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先生
在中共老一代革命者中，马识途是少有的才子。
他出身在书香世家，自幼喜欢舞文弄墨，吟诗作文。后来成为作家，他甚至算是科班出身的。曾被党组织送入西南联大中文系深造，师从闻一多等名家学习文学。然而作为职业革命家，他为民族大业奔波，是无瑕进行文学创作的。虽然在联大时也曾试笔，写下不少文字，但为了地下工作隐蔽的需要，又只能忍痛将全部文稿付之一炬。等到解放后，他终于有机会拾起笔来写下第一篇文学作品时，早已过了不惑之年。及至他创作出第一部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接着就是十年“文革”，等他再次以作家的身份与读者见面时，他已经是一位花甲老人。
我不是想说他是大器晚成。而是想告诉大家，他的文学之路也并不平坦。
他的早期作品是几个短篇，如《找红军》《小交通员》《接关系》等，题材都是革命故事，在政治上很“安全”。但是他不安分，忽然又秉承老四川人幽默风趣的天性，写起了当时无人问津的讽刺小说来。虽然获得茅盾等前辈作家的好评，但在“文革”中却成了他一大反革命罪状。
那个时期他最重要的作品是长篇小说《清江壮歌》。这是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的，半纪实，半虚构。
我在另一文章中曾提到，马识途的结发妻子刘蕙馨和他一起投身革命，曾任中共鄂西特委妇女部长。1941年，她与时任中共鄂西特委*何功伟一起被国民党逮捕，当时她的女儿才一个月。刘蕙馨在狱中坚贞不屈，后被国民党*害。临刑前，在赴刑场途中，刘蕙馨巧妙地将怀抱的女儿仍在路边的草丛里。后来，女儿被好心的农民抱回家，抚养成人。直到1960年，马识途通过多方查找，终于找到女儿的下落。
作品展现的便是这一动人的故事。一看便知，作品的主题是革命英雄主义，很符合六十年代的宣传口径。但是马识途写好小说，却迟迟不敢出版，他仍然担心挨批。那时文坛正在批判《刘志丹》“利用小说反党”，他把自己的作品拿给一些人征求意见，便有人建议他不要出版。等到1965年，他反复修改了作品，正准备尝试出版之时，四川老作家沙汀来信说，作品在第一章里写父女失散20年后相见，两人相拥流泪，这种描写是不行的，会被批判为资产阶级人性论！于是他只得把这段描写删掉。即使如此，《清江壮歌》在“文革”中，还是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文革”刚一开始，四川的当权派就把他当做靶子，扣了一堆政治帽子，此后他坐了6年牢。他深知自己是因为文学创作受累。然而他“执迷不悟”，竟然在监狱中创作，写了两本书。十年以后“文革”结束，韦君宜来信，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再版《清江壮歌》，问他有什么修改？他说：“只要恢复准我流泪，一切照旧。”于是此书畅销20万册。
他真正的代表作，是后来出版的《夜谭十记》。
《夜谭十记》封面
这本书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百态。以旧中国官场里的十位穷科员为主人公，通过十人轮流讲故事的叙述方式，展现旧社会官场上尔虞我诈、卖官鬻爵等等丑行，故事奇异，传奇色彩鲜明，语言幽默辛辣，自成一格。作为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性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简直找不到可以与之比肩的同类之作，因此理应受到极大的重视。
可是不知为何，作品出版后，虽然也受欢迎，但文坛似乎并没有对它显示出足够的热情。倒是20年后，由导演姜文根据《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改编的电影《让子弹飞》，使这部作品的社会关注度大大提高。尽管经过电影改编以后，作品已经面目全非了。姜文自己说，他来了一次“信马由缰（姜）”的改编，意谓改编是以马识图的作品为框架，而主题、人物、故事、结构都按照姜文的思想理念来安排。这样的改法，马老不以为忤，表现了难得的豁达与大度。然而他也觉得哭笑不得。他想，自己当了一辈子作家，其作品的价值竟要依托一部电影来实现，岂不荒唐。但这不就是当前中国文坛的现实吗？
更令他感到莫名其妙的的是另一本书的出版。他有一本探讨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理论著作，是他30年前所做的《党校笔记》。出版时，编辑竟然在封面上做广告，印上这样两行字：“电影《让子弹飞》的原作者以责任和良知记述的对国事和党史的思考，对30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对此马识图报以苦笑，他想，难道自己这一辈子的成就，都注定要和一部带一点搞笑的电影绑在一起吗？
毕竟，社会对于他，还是有严肃的评价。2013年，美洲华人作家协会为褒奖他的文学贡献，给他颁授了一个“终身成就奖”。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他有些诚惶诚恐，愧不敢当。领奖时致答词，他说：“我没有终身成就，只有终身遗憾。”意思是说，自己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是终身的，也是当之无愧的，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他是半路出家，误打误撞，至今没有写出可以传世的作品，够不上终身成就。他这么说显然是谦虚了。
2014年我到成都，在参加马氏兄弟新书发布会时，我对马老说，暂不谈你的其他作品，只说现在出版的《百岁拾忆》，我认为就是可以传世的。因为在我看来，真正说真话，写真事，抒真情的书，不仅值得当代读者阅读，而且将会流传后代。何况，《百岁拾忆》记录了马老一生都在苦苦寻找正确人生道路的历程，也就是他本人所说“一时失途”的迷惘和困惑，“一时识途”的清醒和远见，这种探索，代表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求索真理的心路历程，具有极强的典型意义，值得当代和后代的学人研究。
（作者李昕，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14年，曾担任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后曾担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总编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2014年退休后至今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特约编审和特约出版策划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