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母亲后来说过，徐志摩的情趣中有时也露出某种俗气（谛听回忆复古）

今天（4月1日）是林徽因的忌辰。1955年的今天，她病逝于同仁医院，享年51岁。她的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上刻着“建筑师林徽因墓”。墓碑下方有一块刻着秀丽花圈的汉白玉。这原来是为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雕饰试刻的一个样品，人民把它作为一篇独特的无字墓志铭，奉献给它的创作者林徽因。

倏忽人间四月天

——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

文 | 梁从诫

今天，读书界记得她的人已经不多了。老一辈谈起，总说那是三十年代一位多才多艺、美丽的女诗人。

但是，对于我来说，她却是一个面容清癯、削瘦的病人，一个忘我的学者，一个用对成年人的平等友谊来代替对孩子的抚爱（有时却是脾气急躁）的母亲。

三十年代那位女诗人当然是有过的。可惜我并不认识，不记得。

那个时代的母亲，我只可能在后来逐步有所了解。当年的生活和往事，她在我和姐姐再冰长大后曾经同我们谈起过，但也不常讲。

母亲的后半生，虽然饱受病痛折磨，但在精神和事业上，她总有新的追求，极少以伤感的情绪单纯地缅怀过去。至今仍被一些文章提到的半个多世纪前的某些文坛旧事，我没有资格评论。但我有责任把母亲当年亲口讲过的，和我自己直接了解的一些情况告诉关心这段文学史的人们。

或许它们会比那些传闻和臆测更有意义。

早年

少女时期，母亲曾经和几位表姊妹一道，在上海和北京的教会女子学校中读过书，并跟著那里的外国教员学会了一口相当流利的英语。

一九二O年，当外祖父在北洋官场中受到排挤而被迫“出国考察”时，决定携带十六岁的母亲同行。

关于这次欧洲之旅我所知甚少。只知道他们住在伦敦，同时曾到大陆一些国家游历。母亲还考入了一所伦敦女子学校暂读。

年轻时的林徽因

在去英国之前，母亲就已认识了当时刚刚进入“清华学堂”的父亲。

从英国回来，他们的来往更多了。在我的祖父梁启超和外祖父看来，这门亲事是颇为相当的。但是两个年轻人此时已经受到过相当多的西方民主思想的薰陶，不是顺从于父辈的意愿，而确是凭彼此的感情而建立起亲密的友谊的。

他们之间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珍爱和对造型艺术的趣味方面有著高度的一致性，但是在其他方面也有许多差异。

父亲喜欢动手，擅长绘画和木工，又酷爱音乐和体育，他生性幽默，做事却喜欢按部就班，有条不紊；母亲富有文学家式的热情，灵感一来，兴之所至，常常可以不顾其他，有时不免受情绪的支配。

我的祖母一开始就对这位性格独立不羁的新派的未来儿媳不大看得惯，而两位热恋中的年轻人当时也不懂得照顾和体贴已身患重病的老人的心情，双方关系曾经搞得十分紧张，从而使母亲又逐渐卷入了另一组家庭矛盾之中。

这种局面更进一步强化了她内心那种潜在的反抗意识，并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

一九二四年，他们一同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父亲入建筑系，母亲则因该系当时不收女生而改入美术学院，但选修的都是建筑系的课程，后来被该系聘为“辅导员”。

一九二七年，父亲获宾州大学建筑系硕士学位，母亲获美术学院学士学位。

此后，他们曾一道在一位著名的美国建筑师的事务所里工作过一段。不久，父亲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美术史。母亲则到耶鲁大学戏剧学院随贝克教授学舞台美术。

据说，她是中国第一位在国外学习舞台美术的学生，可惜她后来只把这作为业余爱好，没有正式从事过舞台美术活动。

母亲始终是一个戏剧爱好者。一九二四年，当印度著名诗翁泰戈尔应祖父和外祖父之邀到中国访问时，母亲就曾用英语串演过泰翁名作《齐德拉》；三十年代，她也曾写过独幕和多幕话剧。

1924年春，徐志摩、林徽因陪同泰戈尔游览北京法源寺

一九二八年三月，他们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了婚礼，当时我的大姑父在那里任中国总领事。

母亲不愿意穿西式的白纱婚礼服，但又没有中式“礼服”可穿，她便以构思舞台服装的想像力，自己设计了一套“东方式”带头饰的结婚服装，据说曾使加拿大新闻摄影记者大感兴趣。

梁思成、林徽因结婚照

这可以说是她后来一生所执著追求的“民族形式”的第一次幼稚的创作。

婚后，他们到欧洲度蜜月，实际也是他们学习西方建筑史之后的一次见习旅行。欧洲是母亲少女时的旧游之地，婚后的重访使她感到亲切。后来曾写过一篇散文《贡纳达之夜》，以纪念她在这个西班牙小城中的感受。

北平

香山的“双清”也许是母亲诗作的发祥之地。她留下来的最早的几首诗都是那时在这里写成的。

母亲写作新诗，开始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过徐志摩的影响和启蒙。她同徐志摩的交往，是过去文坛上许多人都知道，却又讹传很多的一段旧事。

在我和姐姐长大后，母亲曾经断断续续地同我们讲过他们的往事。

母亲同徐是一九二〇年在伦敦结识的。当时徐是外祖父的年轻朋友，一位二十四岁的已婚者，在美国学过两年经济之后，转到剑桥学文学，而母亲则是一个还未脱离旧式大家庭的十六岁的女中学生。

据当年曾同徐志摩一道去过林寓的张奚若伯伯多年以后对我们的说法：“你们的妈妈当时流着两条小辫子，差一点把我和志摩叫做叔叔！”

因此，当徐志摩以西方式诗人的热情突然对母亲表示倾心的时候，母亲无论在精神上、思想上、还是生活体验上都处在与他完全不能对等的地位上，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相应的感情。

母亲后来说过，那时，像她这么一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人传说地那样去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母亲当然知道徐在追求自己，而且也很喜欢和敬佩这位诗人，尊重他所表露的爱情，但是正像她自己后来分析的：“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像出来的林徽音，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

不久，母亲回国，他们便分手了。等到一九二二年徐回到国内时，母亲同父亲的关系已经十分亲密，后来又双双出国留学，和徐志摩更没有了直接联系。

父母留学期间，徐志摩的离婚和再娶，成了当时国内文化圈子里几乎人人皆知的事。可惜他的再婚生活后来带给他的痛苦竟多于欢乐。一九二九年母亲在北平与他重新相聚时，他正处在那样的心境中，而母亲却满怀美好的僮憬，正迈向新的生活。

这时的母亲当然早已不是伦敦时代那个留小辫子的女孩，她在各方面都已成熟。徐志摩此时对母亲的感情显然也越过了浪漫的幻想，变得沉著而深化了。

徐志摩是一个真挚奔放的人，他所有的老朋友都爱他，母亲当然更珍重他的感情。尽管母亲后来也说过，徐志摩的情趣中有时也露出某种俗气，她并不欣赏，但是这没有妨碍他们彼此成为知音，而且徐也一直是我父亲的挚友。

母亲告诉过我们，徐志摩那首著名的小诗《偶然》是写给她的，而另一首《你去》，徐也在信中说明是为她而写的，那是他遇难前不久的事。

从这前后两首有代表性的诗中，可以体会出他们感情的脉络，比之一般外面的传说，确要崇高许多。

电视剧《人间四月天》中的林徽因和徐志摩

母亲开始写作时，已是“新月派”活动的晚期，除了徐志摩外，她同“新月派”其他人士的交往并不深。

她初期的作品发表在《新月》上的也不很多。虽然她在风格上同“新月派”有不少相同的地方，但她却从不认为自己就是“新月派”，也不喜欢人家称她为“新月派诗人”。

徐志摩遇难后，她与其他人的来往更少，不久，这个文学派别也就星散了。

文学上的这些最初的成就，其实并没有成为母亲当时生活的主旋律。对她后来一生的道路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是另一件事。

一九三一年四月，父亲看到日本侵略势力在东北日趋猖狂，便愤然辞去了东北大学建筑系的职务，放弃了刚刚在沈阳安下的家，回到了北平，应聘来到朱启钤先生创办的一个私立学术机构，专门研究中国古建筑的“中国营造学社”，并担任了“法式部”主任，母亲也在“学社”中任“校理”。

以此为发端，开始了他们的学术生涯。

从一九三一到三七年，母亲作为父亲的同事和学术上的密切合作者，曾多次同父亲和其他同事们一道，在河北、山西、山东、浙江等省的广大地区进行古建筑的野外调查和实测。

我国许多有价值的，成貌尚存的古代建筑，往往隐没在如今已是人迹罕至的荒郊野谷之中。当年，他们到这些地方去实地考察，常常不得不借助于原始的交通工具，甚至徒步跋涉，“餐风宿雨”“艰苦简陋的生活，与寻常都市相较，至少有两世纪的分别。

然而，这也给了他们这样的长久生活于大城市中的知识分子一种难得的机会，去观察和体验偏僻农村中劳动人民艰难的生活和淳朴的作风。这种经验曾使母亲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的震动。

作为一个古建筑学家，母亲有她独特的作风。她把科学家的缜密、史学家的哲思、文艺家的激情融于一身。

从她关于古建筑的研究文章，特别是为父亲所编《清式营造则例》撰写的“绪论”中，可以看到她在这门科学上造诣之深。

她并不是那种仅会发思古之幽情，感叹于“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古董爱好者；但又不是一个仅仅埋头于记录尺寸和方位的建筑技师。

在她眼里，古建筑不仅是技术与美的结合，而且是历史和人情的凝聚。一处半圯的古刹，常会给她以深邃的哲理和美感的启示，使她禁不住要创造出“建筑意”这么个“狂妄的”名词来和“诗情”、“画意”并列。

好在那个时代他们还真不拘于任何“框框”，使她敢于用那么奔放的文学语言，乃至嬉笑怒骂的杂文笔法来写她的学术报告。

母亲在测量、绘图和系统整理资料方面的基本功不如父亲，但在融汇材料方面却充满了灵感，常会从别人所不注意的地方独见精采，发表极高明的议论。

那时期，父亲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大多经过她的加工过色。父亲后来常常对我们说，他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母亲给“点”上去的。

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

三十年代是母亲最好的年华，也是她一生中物质生活最优裕的时期，这使得她有条件充分地表现出自己多方面的爱好和才艺。

除了古建筑和文学之外，她还做过装帧设计、服装设计；同父亲一道设计了北京大学的女生宿舍，为王府井“仁立地毯公司”门市部设计过民族形式的店面。

她并单独设计了北京大学地质馆，据曹禺同志告诉我，母亲还到南开大学帮助他设计过话剧布景，那时他还是个年轻学生。

然而，这样的生活，不久就突然地结束了。

一九三七年六月，她和父亲再次深入五台山考察，骑著骡子在荒凉的山道上颠簸，去寻访一处曾见诸敦煌壁画，却久已湮没无闻的古庙——佛光寺。

七月初，他们居然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外面找到它，并确证其大殿仍是建于唐代后期（公元八五七年）的原构，也就是当时所知我国尚存的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物（新中国成立后，在同一地区曾发现了另一座很小的庙宇，比佛光寺早七十多年）。

这一发现在中国建筑史和他们个人的学术生活中的意义，当然是非同小可的。

1937年林徽因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测绘唐代经幢

直到许多年以后，母亲还常向我们谈起当时他们的兴奋心情，讲他们怎样攀上大殿的天花板，在无数蝙蝠扇起的千年尘埃和无孔不入的臭虫堆中摸索著测量，母亲又怎样凭她的一双远视眼，突然发现了大梁下面一行隐隐约约的字迹，就是这些字，成了建筑年代的确凿证据。

而对谦逊地隐在大殿角落中本庙施主“女弟子宁公遇”端庄美丽的塑像，母亲更怀有一种近乎崇敬的感情。

她曾说，当时恨不能也为自己塑一尊像，让“女弟子林徽因”、永远陪伴这位虔诚的唐朝妇女，在肃穆中再盘腿坐上他一千年！

1937年林徽因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测绘唐代经幢

可惜这竟是他们战前事业的最后一个高潮。七月中旬，当他们从深山中走出时，等著他们的，却是芦沟桥事变的消息！

就这样，他们在日军占领北平前夕，抛下了那安逸的生活、舒适的四合院，带著外婆和我们姐弟，几只皮箱，两个铺盖卷，同一批北大、清华的教授们一道，毅然地奔向了那陌生的西南“大后方”，开始了战时半流亡的生活。

昆明

这确是一次历尽艰辛的“逃难”。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我们在长沙首次接受了战争的洗礼。九死一生地逃过了日寇对长沙的第一次轰炸。

紧接著，在我们从长沙迁往昆明途中，母亲又在湘黔交界的晃县患肺炎病倒。我至今仍依稀记得，那一晚，在雨雪交加中，父亲怎样抱着我们，搀著高烧四十度的母亲，在那只有一条满是泥泞的街道的小县城里，到处寻找客店。

最后幸亏遇上一批也是过路的空军航校学员，才匀了一个房间让母亲躺下。这也是战争期间我们家同那些飞行员之间特殊的友谊的开始。

旅途中的这次重病对母亲的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埋下了几年后的肺病再次复发的祸根。

一九三八年一月份，我们终于到达了昆明。在这数千公里的逃难中，做出最大牺牲的是母亲。

1938年初林徽因与亲友在昆明巡津街九号院

三年的昆明生活，是母亲短短一生中作为健康人的最后一个时期。

在这里，她开始尝到了战时大后方知识分子生活的艰辛。父亲年轻时车祸受伤的后遗症时时发作，脊椎痛得常不能坐立。母亲也不得不卷起袖子买菜、做饭、洗衣。

然而，母亲的文学、艺术家气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昆明这高原春城绮丽的景色一下子就深深地吸引了她。记得她曾写过几首诗来吟咏那“荒唐的好风景”，一首题为《三月昆明》，可惜诗稿已经找不到了。

李庄

一九四〇年冬，由于日寇对昆明的空袭日益加剧，营造学社追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再度西迁到四川宜宾附近的一个小江村，李庄。这里距扬子江尽处只有三十公里（宜宾以上即称金沙江），而离重庆却有三天的水路，是个名副其实的穷乡僻壤。

我们住进了一处篾条抹灰的简陋农舍。艰苦的生活，旅途的劳顿和四川冬季潮湿、阴冷的气候，终于使母亲的旧病恶性发作，卧床不起。而同时父亲脊椎软组织灰质化的毛病也变得愈来愈严重。

李庄的四年，大概仍是母亲情绪上最抑郁的时期。战争和疾病无情地击倒了她，而这里又是那样一个偏僻、单调的角落。

老朋友们天各一方，难得有一两封书信往还。可以想像，她的心境有时是多么悲凉。

这时期，她读了许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我记得她非常喜欢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而且要求我也当成功课去读它（那时我只有十二岁），还要我们一句句地去体味屠格涅夫对自然景色的描写，米开朗琪罗传，因为是英文的，我们实在没法子读，她就读一章，给我们讲一章，特别详细地为我们描述了米开朗琪罗为圣彼得教堂穹顶作画时的艰辛。讲的时候很动感情，可能因为米开朗琪罗那种对艺术的执著追求特别引起了她的共鸣。

她偶尔也还写诗，但流露的大多是惆怅。在她兴致好的时候，间或喜欢让姐姐和我坐在床前，轻轻地为我们期读她旧日的诗、文，她的诗本来讲求韵律，比较“上口”，由她自己读出，那声音真是如歌。

她也常常读古诗词，并讲给我们听，印象最深的，是她在教我读到杜甫和陆游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家祭毋忘告乃翁”，以及“可怜小儿女，未解亿长安”等名句时那种悲愤、忧愁的神情……

她这位母亲，几乎从未给我们讲过什么小白兔、大灰狼之类的故事，除了给我们买了大量的书要我们自己去读之外，就是以她自己的作品和对文学的理解来代替稚气的童话，像对成年人一样地来陶冶我们幼小的心灵。

在李庄生病中的林徽因与女儿梁再冰与儿子梁从诫

一九四一年，她非常疼爱的三弟，当时刚从航校毕业不久的空军上尉飞行员林恒，在一次对日机的仓促应战中，牺牲在成都上空。噩耗传到她病榻上的时候，母亲几乎痛不欲生。

此后不到两年，昆明那批空军朋友中的最后一名幸存者，也是母亲最喜欢的一个，又在衡阳战役中被击落后失踪了。他们的死在母亲精神上的反响，已不限于对亡故亲人和挚友的怀念感伤。

她的悼亡诗《哭三弟恒》可以说不是只给三舅一个人，而是献给抗战前期她所认识的所有那些以身殉国的飞行员朋友的。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她对民族命运的忧思和对统治当局的责难。

从母亲一九四四年留下的几首短诗中可以看出，她在李庄的最后两年中心情是多么恶劣、消沉。

但这并不仅仅是自身病痛所致，更多的，也许还是出于“长安不见”的忧愁。

她这时爱读杜、陆后期的诗词，不是偶然的。在她和父亲身上，常表现出中国汉族读书人的那种传统的“气节”心理。

一九四六年，抗战已经胜利，有一次我同母亲谈起一九四四年日军攻占贵州独匀，直逼重庆的危局，我曾问母亲，如果当时日本人真的打进四川，你们打算怎么办？

她若有所思地说：“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

我急了，又问：“我一个人在重庆上学，那你们就不管我啦？”

病中的母亲深情地握著我的手，彷佛道歉似地小声地说：“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

听到这个回答，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这不仅是因为感到自己受了“委屈”，更多地，我确是被母亲以最平淡的口吻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凛然之气震动了。

我第一次忽然觉得她好像不再是“妈妈”，而变成了一个“别人”。

重回北平

母亲爱北平。她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她早年的诗歌、文学作品和学术文章，无一不同北平血肉相关。九年的颠沛生活，吞噬了她的青春和健康。如今，她回来了，像个残废人似的贪婪地要重访每一处故地，渴望再次串起记忆里那断了线的珍珠。

然而，日寇多年的蹂躏，北平也残破、苍老了，虽然古老的城墙下仍是那护城河，蓝天上依旧有白鸽掠过，但母亲知道，生活之水不会倒流，十年前的北平同十年前的自己一样，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胜利后在北平，母亲的生活有了新的内容。

父亲应聘筹建清华大学建筑系，但不久他即到美国去讲学。开办新系的许多工作暂时都落到了母亲这个没有任何名义的病人身上。她几乎就在病床上，为创立建筑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同青年教师们建立了亲密的同事情谊，热心地在学术思想上同他们进行了许多毫无保留的探讨和交流。

同时，她也交结了复原后清华、北大的许多文学、外语方面的中青年教师，经常兴致勃勃地同他们在广阔的学术领域中进行讨论。从汉武帝到杨小楼，从曼斯斐尔到澳尔夫，她都有浓厚的兴趣和自己的见解。

但是，这几年里，疾病仍在无情地侵蚀著地的生命，肉体正在一步步地辜负著她的精神。

她不得不过一种双重的生活；白天，她会见同事、朋友和学生（林洙就是在这段时间内，作为梁林夫妇多年学生助手程应铨的未婚妻，走入他们的世界的），谈工作、谈建筑、谈文学……有时兴高采烈，滔滔不绝，以至自已和别人都忘记了她是个重病人；可是，到了夜里，却又往往整晚不停地咳喘，在床上辍转*，半夜里一次次地吃药、喝水、咯痰……夜深人静，当她这样孤身承受病痛的折磨时，再没有人能帮助她。

一九四七年冬，结核菌侵入了她的一个肾，必须动大手术切除。母亲带著渺茫的希望入了医院。

手术虽然成功了，但她的整个健康状况却又恶化了一大步，因为体质太弱，伤口几个月才勉强愈合。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晚上，清华园北面彻夜响起枪炮声。母亲和父亲当时还不知道，这炮击正在预告著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即将掀开新的一页。

解放军包围北平近两个月，守军龟缩城内，清华园门口张贴了解放军四野十三兵团政治部的布告，要求全体军民对这座最高学府严加保护，不得入内*扰。同时，从北面开来的民工却源源经过清华校园，把云梯、杉槁等攻城器材往城郊方向运去。看来，一场攻坚战落在北平城头已难以避免。

忧心忡忡的父亲每天站在门口往南眺望，谛听著远处隐隐的炮声，常常自言自语地说：“这下子完了，全都要完了！”

他担心的，不止是城里亲友和数十万百姓的安危，而且还有他和母亲的第二生命——这整座珍贵的古城。

中国历史上哪里有那样的军队，打仗还惦记著保护文物古迹？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当时中国真还有一支这样的军队——就在四八年年底，几位头戴大皮帽子的解放军干部坐著吉普来到我们家，向父亲请教一旦被迫攻城时，哪些文物必须设法保护，要父亲把城里最重要的文物古迹一一标在他们带来的军用地图上……

父亲和母亲激动了。“这样的党、这样的军队，值得信赖，值得拥护！”

从这件事里，他们朴素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直到他们各自生命结束，对此始终深信不疑。

解放。

解放了。

母亲的病没有起色，但她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姐姐参军南下，我进入大学，都不在家。对于母亲那几年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我没有细致的了解。只记得她和父亲突然忙了起来，家里常常来一些新的客人，兴奋地同他们讨论着、筹划着……

过去，他们的活动大半限于营造学社和清华建筑系，限于学术圈子，而现在，新政权突然给了他们机会，来参与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实际建设工作，特别是请他们参加并指导北京全市的规划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前作梦也想不到的事。

作为建筑师，他们猛然感到实现宏伟抱负，把才能献给祖国、献给人民的时代奇迹般地到来了。

对这一切，母亲同父亲一样，兴奋极了。她以主人翁式的激情，恨不能把过去在建筑、文物、美术、教育等等许多领域中积累的知识和多少年的抱负、理想，在一个早晨统统加以实现。

只有四十六岁的母亲，病情再重也压不住她那突然迸发出来的工作热情。

母亲有过强烈的解放感。因为新社会确实解放了她，给了她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崇高的社会地位。

在旧时代，她虽然也在大学教过书，写过诗，发表过学术文章，也颇有一点名气，但始终只不过是“梁思成太太”，而没有完全独立的社会身份。

现在，她被正式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级教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她还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文代会代表……她真正是以林徽因自己的身分来担任社会职务，来为人民服务了。这不能不使她对新的政权、新的社会产生感激之情。

“士为知己者用”，她当然要鞠躬尽瘁。

那几年，母亲做的事情很多，我并不全都清楚，但有几件我是多少记得的。

一九五〇年，以父亲为首的一个清华建筑系教师小组，参加了国徽图案的设计工作，母亲是其中一个活跃的成员。

为自己的国家设计国徽，这也许是一个美术家所能遇到的最激动人心的课题了。在中国历史上，这也可能是一次空前绝后的机会。

她和父亲当时都决心使我们的国徽具有最鲜明的民族特徵，不仅要表现革命的内容，还要体现出我们这文明古国悠久的文化传统。

为了这个设计，母亲做了很大贡献，在设计过程中，许多新的构思都是她首先提出并勾画成草图的，她也曾多次亲自带着图版，向政府*汇报、讲解、听取他们的意见……

正因为这样，她才会在*宣布国徽图案已经通过时，激动地落了泪。

1950年林徽因与清华建筑教师高庄共同讨论国徽设计方案

新中国成立初期她所热心从事的另一件工作，是倡导某些北京传统手工艺品的设计改革。当时有人来向她呼吁，要挽救当时已濒于停顿、失传的北京景泰蓝、烧磁等手工业。她对这件事给与了极大的关注，曾和几位年轻的工艺美术工作者一道，亲自到工场、作坊中去了解景泰蓝等的制作工艺，观看老工人的实际操作。然后她又根据这些工艺特点，亲自设计了一批新的构思简洁、色调明快的民族形式图案，还亲自到作坊里去指导工人烧制样品。

在这个过程中，她还为工艺美院带出了两名研究生。可惜的是，她的试验在当时的景泰蓝等行业中未能推开，她的设计被采纳的不多，市面上的景泰蓝仍维持着原来那种陈旧的图案。

尽瘁

母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参与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和建造。

这里，她和父亲一道，也曾为坚持民族形式问题做过一番艰苦的斗争，当时他们最担心的，是天安门前建筑群的和谐，会被某种从苏联那里抄得来的青铜骑士之类的雕像破坏掉。

母亲在“碑建会”里，不是动口不动手的顾问，而是实干者。除了组织工作，母亲自己又亲自为碑座和碑身设计了全套饰纹，特别是底座上的一系列花圈。

为了这个设计，她曾对世界各地区、各时代的花草图案进行过反覆对照、研究，对笔下的每一朵花，每一片叶，都描画过几十次、上百次。

我还记得那两年里，我每次回家都可以看到她床边的几乎每一个纸片上，都有她灵感突来时所匆匆勾下的某个图形，就像音乐家们匆匆记下的几个音符、一句旋律。

然而，对于母亲来说，这竟是一支未能完成的乐曲。

从五四年入秋以后，她的病情开始急剧恶化，完全不能工作了。每天都在床上艰难地咳著、喘著，常常整夜地不能入睡。她的眼睛虽仍然那样深邃，但眼窝却深深地陷了下去，全身瘦得叫人害怕，脸上见不到一点血色。

大约在五五年初，父亲得了重病入院，紧接著母亲也住进了他隔壁的病房。父亲病势稍有好转后，每天都到母亲房中陪伴她，但母亲衰弱得已难于讲话。

三月三十一日深夜，母亲忽然用微弱的声音对护士说，她要见一见父亲。护士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然而，年仅五十一岁的母亲已经没有力气等待了，就在第二天黎明到来之前，悄然地离开了人间。那最后的几句话，竟没有机会说出。

北京市人民政府把母亲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决定，把她亲手设计的一方汉白玉花圈刻样移做她的墓碑，墓体则由父亲亲自设计，以最朴实、简洁的造型，体现了他们一生追求的民族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