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上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重镇，自唐宋以来逐渐形成了亲海重商的历史传统。从上海出发，一批批海商纵横海上、远涉重洋，留下了一个个传奇事迹。
「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
中唐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重要分水岭。从那时起，由东亚到印度洋的海上陶瓷贸易活动走向繁盛。在西亚胡商和东亚商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优质陶瓷和其他商品畅销全球。
从中唐到宋朝，青龙镇港逐渐兴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特别是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中转港口。到南宋晚期，青龙镇衰落了，但新兴的上海镇港表现出极好的发展势头。在它的周边，开始出现从事海洋贸易的大族。
元朝建立后，一些大族很快成为朝廷处理海洋问题的有力助手。他们依靠海上活动的经验和能力，承担了不少重要的官方海事活动。其中，最有名气的是朱清、张瑄。
1291年，元朝改设海道都漕运万户府，由朱清、张瑄二人执掌。他们的基地本在崇明，后来迁往太仓。史*载，朱清、张瑄趁机“以海运开市舶司，通琉球诸岛，商货骈集”。一时间，“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舆骑塞隘门巷，左右仆从皆佩於菟金符，为万户、千户”。
崇明西沙的殷氏一族，也是海运高官世家。据县志记载，殷氏有7人担任崇明海运官员，约占任职者总数的七分之一。殷氏一族开辟了元代海运史上的第三条线路，即从刘家港开洋至崇明三沙，后避开万里长滩直取黑水洋，顺风十日可到山东半岛的成山头。
来自浙江地区的杨氏，则是世代管理市舶贸易的官宦权贵，也是“漕商一体”的代表。其先人杨发在南宋时曾任右武大夫、利州刺史、殿前司选锋军统制官、枢密院副都统，归降元朝后改授明威将军、福建安抚使，领浙东西市舶总司事，负责长三角一带的市舶贸易管理。
1277年，朝廷派杨发管理上海市舶司对外贸易，负责每年招集船商去海外交易珠翠、香料等物，下一年返航后依法“抽解”征税，然后任凭其自由货卖。杨发之子杨梓世袭海事官职，曾参与元军的海上远征。
史*载，元朝还曾派19岁的杨枢率船从上海港出发远赴印度洋进行贸易，历时约3年。根据当时的制度，朝廷会请商人替官府出海经商，官方出船、出本钱，利润分成是“官七商三”。
在西亚，杨枢遇到伊利汗国君主合赞汗的使臣，并将其搭载回来。之后，他又奉命送使臣归国，得以再次远航至波斯湾。后来，杨枢因功封授松江、嘉定等处海运千户。
1310年，地方长官上书推荐杨氏家族承包海上漕运业务，理由是官船不足，而“杨家等皆有舟，且深知漕事”，可令其以私家力量帮助输运官粮。皇帝批准了这一建议。
杨梓经营海事多年，可谓富可敌国。据传，他曾为海盐禅悦寺铸钟，用“海外铜五千四百八十斤范铸，建六丈楼悬之，声闻数十里”。
相关的历史影响一直波及明代，以至于彼时崇明等地仍有“乡人多由海漕登仕”的传统。
「上海皆有店，以利货物流通」
15至17世纪，西方人“地理大发现”引发的大航海时代逐渐展开，全球贸易网络开始形成。
清初“开海”后，对外贸易迅速恢复，上海沙船商业发展尤为迅速。沙船业主要分布在太仓、松江、通州、海门一带。
据记载，上海沙船聚有约三千五六百号之多。其中，大船可以载官斛三千石，小船也可以有一千五六百石。当时，每造一船沙船需耗银七八千两。江海关一设，来自海内外的巨舶大船都从淤滞的浏河港转至吴淞口，港口里舶舻衔尾、帆樯如栉，场景很热闹。
与之相伴，上海地区的船商成为中日贸易的先锋。据朝鲜古籍《备边司誊录》记载，1687年曾有一艘来自上海的商船，在海上遇难漂流到朝鲜。船上有22人来自上海县、华亭县、嘉定县和崇明县，目的地为日本长崎，去贩卖“白丝、杭绫、走纱、人参、麝香、药材”，购买银、铜、苏木、海参、卜鱼、胡椒等。海禁一开，他们每年一次往返中日之间，而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航运贸易的蓬勃发展，使得一部分有头脑、有能力的人崭露头角。康熙年间的船商张元隆置办数十艘大海船，每艘船所载出口到日本、东南亚的货物，包括松江棉布与其他商品价值数万金之多。
到嘉庆、道光年间，郁氏、王氏、孙氏三大家族“富甲一方”。其中，郁润桂经营超过70艘沙船，雇佣2000多人，绰号为“郁半天”；王家则以王文源、王文瑞兄弟为代表，建立王利川字号商行，拥有上百艘沙船组成的大型船队，在上海、南京等地拥有专营码头。
清代的沙船号称有十一帮，多依托上海港活动，以崇明、通州、海门三帮为大。这些富有的船商多立别宅于上海定居，逐渐融入上海。当时，有人称道：凡客商在关东立庄者，上海皆有店，以利货物流通。
道光年间还出了一名传奇人物，即上海布商孙时杰。当时，上海地区的土布畅销于福建全境，但多为福建商人主动前来收买。一方面，闽商对布的价格有一定的操纵能力；另一方面，货物经过浙江陆运，成本居高不下。孙时杰希望摆脱这种不利局面，就决定“冒风涛之险”自往贩运。这样一趟下来，经历几个月，孙时杰发了大财，也就此开辟了一条上海土布自运福建的贸易线路。
出现于康熙年间的上海商船会馆，由上海沙船业主集资共建，目的是“敦乡谊，辑同帮”，是中国最早建立的行业性会馆之一。其参与者来自上海、崇明、南汇、宝山和南通、海门等地，也有来自宁波、山东乃至直隶的船商。会馆旧址犹存，是上海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到清末，人们发现在日本形成了“唐馆”，类似后世的“唐人街”，居民以商人为主，其中就有不少是上海人。马六甲、槟榔屿、爪哇、苏门答腊等地也都有中国商船前去交易，并将当地特产返销上海。
总之，上海地处长三角之海岸前沿，是长江出海口和南北航线的分野汇合点。以扬弃的方法论来看，可以清晰看到亲海传统、冒险精神、商业伦理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在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的新形势下，有必要进一步发扬海洋文化传统、发掘海洋历史遗产，努力在扬帆四海中“成就四方”。
（张晓东，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