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苏州的刻书与藏书

明清时期苏州的刻书与藏书

首页传奇手游长游传奇更新时间:2024-09-26

明清时期,苏州的出版业出现了两个持续百年的高潮。明成化至嘉靖间,苏州文人藏书之风盛极一时,带动刻书活动的频繁,而且产生众多的名家精品,享誉后世。从存世刻本来看,成化至正德间是渐起波浪,到嘉靖、万历,方成大潮。

清代乾嘉时期,一代学者先后以毕生的精力才智,孜孜于对古代文献的整理研究,以考据学的丰硕成果,在我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写下了极其辉煌的一页。考据学的研究,首先在于恢复古代文献的本来面貌,校刊古籍自然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于是,苏州作为考据学研究的学术中心之一,学者藏家竞起刻书,至成一代风尚。

一、文人刻书,精品荟萃

成化、正德年间,苏州涌现了一批刻书名家,刻书以精雅知名于世。如昆山严春成化二十三年(1487)刻陆龟蒙《甫里集》二十卷,弘治七年(1494)刻龚明之《中吴纪闻》六卷。苏州张习成化二十三年刻《雁门集》,又曾先后刊行了郑元祐《侨吴集》、陈基《夷白斋稿》、高启《槎轩集》《姑苏杂咏》、杨基《眉庵集》、徐贲《北郭集》、张羽《静居集》等一批苏州文人诗文集。吴县陆元大正德十六年(1521)据宋绍兴十八年(1148)建康郡斋本重刻《花间集》,并刻有陆机、陆云《晋二俊集》、李白《李翰林集》,俱工雅可观。

苏州袁氏,祖籍汝南。嘉靖中四兄弟表、褧、褒、袠,加之其伯子衮、裘,皆以文章显名吴中,风流儒雅,时有“汝南六俊”之目。长兄袁表与文徵明、王宠辈相唱和,正德十五年(1520)曾刻《唐皮日休文薮》。兄弟中,藏书刻书之名,以袁褧最盛。袁褧,字尚之,晚号谢湖,室名石磬斋。累试不利,遂弃举业,一意汲古,以藏书刻书为务。刻书传世以《世说新语》《六家文选》最负盛名。所刻六臣本《文选》,笔画遒劲,世称精绝。在第十六卷后有这样的题记:“余家藏书百年,见购鬻宋刻本《昭明文选》,有五臣、六臣、李善本、巾箱、白文、小字、大字殆数十种。家有此本,甚称精善,而注释本以六家为优。因命工翻雕,匡郭字体,未少改易。刻始于嘉靖甲午岁(十三年),成于己酉(二十八年),计十六载而完。用费浩繁,梓人艰集,今模拓传播海内,览兹册者毋徒曰开卷快然也。”可见藏书之富,刻书之精审。辑刻丛书是袁褧刻书的一个特点,嘉靖间所刻《金声玉振集》,收录明代史料四十余种,学术论著十余种,各种间有他撰写的后记或牌记,其中《国宝新编》卷末记曰“苏城吴趋坊陆家雕版”。其书卷内书题,书名在上,《金声玉振集》总名在下,犹有古意。另有《四十家小说》《后四十家小说》《广四十家小说》,今不传。袁褧刻书都在嘉靖十年(1531)前后,使用堂名有数个,如《世说新语》题记称“吴郡袁氏嘉趣堂重雕”,《六家文选》题记称“吴郡袁氏两唐草堂善本雕”。何良俊曾在《与袁谢湖书》中回忆过访其家的情形,说:“想高堂胜事,种种殊绝。碧梧秀石,环带轩墀;秘籍珍图,辉映几席。”足见袁氏世家大族的门庭气势,令人遥想当时嘉趣堂中的书香韵事。

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浣纱记》插图

与袁氏兄弟同时,还有黄氏三兄弟鲁曾、省曾、贯曾知名吴下。长兄黄鲁曾,字德之,人称中南先生。早年与弟省曾一起,将父亲的遗产全部用来购书诵读。严嵩闻说他的贤名,想招为门下,鲁曾宁可白首牖下,婉谢不往,静坐书窗,校勘《孔氏家语》《两汉博闻》《汉唐三传》等古书,撰《续吴中往哲记》。贯曾追随两兄,从事藏书刻书活动,传世《唐诗二十六家》就是出自他的浮玉山房。三人中以省曾的名声最响。黄省曾,字勉之,吴县人,家吴趋坊。他自称生于华盛之门,自幼天生文人的两大情结:倾情山水,雅尚图书。前者刺激他立下长游名岳的宏愿,因此很自豪地以“五岳山人”为号。后者驱使他散金罄囊,沉潜于书籍之中,最终成为一位有声望的藏书家、刻书家。他的名刻为《汉唐三传》,即汉刘向的《古列女传》《列仙传》,五代南唐沈汾的《续仙传》,晋皇甫谧的《高士传》。

又有沈与文,字辨之,吴县人。其野竹斋藏书甚富,藏印有“吴门世儒家”“野竹斋”“野竹斋藏书”“姑余山人”等。据黄丕烈说,野竹斋在胥门、阊门间的杉渎桥,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有“问讯桥边野竹斋,井栏遗刻正当街”之咏。至嘉靖间,野竹斋又以刻书著名,其翻刻葛洪《西京杂记》有“吴郡沈与文野竹斋校勘翻雕”,刻《韩诗外传》有“吴郡沈辨之野竹斋校雕”。又刻《何氏集》二十六卷,系何景明卒后,康海、张治道诸子就其群集所选者,为《何氏集》的最初集。

其他如嘉靖十三年(1534)吴郡顾氏世德堂刻《六子全书》,嘉靖间吴郡金李泽远堂刻《国语解叙》,隐堂刻《洛阳伽蓝记》等,都有名于世。

二、说部丛书,崇尚趣味

嘉靖、万历间,江南说部丛书刊刻成风。如嘉靖二十三年(1544),上海陆楫辑《古今说海》一百三十五种;万历二十五年(1597),嘉兴周履靖辑《夷门广牍》一百零七种;万历三十一年(1603),钱塘胡文焕文会堂辑《格致丛书》一百九十八种等等。

所谓说部之书,内容较杂,大凡笔记小说、野史典故、琐记杂纂、博戏谈艺,都在其列。这些*朝野故实,录名贤言行,述文人雅尚之法,谈闲处趣游之艺,读来使人如尝天厨禁脔,品异方杂俎,有旁出之味,所以深得文人喜爱。据万历间以辑刻《宝颜堂丛书》而风动一时的陈继儒说,嘉靖间,松江陆深、何良俊等藏书家好藏稗官小说,与吴门文徵明、沈周、都穆、祝允明等诗书往来,每次相见,总是首先问近得说部何书,各出笥秘,互相传写,“其架上芸裹缃袭,几及万签,率类是,而经史子集不与焉”。所以说,在这股风潮中,苏州文人早已置身其中。从现存古籍看,正德间沈津已经开始辑刻说部类书籍。

沈津,字润卿,长洲人。家世业医,正德中选入太医院。嘉靖二十一年(1542)曾纂辑《邓尉山志》。《欣赏编》是他正德间辑刻的一部说部丛书,所收十种都为集古、博戏、谈艺、养生之类,是旧时士大夫游息悦性、潇洒送日月的工具。

顾元庆,字大有,长洲人。早年师事南濠都穆,后移家阳山大石下,学者称大石先生,室名夷白斋,藏书万卷。受当时江南文人辑刻说部丛书风尚的影响,顾元庆亦择其所藏善本,辑刻说部丛书,传世的有《顾氏文房小说》四十种、《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广四十家小说》。《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一名《梓吴》,所收都是当代苏州文人,如文徵明、徐祯卿、杨循吉、祝允明等的著述,包括他自撰的《夷白斋诗话》《云林遗事》《瘗鹤铭考》等五种。顾氏刻书,牌记很多,有“吴郡顾氏刻梓于阳山草堂之大石山房”等。

《烟霞小说》,万历十八年(1590)刻本,收录杨循吉《吴中故语》、黄暐《蓬轩吴记》《别记》等十三种,旧时著录范钦为辑,经潘树广考订,为陆延枝辑。延枝为陆粲之子,无意功名,喜编图籍,曾刻陆粲《左氏春秋镌》《春秋胡氏传辨》《陆子余集》等。

《枕中秘》,明末苏州人卫泳辑。泳字永叔,号懒仙,家富藏书。是书编于天启七年(1627),所抄辑二十五种皆篇幅短小,都是有关士人闲暇雅游的内容,如闲赏、二六时令、读书观、护书、悦容编、园史、瓶花史、盆史、酒缘、香禅、棋经、诗诀、琴旨、曲调、食谱、清供等。冯梦龙与卫泳之父交好,为作《枕中秘跋语》,称是书所收“皆逸士之雅谭,文人之清课,俗肠不能作,亦未许俗眼看”,又谓“宜任永叔读尽天下奇书,成一博物君子,勿但以八股拘束,作俗秀才出身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南文士的阅读趣向。

明初以来,自陶宗仪辑《说郛》行世后,有明一代说部和通俗之书的刊行日见繁荣。至万历间,出现如陈继儒、冯梦龙等以编辑说部和通俗文学为职业的文人,这些不耕不宦的文人,在商品经济日渐发达,以射利为目的的书商日益增多的时代,选取了一种独特的处世方式,投身于刻书业。而其时书商与文人的合作,早已成为刻书业经营的趋势,各种科举用书、名家选本、通俗戏曲小说读物等畅销书籍,就是这种合作的产物。于是,苏州金阊书业文化圈的诞生也就指日可待了。

三、金阊书业文化圈的形成

自从吴王阖闾建城以来,阊门就一直是苏州的代表和骄傲,陆机《吴趋行》就咏道:“吴趋自有始,请从阊门起。阊门何峨峨,飞阁跨通波。”至明代,苏州更是人文荟萃,街市繁华,其中尤以阊门为最,唐寅《阊门即事》诗曰:“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又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贾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繁华的城市,发达的商贸,培养了一个生活之余追求文化娱乐消费的庞大群体,活跃于嘉靖年间,以刊行四部典籍、讲究细校精刊的文人家刻,已不能满足商业社会世俗娱乐的需求,于是就有了万历年间苏州坊刻的闪亮登场,在商贾云集的金阊地区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书业文化区。万历间浙江藏书家胡应麟过苏州访书,所见“凡姑苏书肆,多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前,书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正是当时书业文化区的实景描写。他同时又说“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其精吴为最”(《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证明明代苏州刻书确实驰名于世。而苏州刻书的盛名,除了上述文人家刻精品的打造以外,以小说戏曲为主打的金阊书业也着实起到了红花绿叶之助。

金阊书业,包括吴县前,大都有家族经营的特点。根据现有史料,如叶氏有叶敬池、叶敬溪、叶启元玉夏斋、叶昆池能远居、叶瑶池天葆堂、金阊书林叶瞻泉、叶华生,陈氏有陈龙山酉酉堂、陈长卿、陈仁锡,其他有金阊龚绍山、金阊舒载阳、金阊安少云尚友斋、金阊的贯华堂、大观堂、拥万堂、书业堂、宝翰堂,吴县衍庆堂、吴县天许斋、吴郡书林大来堂等等。其中,玉夏斋自主编刊《玉夏斋传奇》十种,酉酉堂刻陈仁锡辑《奇赏斋广文苑英华》系列五种,大观堂刻《宋三大臣汇志》,金阊映雪草堂刊《水浒全传》,天许斋刻《天许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龚绍山刻《镌杨升庵批点隋唐两朝志传》《陈眉公评列国志传》,叶昆池能远居刻熊大木《玉茗堂批点南北宋传》,大来堂刻《白雪斋选定乐府吴*合集》,拥万堂刻《唐宋八大家文抄》,古吴陈长卿刻《琵琶记》等,都有名于世。还有不少外来户,如江西南城人翁元泰,万历间来金阊开设霏玉楼书坊。元泰字少麓,以字行。据记载,他的霏玉楼刊刻了不少书籍,如钱允治等编《类选笺释草堂诗余》《续选》、杨慎辑《嘉乐斋三苏文范》、王世贞《正续名世文宗》、沈周《石田先生文集》等。

金阊书坊刻书,注意用识语的形式来说明与众不同的特点,为自己的出版物做广告。金阊嘉会堂刻《北宋三遂平妖传》,有识语云:“旧刻罗贯中《三遂平妖传》二十卷,原起不明,非全书也。墨憨斋主人曾于长安复购得数回,残缺难读。乃手自编纂,共四十卷,首尾成文,始称完璧。题曰《新平妖传》,以别于旧。本坊绣梓,为世共珍。”北京大学藏有明崇祯间刻本《皇明今文定》二十四册,书有附录六条,第一条云:“此刻据予十余年来藏本,增以近科,然嘉、隆以来,先辈未见全稿者尚多。近科房书藏稿,经选手漏遗者,又未及见,而海内岂无湛思坚忍不好浮名者。倘嘉惠后学,邮寄阊门徐氏书室,共成补刻,此不佞所厚祈也。”(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集部总集”)这说明当时金阊书坊业主已经具有相当明确的畅销书概念,公开向社会征稿,与作家之间存在某种互惠关系。广泛征求拥有大量社会读者的书稿,正是金阊书业能够兴起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

从传世的苏州金阊刻本来看,当地通俗作家冯梦龙的作品被反复刊行,仅《醒世恒言》就有叶敬池、叶敬溪和衍庆堂三种刻本。可见他的作品深受社会欢迎,影响之大,在吴中首屈一指。冯梦龙,字犹龙,室名墨憨斋,长洲人。他童岁受经,然而二十年的寒窗苦读,没能换来春风得意的荣耀。万历三十七八年间,李贽门生杨定见携带李贽评本《忠义水浒传》手稿来到苏州。当冯梦龙看到这部书稿,竟然惊喜若狂,与好友许自昌校对再三,并附上许自昌提供的“杂志”和“遗事”,于万历四十年(1612)刊行。冯梦龙开始走上反封建名教的文学创作和出版道路。

天启初,冯梦龙的首部通俗小说集《全像古今小说》由吴县天许斋刊行。他以绿天馆主人之名写叙,说明选编这部小说集的原因:“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今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这是冯梦龙决定投入通俗文化活动的宣言,他在叙中还说,自己“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从此,冯梦龙与书商联合,创作编纂通俗小说、戏曲作品的活动一发而不可止。这一文人与书商联姻的出版模式和作品内容,完全适应苏州乃至整个江南市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很快,吴县书林衍庆堂增补重刻《古今小说》,易名《喻世名言》,接着在天启中连刊冯梦龙的续作《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崇祯中,吴县书林兼善堂再刻《警世通言》,金阊叶敬溪精刻绘图本《醒世恒言》。

在封建名教中人看来,冯梦龙确实有些不像话,整天混迹在歌楼酒肆,结交妓女朋友,放荡不羁。但是他搜集、整理吴地民间流传的情歌,就是冲着封建礼教和世俗观念来的,目的是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所以,他最终辑成的俗曲集《挂枝儿》《山歌》问世后,盛传海内。冯梦龙编辑民间情歌,很注意其隐寓的社会意义,往往用注语的形式加以揭示。如《山歌?人情》有曰:“二十去子廿一来,弗做得人情也是呆。三十过头花易谢,双手招郎郎弗来。”他在边上注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当权若不行方便,如入宝山空手回。此歌大可玩味。”这是他从歌词联想、引申出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冯梦龙收藏、创作、搜集整理通俗文化作品的活动,是经济繁华中江南士人追求思想、生命和情感自由思潮的有力见证和杰出实践,也为苏州金阊书业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还值得一说的是,当时苏州有一批知名画家积极参与小说戏曲的插画创作。据现存刻本统计,钱榖为万历四十二年(1614)香雪居刊《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万历间海昌陈氏刊《樱桃梦》《鹦鹉洲》《麒麟坠》《灵宝刀》插图,唐寅、钱榖为《西厢记考》插图,文嘉为崇祯间忠贤堂刊本《唾红记》插画,相传新安汪氏编《列女传》插画出自仇英之手。旺盛的社会需求,频繁的版画创作,还培养练就了一批不知名的苏州版画家,已知有王文衡,为吴兴凌氏刊朱墨套印本《西厢五剧》、吴兴闵氏刊朱墨套印本《琵琶记》、唐宋传奇文选集《玉茗堂摘评王弇洲先生艳异编》《红拂记》《牡丹亭还魂记》《绣襦记》以及吴兴刊朱墨套印本《校正原本红梨记》等插画,又有顾士琦为《扬州梦传奇》插图,张修为《咏怀堂新编十错认春灯谜记》插画等。创作传神、雕刻精美的插画,为小说戏曲类通俗读物添彩增色。正如明代金台岳家书铺在《奇妙全相西厢记》牌记里说的那样:“唱与图合,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闲游坐客,得此一览始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

四、明末享誉全国的金字招牌

明末清初,常熟涌现了几位名冠江南乃至全国的大藏书家和名刻书家,毛晋汲古阁就是其中最著名者。

毛晋,原名凤苞,字子晋,号潜在,晚号隐湖,常熟横泾(今沙家浜)人。常熟毛氏是富有田产的大地主,世居迎春门外七星桥。毛晋一生未涉仕途,仅以秀才的身份,凭借家中丰厚的田租收入,终身从事藏书刻书的文化传播事业。汲古阁是毛晋藏书刻书的地方,坐落在七星桥东湖的南侧,有湖光山色之胜,而无市廛车马之喧。阁中上下各三楹,楼上分十二架排列藏书;楼下与厢廊是刻书之所,阁后一楼九间贮藏书板。周围建绿君、二如两亭,前后种翠竹,左右植花木,毛晋延聘的学者名家就在亭中校对图书。据统计,自明万历设肆至清初四十多年间,汲古阁刻书近六百种,雕刊华美,世称毛刻本或汲古阁本,名动士林,因有“毛氏锓本走天下”之誉。

汲古阁刻书,无论是数量、种类,还是雕印质量,都是古代民间刻书史上前无古人的大家名坊。毛晋不仅自己刻书,还代人刻印,如为张溥刻《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南史》,为王象晋刻《群芳谱》,为钱谦益刻《列朝诗集》,为乡贤冯班刻《冯定远全集》,为李玙刻《群芳清玩》,为张潜刻《苏门六君子集》等等。如果颁发古代民间刻书英雄榜的桂冠,汲古阁是当之无愧的。

毛晋刻书,始于天启年间,年方弱冠的毛晋在七年之中,刊行了《剑南诗稿》《神农本草经注疏》《三家宫词》《风*旨格》等,初试锋芒。崇祯元年(1628)至十七年(1644)是毛晋刻书的全盛时期,所刻包括经史巨帙《十三经注疏》《十七史》以及《说文解字》等,诗文词曲《唐人选唐诗八种》《元人十种诗》《宋名家词》《六十种曲》《文选注》《四唐人集》《乐府诗集》《唐诗纪事》等,乡邦文献《吴郡志》《琴川志》《吴地记》《吴郡图经续记》《海虞古文苑》等,以及佛经道藏,大型丛书《津逮秘书》等。

汲古阁所刻书,版心下端皆镌有“汲古阁”或“绿君亭”字样。明末以来流传甚广,至如叶德辉所见“光绪初元,京师、湖南旧书摊头插架皆是”,因其习见而随意购得数种。当他民国初撰写《书林清话》时,又悔当年“等夷视之”,于日见珍贵的毛刻初印之本失之眉睫。虽然叶氏仅是从初印本珍稀这一收藏价值来谈的,但亦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汲古阁本愈显出其固有的文化价值。

从历史文化传播的角度审视毛晋刻书的文化意义,至少有两点是应该予以特别提出的。其一,影响研究、刊书的风尚。如大规模汇刻词集,毛晋的《宋名家词》是宋以后的第一家,直接影响了清代词集刊刻之风,为后世宋词研究保存了宋词创作的历史原貌。其二,保存了大量珍稀古籍的足本。《津逮秘书》是毛晋精心校刻的大型丛书,以所得胡震亨《秘册汇函》残版,加之家藏宋元旧籍,合刊而成。丛书所收以宋元著述为主,毛晋一改明末汇刻丛书随意删削节取之风,百计求取善本、全本刊入。论者评价《津逮秘书》是“人间罕见者”,“嗜书者偶得之,视为拱璧云”。

在长期藏书刻书的实践中,毛晋经过精心研究和试验,创造了一种“影抄”的方法,就是将薄纸覆盖在底本书叶上,照其点画、版式精心描摹下来,务求与原本丝毫不差。这种影抄本与原本基本无异,使得许多深藏私家的宋元善本化身千万,能以本来面目出现在长期欲睹不能的读者藏家眼前。毛晋每见世所罕见而藏之故家不能得者,就聘请善抄手,选用佳纸好墨,精心摹写。清孙从添《上善堂藏*要?抄录》中对毛晋的影宋抄本推崇备至:“汲古阁影宋精抄,古今绝作,字画纸张,乌丝图章,追慕宋刻,为近世无有能继其作者。”《天禄琳琅书目》特辟影宋抄本一类,置于宋版之后,元版之前,所录多汲古阁本。北京文禄堂主王文进辑《明毛氏写本书目》,著录毛晋、毛扆抄本凡二百四十种,据瞿冕良先生估计,实际上还不止这个数。

毛晋卒后,其季子毛扆继承家学,将刻书事业延续至清康熙年间。毛扆之后,毛氏家族已无人能以纯粹真挚的爱书情怀,来继续维持汲古阁这块江南藏书刻书第一家的名牌,书板开始流落,《十三经注疏》的版片归同邑席氏,《十七史》版片归苏州扫叶山房,《八唐人诗》版片归山东赵执信,《十元人集》版片归无锡华氏,《说文解字》版片归苏州钱景开萃古斋,等等。汲古阁这座江南名楼约在乾隆年间倾圮。

五、汇刻唐诗,独领风*

明初,长乐高棅选编《唐诗品汇》,引宋严羽《沧浪诗话》之论,将唐诗发展划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期,对弘治、正德及嘉靖、隆庆时期前后七子“诗必盛唐”的主张,以及有明一代编刊唐人诗集都产生较大的影响。弘治以来,苏州的刻书活动正逐渐进入一个高峰期,而此时的两位苏州进士、诗人徐祯卿和王世贞分别成为前后七子的代表人物,这无疑激起了苏州刻书家编刊唐人诗集的热情。从文献记载和现存实物看,自正德年间起,苏州编刊的唐诗合集陆续行世,成为当时出版物中的一抹亮色。

正德十四年(1519),吴门陆氏刊印《唐五家诗》,辑录中山郎士元,丹阳皇甫冉、皇甫曾兄弟,延陵包何、包佶兄弟五人诗六卷。稍后,陆汴辑刻《广十二家唐诗》,一名《中唐十二家诗集》。

嘉靖中,松江朱警辑刻《唐百家诗》,凡初唐二十一家,盛唐十家,中唐二十七家,晚唐四十二家。卷首《诗目》后有朱警识语,称“先大人驰心唐艺,笃论词华,乃杂取宋刻,裒为百家”。现代藏书家傅增湘曾从北京隆福寺得到自清内府流出之本,检卷中有正德袁翼跋语,又察其字体刊工亦与正德刻本相类,因此怀疑此书由吴中袁氏首先汇刻,其后逐渐增加,至朱警乃裒集增为百十二家。袁翼,字飞卿,吴县人。正德举人,然终身不仕。文震孟在《姑苏名贤小记》中为这位爱书的寒士留下了一份历史记载:“尝曰:‘吾于世万事可捐,惟积书艺菊不能忘情。’或时糦爨不继,回视所有,欣欣自乐。”据记载,袁翼曾刻印多种唐人诗集,如《皇甫冉诗集》《皇甫曾诗集》等,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有其正德十四年(1519)所刻《王昌龄诗集》。可见,傅增湘的推测是有依据的。

据《国史经籍志》记载,黄省曾学诗于李梦阳,刻有《三十六家唐诗》,今国家图书馆藏其长庚堂正德七年(1512)刻《唐刘叉诗》,未知是否其中一家。嘉靖三十三年(1554),省曾弟黄贯曾浮玉山房又刻《唐诗二十六家》。

嘉靖中苏州刻印唐诗合集最有名的应是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其书汇集唐太宗、虞世南、许敬宗等五十家诗集,但其书既无印行者姓氏,亦无印书牌记。考黄贯曾《唐诗二十六家?自序》曰:“洞庭徐太宰刻陈、杜以下十二家,迩毗陵蒋氏刻钱、刘而下十二家,翼徐刻行世。”文中“毗陵蒋氏”是指武进蒋孝,曾任户部主事,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刻印《中唐十二家诗集》。而“洞庭徐太宰”则是指吴县洞庭西山人徐缙。徐缙,字子容,号崦西。王鏊女婿。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徐缙与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等皆有交往。常熟铁琴铜剑楼旧藏明刊《宋之问集》二卷,其版心有“崦西精舍”四字,正与黄序中“洞庭徐太宰刻陈、杜以下十二家”之说吻合。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卷二十四、卷三十六先后提到“今徐崦西家印五十家唐诗活字本《李端集》亦有此诗”、“今徐崦西五十家唐诗《李颀集》中”。何良俊与徐缙同时,所记应该是可信的。同时,徐缙又曾以铜活字印行过《曹子建集》十卷。这种种迹象,足以证明《唐五十家诗集》乃徐缙所刻。

万历三十一年(1603),吴县甫里许自昌霏玉轩辑刻《前唐十二家诗》二十四卷,录初唐四杰、陈子昂、杜审言及岑参等初唐十二家诗各二卷。崇祯间,毛晋汲古阁先后辑刻《唐人八家诗》、《五唐人集》、《唐六名家集》四十二卷、《唐四名家集》十二卷、《唐三高僧诗》四十七卷、《唐人选唐诗八种》等。

苏州这种合刻唐诗的风气,绵延入清,其规模扩大至百家,蔚为壮观。康熙四十一年(1702),洞庭席启寓琴川书屋辑刻《唐诗百名家全集》三百二十六卷,录刘长卿以下百家诗。据宋刊本募工雕版,取大历、贞元迄唐末,广搜博征。孙星衍《廉石居藏*》称“唐人诗集各有原书,名目一时汇萃不易,赖有此集得见宋刊规模”。近两百年后,光绪二十一年(1895),元和江标灵鹣阁又辑刻《唐人五十家小集》七十二卷。

六、地方文献,美绘苏州

苏州历史上地方文献代有编纂,地方志、山水园林小志、地方诗文选集等,丰富多彩,争奇斗艳。地方文献记述一定行政区域内的社会情况、自然风貌、风土人情、文化艺术等历史与现实状况,可以使人“晓前古事迹,验方今物土”。从唐陆广微的《吴地记》而下,北宋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南宋范成大的《吴郡志》、明卢熊的《苏州府志》、王鏊等的《姑苏志》、清宁云鹏等的《苏州府志》等,早已著称于世。这里仅选择数种地方诗文选集和山水园林小志为例,欲以小见大,从中得窥苏州人文之隆盛,山水之清嘉。

(一)地方诗文选

宋龚昱选唐宋名家咏昆山诗,名曰《昆山杂咏》,开禧三年(1207)昆山县斋刻本。此书开苏州地方诗选之风。明代王纶复辑元明人诗歌百篇,附益其后重刊。方鹏为王书作序,指出读其书,可生二叹。其一,社会风尚变化,从书中所咏来看,唐宋元三代崇佛教,小小昆山竟有僧房百十之数,而明朝崇正辟佛,昆山僧寺零落殆尽;其二,社会经济消长,宋元时,邑人富庶,往往斥余财助修名胜,明朝则赋重役繁,邑人谋生为急,邑中名胜古迹,相继荡为荆榛瓦砾之场。从中可以观风俗之变,察兴衰之迹。稍后,俞允文又上溯晋唐,再得数百篇,统编为二十八卷,《四库全书》即收录俞编本。

元顾瑛编《玉山名胜集》八卷。顾瑛,一名阿瑛,字仲瑛,昆山人,著有《玉山璞稿》等。他年少时就轻财结客,筑玉山草堂,图画器玩,甲于江南。天下胜流,多从游唱和。元季知名文士,列其间者十之八九,文采风流,映照一世,顾瑛将诸家题咏唱和之作汇为此集。

《姑苏杂咏》二卷,明苏州周希孟编,万历四十六年(1618)周氏刻本。上卷为高启古今体诗一百三十六首,下卷汇编其祖周南老的续作。

清康熙间,吴江徐崧、长洲张大纯辑刻《百城烟水》,书中备载苏州一府及所属八县(吴县、长洲、吴江、常熟、昆山、嘉定、太仓、崇明)的名胜山川,间附历代题咏,以当代人所作为主。

《七十二峰足征集》是一部多达百卷的太湖诗文总集,清吴定璋辑,乾隆十年(1745)吴氏依绿园刻本。吴定璋,字友篁,洞庭武山人。友人称他“夙擅风华,烟霞成性”,无心经世理物,有意扬扢风雅。太湖诗文选集始自明吴思政的《洞庭清气集》与孔道行的《续集》,但所选皆南宋迄明中叶,闻风踵起者有慎在兹《太湖诗选》、陆仲飞《洞庭明诗选》、叶树廉《东山诗纪》、叶苍舒《两朝国雅》、席贡湖《湖山灵秀集》。诸家取材风雅,各出手眼,而意在传其诗。吴定璋则意在传其人,所以在收录上广采七十二峰,不拘一隅;编次上不以时代为先后,而以氏族作类叙,人各系一小传。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所选太湖诗人不过数家,吴定璋则广征五湖七十二峰的世家大族、良吏硕儒、高人逸士,数年间扁舟蓑笠、裹粮移棹于七十二峰,自述“古里荒村,无处不到;残编剩卷,无有不搜”。全书辑刻先后历二十余年,太湖文献掌故,取征其中。

(二)园林山水志

太湖古称震泽,水阔三万六千顷,控吴带越;湖中七十二山峰,名著天下。其山水气象万千,白居易所谓“烟渚云帆处处通,飘然舟似入虚空”;其地物产丰富,苏舜钦所谓“笠泽鲈肥人脍玉,洞庭柑熟客分金”。历来地志郡书,无不记其名,述其事。但是太湖的专志,迟至明代中叶,才由里人蔡昇辑成。

蔡昇,字景东,号西岩,太湖西洞庭人,他时时以名教自任,博涉书史。以乡邦文献为重,曾作《具区百咏》,又编纂《太湖志》。后来,东洞庭王鏊重修其志,易名《震泽编》,弘治十八年(1505)由林世远刊行于世。《震泽编》凡八卷,卷一志五湖、七十二山、两洞庭,卷二记石、泉和古迹,卷三为风俗、人物、土产及赋税,卷四载水利、官署、寺观等,余为诗文。其记风俗,首先指出湖中诸山虽然地属吴而俗有不同:吴城之俗文而山人近于陋,吴城之俗奢而山人近于啬。以为陋似质朴,啬即节俭。进而叙述湖中诸山,以橘柚为产,以蚕桑为务,以商贾为生,以舟楫为艺,其地土贵、民勤、俗厚。字里行间充满对故乡淳朴民风的珍重和自豪之情。

清初,洞庭东山人翁澍又纂《具区志》,增加不少内容,可补《震泽编》的不足。

《林屋民风》十二卷,清王维德辑。康熙五十二年(1713)王氏凤梧楼刻本。王维德,字洪绪,一字澹然,号定定子,吴县洞庭西山人,布衣。林屋是洞庭西山的别名,太湖诸山,以洞庭最大,故举以名集。此书据《震泽编》《具区志》参酌增益而成,所录以诗文赋咏之作为多。全书以表彰洞庭的古朴民风为宗旨,正如时任苏州知府的陈鹏年在序中所说:“读之,使人怀古情深。”

《太湖备考》十六卷,金友理辑,乾隆十五年(1750)艺兰圃刻本。金友理,字玉相,洞庭东山人,邑诸生。友理生当乾隆学术昌盛之世,受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于是就以太湖为研究专题,师从地理学家吴曾,悉心编纂这部太湖志。在明清太湖专志中,《太湖备考》最晚出。金友理注意到前志详于湖中而略于湖外,重在名胜而疏于水利等特点,确定以全湖为大局,以水利为重点。于是“束装裹粮,遍历湖山之间,而湖外之溪渎溇港,虽远必至,一一究其原委险夷”,历时五年,编纂成书,为后世留下了一部后出转精的太湖专志。

石湖,在苏州西南,上承太湖之水,下经行春桥沟通横塘。自从南宋官至参知政事的范成大在其地构筑别墅,而孝宗又御笔赐题“石湖”两字以后,那里更是名声大显。

明代中叶出现了记载石湖历史人文的专志《石湖志》。正统四年(1439),石湖士人莫震中进士,成为明代石湖登上进士第的第一人。莫震,字廷威,入仕后长期宦游在外,乡情浓郁,因此悉心搜集史料,纂成《石湖志》四卷。首卷为图,尺幅之间,绘出石湖风景礼俗,十分珍贵。今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系经其子莫旦增修,由莫昊缮写。

百年后,里人卢襄又辑《石湖志略》二卷。卢襄,字师陈,嘉靖二年(1523)进士,官兵部职方司郎中。他世居石湖芝秀堂,其室“石湖左汇,横山右抱”,优美风景,朝夕相亲。带着这样的目光和期待来检阅莫志,他就觉得繁冗,反而掩盖了石湖山川风物之美,所以重加纂辑。其上卷志略,述山川古迹;下卷文略,集历代文士题咏之作;卷首冠有《石湖山水图》,画面开阔,石湖景物一览无余,足令观者览图而生思古幽情。

虎丘山早以吴王阖闾的赫赫名声驰誉于世,东晋时更因王珣、王珉兄弟捐别业修山寺而渐成佛教胜地。明洪武初,王氏后人王宾应虎丘山性海禅师之请编修山志。万历六年(1578)春,文肇祉复加搜集,辑成图志一卷,续集诗文五卷。清康熙十五年(1676),熟悉吴中典故的顾湄据文志重修,进行订讹、删繁、补遗,编次为《虎丘山志》十卷。卷首冠有图一卷,主要为虎丘全图和康熙二十八年(1689)圣祖南巡,再临虎丘,苏州士民为建万岁楼图等,康熙间由吴门张氏怀崇堂刊行。乾隆年间,虎丘半白禅师以旧志衍漫未确,因加重辑,共二卷,名曰《虎丘缀英志略》,经郡守邵大业鉴定付刊,由苏州刻工穆大展镌版。书中备载虎丘泉石、溪桥、寺宇、古迹、物产、祠墓,以及人物、题咏、诗余等。卷首一卷,则录康熙南巡在虎丘留下的御笔文字。目录后有山图二幅,绘寺门及剑池景物概貌。

明末清初,苏州编刻的山寺志,还有明末程嘉燧的《常熟县破山兴福寺志》、周永年的《邓尉圣恩寺志》和康熙初李标的《穹窿山志》,各记山寺建置、名胜、名僧事迹,辑录历代诗文,多存苏州山寺的人文史迹。

师子林在苏州城内,原址为宋代贵家别业,元至正二年(1342),门人为名僧维则禅师买地创建,园内营造有师子、含晖、吐月三石峰,卧云室(禅房)、立雪堂(法堂)、问梅阁(客舍)、指柏轩(僧堂)四建筑,及玉鉴池、冰壶井、修竹谷(旧名栖凤亭)、小飞虹、大石屋五景观,合为十二景。一时名人往游,题咏纷纷。自元末倪云林绘师子林图后,声名愈显,题咏文字愈多。明洪武七年(1374),苏州画家徐贲应如海禅师之请,据前人题咏,用写意笔法,为绘十二景图。诗咏景,图传意,称得上是极风雅之能事。明代寺僧道恂为了留存百年来日新月异的题咏,着手编集,辑得二百余篇,析为二卷,请葑门朱存理缮写,取名《师子林纪胜集》,刊行流传。全书备载师子林掌故,时人誉为“非特兰若增辉,抑且园林生色”。清代,苏州藏书家黄丕烈藏有乾隆元年(1736)东吴顾渚的抄本。咸丰间,郡人徐立方得顾渚抄本,又辑《续集》二卷,并从乾隆《南巡盛典图》中摹出《师子林图》,冠于卷首,于咸丰七年(1857)将两集合刊行世。师子林创建五百年间盛衰沧桑、人事佳话,尽在卷中。

七、版画的崛起

明末清初,继金陵版画后,苏州版画以刘君裕、郭卓然、鲍承勋、朱圭等雕版名家联袂问世的精品杰作,巍然崛起。

朱圭,字上如,苏州人,居阊门专诸巷,为康熙间吴中名匠,镌图以纤丽工致著名。康熙间设柱笏堂,雕刻版画。康熙八年(1669)刻刘源绘《凌烟阁功臣图》,有唐开国功臣长孙无忌等二十八人像,吴伟业称其人物气象仿佛,衣装瑰异,可与以人物画冠绝古今的唐代大画家阎立本媲美。康熙中选入内廷,在养心殿供事。康熙三十五年(1696),宫廷画家焦秉贞画《耕织图》四十六幅,就是由他和另一位雕刻好手梅裕凤镌刻上版。画面村落风景,田家耕作,村妇弄蚕,一一曲尽其妙。康熙五十二年(1713),朱圭又主刀雕刻王原祁、宋骏业画《万寿盛典图》,高超精湛的技艺,使他获授鸿胪寺叙班一职。

清初苏州书坊文喜堂,今知刻有《秦楼月》及《二分明月集》《名媛题咏》等,以前者最为知名。《秦楼月》是清初吴县戏曲作家朱皬的作品,朱皬,字素臣,号笙庵,与同邑李玉、扬州李书云友善,所作以传奇《双熊梦》(一名《十五贯》)最有名,是苏州派的重要作家。《秦楼月》的版图出自苏州画家顾见龙之手。顾见龙,字云臣,一作云程,苏州太仓(一说吴江)人,寓居虎丘。康熙初以写真供奉内廷,名重京师。绘画以人物见长,朱彝尊曾看见他所画江苏巡抚汤斌像,其子孙一致说酷肖乃祖。

康熙十六年(1677),苏州贮花斋刻吴下宛瑜子辑《吴姬图象》,卷首冠图三十二幅单面画,分别图绘吴中名姬凭栏、弹棋、抚琴、披古、春游、走马等情状,并标以状元、榜眼、探花等科举殿试录取次第的名目。其图画面景物布局简洁合理,富有诗意,人物颀身细腰,神情体态细腻逼真。无论绘画、雕刻,都具有较高的水平。

次年,阊门钱益吾萃奇馆刊行《金陵百媚》,题明叶某撰,冯梦龙评。卷首冠图二十四幅,单面,题“百媚图象”,分别图绘金陵女子玩梅、灌兰、拈花、郊游、鸣燕、问花等情状,亦以科举殿试录取次第标目。从内容、形式和刊行时间看,应当是《吴姬图象》的姐妹篇。

乾隆以后,小说戏曲的插画开始逐渐衰落,而民间木版年画异军突起,以其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厚的传统风格,创造了极为辉煌的艺术成就。其时,北方天津杨柳青和南方苏州桃花坞的年画行销全国,驰名中外。

苏州木刻年画,缘起明代,至清初在虎丘、山塘、枫桥一带已成规模,雍正、乾隆时发展最盛。咸丰间,其地大火,遂迁至城中桃花坞,以后一直习惯称为桃花坞年画。那时,苏州经营年画的商号坊铺很多,仅从现存年画的署款,就有王荣兴、文和斋、张星聚、朱荣记、文仪斋、墨香斋、老文仪澜记、沈文雅等数十家。苏州年画的题材很多反映苏州本地的人文风情,著名的有“姑苏玄妙观”“苏州万年桥”等。尤其是万年桥乾隆五年(1740)十一月竣工,第二年三月年画就已经刊行应市了。当然,更多的是那些吉庆寓意的题材,如百子全图、百凤朝阳、麒麟送子等。

郑振铎在《中国版画史序》中评价桃花坞年画在中国版画史上的地位时说:“桃花坞者,在苏郡城之北隅,独以刊印‘年画’‘风俗画’有名于时。自雍正至清季,坞中诸肆,殆为江南各地刊画之总枢。盖自徽派版画式微后(乾隆以后徽派刻工无闻焉),吴中刻工则起而代之矣。”

八、乾嘉时期的学者刻书

乾隆、嘉庆近百年间,是我国古代学术文化史上的鼎盛时期,其标志是考据学的辉煌,一大批学术大家联袂崛起。其时,苏州学者云集,是考据学显赫的学术研究中心之一。乾隆四十七年(1782),南昌学者、藏书家彭元瑞在吴为学使。乾隆五十四年(1789)正月,嘉定钱大昕在苏州主讲紫阳书院,当时顾千里、钮树玉、瞿中溶、顾莼等一批吴中文士俱在紫阳书院就学。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月,段玉裁迁居苏州阊门外下津桥,多与钱大昕过从,盛称江沅与顾千里为苏州“二俊”。而嘉定王鸣盛侨居苏州阊门外庞家弄,海宁陈鳣侨居苏州城西,扬州江藩侨居吴县渌水桥。

这批学者聚居苏州,无一不是以藏书为媒介,学术为纽带,彼此互通有无,交流切磋,形成气氛浓郁的考据学研究中心。考据学研究需要丰富的古书古本的支撑,这又极大地促进了苏州刻书活动的繁荣。这时的苏州,贩书之肆林立,藏书之家遍布,书业繁荣。其中的中坚人物为黄丕烈、顾千里。

校刊古籍除了彰显学术以外,还能以保存古籍之功传名于世,这一点尤为藏家所看重。张之洞的《劝刻书说》对此作了精彩的阐述:“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但刻书必须不惜重费,延聘通人,甄择秘籍,详校精雕,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如歙之鲍,吴之黄,南海之伍,金山之钱,可决其五百年中必不泯灭,岂不胜于自著书、自刻集者乎?”

张之洞所说的“吴之黄”就是黄丕烈,更准确地说是他校刊《士礼居丛书》所为。黄丕烈曾收得宋本《仪礼注疏》各一本:严州经注本和景德单疏本。“仪礼”又称“士礼”,遂以“士礼居”名斋。嘉庆中,黄丕烈从家藏宋本中遴选二十种,请好手精心影写重刻,并委任顾千里专事校勘。刊行后产生了比汲古阁影宋抄本更大的影响。严州本《仪礼》亦被选入丛书,其字画精整,神韵飞扬,不亚宋刻。行家称为真迹下一等的善本,完全是名副其实的。

顾千里,名广圻,号涧薲,以字行,室名思适斋,元和人。据李兆洛墓志铭记载,为陈黄门侍郎顾野王的三十五世孙。千里早年师从江声,得惠栋经学、小学之萃,精校雠。从兄顾之逵小读书堆藏宋元本大都经他校勘订正。当时官宦、学者如孙星衍、张敦仁、黄丕烈、胡克家、秦恩复、吴鼒等,无不推重其学,先后延主刻书。顾千里每校勘一书,都要综合考订的内容,撰为考异或校勘记,津逮后学,名声愈显。以其校勘之精严,考订之翔实,一时推为宗匠。

常熟张家是毛氏、钱氏以后继起的藏书世家,张海鹏借月山房,张金吾爱日精庐,先后以刊刻古书善本腾声于乾嘉间。

张海鹏,字若云,号子瑜,室名借月山房。乾隆监生。他生性喜书,无意仕进,有心古学。在日与古书为伍的生涯里,很快悟出一个道理,就是“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其道不更广耶”。光绪初,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发挥的“劝刻书说”,实际上就是张海鹏这一思想的再次申述。从此张海鹏就以刊刻古书善本为己任,先后汇刻《学津讨源》《墨海金壶》《借月山房汇钞》等丛书及大型类书《太平御览》等。《学津讨源》系增减毛晋《津逮秘书》而成,嘉庆十年(1805)照旷阁刊本。《墨海金壶》多选宋元人著作,《借月山房汇钞》则专门收录明清学者的著述,凡十六集一百三十七种。内容广泛涉及经学、杂史、史评、地理、传记、杂家、艺术、谱录、小说家、诗文评等。其收录标准,他在自序中规定为三必:“论必雅而不俚,事必信而可考,言必实而可施诸用。”嘉庆中刊行问世后,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金吾,字慎旃,别字月霄,室名爱日精庐。十三岁时父亲去世,一直由叔父张海鹏教育长大,参与校勘《太平御览》等,在藏书刻书方面,深受提携和影响。特别在刻书思想上,金吾与叔父持完全一致的观点,他在影抄宋刊本《北山小集》的题跋中说:“古之人读书稽古,萃一生之心思才力以成一书,难矣!萃一生之心思才力以成一书,而历七八百年,几经兵火,旧椠如新,抑又难矣……乃谬为爱护,秘不示人,甚无谓也。”所以,张金吾决心做有为之事,利用自己八万余卷藏书,通过编辑刻印,将爱日精庐中的精华公诸于世。数十年的辛勤坚持,张金吾为后人留下了一份长长的书单:编辑《诒经堂续经解》九十一种一千四百余卷,《金文最》一百二十卷,《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等。(黄镇伟)

选自《苏州文化概论——吴文化在苏州的传承与发展》第十八章

苏简亚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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