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主要版本

《老子》问世以来，流传版本众多，各本互有差异。著名版本目录学家王重民于1927年著《老子考》，收录敦煌写本、道观碑本及历代刻印本，共存目450余种；至1965年，由严灵峰编纂的《无求备斋老子集成》初、续、补三《编》中总共辑录影印了各种《老子》版本356种。其中，大抵都是由魏晋人所编订的《老子》版本。

近人朱谦之在《老子校释·序文》中指出，《老子》本，“流传最广者，有河上公、王弼二种。河上本近民间系统，文句简古”;“王本属文人系统，文笔晓畅”。后世注本多依此两大系统。

关于河上公，古文献记载较含糊，有的记为河上公，有的记为河上丈人。《史记·乐毅列传》:“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列举出其传承系统，自河上丈人凡六传至汉初曹参。据此，生当战国时代，其传承体系亦出自齐地黄老学者。又《太平御览·逸民部七》引皇甫士安《高士传》:“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国人也。明老子之术，自匿姓名，居河之滨，著《老子章句》，故世号曰河上丈人。当战国之末，诸侯交争，驰说之士咸以权势相倾。唯丈人隐身修道，老而不亏，传业于安期先生，为道家之宗焉。”

东晋道教方士葛玄认为河上公是汉文帝时人，他在《道德经序诀》中神仙化地描述了河上公的生平事迹：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汉孝文皇帝时，结草为苍于河之滨，常读《老子道德经》。文帝好《老子》之言，诏命诸王公大臣州牧三千石朝直众官，皆令涌之。有所不解数句，天下莫能通者。闻侍郎说河上公通《老子》，乃遗诏使贵所不了义问之。公曰：道尊德贵，非可遥问也。文帝即驾从诣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也。子虽有道，犹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朕足使人富贵贫贱。须臾，河上公即拊掌坐跃，冉冉在虚空之中，如云之升，去地百佘丈，而止于玄虚。良久，而答帝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陛下焉能令余富贵贫贱乎？帝乃悟，知是神人，方下辇稽首礼谢，曰：朕以不德，忝统先业，才不任大，忧于不堪，虽治世事，而心敬道德。直以昧，多所不了。唯蒙道君弘愍，有以教之，则幽夕太阳之耀光。河上公即授素书《老子道德经章句》二卷，谓帝曰：熟研此，则所疑自解。余注是经以来，千七百余年，凡传三人，连子四矣，勿示非其人！文帝跪受经，言毕，失公所在。论者以文帝好老子大道，世人不能尽通其义，而精思遐感，仰彻太上道君，遣神人特下教之便去耳。恐文帝心未纯，故示神变，以悟帝意，欲成其道真。时人因号河上公焉。

这个故事也见于今本《神仙传》，文字大同小异。但据今人王明先生考证，河上公本成于东汉。西汉文帝好黄老刑名之言，东汉方士于是据此敷衍出河上公传道于汉文帝的一段传说，葛玄的《道德经序诀》中的这一传说的定型当在东汉全面神化老子和《老子河上公章句》成书之后，道教创立后的神仙传记大都本此。

河上公本二卷，上卷为道经，分三十七章；下卷为德经，分四十四章，共八十一章。并于每章之首加标题名。如“体道”第一，“养身”第二，“安民”第三，直至“显质”第八十一。河上公本承黄老道家，言养生之理，主要内容是汉代流行的黄老学派无为治国、清静养生观点，接近民间系统，文字简古。由于曾受到道教重视，得以广泛流行。此书原本已经失传，今所见是唐代重新出现的景龙碑本、遂州碑本与敦煌本，多古字，亦杂有俚俗语。

王弼本成书于魏晋时期。王弼（226年～249年)，字辅嗣，魏国山阳（今河南焦作）。三国时期儒家学者，经学家，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王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王弼与何晏、夏侯玄等人同倡玄学清谈，为人高傲，“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正始十年（249年）秋天，以疗疾亡，年仅24岁。王弼好儒道之学，年未弱冠，就注解《周易》和《老子》。王弼著作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论语释疑》等。王弼注本《老子》随着玄学思潮的扩展而流传，成为后世最有影响的《老子》版本。王弼本排列次序同于河上公本，但无章题，文句亦常有出人，文笔晓畅，其流派为苏辙、陆希声、吴澄诸本。唐宋时期影响并不如河上公本。宋以后人认为王弼本“还古者也”，从而地位逐渐上升，被认为是较好的本子和古注中第一流的作品。

北齐武平年间开项羽妾冢，得《老子》抄本，至唐初，傅奕遂据此校订为《老子古本篇》。傅奕本《老子》也是流传较广、研究《老子》的一个重要版本。同其他版本比较，傅奕本保存了较多的古句、古语、古字。傅奕本有许多优点，但因其是根据几个旧本参校的，这些旧本本身就存在不少讹误，且傅奕本在流传过程中被后人改动的地方也很多，存在讹文、衍文、脱文、倒置的情况。

清末，在敦煌石室曾发现了《老子》六朝写本残卷及唐代写本残卷，罗振玉据此作《道德经考异》。敦煌写本《老子》主要源于河上公本，原因是敦煌写本《老子》多为道士诵读本。

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内有《老子》两种写本，这是老子研究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引起海内外学界的震动。帛书《老子》有两种写本，一种用隶、篆体抄写的称为甲本，一种用隶书体抄写的称为乙本。据考，甲本不避“邦”字，是汉高祖刘邦称帝前的抄本；乙本讳“邦”字，而不讳“盈”和“恒”字，是刘邦称帝后，汉惠帝刘盈和汉文帝刘恒称帝前的抄本。帛书《老子》独立于河公本与王弼本两大系统之外，未经后世学者过分修饰，于《老子》原貌保存较多，故可有分析地用来校正通行本的错误，澄清许多校勘家长期争论的疑点，因而为学界所重视。

帛书《老子》甲、乙两种写本，只分上下篇，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不分章。这是与通行本不同之处。这是因为，先秦学者的习惯，著述往往以后为重，将总纲与序言置于书之后部，如《庄子·天下》在最后，古本《吕氏春秋》十二纪在最后。《老子》书将道篇置于德篇之后，是由于“道”比“德”更根本。而且《韩非子》解老、喻老所本的顺序，也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足见这种版本在韩非时代已经存在了。帛书本尚存古貌，推翻了《老子》成书于秦后的假设。

1993年10月，位于湖北荆门市沙洋区四方乡的郭店楚墓因被盗而得以发现，并随即进行抢救性发掘，墓内出土了一批道家、儒家竹简。这批竹简包括道家之《老子》、《太一生水》2种，儒家之《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等11种，合计804枚。经过5年的整理，1998年5月，荆门市博物馆编辑、经北京大学裘锡圭教授审定的《郭店楚墓竹简》一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郭店楚墓出土的《老子》竹简写本，抄写在三种不同长短的竹简上，整理者依次谓之甲本（长32.3厘米）、乙本（长30.6厘米）和丙本（长26.5厘米）。甲本现存竹简39枝，1090字；乙本现存竹简18枝，389字；丙本现存14枝，270字。总字数与帛书本或通行本相比，占1/3上下，说明它们都还不是足本。按照今本的分章来看简本，计简本甲本为20章，乙本为8章，丙本为5章，其中乙丙两本各有1章与甲本相重；剔除重复，共得31章，为今本81章的1/3弱。这31章去对照帛本和今本，许多在帛本和今本中分属德、道编或下、上编的章节，在简本中却常排在一起，前后相随。以甲本为例，相当于上编的第30章，紧接在相当于下编的第40章之后；相当于下编的第64章，其前为上编第15章，其后为上编第37章。这表明，简本并不曾像帛本或今本那样分编；至于分章，如果有的话，其章序也和后来的不同。

郭店楚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其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前3世纪初”。竹简本《老子》的抄写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300年左右，这比帛书本的抄写时间提早了约一百年。考虑到《老子》从成书到流传，以至被抄写而成为随葬品，不会是一个很短的过程，所以其书当在战国早期或中前期已经存在。郭店竹简本《老子》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古的本子。竹简《老子》带来了许多非同寻常的信息：第一，《老子》的成书年代可以进一步得以确定，已往的《老子》“晚出说”、“秦汉说”已不攻自破，甚至一些力主“战国说”者也已放弃旧说，而归向“春秋末期”说。第二，《老子》书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和疑问得以澄清，如简本《老子》并未反对“仁义”，否定圣、智。第三，道家与墨家、法家，特别是与儒家的关系得以获取新知：道儒关系原初并非尖锐对立，势若冰火，而是平和共处，旨趣融通。第四，道家思想在先秦思想史中的地位、影响和发展线索将进一步得以明晰。

《老子》全书仅五千言，而千百年来对《老子》的注释则不下几千万言。元代道士张与材序杜道坚《道德经原旨》说：“《道德》八十一章，注者三千余家。”可见关于《老子》的典籍在当时已是蔚为大观了。清代学者魏源《老子本义》说：“解老自韩非下千百家，老子不复生，谁定之？”极言《老子》注家之多。

先秦有韩非《解老》、《喻老》两篇，这是今存最早的研究文章。两汉严遵《老子指归》、《淮南子·道应训》、河上公《老子章句》，魏晋王弼《老子注》，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宋元王安石《老子注》、苏辙《老子解》、林希逸《老子口义》、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吴澄《道德真经注》，明清薛蕙《老子集解》、释德清《老子道德经解》、焦兹《老子翼》、王夫之《老子衍》、俞樾《老子平议》、易顺鼎《读老子札记》、刘师培《老子斟补》、魏源《老子本义》等。近人校本有罗振玉《老子考异补遗》、马叙伦《老子校诂》、奚侗《老子集解》、高亨《老子正诂》、蒋锡昌《老子校诂》、朱谦之《老子校释》、张松如《老子校读》等。今人陈鼓应有《老子注译及评介》等，陈鼓应并搜列了古今《老子》注解262家，皆有姓名书名可考。

陈鼓应著《老子注译及评介》由中华书局于1984年出版，此书不但是文献整理的杰作，也是中国哲学和哲学史研究的重要著作。陈鼓应是旅美华人学者，曾在台湾大学讲授老庄研究课程。他的《老子今注今译》初版于1970年，之后，作者继续进行研究，特别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发表以后，广搜海内外学者专家的意见，作了全面的修订和增补，更名为《老子注译及评介》。此书吸收了历代研究《老子》的成果，对《老子》作了详细的注释与分析，并加以今译，对前人的《老子》注疏也给予了评介，书后附录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的释文和《老子》校定文以及参考书目等有关资料，是阅读和研究《老子》的重要参考书，是新时期诸子学的经典著作之一。

刘笑敢著《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上下两卷，108万字，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此书将《老子》竹简本、帛书本、傅奕本、河上本、王弼本按八十一章顺序逐句对照排列，通过对勘举要，从字词、句式、韵式、修辞、语义、结构等方面着手分析该书两千年来的演变，揭示其中版本歧变和文本趋同、古本原貌与理想文本的辩证关系。此书析评引论部分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开发天道、人道、转万物之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等概念和命题的历史意含与现代形式，对知雄守雌、小国寡民、战胜举丧、无事取天下等命题作了新的考辨和诠释，并对老子思想与马斯洛、霍布斯、蒂利希、魁奈等人之学说的微妙关系作了新的探索，发前所未发之言，倡前所未倡之旨，所论涉及女性主义、环境保护、宗教信仰、区域冲突、科学与民主等现代问题。

对《老子》典籍进行系统收集与整理比较突出者，清代有《古今图书集成·老子部汇考》，民国有周云青《〈道德经〉书目考》、王重民《老子考》、谢扶雅《现存〈老子道德经〉注释书目考》，今世则以严灵峰《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老子书目》、谢忠正《六十年来之老子学》、朱继武与黄钊《〈老子〉研究参考资料选辑》为著。在西方，法国汉学学者编有《道教研究文献目录》，美籍华人林振述撰有《老子〈道德经〉与王弼注英译本》等。

20世纪初，老子思想在西方逐步传开，普及程度较前有所提高。例如老沃尔特．高尔恩《老子译本》1904年第一版，1913年第三版，1922年重印。1934年伦敦出版的亚琴·章利英译本《道和德〈道德经〉及其在中国思想中的地位研究》，对《道德经》在西方的传播有较大影响，重印过多次。由中国人自己翻译的英文《道德经》在西方有一定影响的主要是胡泽龄的译本，1936年在成都出版。林语堂1948年在纽约出版了《老子智慧》。《道德经》译本虽然很多，难以统计，学者认为译文质量较好、有重大影响的本子是詹文锡1963年在纽约出版的《老子之道》，他在书中说：“《道德经》已44次被译成英文，特别是在过去的20年里（指1963年从前）几乎每隔一年都有一种新译本出版，其中这些译本的半数是在美国出版的。”还有1977年美国密执安大学出版林保罗的《老子道德经及王弼著英译》。他在序言中说：“各种外文译本已有70种至80种之多，而且至少是世界上每一种语言有一种译本。”自1963年以来，特别是1973年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出版以后，海外也掀起了一股研究老子热。研究老子其人其书，各种注本及英文译本大量出现。

文／王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