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苏州的出版业出现了两个持续百年的高潮。明成化至嘉靖间，苏州文人藏书之风盛极一时，带动刻书活动的频繁，而且产生众多的名家精品，享誉后世。从存世刻本来看，成化至正德间是渐起波浪，到嘉靖、万历，方成大潮。
清代乾嘉时期，一代学者先后以毕生的精力才智，孜孜于对古代文献的整理研究，以考据学的丰硕成果，在我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写下了极其辉煌的一页。考据学的研究，首先在于恢复古代文献的本来面貌，校刊古籍自然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于是，苏州作为考据学研究的学术中心之一，学者藏家竞起刻书，至成一代风尚。
一、文人刻书，精品荟萃
成化、正德年间，苏州涌现了一批刻书名家，刻书以精雅知名于世。如昆山严春成化二十三年（1487）刻陆龟蒙《甫里集》二十卷，弘治七年（1494）刻龚明之《中吴纪闻》六卷。苏州张习成化二十三年刻《雁门集》，又曾先后刊行了郑元祐《侨吴集》、陈基《夷白斋稿》、高启《槎轩集》《姑苏杂咏》、杨基《眉庵集》、徐贲《北郭集》、张羽《静居集》等一批苏州文人诗文集。吴县陆元大正德十六年（1521）据宋绍兴十八年（1148）建康郡斋本重刻《花间集》，并刻有陆机、陆云《晋二俊集》、李白《李翰林集》，俱工雅可观。
苏州袁氏，祖籍汝南。嘉靖中四兄弟表、褧、褒、袠，加之其伯子衮、裘，皆以文章显名吴中，风流儒雅，时有“汝南六俊”之目。长兄袁表与文徵明、王宠辈相唱和，正德十五年（1520）曾刻《唐皮日休文薮》。兄弟中，藏书刻书之名，以袁褧最盛。袁褧，字尚之，晚号谢湖，室名石磬斋。累试不利，遂弃举业，一意汲古，以藏书刻书为务。刻书传世以《世说新语》《六家文选》最负盛名。所刻六臣本《文选》，笔画遒劲，世称精绝。在第十六卷后有这样的题记：“余家藏书百年，见购鬻宋刻本《昭明文选》，有五臣、六臣、李善本、巾箱、白文、小字、大字殆数十种。家有此本，甚称精善，而注释本以六家为优。因命工翻雕，匡郭字体，未少改易。刻始于嘉靖甲午岁（十三年），成于己酉（二十八年），计十六载而完。用费浩繁，梓人艰集，今模拓传播海内，览兹册者毋徒曰开卷快然也。”可见藏书之富，刻书之精审。辑刻丛书是袁褧刻书的一个特点，嘉靖间所刻《金声玉振集》，收录明代史料四十余种，学术论著十余种，各种间有他撰写的后记或牌记，其中《国宝新编》卷末记曰“苏城吴趋坊陆家雕版”。其书卷内书题，书名在上，《金声玉振集》总名在下，犹有古意。另有《四十家小说》《后四十家小说》《广四十家小说》，今不传。袁褧刻书都在嘉靖十年（1531）前后，使用堂名有数个，如《世说新语》题记称“吴郡袁氏嘉趣堂重雕”，《六家文选》题记称“吴郡袁氏两唐草堂善本雕”。何良俊曾在《与袁谢湖书》中回忆过访其家的情形，说：“想高堂胜事，种种殊绝。碧梧秀石，环带轩墀；秘籍珍图，辉映几席。”足见袁氏世家大族的门庭气势，令人遥想当时嘉趣堂中的书香韵事。
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浣纱记》插图
与袁氏兄弟同时，还有黄氏三兄弟鲁曾、省曾、贯曾知名吴下。长兄黄鲁曾，字德之，人称中南先生。早年与弟省曾一起，将父亲的遗产全部用来购书诵读。严嵩闻说他的贤名，想招为门下，鲁曾宁可白首牖下，婉谢不往，静坐书窗，校勘《孔氏家语》《两汉博闻》《汉唐三传》等古书，撰《续吴中往哲记》。贯曾追随两兄，从事藏书刻书活动，传世《唐诗二十六家》就是出自他的浮玉山房。三人中以省曾的名声最响。黄省曾，字勉之，吴县人，家吴趋坊。他自称生于华盛之门，自幼天生文人的两大情结：倾情山水，雅尚图书。前者刺激他立下长游名岳的宏愿，因此很自豪地以“五岳山人”为号。后者驱使他散金罄囊，沉潜于书籍之中，最终成为一位有声望的藏书家、刻书家。他的名刻为《汉唐三传》，即汉刘向的《古列女传》《列仙传》，五代南唐沈汾的《续仙传》，晋皇甫谧的《高士传》。
又有沈与文，字辨之，吴县人。其野竹斋藏书甚富，藏印有“吴门世儒家”“野竹斋”“野竹斋藏书”“姑余山人”等。据黄丕烈说，野竹斋在胥门、阊门间的杉渎桥，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有“问讯桥边野竹斋，井栏遗刻正当街”之咏。至嘉靖间，野竹斋又以刻书著名，其翻刻葛洪《西京杂记》有“吴郡沈与文野竹斋校勘翻雕”，刻《韩诗外传》有“吴郡沈辨之野竹斋校雕”。又刻《何氏集》二十六卷，系何景明卒后，康海、张治道诸子就其群集所选者，为《何氏集》的最初集。
其他如嘉靖十三年（1534）吴郡顾氏世德堂刻《六子全书》，嘉靖间吴郡金李泽远堂刻《国语解叙》，隐堂刻《洛阳伽蓝记》等，都有名于世。
二、说部丛书，崇尚趣味
嘉靖、万历间，江南说部丛书刊刻成风。如嘉靖二十三年（1544），上海陆楫辑《古今说海》一百三十五种；万历二十五年（1597），嘉兴周履靖辑《夷门广牍》一百零七种；万历三十一年（1603），钱塘胡文焕文会堂辑《格致丛书》一百九十八种等等。
所谓说部之书，内容较杂，大凡笔记小说、野史典故、琐记杂纂、博戏谈艺，都在其列。这些*朝野故实，录名贤言行，述文人雅尚之法，谈闲处趣游之艺，读来使人如尝天厨禁脔，品异方杂俎，有旁出之味，所以深得文人喜爱。据万历间以辑刻《宝颜堂丛书》而风动一时的陈继儒说，嘉靖间，松江陆深、何良俊等藏书家好藏稗官小说，与吴门文徵明、沈周、都穆、祝允明等诗书往来，每次相见，总是首先问近得说部何书，各出笥秘，互相传写，“其架上芸裹缃袭，几及万签，率类是，而经史子集不与焉”。所以说，在这股风潮中，苏州文人早已置身其中。从现存古籍看，正德间沈津已经开始辑刻说部类书籍。
沈津，字润卿，长洲人。家世业医，正德中选入太医院。嘉靖二十一年（1542）曾纂辑《邓尉山志》。《欣赏编》是他正德间辑刻的一部说部丛书，所收十种都为集古、博戏、谈艺、养生之类，是旧时士大夫游息悦性、潇洒送日月的工具。
顾元庆，字大有，长洲人。早年师事南濠都穆，后移家阳山大石下，学者称大石先生，室名夷白斋，藏书万卷。受当时江南文人辑刻说部丛书风尚的影响，顾元庆亦择其所藏善本，辑刻说部丛书，传世的有《顾氏文房小说》四十种、《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广四十家小说》。《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一名《梓吴》，所收都是当代苏州文人，如文徵明、徐祯卿、杨循吉、祝允明等的著述，包括他自撰的《夷白斋诗话》《云林遗事》《瘗鹤铭考》等五种。顾氏刻书，牌记很多，有“吴郡顾氏刻梓于阳山草堂之大石山房”等。
《烟霞小说》，万历十八年（1590）刻本，收录杨循吉《吴中故语》、黄暐《蓬轩吴记》《别记》等十三种，旧时著录范钦为辑，经潘树广考订，为陆延枝辑。延枝为陆粲之子，无意功名，喜编图籍，曾刻陆粲《左氏春秋镌》《春秋胡氏传辨》《陆子余集》等。
《枕中秘》，明末苏州人卫泳辑。泳字永叔，号懒仙，家富藏书。是书编于天启七年（1627），所抄辑二十五种皆篇幅短小，都是有关士人闲暇雅游的内容，如闲赏、二六时令、读书观、护书、悦容编、园史、瓶花史、盆史、酒缘、香禅、棋经、诗诀、琴旨、曲调、食谱、清供等。冯梦龙与卫泳之父交好，为作《枕中秘跋语》，称是书所收“皆逸士之雅谭，文人之清课，俗肠不能作，亦未许俗眼看”，又谓“宜任永叔读尽天下奇书，成一博物君子，勿但以八股拘束，作俗秀才出身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南文士的阅读趣向。
明初以来，自陶宗仪辑《说郛》行世后，有明一代说部和通俗之书的刊行日见繁荣。至万历间，出现如陈继儒、冯梦龙等以编辑说部和通俗文学为职业的文人，这些不耕不宦的文人，在商品经济日渐发达，以射利为目的的书商日益增多的时代，选取了一种独特的处世方式，投身于刻书业。而其时书商与文人的合作，早已成为刻书业经营的趋势，各种科举用书、名家选本、通俗戏曲小说读物等畅销书籍，就是这种合作的产物。于是，苏州金阊书业文化圈的诞生也就指日可待了。
三、金阊书业文化圈的形成
自从吴王阖闾建城以来，阊门就一直是苏州的代表和骄傲，陆机《吴趋行》就咏道：“吴趋自有始，请从阊门起。阊门何峨峨，飞阁跨通波。”至明代，苏州更是人文荟萃，街市繁华，其中尤以阊门为最，唐寅《阊门即事》诗曰：“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又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贾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繁华的城市，发达的商贸，培养了一个生活之余追求文化娱乐消费的庞大群体，活跃于嘉靖年间，以刊行四部典籍、讲究细校精刊的文人家刻，已不能满足商业社会世俗娱乐的需求，于是就有了万历年间苏州坊刻的闪亮登场，在商贾云集的金阊地区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书业文化区。万历间浙江藏书家胡应麟过苏州访书，所见“凡姑苏书肆，多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前，书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正是当时书业文化区的实景描写。他同时又说“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其精吴为最”（《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证明明代苏州刻书确实驰名于世。而苏州刻书的盛名，除了上述文人家刻精品的打造以外，以小说戏曲为主打的金阊书业也着实起到了红花绿叶之助。
金阊书业，包括吴县前，大都有家族经营的特点。根据现有史料，如叶氏有叶敬池、叶敬溪、叶启元玉夏斋、叶昆池能远居、叶瑶池天葆堂、金阊书林叶瞻泉、叶华生，陈氏有陈龙山酉酉堂、陈长卿、陈仁锡，其他有金阊龚绍山、金阊舒载阳、金阊安少云尚友斋、金阊的贯华堂、大观堂、拥万堂、书业堂、宝翰堂，吴县衍庆堂、吴县天许斋、吴郡书林大来堂等等。其中，玉夏斋自主编刊《玉夏斋传奇》十种，酉酉堂刻陈仁锡辑《奇赏斋广文苑英华》系列五种，大观堂刻《宋三大臣汇志》，金阊映雪草堂刊《水浒全传》，天许斋刻《天许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龚绍山刻《镌杨升庵批点隋唐两朝志传》《陈眉公评列国志传》，叶昆池能远居刻熊大木《玉茗堂批点南北宋传》，大来堂刻《白雪斋选定乐府吴*合集》，拥万堂刻《唐宋八大家文抄》，古吴陈长卿刻《琵琶记》等，都有名于世。还有不少外来户，如江西南城人翁元泰，万历间来金阊开设霏玉楼书坊。元泰字少麓，以字行。据记载，他的霏玉楼刊刻了不少书籍，如钱允治等编《类选笺释草堂诗余》《续选》、杨慎辑《嘉乐斋三苏文范》、王世贞《正续名世文宗》、沈周《石田先生文集》等。
金阊书坊刻书，注意用识语的形式来说明与众不同的特点，为自己的出版物做广告。金阊嘉会堂刻《北宋三遂平妖传》，有识语云：“旧刻罗贯中《三遂平妖传》二十卷，原起不明，非全书也。墨憨斋主人曾于长安复购得数回，残缺难读。乃手自编纂，共四十卷，首尾成文，始称完璧。题曰《新平妖传》，以别于旧。本坊绣梓，为世共珍。”北京大学藏有明崇祯间刻本《皇明今文定》二十四册，书有附录六条，第一条云：“此刻据予十余年来藏本，增以近科，然嘉、隆以来，先辈未见全稿者尚多。近科房书藏稿，经选手漏遗者，又未及见，而海内岂无湛思坚忍不好浮名者。倘嘉惠后学，邮寄阊门徐氏书室，共成补刻，此不佞所厚祈也。”（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集部总集”）这说明当时金阊书坊业主已经具有相当明确的畅销书概念，公开向社会征稿，与作家之间存在某种互惠关系。广泛征求拥有大量社会读者的书稿，正是金阊书业能够兴起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
从传世的苏州金阊刻本来看，当地通俗作家冯梦龙的作品被反复刊行，仅《醒世恒言》就有叶敬池、叶敬溪和衍庆堂三种刻本。可见他的作品深受社会欢迎，影响之大，在吴中首屈一指。冯梦龙，字犹龙，室名墨憨斋，长洲人。他童岁受经，然而二十年的寒窗苦读，没能换来春风得意的荣耀。万历三十七八年间，李贽门生杨定见携带李贽评本《忠义水浒传》手稿来到苏州。当冯梦龙看到这部书稿，竟然惊喜若狂，与好友许自昌校对再三，并附上许自昌提供的“杂志”和“遗事”，于万历四十年（1612）刊行。冯梦龙开始走上反封建名教的文学创作和出版道路。
天启初，冯梦龙的首部通俗小说集《全像古今小说》由吴县天许斋刊行。他以绿天馆主人之名写叙，说明选编这部小说集的原因：“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今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这是冯梦龙决定投入通俗文化活动的宣言，他在叙中还说，自己“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从此，冯梦龙与书商联合，创作编纂通俗小说、戏曲作品的活动一发而不可止。这一文人与书商联姻的出版模式和作品内容，完全适应苏州乃至整个江南市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很快，吴县书林衍庆堂增补重刻《古今小说》，易名《喻世名言》，接着在天启中连刊冯梦龙的续作《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崇祯中，吴县书林兼善堂再刻《警世通言》，金阊叶敬溪精刻绘图本《醒世恒言》。
在封建名教中人看来，冯梦龙确实有些不像话，整天混迹在歌楼酒肆，结交妓女朋友，放荡不羁。但是他搜集、整理吴地民间流传的情歌，就是冲着封建礼教和世俗观念来的，目的是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所以，他最终辑成的俗曲集《挂枝儿》《山歌》问世后，盛传海内。冯梦龙编辑民间情歌，很注意其隐寓的社会意义，往往用注语的形式加以揭示。如《山歌?人情》有曰：“二十去子廿一来，弗做得人情也是呆。三十过头花易谢，双手招郎郎弗来。”他在边上注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当权若不行方便，如入宝山空手回。此歌大可玩味。”这是他从歌词联想、引申出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冯梦龙收藏、创作、搜集整理通俗文化作品的活动，是经济繁华中江南士人追求思想、生命和情感自由思潮的有力见证和杰出实践，也为苏州金阊书业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还值得一说的是，当时苏州有一批知名画家积极参与小说戏曲的插画创作。据现存刻本统计，钱榖为万历四十二年（1614）香雪居刊《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万历间海昌陈氏刊《樱桃梦》《鹦鹉洲》《麒麟坠》《灵宝刀》插图，唐寅、钱榖为《西厢记考》插图，文嘉为崇祯间忠贤堂刊本《唾红记》插画，相传新安汪氏编《列女传》插画出自仇英之手。旺盛的社会需求，频繁的版画创作，还培养练就了一批不知名的苏州版画家，已知有王文衡，为吴兴凌氏刊朱墨套印本《西厢五剧》、吴兴闵氏刊朱墨套印本《琵琶记》、唐宋传奇文选集《玉茗堂摘评王弇洲先生艳异编》《红拂记》《牡丹亭还魂记》《绣襦记》以及吴兴刊朱墨套印本《校正原本红梨记》等插画，又有顾士琦为《扬州梦传奇》插图，张修为《咏怀堂新编十错认春灯谜记》插画等。创作传神、雕刻精美的插画，为小说戏曲类通俗读物添彩增色。正如明代金台岳家书铺在《奇妙全相西厢记》牌记里说的那样：“唱与图合，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闲游坐客，得此一览始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
四、明末享誉全国的金字招牌
明末清初，常熟涌现了几位名冠江南乃至全国的大藏书家和名刻书家，毛晋汲古阁就是其中最著名者。
毛晋，原名凤苞，字子晋，号潜在，晚号隐湖，常熟横泾（今沙家浜）人。常熟毛氏是富有田产的大地主，世居迎春门外七星桥。毛晋一生未涉仕途，仅以秀才的身份，凭借家中丰厚的田租收入，终身从事藏书刻书的文化传播事业。汲古阁是毛晋藏书刻书的地方，坐落在七星桥东湖的南侧，有湖光山色之胜，而无市廛车马之喧。阁中上下各三楹，楼上分十二架排列藏书；楼下与厢廊是刻书之所，阁后一楼九间贮藏书板。周围建绿君、二如两亭，前后种翠竹，左右植花木，毛晋延聘的学者名家就在亭中校对图书。据统计，自明万历设肆至清初四十多年间，汲古阁刻书近六百种，雕刊华美，世称毛刻本或汲古阁本，名动士林，因有“毛氏锓本走天下”之誉。
汲古阁刻书，无论是数量、种类，还是雕印质量，都是古代民间刻书史上前无古人的大家名坊。毛晋不仅自己刻书，还代人刻印，如为张溥刻《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南史》，为王象晋刻《群芳谱》，为钱谦益刻《列朝诗集》，为乡贤冯班刻《冯定远全集》，为李玙刻《群芳清玩》，为张潜刻《苏门六君子集》等等。如果颁发古代民间刻书英雄榜的桂冠，汲古阁是当之无愧的。
毛晋刻书，始于天启年间，年方弱冠的毛晋在七年之中，刊行了《剑南诗稿》《神农本草经注疏》《三家宫词》《风*旨格》等，初试锋芒。崇祯元年（1628）至十七年（1644）是毛晋刻书的全盛时期，所刻包括经史巨帙《十三经注疏》《十七史》以及《说文解字》等，诗文词曲《唐人选唐诗八种》《元人十种诗》《宋名家词》《六十种曲》《文选注》《四唐人集》《乐府诗集》《唐诗纪事》等，乡邦文献《吴郡志》《琴川志》《吴地记》《吴郡图经续记》《海虞古文苑》等，以及佛经道藏，大型丛书《津逮秘书》等。
汲古阁所刻书，版心下端皆镌有“汲古阁”或“绿君亭”字样。明末以来流传甚广，至如叶德辉所见“光绪初元，京师、湖南旧书摊头插架皆是”，因其习见而随意购得数种。当他民国初撰写《书林清话》时，又悔当年“等夷视之”，于日见珍贵的毛刻初印之本失之眉睫。虽然叶氏仅是从初印本珍稀这一收藏价值来谈的，但亦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汲古阁本愈显出其固有的文化价值。
从历史文化传播的角度审视毛晋刻书的文化意义，至少有两点是应该予以特别提出的。其一，影响研究、刊书的风尚。如大规模汇刻词集，毛晋的《宋名家词》是宋以后的第一家，直接影响了清代词集刊刻之风，为后世宋词研究保存了宋词创作的历史原貌。其二，保存了大量珍稀古籍的足本。《津逮秘书》是毛晋精心校刻的大型丛书，以所得胡震亨《秘册汇函》残版，加之家藏宋元旧籍，合刊而成。丛书所收以宋元著述为主，毛晋一改明末汇刻丛书随意删削节取之风，百计求取善本、全本刊入。论者评价《津逮秘书》是“人间罕见者”，“嗜书者偶得之，视为拱璧云”。
在长期藏书刻书的实践中，毛晋经过精心研究和试验，创造了一种“影抄”的方法，就是将薄纸覆盖在底本书叶上，照其点画、版式精心描摹下来，务求与原本丝毫不差。这种影抄本与原本基本无异，使得许多深藏私家的宋元善本化身千万，能以本来面目出现在长期欲睹不能的读者藏家眼前。毛晋每见世所罕见而藏之故家不能得者，就聘请善抄手，选用佳纸好墨，精心摹写。清孙从添《上善堂藏*要?抄录》中对毛晋的影宋抄本推崇备至：“汲古阁影宋精抄，古今绝作，字画纸张，乌丝图章，追慕宋刻，为近世无有能继其作者。”《天禄琳琅书目》特辟影宋抄本一类，置于宋版之后，元版之前，所录多汲古阁本。北京文禄堂主王文进辑《明毛氏写本书目》，著录毛晋、毛扆抄本凡二百四十种，据瞿冕良先生估计，实际上还不止这个数。
毛晋卒后，其季子毛扆继承家学，将刻书事业延续至清康熙年间。毛扆之后，毛氏家族已无人能以纯粹真挚的爱书情怀，来继续维持汲古阁这块江南藏书刻书第一家的名牌，书板开始流落，《十三经注疏》的版片归同邑席氏，《十七史》版片归苏州扫叶山房，《八唐人诗》版片归山东赵执信，《十元人集》版片归无锡华氏，《说文解字》版片归苏州钱景开萃古斋，等等。汲古阁这座江南名楼约在乾隆年间倾圮。
五、汇刻唐诗，独领风*
明初，长乐高棅选编《唐诗品汇》，引宋严羽《沧浪诗话》之论，将唐诗发展划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期，对弘治、正德及嘉靖、隆庆时期前后七子“诗必盛唐”的主张，以及有明一代编刊唐人诗集都产生较大的影响。弘治以来，苏州的刻书活动正逐渐进入一个高峰期，而此时的两位苏州进士、诗人徐祯卿和王世贞分别成为前后七子的代表人物，这无疑激起了苏州刻书家编刊唐人诗集的热情。从文献记载和现存实物看，自正德年间起，苏州编刊的唐诗合集陆续行世，成为当时出版物中的一抹亮色。
正德十四年（1519），吴门陆氏刊印《唐五家诗》，辑录中山郎士元，丹阳皇甫冉、皇甫曾兄弟，延陵包何、包佶兄弟五人诗六卷。稍后，陆汴辑刻《广十二家唐诗》，一名《中唐十二家诗集》。
嘉靖中，松江朱警辑刻《唐百家诗》，凡初唐二十一家，盛唐十家，中唐二十七家，晚唐四十二家。卷首《诗目》后有朱警识语，称“先大人驰心唐艺，笃论词华，乃杂取宋刻，裒为百家”。现代藏书家傅增湘曾从北京隆福寺得到自清内府流出之本，检卷中有正德袁翼跋语，又察其字体刊工亦与正德刻本相类，因此怀疑此书由吴中袁氏首先汇刻，其后逐渐增加，至朱警乃裒集增为百十二家。袁翼，字飞卿，吴县人。正德举人，然终身不仕。文震孟在《姑苏名贤小记》中为这位爱书的寒士留下了一份历史记载：“尝曰：‘吾于世万事可捐，惟积书艺菊不能忘情。’或时糦爨不继，回视所有，欣欣自乐。”据记载，袁翼曾刻印多种唐人诗集，如《皇甫冉诗集》《皇甫曾诗集》等，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有其正德十四年（1519）所刻《王昌龄诗集》。可见，傅增湘的推测是有依据的。
据《国史经籍志》记载，黄省曾学诗于李梦阳，刻有《三十六家唐诗》，今国家图书馆藏其长庚堂正德七年（1512）刻《唐刘叉诗》，未知是否其中一家。嘉靖三十三年（1554），省曾弟黄贯曾浮玉山房又刻《唐诗二十六家》。
嘉靖中苏州刻印唐诗合集最有名的应是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其书汇集唐太宗、虞世南、许敬宗等五十家诗集，但其书既无印行者姓氏，亦无印书牌记。考黄贯曾《唐诗二十六家?自序》曰：“洞庭徐太宰刻陈、杜以下十二家，迩毗陵蒋氏刻钱、刘而下十二家，翼徐刻行世。”文中“毗陵蒋氏”是指武进蒋孝，曾任户部主事，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刻印《中唐十二家诗集》。而“洞庭徐太宰”则是指吴县洞庭西山人徐缙。徐缙，字子容，号崦西。王鏊女婿。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徐缙与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等皆有交往。常熟铁琴铜剑楼旧藏明刊《宋之问集》二卷，其版心有“崦西精舍”四字，正与黄序中“洞庭徐太宰刻陈、杜以下十二家”之说吻合。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卷二十四、卷三十六先后提到“今徐崦西家印五十家唐诗活字本《李端集》亦有此诗”、“今徐崦西五十家唐诗《李颀集》中”。何良俊与徐缙同时，所记应该是可信的。同时，徐缙又曾以铜活字印行过《曹子建集》十卷。这种种迹象，足以证明《唐五十家诗集》乃徐缙所刻。
万历三十一年（1603），吴县甫里许自昌霏玉轩辑刻《前唐十二家诗》二十四卷，录初唐四杰、陈子昂、杜审言及岑参等初唐十二家诗各二卷。崇祯间，毛晋汲古阁先后辑刻《唐人八家诗》、《五唐人集》、《唐六名家集》四十二卷、《唐四名家集》十二卷、《唐三高僧诗》四十七卷、《唐人选唐诗八种》等。
苏州这种合刻唐诗的风气，绵延入清，其规模扩大至百家，蔚为壮观。康熙四十一年（1702），洞庭席启寓琴川书屋辑刻《唐诗百名家全集》三百二十六卷，录刘长卿以下百家诗。据宋刊本募工雕版，取大历、贞元迄唐末，广搜博征。孙星衍《廉石居藏*》称“唐人诗集各有原书，名目一时汇萃不易，赖有此集得见宋刊规模”。近两百年后，光绪二十一年（1895），元和江标灵鹣阁又辑刻《唐人五十家小集》七十二卷。
六、地方文献，美绘苏州
苏州历史上地方文献代有编纂，地方志、山水园林小志、地方诗文选集等，丰富多彩，争奇斗艳。地方文献记述一定行政区域内的社会情况、自然风貌、风土人情、文化艺术等历史与现实状况，可以使人“晓前古事迹，验方今物土”。从唐陆广微的《吴地记》而下，北宋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南宋范成大的《吴郡志》、明卢熊的《苏州府志》、王鏊等的《姑苏志》、清宁云鹏等的《苏州府志》等，早已著称于世。这里仅选择数种地方诗文选集和山水园林小志为例，欲以小见大，从中得窥苏州人文之隆盛，山水之清嘉。
（一）地方诗文选
宋龚昱选唐宋名家咏昆山诗，名曰《昆山杂咏》，开禧三年（1207）昆山县斋刻本。此书开苏州地方诗选之风。明代王纶复辑元明人诗歌百篇，附益其后重刊。方鹏为王书作序，指出读其书，可生二叹。其一，社会风尚变化，从书中所咏来看，唐宋元三代崇佛教，小小昆山竟有僧房百十之数，而明朝崇正辟佛，昆山僧寺零落殆尽；其二，社会经济消长，宋元时，邑人富庶，往往斥余财助修名胜，明朝则赋重役繁，邑人谋生为急，邑中名胜古迹，相继荡为荆榛瓦砾之场。从中可以观风俗之变，察兴衰之迹。稍后，俞允文又上溯晋唐，再得数百篇，统编为二十八卷，《四库全书》即收录俞编本。
元顾瑛编《玉山名胜集》八卷。顾瑛，一名阿瑛，字仲瑛，昆山人，著有《玉山璞稿》等。他年少时就轻财结客，筑玉山草堂，图画器玩，甲于江南。天下胜流，多从游唱和。元季知名文士，列其间者十之八九，文采风流，映照一世，顾瑛将诸家题咏唱和之作汇为此集。
《姑苏杂咏》二卷，明苏州周希孟编，万历四十六年（1618）周氏刻本。上卷为高启古今体诗一百三十六首，下卷汇编其祖周南老的续作。
清康熙间，吴江徐崧、长洲张大纯辑刻《百城烟水》，书中备载苏州一府及所属八县（吴县、长洲、吴江、常熟、昆山、嘉定、太仓、崇明）的名胜山川，间附历代题咏，以当代人所作为主。
《七十二峰足征集》是一部多达百卷的太湖诗文总集，清吴定璋辑，乾隆十年（1745）吴氏依绿园刻本。吴定璋，字友篁，洞庭武山人。友人称他“夙擅风华，烟霞成性”，无心经世理物，有意扬扢风雅。太湖诗文选集始自明吴思政的《洞庭清气集》与孔道行的《续集》，但所选皆南宋迄明中叶，闻风踵起者有慎在兹《太湖诗选》、陆仲飞《洞庭明诗选》、叶树廉《东山诗纪》、叶苍舒《两朝国雅》、席贡湖《湖山灵秀集》。诸家取材风雅，各出手眼，而意在传其诗。吴定璋则意在传其人，所以在收录上广采七十二峰，不拘一隅；编次上不以时代为先后，而以氏族作类叙，人各系一小传。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所选太湖诗人不过数家，吴定璋则广征五湖七十二峰的世家大族、良吏硕儒、高人逸士，数年间扁舟蓑笠、裹粮移棹于七十二峰，自述“古里荒村，无处不到；残编剩卷，无有不搜”。全书辑刻先后历二十余年，太湖文献掌故，取征其中。
（二）园林山水志
太湖古称震泽，水阔三万六千顷，控吴带越；湖中七十二山峰，名著天下。其山水气象万千，白居易所谓“烟渚云帆处处通，飘然舟似入虚空”；其地物产丰富，苏舜钦所谓“笠泽鲈肥人脍玉，洞庭柑熟客分金”。历来地志郡书，无不记其名，述其事。但是太湖的专志，迟至明代中叶，才由里人蔡昇辑成。
蔡昇，字景东，号西岩，太湖西洞庭人，他时时以名教自任，博涉书史。以乡邦文献为重，曾作《具区百咏》，又编纂《太湖志》。后来，东洞庭王鏊重修其志，易名《震泽编》，弘治十八年（1505）由林世远刊行于世。《震泽编》凡八卷，卷一志五湖、七十二山、两洞庭，卷二记石、泉和古迹，卷三为风俗、人物、土产及赋税，卷四载水利、官署、寺观等，余为诗文。其记风俗，首先指出湖中诸山虽然地属吴而俗有不同：吴城之俗文而山人近于陋，吴城之俗奢而山人近于啬。以为陋似质朴，啬即节俭。进而叙述湖中诸山，以橘柚为产，以蚕桑为务，以商贾为生，以舟楫为艺，其地土贵、民勤、俗厚。字里行间充满对故乡淳朴民风的珍重和自豪之情。
清初，洞庭东山人翁澍又纂《具区志》，增加不少内容，可补《震泽编》的不足。
《林屋民风》十二卷，清王维德辑。康熙五十二年（1713）王氏凤梧楼刻本。王维德，字洪绪，一字澹然，号定定子，吴县洞庭西山人，布衣。林屋是洞庭西山的别名，太湖诸山，以洞庭最大，故举以名集。此书据《震泽编》《具区志》参酌增益而成，所录以诗文赋咏之作为多。全书以表彰洞庭的古朴民风为宗旨，正如时任苏州知府的陈鹏年在序中所说：“读之，使人怀古情深。”
《太湖备考》十六卷，金友理辑，乾隆十五年（1750）艺兰圃刻本。金友理，字玉相，洞庭东山人，邑诸生。友理生当乾隆学术昌盛之世，受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于是就以太湖为研究专题，师从地理学家吴曾，悉心编纂这部太湖志。在明清太湖专志中，《太湖备考》最晚出。金友理注意到前志详于湖中而略于湖外，重在名胜而疏于水利等特点，确定以全湖为大局，以水利为重点。于是“束装裹粮，遍历湖山之间，而湖外之溪渎溇港，虽远必至，一一究其原委险夷”，历时五年，编纂成书，为后世留下了一部后出转精的太湖专志。
石湖，在苏州西南，上承太湖之水，下经行春桥沟通横塘。自从南宋官至参知政事的范成大在其地构筑别墅，而孝宗又御笔赐题“石湖”两字以后，那里更是名声大显。
明代中叶出现了记载石湖历史人文的专志《石湖志》。正统四年（1439），石湖士人莫震中进士，成为明代石湖登上进士第的第一人。莫震，字廷威，入仕后长期宦游在外，乡情浓郁，因此悉心搜集史料，纂成《石湖志》四卷。首卷为图，尺幅之间，绘出石湖风景礼俗，十分珍贵。今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系经其子莫旦增修，由莫昊缮写。
百年后，里人卢襄又辑《石湖志略》二卷。卢襄，字师陈，嘉靖二年（1523）进士，官兵部职方司郎中。他世居石湖芝秀堂，其室“石湖左汇，横山右抱”，优美风景，朝夕相亲。带着这样的目光和期待来检阅莫志，他就觉得繁冗，反而掩盖了石湖山川风物之美，所以重加纂辑。其上卷志略，述山川古迹；下卷文略，集历代文士题咏之作；卷首冠有《石湖山水图》，画面开阔，石湖景物一览无余，足令观者览图而生思古幽情。
虎丘山早以吴王阖闾的赫赫名声驰誉于世，东晋时更因王珣、王珉兄弟捐别业修山寺而渐成佛教胜地。明洪武初，王氏后人王宾应虎丘山性海禅师之请编修山志。万历六年（1578）春，文肇祉复加搜集，辑成图志一卷，续集诗文五卷。清康熙十五年（1676），熟悉吴中典故的顾湄据文志重修，进行订讹、删繁、补遗，编次为《虎丘山志》十卷。卷首冠有图一卷，主要为虎丘全图和康熙二十八年（1689）圣祖南巡，再临虎丘，苏州士民为建万岁楼图等，康熙间由吴门张氏怀崇堂刊行。乾隆年间，虎丘半白禅师以旧志衍漫未确，因加重辑，共二卷，名曰《虎丘缀英志略》，经郡守邵大业鉴定付刊，由苏州刻工穆大展镌版。书中备载虎丘泉石、溪桥、寺宇、古迹、物产、祠墓，以及人物、题咏、诗余等。卷首一卷，则录康熙南巡在虎丘留下的御笔文字。目录后有山图二幅，绘寺门及剑池景物概貌。
明末清初，苏州编刻的山寺志，还有明末程嘉燧的《常熟县破山兴福寺志》、周永年的《邓尉圣恩寺志》和康熙初李标的《穹窿山志》，各记山寺建置、名胜、名僧事迹，辑录历代诗文，多存苏州山寺的人文史迹。
师子林在苏州城内，原址为宋代贵家别业，元至正二年（1342），门人为名僧维则禅师买地创建，园内营造有师子、含晖、吐月三石峰，卧云室（禅房）、立雪堂（法堂）、问梅阁（客舍）、指柏轩（僧堂）四建筑，及玉鉴池、冰壶井、修竹谷（旧名栖凤亭）、小飞虹、大石屋五景观，合为十二景。一时名人往游，题咏纷纷。自元末倪云林绘师子林图后，声名愈显，题咏文字愈多。明洪武七年（1374），苏州画家徐贲应如海禅师之请，据前人题咏，用写意笔法，为绘十二景图。诗咏景，图传意，称得上是极风雅之能事。明代寺僧道恂为了留存百年来日新月异的题咏，着手编集，辑得二百余篇，析为二卷，请葑门朱存理缮写，取名《师子林纪胜集》，刊行流传。全书备载师子林掌故，时人誉为“非特兰若增辉，抑且园林生色”。清代，苏州藏书家黄丕烈藏有乾隆元年（1736）东吴顾渚的抄本。咸丰间，郡人徐立方得顾渚抄本，又辑《续集》二卷，并从乾隆《南巡盛典图》中摹出《师子林图》，冠于卷首，于咸丰七年（1857）将两集合刊行世。师子林创建五百年间盛衰沧桑、人事佳话，尽在卷中。
七、版画的崛起
明末清初，继金陵版画后，苏州版画以刘君裕、郭卓然、鲍承勋、朱圭等雕版名家联袂问世的精品杰作，巍然崛起。
朱圭，字上如，苏州人，居阊门专诸巷，为康熙间吴中名匠，镌图以纤丽工致著名。康熙间设柱笏堂，雕刻版画。康熙八年（1669）刻刘源绘《凌烟阁功臣图》，有唐开国功臣长孙无忌等二十八人像，吴伟业称其人物气象仿佛，衣装瑰异，可与以人物画冠绝古今的唐代大画家阎立本媲美。康熙中选入内廷，在养心殿供事。康熙三十五年（1696），宫廷画家焦秉贞画《耕织图》四十六幅，就是由他和另一位雕刻好手梅裕凤镌刻上版。画面村落风景，田家耕作，村妇弄蚕，一一曲尽其妙。康熙五十二年（1713），朱圭又主刀雕刻王原祁、宋骏业画《万寿盛典图》，高超精湛的技艺，使他获授鸿胪寺叙班一职。
清初苏州书坊文喜堂，今知刻有《秦楼月》及《二分明月集》《名媛题咏》等，以前者最为知名。《秦楼月》是清初吴县戏曲作家朱皬的作品，朱皬，字素臣，号笙庵，与同邑李玉、扬州李书云友善，所作以传奇《双熊梦》（一名《十五贯》）最有名，是苏州派的重要作家。《秦楼月》的版图出自苏州画家顾见龙之手。顾见龙，字云臣，一作云程，苏州太仓（一说吴江）人，寓居虎丘。康熙初以写真供奉内廷，名重京师。绘画以人物见长，朱彝尊曾看见他所画江苏巡抚汤斌像，其子孙一致说酷肖乃祖。
康熙十六年（1677），苏州贮花斋刻吴下宛瑜子辑《吴姬图象》，卷首冠图三十二幅单面画，分别图绘吴中名姬凭栏、弹棋、抚琴、披古、春游、走马等情状，并标以状元、榜眼、探花等科举殿试录取次第的名目。其图画面景物布局简洁合理，富有诗意，人物颀身细腰，神情体态细腻逼真。无论绘画、雕刻，都具有较高的水平。
次年，阊门钱益吾萃奇馆刊行《金陵百媚》，题明叶某撰，冯梦龙评。卷首冠图二十四幅，单面，题“百媚图象”，分别图绘金陵女子玩梅、灌兰、拈花、郊游、鸣燕、问花等情状，亦以科举殿试录取次第标目。从内容、形式和刊行时间看，应当是《吴姬图象》的姐妹篇。
乾隆以后，小说戏曲的插画开始逐渐衰落，而民间木版年画异军突起，以其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厚的传统风格，创造了极为辉煌的艺术成就。其时，北方天津杨柳青和南方苏州桃花坞的年画行销全国，驰名中外。
苏州木刻年画，缘起明代，至清初在虎丘、山塘、枫桥一带已成规模，雍正、乾隆时发展最盛。咸丰间，其地大火，遂迁至城中桃花坞，以后一直习惯称为桃花坞年画。那时，苏州经营年画的商号坊铺很多，仅从现存年画的署款，就有王荣兴、文和斋、张星聚、朱荣记、文仪斋、墨香斋、老文仪澜记、沈文雅等数十家。苏州年画的题材很多反映苏州本地的人文风情，著名的有“姑苏玄妙观”“苏州万年桥”等。尤其是万年桥乾隆五年（1740）十一月竣工，第二年三月年画就已经刊行应市了。当然，更多的是那些吉庆寓意的题材，如百子全图、百凤朝阳、麒麟送子等。
郑振铎在《中国版画史序》中评价桃花坞年画在中国版画史上的地位时说：“桃花坞者，在苏郡城之北隅，独以刊印‘年画’‘风俗画’有名于时。自雍正至清季，坞中诸肆，殆为江南各地刊画之总枢。盖自徽派版画式微后（乾隆以后徽派刻工无闻焉），吴中刻工则起而代之矣。”
八、乾嘉时期的学者刻书
乾隆、嘉庆近百年间，是我国古代学术文化史上的鼎盛时期，其标志是考据学的辉煌，一大批学术大家联袂崛起。其时，苏州学者云集，是考据学显赫的学术研究中心之一。乾隆四十七年（1782），南昌学者、藏书家彭元瑞在吴为学使。乾隆五十四年（1789）正月，嘉定钱大昕在苏州主讲紫阳书院，当时顾千里、钮树玉、瞿中溶、顾莼等一批吴中文士俱在紫阳书院就学。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月，段玉裁迁居苏州阊门外下津桥，多与钱大昕过从，盛称江沅与顾千里为苏州“二俊”。而嘉定王鸣盛侨居苏州阊门外庞家弄，海宁陈鳣侨居苏州城西，扬州江藩侨居吴县渌水桥。
这批学者聚居苏州，无一不是以藏书为媒介，学术为纽带，彼此互通有无，交流切磋，形成气氛浓郁的考据学研究中心。考据学研究需要丰富的古书古本的支撑，这又极大地促进了苏州刻书活动的繁荣。这时的苏州，贩书之肆林立，藏书之家遍布，书业繁荣。其中的中坚人物为黄丕烈、顾千里。
校刊古籍除了彰显学术以外，还能以保存古籍之功传名于世，这一点尤为藏家所看重。张之洞的《劝刻书说》对此作了精彩的阐述：“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但刻书必须不惜重费，延聘通人，甄择秘籍，详校精雕，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如歙之鲍，吴之黄，南海之伍，金山之钱，可决其五百年中必不泯灭，岂不胜于自著书、自刻集者乎？”
张之洞所说的“吴之黄”就是黄丕烈，更准确地说是他校刊《士礼居丛书》所为。黄丕烈曾收得宋本《仪礼注疏》各一本：严州经注本和景德单疏本。“仪礼”又称“士礼”，遂以“士礼居”名斋。嘉庆中，黄丕烈从家藏宋本中遴选二十种，请好手精心影写重刻，并委任顾千里专事校勘。刊行后产生了比汲古阁影宋抄本更大的影响。严州本《仪礼》亦被选入丛书，其字画精整，神韵飞扬，不亚宋刻。行家称为真迹下一等的善本，完全是名副其实的。
顾千里，名广圻，号涧薲，以字行，室名思适斋，元和人。据李兆洛墓志铭记载，为陈黄门侍郎顾野王的三十五世孙。千里早年师从江声，得惠栋经学、小学之萃，精校雠。从兄顾之逵小读书堆藏宋元本大都经他校勘订正。当时官宦、学者如孙星衍、张敦仁、黄丕烈、胡克家、秦恩复、吴鼒等，无不推重其学，先后延主刻书。顾千里每校勘一书，都要综合考订的内容，撰为考异或校勘记，津逮后学，名声愈显。以其校勘之精严，考订之翔实，一时推为宗匠。
常熟张家是毛氏、钱氏以后继起的藏书世家，张海鹏借月山房，张金吾爱日精庐，先后以刊刻古书善本腾声于乾嘉间。
张海鹏，字若云，号子瑜，室名借月山房。乾隆监生。他生性喜书，无意仕进，有心古学。在日与古书为伍的生涯里，很快悟出一个道理，就是“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其道不更广耶”。光绪初，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发挥的“劝刻书说”，实际上就是张海鹏这一思想的再次申述。从此张海鹏就以刊刻古书善本为己任，先后汇刻《学津讨源》《墨海金壶》《借月山房汇钞》等丛书及大型类书《太平御览》等。《学津讨源》系增减毛晋《津逮秘书》而成，嘉庆十年（1805）照旷阁刊本。《墨海金壶》多选宋元人著作，《借月山房汇钞》则专门收录明清学者的著述，凡十六集一百三十七种。内容广泛涉及经学、杂史、史评、地理、传记、杂家、艺术、谱录、小说家、诗文评等。其收录标准，他在自序中规定为三必：“论必雅而不俚，事必信而可考，言必实而可施诸用。”嘉庆中刊行问世后，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金吾，字慎旃，别字月霄，室名爱日精庐。十三岁时父亲去世，一直由叔父张海鹏教育长大，参与校勘《太平御览》等，在藏书刻书方面，深受提携和影响。特别在刻书思想上，金吾与叔父持完全一致的观点，他在影抄宋刊本《北山小集》的题跋中说：“古之人读书稽古，萃一生之心思才力以成一书，难矣！萃一生之心思才力以成一书，而历七八百年，几经兵火，旧椠如新，抑又难矣……乃谬为爱护，秘不示人，甚无谓也。”所以，张金吾决心做有为之事，利用自己八万余卷藏书，通过编辑刻印，将爱日精庐中的精华公诸于世。数十年的辛勤坚持，张金吾为后人留下了一份长长的书单：编辑《诒经堂续经解》九十一种一千四百余卷，《金文最》一百二十卷，《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等。(黄镇伟)
选自《苏州文化概论——吴文化在苏州的传承与发展》第十八章
苏简亚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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