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两部《通玄记》，兴奋之馀，继续阅读材料，思考问题，又抱有新的期待，还不时到各大拍卖网站瞄一眼。问题常常一个接一个赶撵过来，夜里就睡不踏实了。
此前，智化寺做文物普查时，只拍了部分能体现《通玄记》版本特征的各卷前后几叶。上次去寺里，把现有这部分照片复制了回来。离开寺院前，与寺里几位工作人员聊天，希望以后能把两部《通玄记》都复制回去，仔细研究。在这之后，杨薇老师给《通玄记》拍了完整照片，我们约好16日在寺里再见。从那以后，也就天天盼着，终于有了这次重访智化寺的机会。
有了之前的寻访经验，故地重游，新鲜感似乎会少很多。谁知一旦熟悉了纸上的材料，在寺院游目，竟有些惊心动魄。寺里那些静物，多少都留下了曾经喧嚣的痕迹。如来殿前，左右置二赑屃，各驼一通碑。像我这般近视，即便走近了，以面磨碑，也看不清上面有字。若不是碑额上那斑斑凿痕，还真以为这是什么无字碑了。碑上的字大概是遭了劫难，如今已全被磨掉。
如来殿前东侧被凿毁的石碑、明英宗谕祭王振碑拓片
眼前这一切，都与宦官王振有密切关系。据《明史》本传，王振，蔚州人，年少即选入内书堂，侍英宗东宫。那时，英宗年纪尚小，“振狡黠得帝欢”，得以扶摇直上，掌管司礼监。正统初年，太皇太后驾崩，朝臣元老或隐或殁，“振遂跋扈不可制”。王振曾在皇城东建造大宅，又“建智化寺，穷极土木”（以上三处引文，皆引自《明史》卷三〇四“王振传”，中华书局，1974年，7772页）。有材料说，仅建寺一事，就“费金钱巨万”（汪琬：《钝翁续稿》卷五四，《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九十五册，151页下）。
纵观王振一生，不能不提“土木之变”。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太师也先大举入侵。王振挟英宗亲征，英宗不顾廷臣交谏，亲帅五十万军队出征。王振扈随左右，沿途多越级指挥、命令。由于敌势强劲，明军难以抵抗，无奈之下，只好班师。返至双寨，天降大雨，军队不得不迂回奔走。到了土木堡，瓦剌兵追上来，一番厮*后，明军溃败。英宗被俘，王振为乱兵所*。次年，明英宗被瓦剌放还，软禁南宫七年。石亨等人发动政变，英宗重新称帝，因悯念王振，用太监刘恒言，复王振官爵，“刻木为振形，招魂以藏”（同前，151页），并在智化寺中为其立祠，赐额“旌忠”。
御史沈廷芳奏请仆毁前朝逆阉王振塑像折
时间过去了近三百年，乾隆年间，御史沈廷芳路过智化寺，见寺内立有逆臣王振塑像， “俨居高座，玉带锦衣”，另有英宗谕祭之碑“褒其忠义”（《御史沈廷芳奏请仆毁前朝逆阉王振塑像折》，《史料旬刊》，1930年第十一至二十期），这让沈廷芳看不下去。于是，上奏乾隆皇帝，请求毁掉王振塑像。果然，乾隆皇帝从其说，即下诏毁像仆碑。如来殿级前左右二碑，上面的文字，大概也是这时被磨去，已片语无存。由此想来，二碑内容必然与王振有关。遍检各类碑拓目录，竟无这两通碑的半点消息。碑上文字，既已磨去，又寻不见拓片，恐怕再难稽考了。此外，明英宗谕祭王振碑，智化门前的《敕赐智化禅寺报恩之碑》，凡涉王振的文字，多被凿毁。
这次重访，因有备而来，置身寺中，自然多了些感怀。清代有位学者叫沈叔埏，他读到沈廷芳的奏折后，写了一篇《书沈萩林廉使请毁明逆阉王振塑像疏后》。谈及王振势衰后，其宅“没入官，改京卫武学”（沈叔埏：《颐彩堂文集》卷一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九〇册，135页）。英宗复位后，立即追责。当时指摘过王振的官员，大都获罪。朝廷臣子多有不平之气，有学士许彬曾作诗，其中就有“智化寺中祠屋上，蓟门风峻夜啼乌”句。
引诗之后，沈叔埏还有一段评论，“据此当并毁其寺，惜此疏未尽昌言耳甚矣”（《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九〇册，135页）。沈氏以为沈廷芳的奏疏，并没有把正直的话都说尽，按他自己的想法，应把智化寺一并毁掉。读到这里，真是吓出一身冷汗。如果当时沈廷芳确有毁寺之心，且把这些话都写进了奏疏，乾隆皇帝看后点了头，说不定智化寺也留存不到现在了。智化寺不在了，寺里的这批藏书又会流落到哪里呢？每读到类似的材料，总是会感叹历史的诡谲，有时稍一起心动念，很多东西就消失了。
这次重访智化寺，除了要复制《通玄记》，还要弄清楚几个重要的问题：这两部《通玄记》何时入藏智化寺？尤其是有批注的那部，作批时间及批者会是谁呢？在业务部办公室的一台电脑上翻看拍好的照片，发现新拍的照片中，那部破损严重的《通玄记》II经过修复，虫蠹、残损的痕迹已看不真切。
据普查记录，此书原为经折装，后因装藏，卷成了简易的卷轴装。而眼前所见照片，这部《通玄记》分明是经折装，怎么会是卷轴装呢？起初，没有读懂这段文字。我把这个疑问提出来，专门去向杨薇老师请教。据杨老师说，这部《通玄记》，之前是从如来殿释迦牟尼佛腹中取出，在佛肚里保存的那段时间，是卷轴装。这又让我想起，几天前看到的文物普查时的照片，那就是修复之前所摄。那些照片固定了这部《通玄记》刚从佛像中取出时的装帧形制，让我觉得特别珍贵。
看完《通玄记》的照片，从业务部出来，沿着左侧甬道，绕过智化殿，又到了后面的如来殿。如来殿中有三尊塑像，中间的是释迦牟尼像，东西两侧有金刚、梵王侍立。面前的释迦牟尼像，完好无损，之前藏在其中的佛经，是如何取出的呢？
我习惯了一个人出去田调，经验告诉我，一个人在外徒步，会有更多机会进入不对公众开放的封闭空间，这时常让我感到惊喜与幸运。这次重访智化寺，也是如此。
守如来殿的是一位阿姨，对这些问题的好奇，让我主动与她聊起来。谈话间，知道这位阿姨从2007年到现在，一直守在这里，已守了十多年。我说，天天一个人在这里，会不会觉得枯燥。阿姨说，天天守着也挺好，她看着佛爷面善。问及释迦牟尼佛腹中出土佛经时，听她讲，当时部分佛经是从释迦牟尼像背后取出，现在佛像背后，有一块狭长清晰的修复痕迹，尚能看得清楚。
三尊佛像前有红色护栏拦着，在护栏外，根本看不到佛像背后。站在护栏外，我伸着脖子，左挣右拽，想往里头看。也许是见我可怜，阿姨说，要不你绕过护栏，到佛像后面来吧。她在前面走，我紧随其后，连声道谢，就从释迦牟尼像左侧绕到了背后。果然，佛像背后有一暗红长条，那就是修复的痕迹了。
如来殿、万佛阁内佛像（万佛阁三佛像与如来殿释迦牟尼佛修复前照片，取自薛志国主编：《智化寺古建保护与研究》，47页）
从寺里回来，仔细查阅如来殿几尊佛像出土佛经的资料。早在1984年，当时任智化寺文管所所长的杨文书先生，在如来殿佛像的腹腔中发现三部带有千字文编号的元刻本藏经，分别是《大金色孔雀王咒经》《陀罗尼集经》《大宝积经》，并未提及这两部明刊《通玄记》的情况。在全国馆藏文物名录检索系统中的“博物馆”一栏，限制检索“北京文博交流馆”，统计馆藏情况，其中元刊佛经四种，其馀一百九十部都是明刊本，还有部分明清写本，以及清代、民国的板片。
《通玄记》真的很神奇，因为前几天那篇小文，认识了高山杉、孙伯君、索罗宁几位先生。高先生的雅量实在让人佩服，虽不曾谋面，通过微信，仍能真切感受到他那种痴迷。他把之前努力搜集到的《通玄记》资料照片，毫无保留都给了我，而且一点架子没有，能与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轻松地聊天，聊得高兴时，能到深夜。有时甚至觉得，微信那头跟我聊天的，是个天真的孩子。索罗宁先生，在拙文发表后的第二天，就亲自去智化寺寻访《通玄记》，但不知什么原因，他最终也没能看成，我觉得他一定很失落。他们的执着与热情，让我觉得特别感动。从西北回来后，我赶紧把《通玄记》卷下复制了几份，分送他们，期待接下来能一起推进研究。
已公布的《通玄记》卷下十折与东城书店已售出的二折
目前，明版《通玄记》卷下，高先生已确认了十六折，其中正式刊布的有十折。高先生把日本东城书店尚未公布的两折（即⑦⑩二折，今已售出）照片也给了我，嘱我补到文中。我统计了一下，明版《通玄记》卷下一共有一百二十八折。以完整卷下为参照，此前已公布的卷下十折、东城书店已售出的两折，这十二折零叶的次序，得以复原：
① 也，故不同以理夺事而泯事也……有事事无（第三叶第二折）
② 阂也……故理全如事也，此（第三叶第三折）
（以上二折连续）
③ 一成此门……《注》多能摄一入（第十一叶第一折）
④ 一者，向下次句一切为能摄入……初句所（第十一叶第二折）
⑤ 入一切也……谓一望（第十一叶第三折）
⑥ 下，释也……故《注》云虽似八句（第十一叶第四折）
⑦ 纵也……若一多下，蹑（第十一叶第五折）
（以上五折连续）
⑧ 东镜为能摄……对上东（第十二叶第五折）
⑨ 不坏相故……此乃敌体相摄（第十三叶第五折）
⑩ 一念之间……即能徹（第十四叶第五折）
⑪ 过三世十方一切凡圣之中也……后结故（第十五叶第一折）
⑫ 途，悟迷殊道……众珠结成，傍（第二十叶第一折）
现在散出的《通玄记》卷下零叶，尚未发现有重复的。如高先生推断，网上几家日本旧书店所拍《通玄记》卷下零叶，应散自同一部书（高山杉：《再续“奇迹之年”：三折明版〈通玄记〉卷下残页》，《上海书评》，2017年7月15日）。日本雅虎被拍走的那四折压在其他佛典残叶下的《通玄记》照片（page.auctions.yahoo.co.jp 已失效），高先生也慷慨给了我，由照片中露出的模糊一角（“相”“后”二字，依稀可辨），又可以确认这四折的完整内容。
日本雅虎被拍走的《通玄记》卷下四折（叶十四）
前几天，杨薇老师告知，此前的记忆有误。经再次核实，《通玄记》II应是万佛阁里东西两侧的释迦牟尼佛与卢舍那佛的佛藏，并不是从如来殿的释迦牟尼像中取出。出土之前，这部原为经折装的《通玄记》曾被截成两段，改作简易的卷轴装，分别存放在两尊佛像中。出土以后，经连缀、修复，得以复返旧观。
《通玄记》II修复前后的装帧形制
“装藏”一般是在佛像建成后，背后留一洞口，由高僧将经卷等物放入佛像中，然后封存，开光后便不再打开。由此推论，这部《通玄记》中的批注，应在佛像建成之前就已完成。据研究者考察，万佛阁东西两边的佛像，并非建寺时所塑，很可能是清代塑成。无法确定这两尊佛像的具体建造时间，也就无法进一步去框定《通玄记》上批注的具体年代了。目前，也还没有从批注中寻得可以推判批注形成年代的具体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