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化竞争中充分彰显制度自信

作者：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傅华

**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 信息化把国家间的竞争引向了新的阶段，要看谁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信息化大势，谁能更好地适应和引领新生产力发展方向，谁能更好地推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变革。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突出表现在大国关系的深刻变化，也表现在信息化领域的竞争更加激烈。

一、美国主导下的信息化悖论

信息化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极为广泛的管理和控制技术，它让国家职能逐渐成为全球信息系统的组成部分。 当信息成为人类权力的中枢，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便从传统的军事力量博弈转向了信息领域，信息技术因此变成一种具有颠覆性、毁灭性的战略工具。 美国是世界公认的信息化强国。 但是，从近些年的表现看，它扮演的并不是一个积极的角色。 一方面，它全力推动信息技术革命； 另一方面，又极力扭曲信息化本质，让信息化走向自己的反面。

（一）在信息化进程中一路领先并形成垄断。 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构成了信息技术的基本结构。 在信息技术领域，美国长期一家独大，形成技术垄断。 1946年，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在美国。 此后第二、三、四代计算机的研发与使用也都起源于美国，美国以先发优势建立了在信息领域的绝对优势，牢牢地掌握着互联网世界的基础设施管制权和规则制定权。 目前全世界互联网唯一一个主根服务器在美国，它控制着互联网全网的解析和有序运行，全世界辅根服务器有12个，其中美国占据9个。 在软件方面，美国是世界最大的软件生产国，拥有软件企业10万多家，世界软件企业前10位中有7家来自美国，包括苹果、微软、IBM、甲骨文等。 美国的CPU产量占全世界的92%，系统软件产量占86%，拥有的大型数据库占世界总量的70%，全世界访问量最大的100个网站中有94个注册在美国境内，全球80%以上的网络信息和95%以上的服务信息都来自美国。 美国在信息领域的创新能力及其所形成的技术储备、产业优势客观上已形成垄断地位，它确保短时期内潜在竞争者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挑战，因而可以获得该行业超额利润和国家治理领域信息技术话语权。

（二）信息化一定意义上成为掠夺他国的手段。 马克思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圈地运动、殖民战争，无休止地榨取剩余价值，反映出资本主义的掠夺本性。 二战之后，美国主导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关税和贸易总协定、WTO等一系列规则、惯例、平台，依靠“全球化”实现了“美国化”的目标。 然而，进入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所带来的共享、互惠愿景与资本主义本质诉求发生了大冲撞。 信息化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中国家划出了重新出发的起跑线和超车弯道，但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把它们排挤在“边缘”地带，竭力维护长期以来的“垂直分工体系”。 20多年来，中国互联网飞速发展，目前在世界互联网企业前10强中，我们占了4席。 我国在5G、量子信息技术、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当看到中国因信息化而做大做强时，美国时刻准备摧毁威胁其网络空间霸权的一切力量，确保自己在这一领域的绝对利益和独尊地位。 美国发动“五眼联盟”等群狼对华为、中兴、大疆等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围追堵截，举全国之力发动对广东深圳南山区粤海街道之战。 所谓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所谓民主、自由、人权，这些原来由他们用来证明资本主义“合法性”“优越性”的经典理念统统被抛在脑后。 因此，从本质上看，中美经贸战不仅仅是贸易战、技术战，更是生存权、发展权之战。

（三）互联网很多时候成为颠覆他国政权的工具。 美国不断利用互联网对世界各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监视、渗透、破坏。 “棱镜门”事件打开了美国监听世界的“潘多拉盒子”，其高科技企业在技术设备上留出“后门”，明目张胆“偷窥”全人类。 把社交媒体作为“颜色革命”的孵化器、助推器，在世界各地策划“街头运动”。 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调查，美国社交平台在颜色革命中的贡献率超过40%。 在2009年伊朗大选引发的混乱中，美国国务院官员发电邮给Twitter，肯定其在动荡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建议”Twitter延迟原定的系统维护时间，以免影响街头抗议者们相互联络，Twitter公司立即按要求作出相应调整。 2017年底伊朗爆发反政府抗议，美国情报机构故技重施，在社交媒体上伪造木偶账户，散布虚假信息。 这次香港修例风波，乱港势力正是利用社交媒体进行串联组织，谷歌地图更是为乱港势力提供“精准的定位服务”，标榜“言论自由”的Twitter、Facebook“及时”关闭了一大批中国网民客观发声的账号。 FBI、美领馆在香港开设了数十个新媒体账号群组，24小时不间断向香港民众推送传播虚假信息和反中反共思想。 在美国的策划、怂恿、扶持下，互联网反宣信息此起彼伏、层出不穷，虚假新闻、政治谣言、粗俗内容四处充斥，制造意识形态混乱，意图动摇社会主义的思想价值根基。 据公开报道显示，2018年，位于美国的1.4万余台木马或僵尸网络控制服务器，控制了中国境内334万余台主机； 3325个IP地址向中国境内3607个网站植入木马。

（四）信息化也必然成为资本主义自我批判和解构的重大变量。 从本质上看，信息化与资产阶级所谓的“民主政治”相冲突，互联网、大数据所集纳的需求与资产阶级政客操纵的“民意”大相径庭，信息化带来的信息对称、透明化也让他们在党争、竞选时的豪言壮语失去意义。 信息化建立了“地球村”，全世界零距离，一些西方政客在互联网上洋相百出，比如一些美国政客在社交媒体大放厥词、出尔反尔、言而无信，让全世界一起看清了其真面目。 信息化极大增强了不同民族、不同人群的横向联系，这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创造了最好条件。 在人类共同价值观逐渐生成、固化的时候，美国靠垄断技术来制造信息、资本和福利鸿沟的做法注定不会支撑太久。

二、信息化时代制度竞争的新特征

信息化时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竞争并没有随着互联网“地球村”的建立而冰雪消融，相反，在美国霸权思维的刺激下，不同制度在信息化领域的竞争会更加尖锐激烈，总体来看，具有五个特点。

（一）利益冲突更加凸显。 英国前首相帕麦斯顿曾公开宣称： “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无论是制度之间的竞争，还是中美之间的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在发挥作用。 在美国一些政客眼里只有利益，只要对自己有利，其他都可以抛到一边，毫无正义可言。 面对中国的发展壮大，美国一些政客心理上出现严重失衡。 这种心理失衡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1957年苏联的卫星上天，就曾让其极度不安。 今天中国5G技术领先，再次让美国一些政客心理失衡。 5G在下一代互联网、通信产业等各方面应用前景广阔，中国走在前列，他们就滥用“不安全”罪名对中国有关企业进行围追堵截。

（二）价值观对立更加鲜明。 恩格斯指出，这些相互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 信息化让东西方之间在价值观上的对立更加充分地展现出来。 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强调要与世界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所捍卫的资本主义，造成一部分人在完成对另一部分人的压迫和剥削的同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因此，资本主义本质上是有“资本”才有“主义”，当信息化赋予资本更强逐利能力的时候，资本、资本家甚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趋向活跃。

（三）围绕核心技术的博弈更加激烈。 信息时代是靠技术创新来推动发展的，核心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同时，高科技与意识形态日益交融，美国研究的应用软件，很多带有意识形态属性。 正因为科技如此重要，美国逆信息化时代科技创新全球化的时代潮流而动，与中国既打贸易战，又打科技战，围绕“基础技术、通用技术”“非对称技术、‘*手锏’技术”“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等核心技术进行极限施压，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阻止正常的科技交流，对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进行打压遏制，上演了一场创新科技的交流与封锁、人才的流动与禁锢、知识的共享与独占的博弈大战，说到底，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把中国排除在科技创新的前列之外。

（四）制度优势、治理效能之争更加尖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显著优势，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在信息化条件下，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和缺陷以更集中、更典型的方式暴露出来，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更加凸显。 “中国之治”同西方一些国家党争不断、政局动荡的“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 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把我国的发展壮大视为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模式和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威胁，利用互联网不断恶意攻击“中国制度”，抹黑“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同时，大肆宣扬三权分立、多党制、普选制、司法独立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宣扬新自由主义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到处输出他们的制度模式和价值观念，国家之间制度优势、治理效能之争更加激烈。

（五）意识形态斗争更频繁、更加直接。 信息化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同时又为它提供了日新月异的手段和条件。 随着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的加快，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愈益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挑战与威胁其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的主要对手，利用互联网加紧进行意识形态渗透、颠覆、围堵，散布“中国渗透论”“中国威胁论”“中国霸权论”等论调，同时他们频繁设置议题，切换热点，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大做文章。 香港修例风波发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一些政客，频繁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煽风点火。 美国更是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显示出其险恶用心和霸权本质。

三、在信息化时代不断夯实制度优势

要在未来的信息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必须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压舱石”“定盘星”，把**的网络强国战略思想作为信息化竞争中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坚定不移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坚决维护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一）适应和引领新生产力发展方向，带动信息产业、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强调： “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 要下定决心、保持恒心、找准重心，加速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 ”我们要扭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抓紧突破网络发展的前沿技术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进国产自主可控替代计划，构建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体系； 要针对“缺芯少魂”的问题，集中力量在芯片、操作系统等关键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尽快把卡脖子的手甩掉； 要加快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信息化发展提供技术平台渠道保障； 要落实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责任，加强网络安全信息统筹机制、手段、平台建设，全面筑牢“防火墙”，提升安全保障能力。 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依靠信息技术创新驱动，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 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促进资源配置优化，更好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适应信息化时代要求，推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变革，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信息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要发挥其在这个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来打造信息“国之重器”； 另一方面，又要善用信息化之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赋能。 优化各种行政体制，再造政府架构和决策流程，提升治理效能。 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善用网络改进领导方式、服务方式。 推进政务公开、数字惠民，打破信息壁垒，提升服务效率，让百姓少跑路，让信息多跑路。 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进行数据分析、趋势预测，突破传统的有限理性治理决策模式向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模式转型，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坚持建设与斗争并重，建立攻守兼备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是道路和制度之争，要从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来管网治网。 要提高网络综合治理能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治网格局。 用好责任制是关键一招，技术治网是必由之路。 我们要深入分析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既要防，又能攻； 既有盾，又有矛。 首先要把盾做结实，切实做到管得住，对网络违法犯罪行为要作出有效应对。 光有盾打不赢战争，还要有关键时刻能对敌人一剑封喉的网络武器。 要把主力军放在主战场，做优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 要不断改进网络舆论引导工作，既键对键，又面对面，最大范围争取人心，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 网络无国界，但网络有主权。 我们要有面向境外、国际的新媒体传播，构筑能影响国际舆论的社交平台，全方位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维护网络主权，在信息化时代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四）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在信息化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互联网，让信息化更好造福人类，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各国应顺应时代潮流，勇担发展责任，共迎风险挑战，共同推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要坚持多边参与、多方参与，发挥政府、国际组织、互联网企业、技术社群、民间机构、公民个人等各种主体作用。 既要推动联合国框架内的网络治理，也要更好发挥各类非国家行为主体的积极作用。 要以“一带一路”建设等为契机，加强同沿线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建设21世纪数字丝绸之路。 要携手世界各国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国际规则体系，在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数字产品贸易和数据跨境流动等规则和行为规范的制定中掌握主动，形成以规则为基础的网络空间秩序，共同打造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