙”。但是，韩信的结局却是很悲惨的，是“初汉三杰”中唯一不得善终的功臣。关于韩信的悲惨结局，有诸多说法，有人认为是因为韩信军事才华无双，政治能力低下；有人认为是韩信妇人之仁的性格缺陷所致，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韩信并非对自己的处境一无所知，至少在韩信平定齐国为王之后，韩信就知道自己今后可能面对刘邦的清算，但是深受战国士人之风熏陶的韩信重情义不愿背叛刘邦。从某种意义上讲，深受士人之风影响，韩信的所作所为与大一统时代格局的要求形成不可调和的冲突，正是这种内在的冲突最终酿成韩信悲惨结局。
韩信乃是士人出身我们今天对韩信的了解，大都来自于《史记·淮阴侯列传》的记载，但是相比于韩信成名之后的事迹，《史记》对韩信早年经历的记载可谓是只言片语，对他个人身世的记载近乎空白，只是交代了韩信家境贫穷，甚至不得不乞食于他人，看似只是布衣平民出身。但是，从史书的零星记载，结合合理推测，我们可以认定韩信并非是布衣平民出身，而是士人身份。主要理由如下：
一是韩信早年家境贫寒，却剑不离身。《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对韩信早年随身携带剑有两处记载：其一是淮阴屠夫当众侮辱韩信，韩信被迫接受胯下之辱时，少年屠夫认为韩信：“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其二是韩信被漂母教训后，看到天下大乱，赶去投奔项梁，“及项梁渡淮，信杖剑从之，居戏下，无所知名”。应该说，韩信剑不离身，是一项判断身份很重要的信息。因为，在先秦时期，剑是“士人”身份的象征，根据秦简《新黔首挟兵令》的规定，不同等级的关东人士佩剑有不同的规定。大夫以下被允许佩剑的，不能超过一把。而韩信有“剑”，说明他的家族在秦统一之前应为“士”以上的血统贵族身份，只不过到了韩信这一代，家境没落，连表字都没有人给他起。
影视作品中落魄的韩信形象
二是韩信早年没有生计。按照《史记》的说法，韩信早年没有正经营生，既因为家贫没有推荐做官吏的机会，也不会耕田做生意，时常要靠乞食为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韩信乃是士人出身，因此家境没落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懂得如何讨生活。
三是韩信精通兵法，并著有兵法三篇。韩信自然是精通兵法的，不然他投奔刘邦帐下后，先后与夏侯婴、萧何交流，得到了他们的推荐，并最终被刘邦封坛拜将。那么，问题来了，韩信的兵法所学来自何处？从常理推断，他投奔到项梁帐下时间很短，级别很低，也没有什么机会学习兵法，他所学的兵法大概率是来自早年家传，考虑到当时识字率很低，家里有条件识字，还有机会学习兵法的，只可能是士人以上家庭出身。
韩信的所作所为深受士人之风影响韩信有三则故事广为人知，一是早年衣食无着，连续数月到相识的南昌亭长家里蹭饭，后来被亭长老婆羞辱拒绝，从此再也没有去。二是离开亭长后，韩信不得不到城外河边钓鱼，在河边洗衣的漂母可怜 他，连续几十天分给他粮食吃，韩信感激不尽，功成名就之后，韩信接见漂母，赐予千金。三是当地屠夫少年当中羞辱韩信，韩信忍下胯下之辱。
从这三则故事中，看到了韩信身上的优秀品质。一是韩信自尊心很强，从怒绝亭长可以看出这一点。二是韩信懂得隐忍，能屈能伸，从胯下之辱可以看出这一点。三是韩信重情重义，从赐予漂母千金就可以看出。
虽然在楚国灭亡后家境没落，但韩信始终没有忘记作为士人的追求，韩信就是这样的士人，他虽然落魄，但不忘远大志向。正如苏轼在《晁错论》中写道：“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有坚韧不拔之志”。但是，在秦朝的统治下，韩信一直得不到施展才华的机会。
随着秦朝统治秩序崩溃，项梁项羽叔侄从江东起兵，北上抗秦，韩信带着他的剑加入了队伍。但是没有得到表现的机会，项梁死后又归属项羽，项羽任命他为郎中。韩信很想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这样优秀的将才得不到用武之地，韩信就曾指出了项羽有“妇人之仁”的缺点，即项羽不能任用出色的将领，即便是这些将领立下大功，当封侯拜相的印绶铸成之后，项羽长久地在手里把玩，直到这些爵印的棱角都磨没了，还没有赐予立功之人。
无奈之下，韩信逃离项羽阵营投奔刘邦，得到夏侯婴的推荐，也不过担任治粟都尉，没有得到重用。后来萧何向刘邦保荐韩信，并登台拜将。韩信没有辜负刘邦的信任，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才华，暗度陈仓，剿灭三秦，攻取赵国和齐国，最终占据齐地，对项羽形成侧翼包抄之势。
萧何月下追韩信
韩信拜将
士人之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士为知己者死。他们会对知己忠诚有加，难有背叛的可能。但是，要想成为他们的知己，标准是苛刻的。正常情况下，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知其之才，用其之才；二是知其之欲，成其之欲，只有同时具备上述两个条件才能称得上真正的知己。
到了韩信占据齐地，为刘邦立下大功之际，按照战国时期士人立功应当即使得到相应封赏的传统，韩信应当得到封赏，不过此时的刘邦正在忙于与项羽交战，并没有给予韩信封赏，反而希望韩信赶快南下救援自己，这时候韩信士人的老毛病又犯了，他以士人所固有的思维，试探性地向刘邦讨要分封假齐王，因为他认为被分封是应得的。这时候的刘邦连吃败仗，看到这消息差点按捺不住怒火，幸好张良及时分析利弊，刘邦才随机应变，直接封韩信为齐王，韩信得到了超出想象的封赏，士人之心得以安抚，继续忠心为刘邦效力。殊不知刘邦却就此埋下了猜忌的种子。
到了汉王四年（公元前502年），楚汉双方在垓下决战前夕，刘邦看到隶属于自己的各路诸侯迟迟未到，问计于张良。张良认为要先给予他们足够的好处，才可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刘邦就按张良说的去做。刘邦此时早就下定事后收拾韩信的打算，只是形势和力量还不充分。
但是，此时的韩信早已羽翼丰满。在刘邦和项羽大打出手之际，坐拥齐地的韩信兵强马壮，再加上韩信高超的军事水平，已经成为左右天下走势的关键。项羽一方也看到了这一点，项羽派武涉前来游说韩信支持自己，但是遭到韩信的拒绝。
“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
谋士蒯通赶来劝说韩信，希望韩信自立，退可以与刘邦、项羽三分天下，进可以趁二虎相争统一天下，但是韩信恪守士人之风，认为“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
蒯通再三劝说韩信，为韩信分析天下大势和刘邦的为人处世风格，并以历史上越国大臣文种和越王勾践之间的故事来警醒韩信，韩信惊出一身冷汗，有所顿悟，但终究是“犹豫不忍倍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于是，响应刘邦的号召南下击败龙且率领的楚军，与刘邦会师垓下。
在韩信看来，获得更大的地盘仍然是按照前面请求封假齐王的惯例，要求与功绩对等的封赏，理所应当。但是，在刘邦看来，这是在要挟老板。只有老板决定是否封赏，给予什么样的封赏，老员工也不能凭借功绩地位要挟老板，刘邦鉴于形势的需要，暂时满足了韩信等人的愿望，实则打算秋后算账。在垓下之战项羽败亡后，刘邦马上就收走了韩信的兵权，并将韩信由齐王改封为楚王。其目的就是彰显老板的权威，意在说明只有老板才有封赏的话语权。
士人之风与大一统时代格局的冲突，是韩信最终悲剧的根源西汉建立后，韩信的人生轨迹一路下滑，先是被刘邦以巡游云梦泽为借口贬韩信为淮阴侯，并带回长安看管，公元前196年，吕后以韩信打算响应陈豨叛乱为由，与相国萧何密谋，将韩信骗至长乐宫钟室，处死了韩信，并夷三族。韩信死前道出了自己的悔意:“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
表面看来，韩信的人生悲剧在于其倨傲不群，与同僚处不好关系，甚至被贬为淮阴侯后，在樊哙对其恭敬有加的情况下，仍然流露出对樊哙的不屑，再加上刘邦掌握大权后，出于对异姓诸侯王的不信任，陆续铲除他们，韩信不过是其中一例而已。但是，实际上，韩信人生悲剧的根源在于，他一贯秉承的士人之风与秦汉之后大一统时代格局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韩信秉承的游士精神与皇权至上的理念之间存在冲突。在先秦时期，由于多国林立，彼此之间征伐不休，为了存国乃至强大，各国国君都希望礼贤下士，吸纳本国和外国人才为己方效力。此时的先秦士人有较高的自由度和独立感，他们通常并不拘泥于狭隘的国家挂念，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往往游走于不同国家，希望自己有施展才华的机会，合则两利，不合则自行离开。韩信也是坚持士的信仰，坚持着战国时代的游士精神，君王只是他服务与效忠的对象，而非他的主宰。因此，他为人行事常常不顾及刘邦的内心感受，提出自己认为合理的要求，使得刘邦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冒犯。韩信秉承的游士精神在战国时期可以大行其道，但是到了秦朝统一天下之际，皇权至上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有志于问鼎天下的刘邦也不例外，皇权至上的理念使得刘邦重视君王的尊严，对于韩信坚持游士精神，一再得罪皇权形成了严重的冲突，刘邦在创业时期无暇顾及这些事情，待到了天下统一之后，皇权决定一切，刘邦便不会继续容忍韩信这样挑战皇权的行为，韩信的悲剧就不可避免了。
二是韩信对国家形制的认知仍停留在战国时代，与大一统封建格局形成严重冲突。与项羽一样，韩信出身楚国旧贵族，虽然是等级较低的“士”，但是，正如项羽念念不忘分封天下一样，韩信也对战国时代的分封制推崇有加，他既经历了楚国末期，又经历了秦朝推行郡县制过快过严导致了社会秩序的崩溃，因此，韩信对于国家的认知还处于战国时代。他认为秦帝国这样实行“郡县制”的国家形态不是合理的国家形态。更倾向于恢复到以天子为核心，诸侯王为藩屏的封建国家。这也就是他为什么提出分疆裂土的要求的原因所在。在对国家的认知方面，韩信已经与时代脱节。对于刘邦而言，他对国家形制的认知水平明显高于韩信，更加符合时代潮流。他认为，虽然秦帝国立国十多年就分崩离析，但这并不意味着郡县制的实施是错误的，只是秦帝国在统一天下后用政过于苛刻，没有很好地休养生息，也没有很好地笼络安抚六国遗民，也就是柳宗元所说的:“秦亡于政而非制”。因此，刘邦心目中的汉王朝仍将承袭秦制，建立一个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而不是退回到周王朝那样以天子为共主，诸侯为屏藩的松散的联邦制王朝。
汉王朝建立后，按照刘邦的设想，帝国的运转必须要高度集权于中央，异姓诸侯王的存在已经显得与帝国格格不入了，因此，不管韩信有没有谋反的想法，“怀璧有罪”，威胁到中央集权的诸侯王必须被铲除。
结语作为不世出的名将，韩信的人生悲剧令人叹息不已。简单地将韩信的败亡归结于其政治能力的严重不足或是性格孤傲，有流于表面原因的嫌疑。事实上，受早年家庭出身的影响，秉承士人之风与秦帝国之后大一统时代格局之间的冲突，才是韩信人生悲剧的根源，毕竟以战国士人信仰为行事指引的韩信，对抗崇尚大一统王朝和皇权不可侵犯理念的刘邦，显然是既跟不上时代潮流，又不自量力。自这场冲突开始，韩信的人生悲剧就已注定。
参考资料:《史记·淮阴侯列传》、《资治通鉴·汉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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