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总斌:刘裕门第考

祝总斌:刘裕门第考

首页传奇手游诸王之战2023更新时间:2024-04-29

刘裕是南朝的第一个君主,中国历史上以统治大权完全由高级士族垄断著称的东晋王朝,就是被他推翻的。刘裕代表的是哪一种社会势力?刘裕代晋体现了什么历史规律?为了有助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本文试图探讨一下刘裕的出身、门第。

刘裕像

赵翼说:“江左诸帝乃皆出自素族。宋武本丹徒京口里人,少时伐荻新洲,又尝负刁逵社钱被执,其寒贱可知也。”他所谓的素族,与“世(士)族”对举,指的是庶族。从此说者至今史学界不乏其人。陈寅恪先生很早提出另一看法,主刘裕为“次等士族”,虽未专门论证,我以为是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只不过如把“次等士族”改为“低级士族”,或许更准确一些。

《宋书》卷一《武帝纪上》称:刘裕乃“汉高帝弟楚元王交之后也”,并且列举了由“交”到晋代的世系和官位。这些世系和官位因为在史书上找不到任何旁证,所以王鸣盛说:“皆未必可信。”很可能是当时史臣如徐爰之流为抬高刘裕身价而编造的。不过编造只限于西晋末渡江以前的情况,至于刘裕曾祖刘混渡江居京口里以下事,因有其他史料印证,则不能一概抹*。根据这部分比较可靠的材料,按刘氏家族及其婚姻家族的次序排列一下,就可得到以下官位:

刘氏家族:直系,刘裕曾祖混,官至武原令;祖靖,东安太守;父翘,郡功曹。旁系,刘裕族弟遵考,遵考曾祖淳,为刘混弟,官至正员郎;祖岩,海西令;父涓子,彭城内史。

婚姻家族:母系,刘裕亲母孝穆赵皇后,后祖彪,治书侍御史;父裔,平原太守。刘裕继母孝懿萧皇后,后祖亮,侍御史;父卓,洮阳令。妻系,刘裕微时妻武敬臧皇后,后祖汪,尚书郎;父儁,郡功曹;兄焘,国学助教,临沂令。

这些官位大致上可分三类。第一类;地方上的县令、郡太守(包括王国内史)。第二类:地方上不归朝廷选任,由郡太守自行辟除的郡功曹。第三类,中央的郎官、御史和助教。

什么门第的人出任这些官呢?

在东晋,县令、郡太守多由士族垄断。道理很简单,因为直接统治人民,剥削收入要比京师官吏丰厚得多。《晋书》卷九〇《良吏·邓攸传》:攸为吴郡太守,“后称疾去职。郡常有送迎钱数百万,攸去郡,不受一钱”。《晋书》卷七八《孔愉传》:愉为会稽内史,去职,“送资数百万,悉无所取”。这是两个极个别不要钱的例子,所以史书特为表出。一般情况是:高级士族都为攫取这笔丰厚收入而极力钻谋郡县职位。如东晋第一流士族琅邪王导有六子,除二人早死外,均历郡职:恬,魏郡太守;洽,吴郡内史;劭,东阳太守;荟,吴国内史。《晋书》卷九二《李充传》:充出身高门江夏李氏,“以家贫,苦求外出。(褚)裒将许之为县,试问之。充曰:穷猿投林,岂暇择木。乃除剡县令”。李充的意思就是,当县令虽有失高门身份,但为了捞钱,也就顾不得了。《晋书》卷八二《孙盛传》:盛出身高门太原孙氏,“以家贫亲老,求为小邑,出补浏阳令”。后为长沙太守,“颇营资货……赃私狼藉”。然而事发后却受到包庇,“舍而不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晋书》卷七五《王述传》:述出身第一流高门太原王氏,“家贫,求试宛陵令,颇受赠遗,而修家具,为州司所检,有(罪名)一千三百条”。然而宰相王导对此事竟不处理,只派人去劝王述收敛一下。述答曰:“足自当止。”意思是,“家贫”问题解决就不再受贿。据说王述后为地方官“清洁绝伦”,“世始叹服之”。这事既说明东晋高门在“家贫”的幌子下贪污受贿是何等地明目张胆,而“世始叹服之”一句又反映像王述“足自当止”的情况肯定极少,一般当继续贪污受贿。《抱朴子·百里篇》指出:西晋县令选任之弊极重,“或父兄贵重而子弟以闻望见选,或高人属托而凡品以无能见叙”。赴任后“冒于货贿,唯富是图,肆情恣欲,无止无足”。显然这风气一直延续到了东晋。

为了把持郡县职位,东晋高门甚至公开限制选用庶族。《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彪之出身琅邪王氏,为吏部尚书,宰相司马昱命以秣陵令曲安远补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补湘东郡太守,彪之坚决反对说:“秣陵三品县耳,殿下昔用安远,谈者纷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岂可处卜术之人无才用者邪!湘东虽复远小,所用未有朗比,谈者谓颇兼卜术得进。殿下若超用寒悴,当令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实未足充此选。”东晋大臣多信卜术,而卜术之人绝大多数出身寒族,曲安远、奚朗当不例外。由此可见,郡县官职虽然不能说绝对排斥寒族,但如非“人才可拔”,就会“谈者纷然”,遭到高门抵制。这就无异于表明,一般必由士族充任。当然,这里说的县是“三品县”,指的是按制度应由门地三品的人治理的县,而没有涉及三品以下的县。在东晋,由于门阀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三品虽非高品,另有二品县专用来安置门地二品的高级士族,但从“三品佳邑”的口气看,三品县还是很不坏的。另外,秣陵、句容每县领户约五千,在东晋南朝为数也不多。所以,除了三品县,我们还必须进一步研究三品以下的县是否也排斥寒族。

《晋书》卷九九《桓玄传》:“置学官,教授二品子弟数百人。”此处之“二品”,指的是门地二品。如加上三品以下低级士族的子弟,数量肯定要庞大得多。而当时东晋全部统治区只有郡约二百,县约一千,其中二品县、三品县、大郡、近郡更少。此外按制度郡县一任六年,时间很长,也加剧了分配的紧张。大概主要由于这个缘故吧,到刘宋孝武帝时竟将六年一任改为三年,后来甚至连三年也无法坚持。《南史》卷七七《恩幸·吕文显传》说:“晋宋旧制,宰人之官,以六年为限,近世以六年过久,又以三周(年)为期,谓之小满。而迁换去来,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于道路。”所以在郡县任期未缩短,数量或许还要少一点的东晋,高级士族肥缺争不到,退而求其次或更次是必然的趋势。《南史·王镇之传》:镇之出身琅邪王氏,“以母老求补安成太守。……为子标之求安复令”。安成是远郡,领县七,刘宋统户6116,西晋统户3000,东晋如折中于二者之间,则统户约4558。他为儿子所求的安复令,属安成郡,按七县平均数计,统户651。再如王述求试并大肆受贿之宛陵县,虽属近郡(宣城),民户却不多,刘宋统户1012,西晋统户2136,东晋仍按二者之折中计,则为1574。又如孙盛所历长沙太守,刘宋领县七,户5684;所求的浏阳县属此郡,按七县平均,领户812。西晋长沙郡人口较多,领县十,户33000,平均每县领户3300。东晋之折中数为领户郡19342,县2056。以上各县比起秣陵、句容等三品县来,领户相差远甚;甚至安成一郡的领户也只有4558,比秣陵、句容每县领户5000还少。然而即便这样次的郡、县,高级士族同样没有放松钻营、攫取。

不仅如此,户口更少的郡、县,高级士族也不拒绝。如陈郡谢尚曾任历阳太守,而历阳郡刘宋时仅领户3156,口19470。颍川庾翼曾历西阳太守,而西阳郡刘宋时仅领户2983,口16120。谯国桓石虔曾为南顿太守,而南顿郡刘宋时仅领户526,口2365。《通典》卷七《食货七》载,宋孝武帝时全境共统户约90万,口468万;当时共设郡238,县1179,平均一县领户约760,口近4000;一郡领户近4000,口近20000。据此,上述历阳、西阳诸郡户口均低于此平均数,而南顿郡相差更悬殊。当然,这都是刘宋数字,但由于从东晋到南朝初年南方户口不断增加,东晋郡县户口一般可能还少一些,因而和此处之分析不会有多大出入。

如果以上看法不错,则在东晋不但二品县、三品县、大郡、近郡,而且不少贫瘠、边远、户口甚少的郡县也落入高级士族手中。如果再考虑大量低级士族也在钻营、争夺,那么不难推测,纵然三品以下的县,甚至很次的县,庶族也很难插足。

刘裕及其婚姻家族属于哪一种情况呢?

武原令,属南彭城郡。郡领县十二,户11758,口68163,则每县领户980,口5680。

东安太守,领县三,户1285,口10755。

海西令,属临淮郡。郡领县七,户3711,口22886,则每县领户530,口3269。

彭城内史,领县五,户8627,口41231。

平原太守,领县八,户5913,口29267。

洮阳令,属零陵郡。郡领县七,户3828,口64828,则每县领户547,口9261。

临沂令,属南琅邪郡。郡领县二,户2789,口18697,则每县领户1394,口9348。

以上为刘宋统计,东晋数字一般可能还要少一些。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这些数字和上述晋宋郡县平均户口数比,有的不及(东安太守、海西令、洮阳令),有的超过(武原令、彭城内史、平原太守、临沂令),而和高级士族“屈就”的郡县相仿,这就证明,刘裕及其婚姻家族一般不可能是庶族。第二,刘裕及其婚姻家族在三代人中没有一人治理过像吴郡、会稽那样的大郡(户约50000),甚至没有人治理过万户之郡,所治县户数也远较三品县秣陵、句容为少,这又证明他们一般决不可能是高级士族。

再看第二类官:郡功曹。

郡功曹“主选举”,曹魏“皆取著姓士族为之”。后来有些变化。京师显贵子弟起家多改由三公、相国、将军各府掾属,但位望稍差的官吏子弟或地方上豪族仍以郡功曹为入仕的重要途径。见《晋书》卷四二《唐彬传》、卷四八《段灼传》、卷八九《忠义·刘沈传》、卷五〇《庾峻传》,及《荀岳墓志》《石尠墓志》等。而且出仕本郡是一种特权。《晋书》卷五一《束皙传》:皙祖父两代均郡太守,因兄璆得罪三公石鉴,“鉴以为憾,讽州郡公府不得辟,故皙久不得调”。这是以压制仕州郡作为打击手段,反过来也就证明仕州郡包括当郡功曹在当时还颇为荣耀。东晋郡功曹的地位似乎又有所下降。著名北方高门如琅邪王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袁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高平郗氏,子弟无一仕郡,这可能和北方高门侨居江南,土断前与地方关系不密切有关,但主要恐怕还是因为郡吏的地位下降而不屑为,所以土断后北方高门仍不仕郡,而江南高门中显赫的各支也一直不为郡吏。他们的出路大多数情况是由司徒、丞相、将军府辟为掾属,或起家佐著作郎、秘书郎,至少也得充州佐。后来南朝起家州从事的人方被视为“士流”,大概就是由此进一步发展而成的制度。在东晋只有高级士族中位望最次的家族还继续仕郡。如会稽虞预先后为县功曹、郡功曹;兄喜,也出任过郡功曹。会稽虞氏作为南土士族位望本无法与南渡之北方士族相比,而虞喜兄弟一支又是其中更差的。再如吴郡顾辟强“历郡功曹”,而他也不属顾荣、顾众、顾和等比较显赫的各支。他如孔严、谢沈、虞謇等,情况大抵相同。不过尽管如此,郡功曹一般还得由低级士族充任,寒族仍不敢染指。《宋书》卷九一《孝义·吴逵传》:逵为吴兴人,“太守王韶之擢补功曹史,逵以门寒,固辞不就”。王韶之任吴兴太守有两次,这一次在刘宋景平元年(423),离刘裕代晋才三年,很明显,吴逵之固辞功曹,反映的是东晋的风气。当然,所谓“门寒”在东晋情况比较复杂,也有可能指低级士族,甚至个别高级士族,但根据吴逵“家徒壁立,冬无被绔,昼则庸赁,夜则伐木烧砖”的境遇,再以与吴逵同时由王韶之察孝廉的潘综当过“左民令史”显然出身寒族作为侧证,似乎还应该推定吴逵所谓“门寒”是指自己的寒族身份。所以刘裕及其婚姻家族,仅从充任郡功曹这一点看,一般也不可能是寒族,多半应是低级士族。

魏晋时期的画像砖

至于第三类官职则更明显地体现了刘裕家族的特点。

尚书郎:这是一个把持在士族手中的官职。《颜氏家训·涉务篇》:“晋朝南渡,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已下,尚书郎、中书舍人已上,典掌机要。”只不过因为事务烦剧,第一流高门后来逐渐不大愿意充任除吏部郎以外的其他尚书郎了。《晋书》卷七五《王坦之传》:“仆射江虨领选,将拟为尚书郎。坦之闻曰:自过江来,尚书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见拟!虨遂止”。此事又见《世说新语·方正》第四六条,刘注:“此知郎官寒素之品也。”然刘说是不对的。所谓“第二人”,乃指比太原王氏位望稍逊的第二流以下的高级士族,而决不是指“寒素之品”。《晋书》卷七五《王国宝传》:“中兴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为余曹郎”,也是此意,是将膏腴之族与一般高级士族相比,而不是与“寒素之品”相比。通观东晋一代,除王导这一支以及极少数高门(如太原王湛一支)未为吏部以外之尚书郎外,其他高门如琅邪王氏中位望微减的王彪之、王准之、王韶之,陈郡袁乔、颍川荀伯子、吴郡顾众、济阳蔡谟等,都当过尚书郎。其中王彪之、荀伯子之事更能说明问题。《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从伯(王)导谓曰:‘选官欲以汝为尚书郎,汝幸可作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计,自当任之于时。至于超迁,是所不愿’。遂为郎。”由此虽可看出诸王佐要比尚书郎清贵,但王彪之却不愿“超迁”,甘心为郎;而彪之不但出身琅邪王氏,父彬官至尚书右仆射,而且本人后来顺利地升至吏部尚书、尚书令,与谢安“共掌朝政”,显然不是什么“寒素”。《宋书》卷六〇《荀伯子传》:“常自矜荫籍之美,谓弘曰:天下膏粱,唯使君与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数也。”弘即王弘,是王导曾孙。宣明乃谢晦字,是荀伯子妻弟,虽非陈郡谢安的嫡支,也是高门,当时权势正盛。荀伯子可能自矜颍川荀氏是汉魏以来的望族,“六世九公”,而陈郡谢氏大体上从东晋中期方显赫起来,所以对谢晦等表示轻视。然而就是这个荀伯子,也当过尚书祠部郎。由此再一次证明,尚书郎决非高门不屑充任之官。

正员郎:即正员散骑侍郎,是和员外、通直散骑侍郎对比而言的。在东晋一般也由士族充任。如王导的儿子王洽、孙子王珉,颍川庾亮的弟弟庾怿,东晋名臣高平郗鉴的孙子郗恢等,均曾为之。而上述“自矜荫籍之美”的荀伯子,还曾当过“员外”散骑侍郎。《宋书》卷五八《谢弘微传》:“晋世名家身有国封者,起家多拜员外散骑侍郎。”可见已经制度化了。此外,琅邪王氏另一支的王韶之还曾当过“通直”散骑侍郎。“员外”“通直”声望都逊于“正员”。这些就从另一角度证明当正员郎的一般不可能是寒族。当然,这类官后来似乎和散骑常侍一样,逐渐不为高门所重视,但那是刘宋以后的事,而且直到南齐,正员郎按制度仍是士族充任的清官,这也是不能不加注意的。

治书侍御史和侍御史:情况与尚书郎、正员郎不同,在东晋很不受重视。高级士族除陈郡袁瑰在渡江初当过治书侍御史外,其他从无任此职及侍御史的。相反,据前引《晋书·王彪之传》,他反对用寒族曲安远、奚朗当秣陵令、句容令、湘东太守,却不反对任用其为殿中侍御史。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这类官多半用的是寒族。不过,据《宋书》卷四〇《百官志下》,治书侍御史“魏晋以来,则分掌侍御史所掌诸曹,若尚书二丞也”,地位应略高于侍御史。又《梁书》卷五〇《文学·谢几卿传》:由尚书郎转治书侍御史,“旧郎官转为此职者,世谓之南奔。几卿颇失志,多陈疾,台事略不复理”。谢几卿是高门陈郡谢灵运的曾孙。他对此职虽不乐为,亦未坚拒。这虽是稍后之事,但联系袁瑰的情况,似乎可以推定,在东晋治书侍御史声望比侍御史要高一些,或许一般是用低级士族充任的。

助教:《宋书》卷四〇《百官志下》、《通典》卷三七《晋官品》中均无助教,但《通典》卷三八《魏官品》中载助教品第八,估计晋代当相同。《南齐书》卷一六《百官志》:国学“助教准南台御史”,似乎也是高门不为之官。但这大概是刘宋以后的变化,东晋尚非如此。《宋书》卷六〇《范泰传》,上表称:“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所贵在于得才,无系于定品。……今有职闲而学优者,可以本官领之。门地二品,宜以朝请领助教,既可甄其名品,斯亦敦学之一隅。其二品才堪,自依旧从事。”范泰上书在刘裕代晋的第二年,反映的当然大体上是东晋的情况。从表文看来,西晋助教用的是二品,东晋已降低要求,但肯定仍是士族,因为范泰主张以奉朝请领助教,而奉朝请在东晋是比较清贵的。《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后罢奉车、骑二都尉,唯留驸马都尉奉朝请。诸尚公主者刘惔、桓温皆为之。”刘惔出身高门沛国刘氏,“为名流所敬重”。桓温出身高门谯国桓氏,后来执掌整个东晋大权。二人又都娶公主,和皇室结亲,所充任的奉朝请位望当然低不了。又《宋书》卷九四《恩幸·阮佃夫传附朱幼传》也说:“……有济办才能,遂官涉二品,为奉朝请、南高平太守,封安浦县侯。”也是把门地二品与奉朝请连在一起。当然朱幼为此官在宋明帝时,据《宋书》卷四〇《百官志下》:“永初(刘裕年号)以来,以奉朝请选杂,其尚主者唯拜驸马都尉。”朱幼出身贫贱而当上了奉朝请,正是“选杂”的一个证明。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定东晋的奉朝请相当于门地二品之官,相反,恰恰证明就制度言直到朱幼之时尚未变化,虽然从刘宋起已经“选杂”了。如果这一看法不错,那么由奉朝请所领之助教,地位也不会相当于南台御史,否则门地二品的士族定会拒绝。从范泰的语气看,东晋助教大概降到了门地三品或三品以下,与门地二品不相称,而范泰又认为门地二品的子弟需要当助教以“敦学”,于是想出了以奉朝请兼领的办法来。总之,在东晋,助教一般决不会由寒族充任。

从以上第三类官中尚书郎、正员郎言,我们似乎应该推定刘裕及其婚姻家族决非寒族。然就治书侍御史、侍御史、助教说,又不会是高门,恐怕只可能是一个低级士族。其中侍御史虽然地位更低,多由寒族充任,但这可能正好符合兰陵萧氏和刘裕一族当时的状况。因为兰陵萧氏虽然从刘宋起因与帝室通婚,特别经过齐梁两代作为皇族而上升为高门,但在东晋,社会地位却还比较低。《新唐书》卷七一下《宰相世系表》追述萧氏先世,与刘裕家族通婚的这一支最早只能追溯到刘裕继母的父亲萧卓,再往上至后汉萧苞其间九世,皆无名位可传。另外,《南史》卷一五《刘瑀传》:瑀宋初为御史中丞,弹萧惠开曰:“非才非望,非勋非德。”萧惠开祖源之,是刘裕继母之弟,父萧思话作为外戚,“早见任待,凡历州十二,杖节监、都督九焉”,而惠开仍被讥为“非望”。由此似可推定萧氏东晋时是比刘氏还差的低级士族,所以有时也得当侍御史,宋初地位上升了,但尚未被公认,刘瑀之讥,其故或即在此。另一面,刘裕一家虽为低级士族,但父刘翘只是个郡功曹,娶继室萧皇后时家道大概更加中落。《宋书》卷四一《萧皇后传》称:“高祖(裕)微时,贫约过甚,孝皇(翘)之殂,葬礼多阙,高祖遗旨太后百岁后不须祔葬。”“祔葬”即合葬,晋代贵族均行此礼制。刘裕不主张祔葬,大概是怕合葬时显出过去的寒酸来。后来萧太后遗令仍葬刘翘兴宁陵中,但只允许在同一茔域之内“别为一圹”,而不动旧坟,与刘裕遗旨并不矛盾。这虽是稍后之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氏家族之没落。所以当刘裕父亲之时,面对现实,完全有可能续弦一个比自己门望更差的姑娘。然这并不影响我们认定刘裕出身低级士族,相反,正好体现了这一家族当时之特点。

当然,以上三类官(除侍御史外)只能说一般情况下必须由士族充任,并不排斥在某些情况下(如王彪之所谓“人才可拔”)寒族仍可入选,东晋史料中这种例外也并不罕见。但刘裕家族却不可能是这种例外。因为在其本族和婚姻家族中不是个别人充任这三类官,而是整整三代人都离不开这三类官,这岂能是例外呢?

又,《宋书》卷五五《臧焘传》、《南齐书》卷五三《傅琰传》载:刘裕的“外弟”(表弟)北地傅弘仁,“以中表历显官,征虏将军、南谯太守、太常卿”。这个傅弘仁的上代世系以及本人在刘裕执政前之情况均不详,其所历显官当然不足为门第很高之据,但一般说来,北地傅氏乃魏晋士族,如果再联系上述刘裕家族的婚宦,似亦可推定傅弘仁出身士族,并作为刘裕门第的一个侧证。

认为刘裕出身寒族最主要的根据是他家贫穷,甚至以卖履为业,受人歧视。但仅仅根据贫穷是无法分辨士庶的。因为即便望族、士族,由于某种特殊原因,也可能一个时期内生活艰难。此例在魏晋南北朝决非个别。突出的如曹魏的贾逵,“世为著姓,冬常无裤”。西晋高门颍川庾衮,“诸父并贵盛,惟父独守贫约。躬亲稼穑,以给供养……岁大饥,藜羹不糁……”东晋出身高门沛国刘氏,后娶公主的刘惔,“家贫,织芒以为养”。东晋出身高门谯国桓氏,后娶公主并执掌军政大权的桓温,父彝死后,“兄弟并少,家贫,母患,须羊以解,无由得之,温乃以(弟)冲为质”。东晋高门琅邪王韶之,“家贫……尝三日绝粮”。《颜氏家训·涉务篇》说:“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所说“悉资俸禄而食”虽未必全然,如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在浙东均经营田庄,但由于当时江南生产力(包括劳动力)的限制,和原南方士族大地主已广占良田的制约,这种情况确不在少数。而资俸禄而食,一旦因某种原因如早死、降官、丢官等,家庭生活发生困难是完全可能的。上述刘惔、桓温、王韶之等当即属此类。刘裕上代一直当县令、太守,到父翘时下降为郡功曹,因而生活贫困当亦属此类,而这是不足为刘裕出身庶族的主要根据的。

最后想就高级士族和低级士族的区分略加申述。陈寅恪先生将渡江之北方士族分为上层、次等和下层士族,归刘裕入次等士族之列。但从东晋的社会制度看,似乎直到东晋末年士族仍只有两等,即高级和低级,或“高门”与“次门”。《宋书》卷八三《宗越传》:“本南阳次门”,“安北将军赵伦之镇襄阳,襄阳多杂姓,伦之使长史范觊之条次氏族,辨其高卑,觊之点越为役门”。赵伦之镇襄阳在东晋末年,见《宋书》卷四六本传。宗越早在他镇襄阳之前已是“次门”,而次门下一等即“役门”,也就是寒族,所以后来宗越立功后“启太祖求复次门”。他既不敢觊求高门,又不甘心沦为役门,似说明次门和役门间并无别的阶层。据此似东晋士族只有两等,而以将刘裕门第归入低级士族较为合适。

(本文摘自祝总斌著《门阀时代:魏晋南北朝的政治与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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