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一位现场研究人员在中国云南省一处蝙蝠洞穴内调查。此处洞穴与此前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疑似源头洞穴”，处于同一片区域。
15年前，科学家们在中国南方发现了一处蝙蝠洞穴，蝙蝠身上携带的病毒高度类似新冠、SARS和MERS的冠状病毒。
专注于监视野生动物传染病的美国非营利性组织EcoHealth Alliance主席Peter Daszak表示，这处洞穴的具体位置一直没有公开，里面居住着大量野生蝙蝠，堪称“SARS以及相关冠状病毒的丰富基因库”。一旦库容外泄，即有可能引发大规模流行病风险。
研究人员们曾于2004年在这里找到约500种病毒毒株，其中一种与新型冠状病毒相当接近，相似度高达96%。Daszak表示，“所以可以肯定的是，这里的病毒族群具有极高的安全风险。”
他同时解释道，该处洞穴当初被偶然发现，是因为研究人员正在当地跟踪2003年SARS病毒的源头。当时，人们认为果子狸是导致SARS疫情爆发的源头，但Daszak的团队对此提出了质疑。
▲ 图：在中国广东省境内的一处山洞中，研究人员正对一只捕获的鼠耳蝠进行样品采集。
蝙蝠所携带的人畜共患病毒数量，远超任何其他哺乳动物，而且其中不少病毒，已经先后在人类社会引起多轮传染与疾病爆发。2019年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考虑到多座城市附近存在蝙蝠栖息点，中国很有可能遭遇新一轮冠状病毒肆虐。之前提到的2004年所发现的“病毒库”洞穴，距离云南省会昆明市仅60公里。
Daszak指出，在SARS疫情过后，该研究小组并没能在野味市场上找到大量在售蝙蝠，但注意到有人“在野外捕捉蝙蝠并将其直接卖给餐馆。”为了确认蝙蝠是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该小组从当地洞穴中收集蝙蝠粪便并进行了检测。
他表示，“我们在蝙蝠体内，发现了能够感染人类细胞的病毒。”
在此之后，研究小组又在小鼠身上测试了病毒毒株，观察其是否会引发与SARS类似的症状。结果，仍然是肯定的。
▲ 图：科学家们在广东省境内的蝙蝠洞穴内采集样本。通过从蝙蝠粪便中提取到的样本，科学家们得以在实验室中测试出蝙蝠体内携带有哪些病毒。
最终，该研究小组又从居住在蝙蝠洞穴不远处的人群中收集样本，并发现，有3%的居民体内已经出现了针对这种病毒的抗体——这证明该病毒此前曾经感染过人类。
这是一个明确的危险信号。
但由于缺乏资金，科学家们无法深入研究这种病毒。他们只是警告了政府这种病毒的高风险，向当地居民发出了警告。而通过事后研究，结果证明该病毒正是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的近亲。
Daszak指出，“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些值得跟进的课题，但由于资金紧张，我们只好把病毒毒株封存在冷冻室里。”
而且受到资金的限制，研究人员只能关注与SARS相似度最高的毒株，并将其列为风险最高的警示性发现。
最终，该小组在多家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了研究结果，Daszak还力主将新发现的病毒列入“世界卫生组织对人类健康具有高风险的主要病原体名录”当中。
在完成病毒标定工作之后，研究小组又回到云南地区，采访生活在村镇的居民，调查哪些人群与野生生物接触的风险最高。Daszak解释道，“我们当时把相关信息进行了公示。现在，如果大家前往这些洞穴，会远远看到洞口挂有禁止入内的标语。政府一直这样处理此类问题。”
“世卫组织对这件事倒是非常重视。中国政府也拿出了积极的态度。”他强调称，中国一直在努力禁止野生动物交易活动，而且全面禁止在政府组织的宴会上食用野生动植物。
然而，这一切似乎仍然无法阻止病毒通过种种途径（例如野生动植物交易）蔓延到人群当中。他解释称，食用野生动植物“在中国民众当中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这种习俗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所以彻底改变绝非易事。我们不可能指望一纸条文就让习俗完全消失。”
目前，研究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科学家们，还没有找到有效缩小疾病传播范围的办法。但如果继续深挖，Dasxak认为对该病毒毒株进行深入研究是完全可行的，进而有望预防或者最大程度减少当前疫情造成的影响。换言之，如果继续研究，研究小组可以对该病毒进行基因组测序、在动物模型上进行测试，最终根据结果上报并将其标定为“高风险因素。”
当然，他也强调道“我们当然没法言之凿凿地认为”提前准备就能彻底防御此次疾病大流行。“对这个问题，我们并不确定，而且与社区的交流以及警示，恐怕也难以真正阻止疫情爆发。但帮助肯定是有的，哪怕只是一点点帮助。”
在Daszak看来，目前社会上仍然缺少有助于预防未来疫病大流行的成规模支持或者资金来源，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长期而现实的努力。
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前署长Dennis Carroll介绍，去年为了“规避风险管理层面的官僚风气”，美国政府叫停了负责识别可能感染人类的野生生物病毒的PREDICT计划。
过去十年中，该项计划先后发现了1000多种新病毒，其中包括一种新型埃博拉病毒。此外，该计划还推动人员培训，并在多个发展中国家建立起用以应对潜在疫情爆发的医疗基础设施。
USAID方面还向全球病毒项目（GVP）提供2亿美元资助。该项目于2016年启动，旨在识别并分类“一切具有流行/大规模流行可能性的人畜共患病病毒”。
▲ 图：武汉缩影
GVP估计，野生生物种群所携带的病毒约有150万种，其中一部分可能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该组织需要12亿-34亿美元才能完成全部识别工作——年度经费预算至少为1.25亿美元。
曾与GVP项目合作的卡罗来纳大学戴维斯分校病毒学家Goldstein表示，“人们永远面对着数不清的难题，所以到底如何取舍一直没有定论。不过此次疫情爆发，确实证明我们有必要继续在这一领域保持投入。”
她解释道，虽然“很难确定哪些举措能够阻止疫情爆发”，但只要政府当局能够了解人们可能如何接触高危病毒、病毒又如何在人群当中传播，“治理部门就能够有针对性地考虑预防工作，甚至切断这种恐怖的联系。”
Daszak还指出，为接下来可能出现的大规模疾病流行做好预防，也是一项具有经济效益的好事。他表示，“我们对防疫工作的投资回报进行了分析。通过计算，可以看到每投入1美元，相当于获得9美元的回报。毫无疑问，加大公共卫生的投入不仅能够提高民众生活质量，同时也具有切实可信的经济收益。”
“我们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做出正确的努力。”特别是在疫情爆发之后，人们往往更愿意“从战略角度出发思考问题。”
“但问题在于，人们又往往是健忘的。当疫情过去的一年之后，人们的神经往往又会松弛下来，就像一切从来没有发生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