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邯郸笔记丨张继合：响堂山石窟——苦熬上千年

编者按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通过名人见闻式报道，全景展现第六届河北省旅发大会举办地邯郸传承红色基因、创新绿色发展、打造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的生动实践。9月22日起，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省作家协会、河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文化名人邯郸笔记”主题活动，陆续推出名家名作，看文人笔下的邯郸文旅故事，感受历史与现代相交融的“新”邯郸。

响堂山石窟：苦熬上千年

张继合

两个地方有趣。一，藁城，西贴省会；二，峰峰，东望邯郸。它们年头儿长，老得掉渣儿，家底格外丰厚：宫灯、宫面与宫酒，为藁城贴金；玉皇阁、磁州窑及响堂山，把峰峰拖出了晋冀豫交汇的太行深处。

汉代，峰峰鼓山以东，是魏郡下属的邺县；以西，属武安管辖。汉高祖五年，九门，竟在滹沱河边竖旗迎客，藁城前身，就此露头儿了。两地不远，酒风极盛。饭馆茶肆，或散布，或群聚，与李白豪饮、鲁迅小酌类似，沾染了炊下酒饮的风味。

古人两种劝酒法：一，文劝；二，武劝。文劝，不过是斗嘴。武劝，足显霸气，唯恐对方耍滑，下酒稀少，只得动手脚了。难见藁城、峰峰那种热切、凶悍的“斗酒”。其实，水酒无言，燕南赵北，总能借深杯浅盏，畅谈、交心。

李白《侠客行》说：“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单说邯郸，既掩藏着豪侠武士，也隐匿过庄周情怀，曾出过“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礼法并施”的大儒旬况，还有心色上乘的赵姬与罗敷……

与传说、戏曲不同，史料及文物独具说服力。峰峰东北的南宫普彤寺，始建于67年，比洛阳白马寺早一年。普彤寺堪称中国第一座佛寺。现存“普彤塔”，也早落成两年，堪称“首位”。这与官方说法，相去甚远了。

范文澜《中国通史》记载：“响堂山石窟可与龙门宾阳洞、巩县第五窟以及云冈各大窟相比拟。”周总理亲赴南响堂寺，也曾评价：“应很好地保护它，艺术价值很高，这是国宝。”“耳闻其景，向往莫及。”

所谓“响堂山石窟”，坐落在峰峰境内，当地洞窟深邃，山石质地坚实细腻，据说“对之拂袖”，就能发出铿锵之声，因此得名。除去南、北响堂山石窟之外，附近的磁州窑遗址与玉皇阁，同样名气很大。域内长达20公里，宽5公里，西连太行，东濒冀南，既有嵌入式石窟，也有残存塔式浮雕，它们或密或稀，或大或小，神态各异，气韵传神——这才是后世可依赖的“金山银山”吧。

“取”与“予”

畅饮，峰峰矿区让人领教了高昂、霸气的酒风：听戏，有落子平调、梆子豫剧；寻宝，汇聚了六合拳与磁州窑；还有不能说话的国宝级文物——响堂山石窟。响堂山，植根冀南，佛教石窟成群，印证了不同时代所给予的天时、地利与人和吧。

庄子说：“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其中列举了相互对应、甚至彼此相反的哲学概念。殊不知，响堂山的石窟与寺院，恰属历史机遇和人文巧合。“取”与“予”勾连一体，它们的影子，隐藏在上千年的时光深处。《老子》倡导：“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无论哪种身份与地位，都跳不出奉献与索取的规律。

《北史》推崇北魏文成帝——拓跋濬，认为他“有君人之度”。452年秋，他13岁登基，施仁政、兴佛教。460年，重金营造“云冈石窟”。云冈石刻线条硬朗、简洁，整体造像偏重于男性化形象，粗犷、威严、雄健。此后的“龙门”，愈发圆润、流畅与灵动，渗透进鲜明的人性化与世俗化。很巧，“响堂山石窟”紧随其后，北齐“开国皇帝”高洋，也现身了。

550—577年。石窟的锻造、研磨之声在东太行响起，高洋就是最坚定的支持者。他号称“英雄天子”，崇尚佛教，后因生活奢靡，好酒暴亡，年仅34岁。虽说命短，他却在“陪都”晋阳与“首都”邺城之间来往穿梭，很快，他凿窟建寺，成全了这座响堂山。

此后，隋唐宋元明等时期，均有增凿，现存石窟16座，雕像4000多尊，完整保存了北齐的建筑造型，隋唐的佛教雕塑，籍此登上了艺术巅峰。

世纪初交，踏上“北响堂山石窟”。当时，峰峰矿区的文保设施尚无大工程。方圆数十华里，聚集着北齐三大石窟——北响堂、南响堂与小响堂（水浴寺）。与众不同的是，北响堂属“皇家石窟”，窟中大佛像，既是佛，又成为皇帝的化身。其中，包括石窟9座，大小佛像72尊。其间，窟群北端的“大佛洞”规模最大。

据说，山上有座“响堂寺”，山以寺名。南响堂山，原名滏山；北响堂山，原名鼓山。漳河蜿蜒其南，洺水逶迤在北，滏阳河源于其中，山坚林密，适于游览。1961年，响堂山景区被列为全国首批文保单位，现与太行大峡谷、娲皇宫同列“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与种茶、栽花不同，佛教石窟，既不恋水，也不择土，只挑剔那些适于雕塑的石材。佛像必须老成灵透、既易于护卫，又便于参拜。

眼前，嵌入山岩的洞窟最多。当然，也有半开放式或露天雕塑型的。一幢门洞，三壁三龛结构，狭窄的空间，蕴含了宗教文化的含金量。石窟或分两三层，雕像神态各异，或蹲或坐、或盘腿或骑象……雕像体型高大，雕功细致；最令人惊讶的是鲜明、亮丽的颜色，比如，朱红入骨，天蓝静心，对比强烈的色泽，令人震撼。佛像、配饰、门廊及花卉等雕刻，美观大方，雕艺承前启后，属于从“云冈”到“龙门”重要的过渡阶段。单从装饰花卉雕刻，足以领略细腻、唯美、动感与写实的刀法及匠心。

“北响堂”的中洞，明窗门框内侧的莲花、忍冬纹饰，鲜见于世。忍冬即金银花。源自希腊，后传入中国。佛教石窟开始雕刻忍冬纹路，自北魏早期，便已步入开端。

令人遗憾的是，响堂山石窟名实不副。虽说它兴于北齐佛教传承，可惜，整体感觉有筋骨，少肌肉。时间的不确定性，大幅度损耗了石窟的精神，太多佛像残损，或主体被盗，或大面积肢残臂损。比如，北响堂造像700多座，大部分被盗破损。显然，曾多次经被盗或遭毁。上世纪初，再遭有组织盗凿，很多北齐造像精品，流向海外。

据《资治通鉴》记载：“八月甲申，虚葬齐献武于漳水之西；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为穴，纳其柩而塞之，*其群匠。”看来，大佛洞暗藏东魏权臣——高欢的墓室，殊不知，那属于掩人耳目的“虚葬”，仅摆摆样子吧。眼下，那座墓室早已被盗了。此外，“南响堂”八尊菩萨造像，品质卓绝，艺术高超，结果，石窟也被盗遭毁。据不完全统计，响堂山石窟流失海外的精品多达一百余件，分布于美国、日本、英国、法国、澳大利亚与瑞士等国的博物馆、艺术馆或私人收藏当中。直到1955年，“南北响堂石窟文物保管所”创立，当地文物才得到有效保护。

远溯历史，最大一次灾难源于北周建德六年——577年，周武帝消灭北齐，随即照收“灭佛运动”。史料记载：“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宅地。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南响堂第二窟的隋代石碑也说：“武帝东并，扫荡塔寺，经像尽毁。”

此后，隋唐宋元明清各代，响堂山石窟陆续维修、续凿与造像，惜乎败势已成，无力回天，石窟越来越难以自救。民国初期，当地又遭到致命的劫掠与侵蚀。这些磨难与波折，印证了“予”之后的“取”吧。

“石”与“材”

白居易写诗道：“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在普通山石与塑材之间，确实可遇不可求，鲁莽不得。

佛教石窟是印度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式。南北朝时代，黄河流域占据了天时、地利与人和，当地的泥塑与石雕，出手最早。难怪河南洛阳的龙门、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山西大同的云冈与甘肃天水的麦积山——四大石窟比肩而立、震惊中外。从北魏至隋唐，中国石窟踏上了黄金地带。单说规模，洛阳城外的龙门居首，“大奉先寺”堪称密教祖庭。若论年岁，甘肃的莫高窟，属于名实相副的“老前辈”。历史车轮撵到哪里，便留下独一无二的兴衰印记，毕竟，中国的佛教石窟，很多朝代极为看重，只要官民同心，苦心修建，那些大型石窟，便拥到了平原与山地的交合之处。

四大石窟“峭壁之间，镌石成佛，万龛千窟。碎自人力，疑是神功”。响堂山石窟，山坡不陡峭，地势较平和，找不着那种寂寥禅院、孤峰古寺的诗意。从北魏开始，帝王之家多是佛教信徒。汉代，佛教经“丝绸之路”始始中国。石窟艺术也在3世纪入华。新疆天山南麓的“克孜尔千佛洞”则属最早的石窟。

石窟，最要紧的莫过于就地取材，这种物质决定着石窟与佛像的真实寿命。不同环境会形成不同岩石，不同岩层也会有不同厚度。“云冈”属于细砂岩，雕刻手法显现北魏风格——男性化，粗糙、大气；“龙门”属石灰岩，刀功明显人性化、世俗化，细节处理得愈发清秀、温和了。“麦积山”属于砂岩，质地比莫高窟的细，比“云冈”的粗，结构松散，不宜大面积雕刻，随之，加入“泥塑”。“莫高窟”属于砾岩，体现了壁画与泥塑的完美结合。“响堂山”则与龙门石窟雷同，属于石灰岩。

石灰岩在碳酸钙快速沉淀的过程中形成，属于一种优雅的天然石材。古罗马时代，它就是当作上乘的建筑材料。在这方面，响堂山早已大赢了。

北齐人剽悍、豪迈，因此，传播佛教，极为热切、豁达。鲁迅先生非常看重响堂山石窟，他曾在日记中记载了在北京琉璃厂购买的刻经拓片与石窟造像。响堂山石窟颇受重视，被称为“北齐造像模式”，又称“第五大石窟”。

最华美的石窟莫过于“大佛洞”，即“北堂”“北洞”。开凿于东魏，完成于北齐。它规模最大，雕刻最精，属于中心方柱式塔庙窟。尽管门面不大，窟内空间并不狭小，进深13.3米，宽13米，高12.5米。大佛洞内，与山连体的塔柱体形巨大，正面是一尊高达3.5米的大佛，塔身南北两面，各为一尊菩萨，俗称“一佛二菩萨”。窟门两侧雕刻为“帝后礼佛图”，有明代补刻的千佛坐像百余尊。大佛洞雕像，每尊都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至今，窟佛共存，令人由衷地惊叹。

细看“石畏兽”吧，雕刻于佛龛莲花柱底部。这种形象在北方其他石窟中极为罕见，北响堂石窟却大量出现。“石畏兽”最早由日本学者长广敏雄提出，那些兽面人身、肩生羽翼的怪兽，又称“畏兽”。显然，北响堂石窟开创了“破天荒”的雕塑形象。

再说“南洞”，又称“南堂”“刻经洞”。开凿于北齐。为三壁三龛式佛殿窟。前壁甬门左右侧刻《无量义经偈》，窟外北侧为刻经壁，壁侧有北齐宰相唐邕撰写的经碑一通，时间为“起天统四年(568年)尽武平三年(572年)”，五年完成，堪称一项大规模的书法雕刻工程。

“刻经洞”位于北响堂石窟最南端，密密麻麻地镌刻着数万的文字，这些字有的大如斗状，有的小如铜钱。其中囊括了六部佛经，五万余字，那一锤一凿，一笔一划，的确镌刻着精工匠人的独特技艺。北齐高官唐邕书写的《维摩诘经》四部，碑文隶书，笔锋犀利，刚劲挺拔。作品的艺术与历史价值，足与王羲之《兰亭序》并驾齐驱，后人誉之为“中华第一刻经”。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推崇道：“南北朝之碑，无体不备。唐人名家皆从此出，得其本也。”北碑书法，魅力独特，功夫独到，已达不可或缺的地步。

响堂古塔下“常乐寺”、山腰中北响堂石窟、天宫峰上“天宫殿”。三处建筑，上下贯通，一气呵成。石窟计有二十余座，分南、北、中、九条洞等四组，每组都有一座以北齐造像为代表的大型石窟。毋庸置疑，起决定作用的，莫过于响堂山石了，没有这种特殊的石灰岩，雕刻的生命力将大打折扣了。

“愿”与“缘”

遵照风俗，每逢农历三月十五日，响堂山各地，总要举办热闹的大庙会，上万人涌来，怀着虔诚之心，登高祈福。民谚说，上供人吃，心到神知——佛也是如此。从进山门，到响堂山石窟，共有742级台阶。从响堂山石窟，到天宫，942级台阶。山道弯弯、台阶苛陡，行人渐多，几乎没有落脚地儿。毕竟祈福，往往会应者云集。

北齐，出现过两大政治中心：一，“国都”邺；二，“别都”晋阳。当时，“佞佛”之举，几近狂热，每年，朝廷要花费三分之一的国库收入，用来盖寺建庙、供养僧尼、大兴佛事。高洋登基后，响堂山才迎来石窟的刀凿之声，寺院里闪耀着明朗的烛光。

北齐王朝维系了短短27年，随后，国事衰微，居然埋没不了帝王之家的惴惴心事。当年，佛教大兴，对于寺院石窟的维修、续凿与造像活动，居然延续了上千年。响堂山承袭着北魏的豪放之气，开启了隋唐飘逸与浪漫之风。在幸与不幸之间，始终流淌着文化思想的平和之愿，演绎着不同时代、不同人群的适时之缘。难怪弘一大师嘱告：“以舍为有，则不贪；以忙为乐，则不苦；以勤为富，则不贫；以忍为力，则不惧。”

佛教兴衰，同样应对着天时、地利与人和。北魏信佛，“云冈”“龙门”破土而生；“三武灭佛”，却没有斩断文化交流的根系。期待“佛光普照”是一种朴素、纯真的理想，那是“愿”，最值得品味的还是不同时空的人们，如何与理想牵手、与现实结缘。

回望响堂山，日有精进，跬步千里。很多新鲜事儿，演绎着“愿”与“缘”的时代脚步。比如，省文保中心深入调查、采集样本，应对石窟文物的病害。再如，耗时三十多年、守护石窟艺术的铁杆专家——“赵响堂”等等。响堂山的寺院石窟、山水风月，苦熬了上千年，悲欢离合潜藏其中，理应悉心维护下去，改善下去，期待一种坚强的力量来承接、升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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