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山与出塞”,李零的“大道理管小道理”

“入山与出塞”,李零的“大道理管小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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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思想构筑未来——三联学术论坛”(第08-12期)第二场论坛“入山与出塞——早期中国文化中的宇宙模式与外来影响”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店二层举行。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浙江大学艺术学院缪哲(线上)、故宫博物院王睿、西湖大学来国龙(线上)、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耿朔、故宫博物院熊长云参与讨论。论坛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田天主持。

论坛线下到场学者:田天、王睿、李零、熊长云、耿朔(从左至右)

论坛主题来自李零在2004年推出的学术著作《入山与出塞》。“入山”与“出塞”可以视作作者梳理中国上古文明特色的两个独到视角,前者涉及对中国早期宗教传统的再认识,后者是指考古发现中的外来影响。这两个问题,都属于“睁开眼睛”看世界,在更宏阔的视野下思考中华文明的形成与演变。作者由此在书中提出下列问题:先秦至两汉时期,中国文明如何发展出独树一格的自身特色?如何对外来影响加以改造,以致面目全非,难分彼此?中国早期的宗教传统和宇宙观念如何以视觉化的方式得以呈现?

李零在发言时介绍说,《入山与出塞》这本书的写作缘由实际上是为了纪念千禧年。“2000年,我记得在东京看到他们庆祝千禧年的场景,灯红酒绿,可是当时我心里却有一种不祥之感:迎来的新世纪可能会是一个战争不断,灾祸横生的时代。正好《文物》杂志约我写庆祝文章,我就写了一篇《入山与出塞》,后来就把它当作全书的题目。”

李零在论坛现场

《入山与出塞》收录李零考古艺术史论文二十九篇,分为“写在前面的话”“翁仲研究”“有翼神兽研究”“早期艺术中的宇宙模式”“早期艺术中的神物图像”“淅川楚墓研究”“楚国铜器研究”与“读书偶记”八部分,探讨课题牵涉广泛、丰富多元。文章内容多由考古遗物遗迹入手,结合历史学、艺术史与古文献学等研究,以小见大,探究表象之下的渊源流变。

作者欲从“入山”与“出塞”两个角度出发,解释中国上古文明演变的特色。在全书首篇《入山与出塞》一文中,作者大略叙述他近来关注的两个研究课题:中国古代的祭祀遗址,以及考古发现的外来影响。前者(入山)强调中国在上古时代,早已发展出自身独树一格的文明特色;后者(出塞)则论述远古时期中外(华夏与蛮夷,中原与境外,东方与西方)交通与相互影响的关系。研究方式则是考察出土文物的型制与艺术表现的手法,从中寻绎外来文化对“古代中国”文化的影响。

《入山与出塞》

缪哲在发言时认为,《入山与出塞》里面的文章虽然是李零早年写的,今天再来读,除了少数短篇之外,大部分都不过时。“‘入山’和‘出塞’,如果我们理解得宽泛一点,也是早期中国艺术的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大家知道,商周秦汉的艺术,是一种社会的集体表达,所表达的内容在不同程度上其实都跟宗教有关。早期中国的艺术,与其说是一个美学问题、一个形式创造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宗教再现的问题,或者是跟这种再现相关的宇宙观再现的问题。李先生平时有句话常挂在嘴边,大道理管小道理,对于早期艺术研究而言,我觉得宗教再现就是大道理,艺术再现是小道理,不理解大道理,就讲不清小道理。用‘入山’所指的宗教现实来讨论早期的艺术,不仅对这本书贴切,也抓住了早期艺术的根本。”

“第二个关键词‘出塞’,指的是早期的中国艺术跟文化交流。我记得巫鸿先生很多年以前写过一篇文章,用合跟开这两个关键词来概括佛教输入前后中国跟外来艺术的关系。所谓‘合’就是没有影响,或者是影响特别小,商周秦汉属于‘合’的阶段。所谓‘开’,是指受了很大的影响,中古的佛教艺术就是典型‘开’的时代。大家知道战国秦汉的艺术,跟商周时期的艺术,呈现出一种断裂式的关系,不仅是纹样设计的传统出现了很多革命性变化,巴洛克式的变化。纹样传统之外,还出现了以人物、动物为主的自然主义样式,进入汉代之后,这种新的样式就取代了老的样式,成为中国艺术新的统治类型。这一新的变化,我想是跟外边的接触直接有关,这种接触未必是决定性的,更多的是补充性的,或者是灵感启发性的。”

王睿引用了《入山与出塞》的一段话,“考古学是门很大的学问,我们原来崇拜的古文献也好,古文字也好,跟它相比,只是今人叫做工具,古人叫做器的东西。它们想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恐怕都应融入考古学的视野,就像江海不择细流,大故不可融于小,但小却可以融于大。即使是历史学,按我们的习惯,好像可以包容考古学,但它的研究范围是受文献史料制约的,从真正的时间跨度讲,还是没法和它相比。”

来国龙在发言时关注到了《入山与出塞》一文最后一段话。“关于真正的中国气度,其实都是‘大有胡气’,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外来影响加以改造,难分彼此。我们强调中国特色、中国气派考古学研究的时候,应该跟李先生说的开放的态度,尤其在当下还是很有必要强调的。我们一方面强调我们的特色,但其实更要看到,我们到底跟世界的考古、世界的文化是一个怎样的关系?这种开放的态度是我们通过阅读这本书,以继续学习很重要的方面。”

耿朔认为李零在20多年前,写这样一组文章,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突破固有的观念。“像古迹中的石人、石兽,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把它们作为中国文化非常地道的标识,南朝的陵墓石刻,北京十三陵神道上的石人,我们都觉得是非常非常本土化的,且很突出的一种艺术表现,但在李老师的研究当中,想要告诉我们的是更早的源流。我们谈到南北朝,谈到唐代经常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是再往前追,秦汉,甚至更早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李老师的研究给我们打开了扇很大的窗户,拉出来一个时空的框架,横跨欧亚大陆,从西到东,从北到南,这对于此后学界的研究至少是提供了很重要的方向。”

“《入山与出塞》涉及考古学、历史学、铭刻学、文字学以及很多具体领域,我想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很多领域都是开创性的。”熊长云认为通过该书可以看到李零的文化信仰,“中国文化是大一统的,这是中国文明的主线,我们关注文化的时候如果过分强调它的分类,每一个时代当然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系统来研究,但这实际上是画地为牢,把早期、晚期的联系刻意割裂了。其实中华文明一直是四海归一、前后延续的发展历程,这些背景和研究的基本态度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是非常有用的,不能脱离这个看法强调它的断裂,否则很多器物就无从认知了,而它的延续性可能才是主要的价值。”

另据悉,李零新书《考古笔记》今年也将在生活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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