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微明，离城的官道上，几千人的太平军部队静默的前行，官道旁神情肃穆的男子，久久回眸身后的城池，眼神中写满遗憾与不甘，轻叹一声，掉转马头，决然的转身，消失在尘土飞扬的道路尽头。
1857年6月2日清晨，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领3000近卫亲兵，出走天京。
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石达开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人物，而出走天京可以看做石达开人生的重大转折，从早期的战无不胜到后来的屡战屡败，从之前义薄云天的“义王”，到后来九江见死不救的罪人，一切都要从1857年6月的出走说起。
从主政天京到负气出走1857年天京事变的风波渐渐平息，翼王石达开开始在天京城主政，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基本稳定了局面，劫难之后的天京城也在慢慢恢复活力，但此时威望与日俱增的翼王，却让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洪秀全感到莫名的压力，石达开的能力，洪秀全相当了解，现在声威日隆，不久恐怕有威胁自己统治地位的危险。
刚刚经历高层内讧的洪秀全，其实已经不再相信任何曾经与自己同甘苦共患难的老兄弟，莫名的猜忌让这位本就目光短浅的太平天国领袖深感不安，他开始任用和提拔族亲来对抗和消弥石达开的实际权利，其兄洪仁发和洪仁达被封王，并赋予两个哥哥同石达开一样的权利，由三人内阁共同处理政务。
这一无脑的举动彻底伤害了忠心耿耿的石达开，失去天王的信任，又被天王兄弟掣肘，继续留在天京城中做洪秀全的眼中钉，肉中刺不仅不明智，很有可能还会遭来*身之祸，1857年，6月2日，经过反复的思量，翼王石达开带领手下3000精兵，从天京出走。
下一站 安庆离开天京的第一站是安庆，石达开在安徽经营多年，安庆更是有翼殿的数万精兵，这次的离开，虽然没有与洪秀全公开决裂，但是石达开心里清楚，从此再也不可能和天京城的“天王”在同一个战壕里战斗了，曾经理想的太平天国，已经离自己越来越远，他要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离京的队伍抵达安庆之前，石达开就在沿途公开发布了表明心迹的五言诗，其中“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说明出走原因是遭到猜忌和政治迫害；“惟是用奋勉，出师再表真”表明立场，出走并不是要公开叛变或者分裂太平天国，而是带领人马建立新的根据地；“或随本主将，亦一样立勋”这就是招兵买马的节奏了。
这样一来，石达开的出走在道义层面就站得住脚了，同时石达开的不公平遭遇在太平天国的底层将士中，获得了极大的同情，加上“翼王”在太平天国中积累的声威，很快，周边大批的人马以及石达开的旧部自发的向安庆涌来，到九月初石达开离开安庆时，已集合了差不多四、五万的部队。
石达开由出走天京至安庆
石达开的离开，对于太平天国当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点，即使昏聩如洪秀全也能明白，6月16日石达开刚在安庆落脚，天王的安抚诏书就到了，此时的洪秀全，虽然没有正面的承认错误，但已经将两位大哥的王爵削夺，来表示对石达开重回天京的诚意，而且还顺应民心的封石达开为“义王”，但这一切对于早已看透洪秀全的石达开来说，已经太晚。
上书婉言谢绝天王的“好意”，石达开用这一次的拒绝，表明了另起炉灶的决心。
拒救九江，石达开的人生污点石达开在安庆渐渐发展壮大的1857年，正是相隔不远的重镇九江最为危急之时，太平天国悍将林启荣已经被湘军李续宾部围困了接近两年，而此时，处于最佳营救位置的，正是手握重兵而又与九江只有数百里之隔的石达开。
面对在万般危急中数次求援的林启荣，面对命悬一线的曾经的战友，石达开哪怕是连装装样子的营救都没有兴趣，直接拔营从安庆南下，前往江西景德镇而去。
对九江的冷漠和绝情，成为了后世一直对以仁义闻名的“义王”诟病最多的地方。
对于石达开的行为，笔者认为，可以理解，但是不能接受。
首先，我们能理解石达开在天京所受到的委屈，也能体会九江求援时我们的翼王殿下肯定余怒未消，但如果因为负气而选择性的忽视几万兄弟部队的生命，不像成大事者所为。
其次，石达开的格局和眼界也有问题，抛开感情的因素不谈，唇亡而齿寒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九江的存亡和太平天国的兴衰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一个强大的太平天国，至少能更多的吸引清政府和湘军的注意力，牵制更多的有生力量，对此时的石达开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最后，虽然石达开已经用行动表明和太平天国划清界限，但名义上还是太平天国的部队，见死不救的行为，只会寒了自己安庆部众的心。
1857年9月，在上游九江林启荣“血书求援”之时，石达开率众离开安庆，南下江西。
石达开“流窜”江西从离开安庆开始，曾经无敌的太平天国战神，就开始了“流窜”的岁月。
“流窜”没有任何的讽刺意味，因为从1857年9月进入江西，到1858年4月由赣入浙，半年的时间，石达开的部队，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在江西的版图上乱窜。
江西是石达开真正意义上的大本营和根据地，一直有大批石达开忠诚的下属，比如此时镇守瑞州的赖裕新，镇守临江的黄玉昆（石达开岳父）和抚州的余子安、吉安的傅忠信都是翼王的忠实拥趸,此次南下江西，也是为了缓解清政府对江西的军事压力。
但江西的军事行动并不顺利，“义王”似乎失去了以往无敌光环的加持，从景德镇南下至抚州，西攻临江不克，又转西南解吉安之围，仍未果，无奈沿永丰返回抚州。
江西的军事行动至少暴露了两个致命的问题：第一，翼殿十数万大军屡攻弹丸小城而不下，说明石达开的这支部队虽人员庞杂而战力却非常低下，第二，行动目的不明确，稍遇困难即放弃既定目标，也是缺乏长远战略规划的表现。
石达开的部队在江西兜了个大圈子，虽然“搜刮”了不少当地的太平军有生力量，但没有取得任何实质的军事胜利，又将目标对准了与江西相邻的富饶之地浙江。
由赣入浙，颠沛流离的远征军离开江西的石达开部队，已经发展壮大到十几万人，1858年4月由江山县进去浙江，取得了不少胜利，顺利攻下了常山、开化、龙游等十几座县城，但是江浙素来是清政府的财政来源所在，江苏已经不保，浙江自然不能有失，石达开进犯浙江，立刻召来了2万多清军的增援，连在家丁忧（官员因父母去世，回原籍守孝）的曾国藩，都被启用到浙江对付石达开。
十数万大军在手，十几座城池在握，面对不算特别严峻的外部形势，石达开再次选择了退却，7月中旬，在连续攻打衢州三个月未果后，部队由浙赣边界南撤进入福建，盘踞富饶之地浙江的打算也随之落空。
石达开部未在福建多做停留，沿闽赣边界一路向西南行军，经瑞昌折返再次进入江西。
但从进入江西开始，石达开这支十几万的远征部队，就出现军心不稳的情况，1858年9月，杨辅清率领2万多人，脱离石达开，折返江西，重投洪秀全麾下。
1859年1月，西进攻克江西南安，在此形成脱离太平天国主战场，由湖南入川的“南安决策”。
石达开带领大军继续挺兵西进，刚刚进抵湖南桂阳，部将何名標又带领了两万军队离开。
1859年5月，石达开遣所有兵力，分三路围攻湖南重镇宝庆（邵阳市），以图通过宝庆取道四川。结果围攻2个月不下，清军援军赶到，损兵折将不说，还白白耽误了入川的宝贵时间。
宝庆会战失利，无奈之下又调头南下进入广西。
先入广西，再谋四川10月到达广西庆远，石达开的部队在此修整长达半年时间。在这里，石达开的部队又发生一次重大的分裂。
1861年1月，翼殿麾下三大悍将中傅忠信、余忠扶宣布脱离石达开，5月 所部彭大顺、朱衣点等67名将领率军20万脱离，东返天京，史称“万里回朝”。
广西虽然是石达开的家乡，而且清政府的武装力量相对薄弱，但贫瘠的南粤之地，实在没有办法提供十几万部队的给养，而且当地的地主乡绅武装和少数民族土司都非常仇视太平军，也给石达开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又萌生了入川建立根据地的想法，1861年，石达开在广西重新发展了十万人的队伍，仍然由庆远北上进入湖南，1861年10月底沿湘黔边界进去湖北来凤，2月经利川西进，到达四川省域。
4月 渡过乌江，兵临涪州。石达开发布著名的《翼王石达开告涪州城内四民谕》，被后世史家赞为“全篇革命大义与爱民精神充分表露，不作宗教宣传之语，真是蔼然仁者之言，是可传也。”(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
但是，四川的战事依然不顺，1862年至1863年，石达开部队在云贵川三省不停移动，希望找到机会渡过大渡河而进去四川腹地，但均未能成功。
兵败大渡河1863年，石达开部众抵达四川宁远府，准备伺机强渡大渡河，北上成都。但当时的清四川总督骆秉章已经严阵以待，将石达开可能的渡河线路都设置了重兵，同时还重金买通当地土司，参与围剿石达开。
1863年5月，石达开一路急行军，来到大渡南岸的“紫打地”。
大渡河与松林河相交汇，围起了一块平坦的三角形地带。在这里，北边有大渡河，西边有松林河，再加上背后的青山掩映，使这里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地理空间，被称为“紫打地”（安顺场）
选择从这里渡河，实际上要冒相当大的风险，一旦渡河失败，则所有部队将被困于“死胡同”当中。
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石达开已经没有选择，只剩强渡一途。
渡河当天，恰逢河水暴涨，对岸的清军又用猛烈的炮火对渡河的石达开部队猛轰，导致渡河船只损坏，人员伤亡严重，最终渡河失败。而粮道又被后面追赶的当地土司给截断，人马困在“紫打地”仅能靠野菜树根充饥。
6月10日，石达开“舍命以全三军”，为能保全剩余6000士兵的生命，携五岁儿子石定忠和宰辅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向清军请降，6月25日，石达开被押解至成都。清军对其施以凌迟酷刑，受刑过程中石达开怒目相向，毫无惧意，至死未出一声。
太平天国一代战神，“义王”石达开，西征七年，途径十五省，行军上万里，最终长眠于川蜀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