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九龙
陕西某县闹旱灾，村子里的人认为只有除掉“旱魃”才会下雨。在寻找旱魃的过程中，村民们从地里挖掘出了一具栩栩如生、保存完好的女尸，棺材中还有许多陪葬的精美器物……
盗墓小说《鬼吹灯之龙岭迷窟》描绘的这段故事，最近改编成影视剧，颇受好评。而这一切，其实离真实的考古很远很远。
寻宝ＶＳ打怪
盗墓与考古有什么区别？这问题有点尴尬。
盗墓实在太火了。小说《鬼吹灯》盛行于2006年，如今十多年过去，热度有增无减，每每改编成电视剧或电影，总能引发一番热议。
孔子不喜欢谈怪力乱神，说“未知生，焉知死”，可还是挡不住人们对死亡的窥探欲。死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精美绝伦的墓中宝藏背后，隐藏着什么神秘故事？这种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似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
不得不说，如果没有盗墓，很少会有人注意到高冷的考古学。
2007年，由李君纪实小说《关中盗墓贼》改编而成的电视剧《墓道》上映，揭开了古老盗墓行业的神秘面纱。
剧中，杨家村发现的编钟上缴后，北塬师大历史系教授费清通过对编钟的鉴定，讲述了古代的随葬礼仪、编钟的成因。他还运用专业考古知识，分析出编钟少一只、墓主人的身份并不高、年代为西周晚期等信息，“圈粉”不少。
通过土的成分、土质来判断墓葬的身份等级，利用文物铭文、纹饰来鉴定器物的时代和真伪，是考古人的拿手功夫。现在看看，这部早期的盗墓题材影视剧，传播了正确的考古学和文物保护知识，文化价值还是很高的。
然而，近年来翻拍的《盗墓笔记》《九层妖塔》《寻龙诀》等影视作品，为了能吸引更多的观众，赢得更高的票房，运用特效技术，制作出各种各样的鬼怪僵尸，完全忽略了盗墓题材对考古学知识传播的功能。
2016年的电影《盗墓笔记》，在“蛇母陵”穴中，出现许多充满玄幻色彩的场面，甚至有蛇母幻化成形变成妖怪打斗的设计。《寻龙诀》《九层妖塔》《木乃伊2》等一系列影视作品中，也多出现妖怪打斗、迷信、探险的情节。真正的考古元素，却被弃之不用。
借助这些明显是艺术加工创作的作品，许多人完成了考古知识启蒙。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曾对上海中学生进行公众考古调查，结果显示，中学生们对考古的了解，绝大多数是来自新闻媒体和文学影视作品。有一半的中学生对考古学家的印象关键词，选择了“挖土的”和“围着骷髅转的”两个选项。他们看待考古学的目光，基本还是带着猎奇的色彩。
这种误区又何止是体现在心智未成熟的学生身上？
随着盗墓小说的风靡，一时间，盗墓这一违法犯罪活动，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有的读者甚至受到“启发”，想去从事盗墓行当。在近年来审理的诸多盗墓案例里，盗墓小说还成为现实生活中犯罪分子的“作案指南”，让人哭笑不得。
数据统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国已经有二十多万座古墓被盗。盗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已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如今，盗墓题材作品的火热，又为严峻的文物保护工作形势敲响了警钟。
印章ＶＳ金饼
看似“近亲”，盗墓实乃考古最大的天敌。
正如考古学家王巍所说：“盗墓者往往只把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拿走，使得这些随葬品成为一个个孤零零的古董，更有甚者，为了销毁罪证，在盗取之后会将墓穴一把火烧掉。”
盗墓关心的是财富的价值，金银珠宝和玉器文玩是盗墓者的最爱。为了得到财富，他们并不会在意墓穴、棺椁、普通陪葬品的状况。对于一些较坚固的古墓，甚至会采用爆破方式直接炸开墓穴，这会导致整个墓室结构受损，造成不可逆的破坏。
而在考古人眼中，墓中的一切都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是文化的价值。通过墓地里埋藏的古代植物种子，可以了解当时种植业发展状况；通过陪葬的陶瓷制品在种类、器形、材质、颜色等方面的变化，可以分析古人生活状态的发展变迁；通过壁画的内容和规律，可以探索古人对死亡和死后的世界观以及社会宗教信仰。
考古学家许宏认为，考古学有两大魅力。
首先是发现之美。考古人通过调查、钻探、发掘这“三把刷子”，去探究一个已经逝去的世界。但仅限于发现是不够的，如果只有发现，会让人感觉考古恐怕和猎奇与“挖宝”还是挺相近的。
其次是思辨之美。考古人经常把自己形容为侦探，收集支离破碎的材料，再通过缜密的逻辑、推理、思辨，到最后力图尽可能地拼合历史的碎片，最终迫近历史的真实。
江西南昌的西汉海昏侯墓，于2015年11月14日开始发掘，此后几个月里，尽管发现了诸多证据，将墓主身份指向汉武帝之孙刘贺，但按照考古规范，仍不能就此贸然断定墓主身份。
直到2016年1月17日，考古队员开启内棺后，在墓主遗骸的腰部位置发现了一枚白色玉印，刻有“刘贺”二字。这枚墓主随身携带的私印，成为判断墓主身份的最直接证据。
如果用金钱来衡量的话，这枚玉印的价值，肯定没法跟墓葬里那些明晃晃的金子相比。
海昏侯墓是座“黄金大墓”，出土金器478件，合计115公斤，金饼、马蹄金、麟趾金无所不包。金饼的纯度在99％以上，就算忽略文物属性，这些黄金当成普通金子卖，也能换一笔巨额的财富。可是，要论文化价值，这枚玉印显然更显珍贵，千金难易。
海昏侯墓是目前我国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对研究西汉列侯的园寝制度意义重大。如此大的高等级墓葬，历经两千年岁月，基本没有被盗墓者破坏，完全是个奇迹。
相比之下，河南安阳的“曹操墓”就倒霉多了。尽管符合史料关于曹操墓位置的记载，国家文物局也于2009年12月27日认定其为曹操墓，但该墓在发现之时早已被盗得千疮百孔，文化信息不完整，留下了许多遗憾。
即便墓中发现了60多块“魏武王常所用”刻铭石牌，证据仍显单薄。缺乏关键物证，使“曹操墓”陷入了长期质疑中。
也许，能够证明安阳高陵墓主身份的有力证明，早已随着盗墓者的一次又一次光临而流落他乡，甚至损毁殆尽。真假曹操墓的争议，只能带进下一个百年，甚至下一个千年了。
考古ＶＳ考未来
我们现有的知识层面，在一定程度上会存在认知偏差。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说，考古“不仅是发现一个失去的世界，也是一次伟大的精神回归”。考古不但是与死后世界的深入对话，同时，世人也在通过一次次的考古发现，逐步解开失落文明所留下的巨大谜团。
比如“火烧阿房宫”。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这是唐代诗人杜牧所写的《阿房宫赋》，给人们勾勒出了一幅金碧辉煌阿房宫的场景。
2000多年来，人们的常识是阿房宫最终因西楚霸王的一把火，而化为灰烬。然而根据多年的考古发掘，现在我们知道，阿房宫根本没建成，更谈不上被项羽付之一炬。《阿房宫赋》“骗”了我们所有人。
比如“蔡伦造纸”。
造纸是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蔡伦发明造纸术曾是教科书里的“定律”。然而，1957年6月，人们在西安东郊灞桥砖瓦厂取土时，发现了一座不晚于西汉武帝时代的土室墓葬，考古工作者在一青铜镜上，发现了包装纸。从此，世界上最早的纸改成了灞桥纸，这纸比蔡伦早了几百年。
当然，从文化、文明的视野看，考古还有更宏观更深远的意义。
研究早期历史，文本缺失，主要靠的是考古。有了殷墟甲骨的发现，中华文明得以上溯到3500年；有了龙山、大汶口、二里头、良渚、红山、石峁等一系列发现，才能证明中华文明5000年并非夸大。
中国百年考古学的发展，为中华文明与世界对话，打开了全新的窗。
过去，中国人有个基本观点是“无邑不城”，只要人扎堆的地方就得围起来。筑城是中国一大“特产”，引申到精神上，就寓意着保守、封闭。可考古实践发现，中国人并不是天生喜欢把人困在围城里。
从二里头到西周，中国一直处于“大都无城”的开放时代。看来，《左传》里所说的“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并非是句大话。“大都无城”是一种自信，这样的文明才能有交流，有碰撞，有融合，有发展，才是一个不间断文明该有的底色。
也许有人会问：“这些东西都是三千多年甚至五千多年前的事，跟我们现在的中国、现在的生活有关系吗？”
任何事物往前追溯，一定会有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考古学家、剑桥大学教授伦福儒曾说过，考古学使我们能把各国的早期历史，作为人类更大范围历史的一部分来看待。历史，是当下的镜子。
回望中华大地，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时期，始终同时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它们散布在四面八方，犹如天上群星之星罗棋布。此种现象，考古学界泰斗苏秉琦形象地概括为“满天星斗”。
但是后来，原本繁荣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展陷于停滞，以中原文明为中心的趋势逐渐抬头。早期有辽河的红山文化、安徽的凌家滩文化，再晚一点有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长江流域率先发光，之后，长江流域与中原此消彼长。距今4300年前后，中原开始闪亮。最后，多元趋于一体，到了二里头时代，文明形成“月朗星稀”的状态。
是什么力量造成了此消彼长，又是什么力量成就了中华文明的逆势崛起和绵延不绝？弄明白这些问题，对于我们今天应对全球变化，仍有启示价值。
看似孤立的中华文明圈，其实从来不曾自外于世界。从几百万年前的人类潮、一万年前的农业潮、五千多年前的青铜潮、五百年前的工业革命潮，到我们当下正在发生、接受的信息潮、数字潮等，这些文明大潮波涛汹涌，席卷全球，没有谁能置身事外。
考古关注的，不仅仅是历史的回望，也是一个文明延续、演变到今天，所呈现给我们的模样。它研究的是过去人们的生活情况，探索的却是未来人类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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