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是南朝的第一个君主，中国历史上以统治大权完全由高级士族垄断著称的东晋王朝，就是被他推翻的。刘裕代表的是哪一种社会势力？刘裕代晋体现了什么历史规律？为了有助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本文试图探讨一下刘裕的出身、门第。
刘裕像
赵翼说：“江左诸帝乃皆出自素族。宋武本丹徒京口里人，少时伐荻新洲，又尝负刁逵社钱被执，其寒贱可知也。”他所谓的素族，与“世（士）族”对举，指的是庶族。从此说者至今史学界不乏其人。陈寅恪先生很早提出另一看法，主刘裕为“次等士族”，虽未专门论证，我以为是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只不过如把“次等士族”改为“低级士族”，或许更准确一些。
《宋书》卷一《武帝纪上》称：刘裕乃“汉高帝弟楚元王交之后也”，并且列举了由“交”到晋代的世系和官位。这些世系和官位因为在史书上找不到任何旁证，所以王鸣盛说：“皆未必可信。”很可能是当时史臣如徐爰之流为抬高刘裕身价而编造的。不过编造只限于西晋末渡江以前的情况，至于刘裕曾祖刘混渡江居京口里以下事，因有其他史料印证，则不能一概抹*。根据这部分比较可靠的材料，按刘氏家族及其婚姻家族的次序排列一下，就可得到以下官位：
刘氏家族：直系，刘裕曾祖混，官至武原令；祖靖，东安太守；父翘，郡功曹。旁系，刘裕族弟遵考，遵考曾祖淳，为刘混弟，官至正员郎；祖岩，海西令；父涓子，彭城内史。
婚姻家族：母系，刘裕亲母孝穆赵皇后，后祖彪，治书侍御史；父裔，平原太守。刘裕继母孝懿萧皇后，后祖亮，侍御史；父卓，洮阳令。妻系，刘裕微时妻武敬臧皇后，后祖汪，尚书郎；父儁，郡功曹；兄焘，国学助教，临沂令。
这些官位大致上可分三类。第一类；地方上的县令、郡太守（包括王国内史）。第二类：地方上不归朝廷选任，由郡太守自行辟除的郡功曹。第三类，中央的郎官、御史和助教。
什么门第的人出任这些官呢？
在东晋，县令、郡太守多由士族垄断。道理很简单，因为直接统治人民，剥削收入要比京师官吏丰厚得多。《晋书》卷九〇《良吏·邓攸传》：攸为吴郡太守，“后称疾去职。郡常有送迎钱数百万，攸去郡，不受一钱”。《晋书》卷七八《孔愉传》：愉为会稽内史，去职，“送资数百万，悉无所取”。这是两个极个别不要钱的例子，所以史书特为表出。一般情况是：高级士族都为攫取这笔丰厚收入而极力钻谋郡县职位。如东晋第一流士族琅邪王导有六子，除二人早死外，均历郡职：恬，魏郡太守；洽，吴郡内史；劭，东阳太守；荟，吴国内史。《晋书》卷九二《李充传》：充出身高门江夏李氏，“以家贫，苦求外出。（褚）裒将许之为县，试问之。充曰：穷猿投林，岂暇择木。乃除剡县令”。李充的意思就是，当县令虽有失高门身份，但为了捞钱，也就顾不得了。《晋书》卷八二《孙盛传》：盛出身高门太原孙氏，“以家贫亲老，求为小邑，出补浏阳令”。后为长沙太守，“颇营资货……赃私狼藉”。然而事发后却受到包庇，“舍而不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晋书》卷七五《王述传》：述出身第一流高门太原王氏，“家贫，求试宛陵令，颇受赠遗，而修家具，为州司所检，有（罪名）一千三百条”。然而宰相王导对此事竟不处理，只派人去劝王述收敛一下。述答曰：“足自当止。”意思是，“家贫”问题解决就不再受贿。据说王述后为地方官“清洁绝伦”，“世始叹服之”。这事既说明东晋高门在“家贫”的幌子下贪污受贿是何等地明目张胆，而“世始叹服之”一句又反映像王述“足自当止”的情况肯定极少，一般当继续贪污受贿。《抱朴子·百里篇》指出：西晋县令选任之弊极重，“或父兄贵重而子弟以闻望见选，或高人属托而凡品以无能见叙”。赴任后“冒于货贿，唯富是图，肆情恣欲，无止无足”。显然这风气一直延续到了东晋。
为了把持郡县职位，东晋高门甚至公开限制选用庶族。《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彪之出身琅邪王氏，为吏部尚书，宰相司马昱命以秣陵令曲安远补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补湘东郡太守，彪之坚决反对说：“秣陵三品县耳，殿下昔用安远，谈者纷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岂可处卜术之人无才用者邪！湘东虽复远小，所用未有朗比，谈者谓颇兼卜术得进。殿下若超用寒悴，当令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实未足充此选。”东晋大臣多信卜术，而卜术之人绝大多数出身寒族，曲安远、奚朗当不例外。由此可见，郡县官职虽然不能说绝对排斥寒族，但如非“人才可拔”，就会“谈者纷然”，遭到高门抵制。这就无异于表明，一般必由士族充任。当然，这里说的县是“三品县”，指的是按制度应由门地三品的人治理的县，而没有涉及三品以下的县。在东晋，由于门阀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三品虽非高品，另有二品县专用来安置门地二品的高级士族，但从“三品佳邑”的口气看，三品县还是很不坏的。另外，秣陵、句容每县领户约五千，在东晋南朝为数也不多。所以，除了三品县，我们还必须进一步研究三品以下的县是否也排斥寒族。
《晋书》卷九九《桓玄传》：“置学官，教授二品子弟数百人。”此处之“二品”，指的是门地二品。如加上三品以下低级士族的子弟，数量肯定要庞大得多。而当时东晋全部统治区只有郡约二百，县约一千，其中二品县、三品县、大郡、近郡更少。此外按制度郡县一任六年，时间很长，也加剧了分配的紧张。大概主要由于这个缘故吧，到刘宋孝武帝时竟将六年一任改为三年，后来甚至连三年也无法坚持。《南史》卷七七《恩幸·吕文显传》说：“晋宋旧制，宰人之官，以六年为限，近世以六年过久，又以三周（年）为期，谓之小满。而迁换去来，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于道路。”所以在郡县任期未缩短，数量或许还要少一点的东晋，高级士族肥缺争不到，退而求其次或更次是必然的趋势。《南史·王镇之传》：镇之出身琅邪王氏，“以母老求补安成太守。……为子标之求安复令”。安成是远郡，领县七，刘宋统户6116，西晋统户3000，东晋如折中于二者之间，则统户约4558。他为儿子所求的安复令，属安成郡，按七县平均数计，统户651。再如王述求试并大肆受贿之宛陵县，虽属近郡（宣城），民户却不多，刘宋统户1012，西晋统户2136，东晋仍按二者之折中计，则为1574。又如孙盛所历长沙太守，刘宋领县七，户5684；所求的浏阳县属此郡，按七县平均，领户812。西晋长沙郡人口较多，领县十，户33000，平均每县领户3300。东晋之折中数为领户郡19342，县2056。以上各县比起秣陵、句容等三品县来，领户相差远甚；甚至安成一郡的领户也只有4558，比秣陵、句容每县领户5000还少。然而即便这样次的郡、县，高级士族同样没有放松钻营、攫取。
不仅如此，户口更少的郡、县，高级士族也不拒绝。如陈郡谢尚曾任历阳太守，而历阳郡刘宋时仅领户3156，口19470。颍川庾翼曾历西阳太守，而西阳郡刘宋时仅领户2983，口16120。谯国桓石虔曾为南顿太守，而南顿郡刘宋时仅领户526，口2365。《通典》卷七《食货七》载，宋孝武帝时全境共统户约90万，口468万；当时共设郡238，县1179，平均一县领户约760，口近4000；一郡领户近4000，口近20000。据此，上述历阳、西阳诸郡户口均低于此平均数，而南顿郡相差更悬殊。当然，这都是刘宋数字，但由于从东晋到南朝初年南方户口不断增加，东晋郡县户口一般可能还少一些，因而和此处之分析不会有多大出入。
如果以上看法不错，则在东晋不但二品县、三品县、大郡、近郡，而且不少贫瘠、边远、户口甚少的郡县也落入高级士族手中。如果再考虑大量低级士族也在钻营、争夺，那么不难推测，纵然三品以下的县，甚至很次的县，庶族也很难插足。
刘裕及其婚姻家族属于哪一种情况呢？
武原令，属南彭城郡。郡领县十二，户11758，口68163，则每县领户980，口5680。
东安太守，领县三，户1285，口10755。
海西令，属临淮郡。郡领县七，户3711，口22886，则每县领户530，口3269。
彭城内史，领县五，户8627，口41231。
平原太守，领县八，户5913，口29267。
洮阳令，属零陵郡。郡领县七，户3828，口64828，则每县领户547，口9261。
临沂令，属南琅邪郡。郡领县二，户2789，口18697，则每县领户1394，口9348。
以上为刘宋统计，东晋数字一般可能还要少一些。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这些数字和上述晋宋郡县平均户口数比，有的不及（东安太守、海西令、洮阳令），有的超过（武原令、彭城内史、平原太守、临沂令），而和高级士族“屈就”的郡县相仿，这就证明，刘裕及其婚姻家族一般不可能是庶族。第二，刘裕及其婚姻家族在三代人中没有一人治理过像吴郡、会稽那样的大郡（户约50000），甚至没有人治理过万户之郡，所治县户数也远较三品县秣陵、句容为少，这又证明他们一般决不可能是高级士族。
再看第二类官：郡功曹。
郡功曹“主选举”，曹魏“皆取著姓士族为之”。后来有些变化。京师显贵子弟起家多改由三公、相国、将军各府掾属，但位望稍差的官吏子弟或地方上豪族仍以郡功曹为入仕的重要途径。见《晋书》卷四二《唐彬传》、卷四八《段灼传》、卷八九《忠义·刘沈传》、卷五〇《庾峻传》，及《荀岳墓志》《石尠墓志》等。而且出仕本郡是一种特权。《晋书》卷五一《束皙传》：皙祖父两代均郡太守，因兄璆得罪三公石鉴，“鉴以为憾，讽州郡公府不得辟，故皙久不得调”。这是以压制仕州郡作为打击手段，反过来也就证明仕州郡包括当郡功曹在当时还颇为荣耀。东晋郡功曹的地位似乎又有所下降。著名北方高门如琅邪王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袁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高平郗氏，子弟无一仕郡，这可能和北方高门侨居江南，土断前与地方关系不密切有关，但主要恐怕还是因为郡吏的地位下降而不屑为，所以土断后北方高门仍不仕郡，而江南高门中显赫的各支也一直不为郡吏。他们的出路大多数情况是由司徒、丞相、将军府辟为掾属，或起家佐著作郎、秘书郎，至少也得充州佐。后来南朝起家州从事的人方被视为“士流”，大概就是由此进一步发展而成的制度。在东晋只有高级士族中位望最次的家族还继续仕郡。如会稽虞预先后为县功曹、郡功曹；兄喜，也出任过郡功曹。会稽虞氏作为南土士族位望本无法与南渡之北方士族相比，而虞喜兄弟一支又是其中更差的。再如吴郡顾辟强“历郡功曹”，而他也不属顾荣、顾众、顾和等比较显赫的各支。他如孔严、谢沈、虞謇等，情况大抵相同。不过尽管如此，郡功曹一般还得由低级士族充任，寒族仍不敢染指。《宋书》卷九一《孝义·吴逵传》：逵为吴兴人，“太守王韶之擢补功曹史，逵以门寒，固辞不就”。王韶之任吴兴太守有两次，这一次在刘宋景平元年（423），离刘裕代晋才三年，很明显，吴逵之固辞功曹，反映的是东晋的风气。当然，所谓“门寒”在东晋情况比较复杂，也有可能指低级士族，甚至个别高级士族，但根据吴逵“家徒壁立，冬无被绔，昼则庸赁，夜则伐木烧砖”的境遇，再以与吴逵同时由王韶之察孝廉的潘综当过“左民令史”显然出身寒族作为侧证，似乎还应该推定吴逵所谓“门寒”是指自己的寒族身份。所以刘裕及其婚姻家族，仅从充任郡功曹这一点看，一般也不可能是寒族，多半应是低级士族。
魏晋时期的画像砖
至于第三类官职则更明显地体现了刘裕家族的特点。
尚书郎：这是一个把持在士族手中的官职。《颜氏家训·涉务篇》：“晋朝南渡，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已下，尚书郎、中书舍人已上，典掌机要。”只不过因为事务烦剧，第一流高门后来逐渐不大愿意充任除吏部郎以外的其他尚书郎了。《晋书》卷七五《王坦之传》：“仆射江虨领选，将拟为尚书郎。坦之闻曰：自过江来，尚书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见拟！虨遂止”。此事又见《世说新语·方正》第四六条，刘注：“此知郎官寒素之品也。”然刘说是不对的。所谓“第二人”，乃指比太原王氏位望稍逊的第二流以下的高级士族，而决不是指“寒素之品”。《晋书》卷七五《王国宝传》：“中兴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为余曹郎”，也是此意，是将膏腴之族与一般高级士族相比，而不是与“寒素之品”相比。通观东晋一代，除王导这一支以及极少数高门（如太原王湛一支）未为吏部以外之尚书郎外，其他高门如琅邪王氏中位望微减的王彪之、王准之、王韶之，陈郡袁乔、颍川荀伯子、吴郡顾众、济阳蔡谟等，都当过尚书郎。其中王彪之、荀伯子之事更能说明问题。《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从伯（王）导谓曰：‘选官欲以汝为尚书郎，汝幸可作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计，自当任之于时。至于超迁，是所不愿’。遂为郎。”由此虽可看出诸王佐要比尚书郎清贵，但王彪之却不愿“超迁”，甘心为郎；而彪之不但出身琅邪王氏，父彬官至尚书右仆射，而且本人后来顺利地升至吏部尚书、尚书令，与谢安“共掌朝政”，显然不是什么“寒素”。《宋书》卷六〇《荀伯子传》：“常自矜荫籍之美，谓弘曰：天下膏粱，唯使君与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数也。”弘即王弘，是王导曾孙。宣明乃谢晦字，是荀伯子妻弟，虽非陈郡谢安的嫡支，也是高门，当时权势正盛。荀伯子可能自矜颍川荀氏是汉魏以来的望族，“六世九公”，而陈郡谢氏大体上从东晋中期方显赫起来，所以对谢晦等表示轻视。然而就是这个荀伯子，也当过尚书祠部郎。由此再一次证明，尚书郎决非高门不屑充任之官。
正员郎：即正员散骑侍郎，是和员外、通直散骑侍郎对比而言的。在东晋一般也由士族充任。如王导的儿子王洽、孙子王珉，颍川庾亮的弟弟庾怿，东晋名臣高平郗鉴的孙子郗恢等，均曾为之。而上述“自矜荫籍之美”的荀伯子，还曾当过“员外”散骑侍郎。《宋书》卷五八《谢弘微传》：“晋世名家身有国封者，起家多拜员外散骑侍郎。”可见已经制度化了。此外，琅邪王氏另一支的王韶之还曾当过“通直”散骑侍郎。“员外”“通直”声望都逊于“正员”。这些就从另一角度证明当正员郎的一般不可能是寒族。当然，这类官后来似乎和散骑常侍一样，逐渐不为高门所重视，但那是刘宋以后的事，而且直到南齐，正员郎按制度仍是士族充任的清官，这也是不能不加注意的。
治书侍御史和侍御史：情况与尚书郎、正员郎不同，在东晋很不受重视。高级士族除陈郡袁瑰在渡江初当过治书侍御史外，其他从无任此职及侍御史的。相反，据前引《晋书·王彪之传》，他反对用寒族曲安远、奚朗当秣陵令、句容令、湘东太守，却不反对任用其为殿中侍御史。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这类官多半用的是寒族。不过，据《宋书》卷四〇《百官志下》，治书侍御史“魏晋以来，则分掌侍御史所掌诸曹，若尚书二丞也”，地位应略高于侍御史。又《梁书》卷五〇《文学·谢几卿传》：由尚书郎转治书侍御史，“旧郎官转为此职者，世谓之南奔。几卿颇失志，多陈疾，台事略不复理”。谢几卿是高门陈郡谢灵运的曾孙。他对此职虽不乐为，亦未坚拒。这虽是稍后之事，但联系袁瑰的情况，似乎可以推定，在东晋治书侍御史声望比侍御史要高一些，或许一般是用低级士族充任的。
助教：《宋书》卷四〇《百官志下》、《通典》卷三七《晋官品》中均无助教，但《通典》卷三八《魏官品》中载助教品第八，估计晋代当相同。《南齐书》卷一六《百官志》：国学“助教准南台御史”，似乎也是高门不为之官。但这大概是刘宋以后的变化，东晋尚非如此。《宋书》卷六〇《范泰传》，上表称：“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所贵在于得才，无系于定品。……今有职闲而学优者，可以本官领之。门地二品，宜以朝请领助教，既可甄其名品，斯亦敦学之一隅。其二品才堪，自依旧从事。”范泰上书在刘裕代晋的第二年，反映的当然大体上是东晋的情况。从表文看来，西晋助教用的是二品，东晋已降低要求，但肯定仍是士族，因为范泰主张以奉朝请领助教，而奉朝请在东晋是比较清贵的。《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后罢奉车、骑二都尉，唯留驸马都尉奉朝请。诸尚公主者刘惔、桓温皆为之。”刘惔出身高门沛国刘氏，“为名流所敬重”。桓温出身高门谯国桓氏，后来执掌整个东晋大权。二人又都娶公主，和皇室结亲，所充任的奉朝请位望当然低不了。又《宋书》卷九四《恩幸·阮佃夫传附朱幼传》也说：“……有济办才能，遂官涉二品，为奉朝请、南高平太守，封安浦县侯。”也是把门地二品与奉朝请连在一起。当然朱幼为此官在宋明帝时，据《宋书》卷四〇《百官志下》：“永初（刘裕年号）以来，以奉朝请选杂，其尚主者唯拜驸马都尉。”朱幼出身贫贱而当上了奉朝请，正是“选杂”的一个证明。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定东晋的奉朝请相当于门地二品之官，相反，恰恰证明就制度言直到朱幼之时尚未变化，虽然从刘宋起已经“选杂”了。如果这一看法不错，那么由奉朝请所领之助教，地位也不会相当于南台御史，否则门地二品的士族定会拒绝。从范泰的语气看，东晋助教大概降到了门地三品或三品以下，与门地二品不相称，而范泰又认为门地二品的子弟需要当助教以“敦学”，于是想出了以奉朝请兼领的办法来。总之，在东晋，助教一般决不会由寒族充任。
从以上第三类官中尚书郎、正员郎言，我们似乎应该推定刘裕及其婚姻家族决非寒族。然就治书侍御史、侍御史、助教说，又不会是高门，恐怕只可能是一个低级士族。其中侍御史虽然地位更低，多由寒族充任，但这可能正好符合兰陵萧氏和刘裕一族当时的状况。因为兰陵萧氏虽然从刘宋起因与帝室通婚，特别经过齐梁两代作为皇族而上升为高门，但在东晋，社会地位却还比较低。《新唐书》卷七一下《宰相世系表》追述萧氏先世，与刘裕家族通婚的这一支最早只能追溯到刘裕继母的父亲萧卓，再往上至后汉萧苞其间九世，皆无名位可传。另外，《南史》卷一五《刘瑀传》：瑀宋初为御史中丞，弹萧惠开曰：“非才非望，非勋非德。”萧惠开祖源之，是刘裕继母之弟，父萧思话作为外戚，“早见任待，凡历州十二，杖节监、都督九焉”，而惠开仍被讥为“非望”。由此似可推定萧氏东晋时是比刘氏还差的低级士族，所以有时也得当侍御史，宋初地位上升了，但尚未被公认，刘瑀之讥，其故或即在此。另一面，刘裕一家虽为低级士族，但父刘翘只是个郡功曹，娶继室萧皇后时家道大概更加中落。《宋书》卷四一《萧皇后传》称：“高祖（裕）微时，贫约过甚，孝皇（翘）之殂，葬礼多阙，高祖遗旨太后百岁后不须祔葬。”“祔葬”即合葬，晋代贵族均行此礼制。刘裕不主张祔葬，大概是怕合葬时显出过去的寒酸来。后来萧太后遗令仍葬刘翘兴宁陵中，但只允许在同一茔域之内“别为一圹”，而不动旧坟，与刘裕遗旨并不矛盾。这虽是稍后之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氏家族之没落。所以当刘裕父亲之时，面对现实，完全有可能续弦一个比自己门望更差的姑娘。然这并不影响我们认定刘裕出身低级士族，相反，正好体现了这一家族当时之特点。
当然，以上三类官（除侍御史外）只能说一般情况下必须由士族充任，并不排斥在某些情况下（如王彪之所谓“人才可拔”）寒族仍可入选，东晋史料中这种例外也并不罕见。但刘裕家族却不可能是这种例外。因为在其本族和婚姻家族中不是个别人充任这三类官，而是整整三代人都离不开这三类官，这岂能是例外呢？
又，《宋书》卷五五《臧焘传》、《南齐书》卷五三《傅琰传》载：刘裕的“外弟”（表弟）北地傅弘仁，“以中表历显官，征虏将军、南谯太守、太常卿”。这个傅弘仁的上代世系以及本人在刘裕执政前之情况均不详，其所历显官当然不足为门第很高之据，但一般说来，北地傅氏乃魏晋士族，如果再联系上述刘裕家族的婚宦，似亦可推定傅弘仁出身士族，并作为刘裕门第的一个侧证。
认为刘裕出身寒族最主要的根据是他家贫穷，甚至以卖履为业，受人歧视。但仅仅根据贫穷是无法分辨士庶的。因为即便望族、士族，由于某种特殊原因，也可能一个时期内生活艰难。此例在魏晋南北朝决非个别。突出的如曹魏的贾逵，“世为著姓，冬常无裤”。西晋高门颍川庾衮，“诸父并贵盛，惟父独守贫约。躬亲稼穑，以给供养……岁大饥，藜羹不糁……”东晋出身高门沛国刘氏，后娶公主的刘惔，“家贫，织芒以为养”。东晋出身高门谯国桓氏，后娶公主并执掌军政大权的桓温，父彝死后，“兄弟并少，家贫，母患，须羊以解，无由得之，温乃以（弟）冲为质”。东晋高门琅邪王韶之，“家贫……尝三日绝粮”。《颜氏家训·涉务篇》说：“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所说“悉资俸禄而食”虽未必全然，如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在浙东均经营田庄，但由于当时江南生产力（包括劳动力）的限制，和原南方士族大地主已广占良田的制约，这种情况确不在少数。而资俸禄而食，一旦因某种原因如早死、降官、丢官等，家庭生活发生困难是完全可能的。上述刘惔、桓温、王韶之等当即属此类。刘裕上代一直当县令、太守，到父翘时下降为郡功曹，因而生活贫困当亦属此类，而这是不足为刘裕出身庶族的主要根据的。
最后想就高级士族和低级士族的区分略加申述。陈寅恪先生将渡江之北方士族分为上层、次等和下层士族，归刘裕入次等士族之列。但从东晋的社会制度看，似乎直到东晋末年士族仍只有两等，即高级和低级，或“高门”与“次门”。《宋书》卷八三《宗越传》：“本南阳次门”，“安北将军赵伦之镇襄阳，襄阳多杂姓，伦之使长史范觊之条次氏族，辨其高卑，觊之点越为役门”。赵伦之镇襄阳在东晋末年，见《宋书》卷四六本传。宗越早在他镇襄阳之前已是“次门”，而次门下一等即“役门”，也就是寒族，所以后来宗越立功后“启太祖求复次门”。他既不敢觊求高门，又不甘心沦为役门，似说明次门和役门间并无别的阶层。据此似东晋士族只有两等，而以将刘裕门第归入低级士族较为合适。
（本文摘自祝总斌著《门阀时代：魏晋南北朝的政治与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