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如今，全世界有七种拥有固定规则的现代足球运动。其中，英式足球也就是被通称为足球的运动最具影响力：它在208个不同的国家流行，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甚至可以宣称，它麾下飞扬的旗帜比联合国的还多。在2018世界杯开幕这一天，全世界数以亿计的电视屏幕将播放着远在俄罗斯的绿荫球场上的画面。可是，即使是狂热地爱了一辈子、踢了一辈子足球的人，或许也未曾思考过足球与人类原始部落之间的关联。
英国著名动物学家和人类行为学家兼资深足球迷德斯蒙德·莫里斯认为，在经历了超过一百万年的狩猎和采集之后，大约一万年前，人类的猎人祖先成为了农民，可是他们心中依然存在着对竞技挑战、猎*快感的追求。于是，人们先是把狩猎活动当作娱乐消遣，后来又建立起斗兽场，将狩猎活动局限在封闭的空间。随着动物保护意识的增强和工业革命的发展，竞技场血腥运动的时代逐渐终结。球类运动——一种不流血的、与动物无关的竞技场项目诞生了，普通民众和城市工薪阶层迎来了“伪狩猎”的新时代。
足球有着不止一张面孔，事实上，莫里斯觉得足球有七张面孔——仪式性狩猎、程式化战斗、地位展示、宗教仪式、社会毒品、一门大生意以及戏剧表演——“七者合一，使得足球的意义远不止‘一场比赛而已’。它们解释了为何有的人如此热爱足球，而有的人却又对它如此痛恨。它们展示了足球的优点与缺点，同时也说明了将足球简单等同于任何一重面孔的危害。每一次造访足球比赛，都是一场与足球部落所有面孔的华丽邂逅。”莫里斯在《为什么是足球？》一书中充满感情地写道：“你一定会看到，不胜其烦的主教练们拼命地寻找着进球机会，吼叫着传达战术指令；你一定会看到，成功击退对手后，意气风发的球员们飞奔向彼此，互相拥抱；你一定会看到，上了年纪的球队高管为联赛积分榜而焦虑无比，对升入高级联赛带来的地位提升梦寐以求；你一定会看到，当偶像再次出现在神圣的草皮上，成群的球迷如唱诗班一样高声歌唱；你一定会看到，曾见证过沧海桑田的专家们嘟囔个不停，极度悲观地认为理想体育精神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你也一定会看到，忠诚的球迷们随时准备着为那些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的足球明星呐喊到声嘶力竭。这就是足球部落，它的荣光是奇妙而孤独的，却也属于热情饱满的球迷大众。”
在世界杯开幕当日，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足球的七种面孔中节选了四个小节，以期与你从历史、政治、科学、商业的视角，重新审视我们熟知的这颗神奇皮球。
《足球的诸多面孔》（节选）
文 | [英]德斯蒙德·莫里斯 译 | 易晨光
1、作为一种仪式性狩猎的足球比赛
这是足球诸多被遮掩了的面孔之一，它被两支球队互相对抗、努力破门得分的表象掩盖住了。虽然表面上球员们似乎在激烈战斗，但实际上他们的意图并不是消灭彼此，而只是越过对手，将球射向球门，以完成象征性的猎*。
在追溯足球部落之根的过程中，我们历经了四个主要阶段：首先登场的是求生猎人——我们的原始祖先，对于他们而言，追逐和*死猎物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大事；其次是竞技性猎人——即使为了食物而狩猎不再是必需的，他们仍然活跃于狩猎场；再次是竞技场血腥运动选手，他们将狩猎活动从野外带进了城市；最后则是竞技场球类运动选手，他们将古代血腥运动转变为现代球类运动。
按照这个顺序，最后一次转型我们见证了猎人变为足球运动员，武器变成了足球，而猎物则变成了球门。我们现在常常说：球员向球门“发起攻击”，足球被“射”入球门。这类词语的使用就是一条关键的线索，揭示了足球作为一种经过伪装的狩猎活动的本质。
原始狩猎场景中的许多其他元素也依然留存于足球比赛之中。比赛前要讨论战术，比赛中要运用策略。若要顺利完成象征性的猎*，参赛者必须积极合作。比赛中存在危机，并有遭受严重的身体伤害的风险。对球的追逐要求球员具备绝佳的身体素质。比赛的速度要求他们保持高度的专注，长时间的不停奔跑则要求他们拥有出色的体能。对球的精准控制有赖于特殊技巧的开发，而动作顺序的不可预测性则促进了某种能迅速转化为肢体动作的想象力。若要有效地执行这些动作，不能没有可观的力量，而在千钧一发之际则需要有冷静的头脑。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个体都必须拥有卓越的眼力以及精确瞄准的能力，尤其是在起脚射门的高潮时刻。最后，一定要有充沛的、昂扬的斗志，以及遭遇强大对手的威胁时勇敢表现的能力。
上面强调到的这些词语都让人想起原始狩猎者和足球运动员的共通之处。在这种表达方式之下，两者之间的比较显而易见，足球运动员的真实身份——现代的伪狩猎者展露无遗。在某种程度上，足球运动员还扮演着伪勇士的角色，但若全然只是伪勇士的话，那球员攻击的就是对手，而不是球门了。
将伪狩猎者控制在限定空间之内的问题之一就在于，“猎物”无法逃跑（就如在野外血腥运动中的那样），猎*因此变得太过简单了。在斗牛场上，人们让一头极其强壮而凶猛的困兽与一位几乎不受任何保护的男子搏斗，从而解决了难度的问题。在足球场上，猎物变成了被一整队伪狩猎者轮番攻击的静态的球门。所以，为了让情况复杂化，让猎*更具挑战性，人们加入了一些其他形式的因素。很显然，解决方式就是让一群对手来防御这个没有生命的猎物，他们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给对方的瞄准和“猎*”增加难度。
通过这种方式，人们看到了设计一场“相互狩猎”的可能性，让两支球队都扮演双重角色。作为一方球门的守卫者，他们成了“猎物”的一部分，要避免象征性的死亡；而作为攻击者，他们又变成了狩猎者本身，要向对方身后那难以捉摸的“猎物”发起进攻。在球场上的所有球员当中，两位守门员是和象征性狩猎者最不一样的。他们更像是被逼入绝境的猎物的爪子，为了保护自己脆弱的表面而发起猛攻。只有当他们将球开向球场远端时，他们才成为猎*另一侧球门的攻击力量的一部分。
足球在全球吸引力方面超过了所有其他形式的体育运动的原因之一或许就在于，足球成功保留了如此多原始狩猎的元素。某个赛场上表现出来的狩猎元素越多，这种体育仪式就越能令人感到满足。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解释为何足球远比所有其他项目更为风靡。
2、作为一种社会毒品的足球比赛
不少作家都表达过一种对足球比赛的政治态度，认为它是资本主义剥削者兜售的一种伪装拙劣的毒品。早期曾有人将宗教视为“大众的精神鸦片”，部分现代主义者也曾以类似的方式解读足球。
根据德国政治理论家格哈特·温瑙伊的观点，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产生的不满需要某种情绪发泄方式。他写道：“如果要避免不满情绪导致资产阶级社会的倾覆，那就必须通过‘安全的’渠道来加以疏导。足球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情绪释放的机会……足球的伪活动力将可能粉碎现存权力结构的能量疏导了出来。”他解释道，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企业家之所以大力推广这种新兴运动，是希望它能让工人们远离政治和工会活动”。
以如此片面的目光看待像足球这样风靡全世界的事物，可以说是相当滑稽了。然而，上面的论述也不是全无道理。因为这些许道理被不公正地夸大了，所以它不应该被忽视，而且值得我们简略地检视一番，看看这些左翼极端分子是怎样得出结论的。
他们将关注点放在了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足球赛事的发源上。19世纪，英格兰工厂主们被迫缩短雇员的工作时间，一个新的问题便应运而生：在这新得到的休闲时间里，人们该找点什么事儿来做呢？这一变革发生之际，各大精英公学正忙着让足球运动正规化，早期的英格兰足总杯冠军有不少都是伊顿佬（伊顿公学）、切特佬（切特豪斯公学）和牛津大学这样的球队。完成学业之后，这些年轻的绅士回到了各自家族的商业帝国，也将他们对足球的热情带到了新的生活之中。他们鼓励工人组成球队，在新解放出来的星期六下午互相角逐。
根据某主义的观点，这一发展对于工厂主有着双重利益，既能让闲置的男性远离祸事（和酒馆），还能让他们变得更强壮，从而更好地为工厂干活。1885年，这场“资本家的阴谋”成功了：一些擅长踢足球的工人干脆转行做起了职业球员。没过多久，职业足球普遍开来，而不再是例外；精英学校里的旧式业余俱乐部被扫到一边，最终销声匿迹。这个时候，大量的其他工人纷纷吵嚷着要看那些曾是他们同事的偶像，看那些新的专业人士在球场上的表现。足球支持者的时代诞生了。球场边修起了看台，还收起了入场费。观众只看不踢，也许不能像球员们一样锻炼体魄了，不过如果足球比赛能让工人们在星期六的下午全神贯注，并让他们对当地的球队感到骄傲，那么资本家们的目的也一样达到了。心满意足的工人干活自然更卖力。
所以，工厂主们成为足球俱乐部的管理人员，并竭尽他们所能鼓动这一新的趋势。在英格兰所有的大型工业中心，巨大的足球场馆拔地而起，伟大的俱乐部传统也由此开始积淀。在组织这种新兴运动的过程中，他们看似给雇工们带来了极大的乐趣，但实际上却是在剥削后者。他们正在将雇工们慢慢变成机器人，而足球比赛只不过是巧妙地戴上了娱乐的面具，上演的仍旧是工厂中和企业里的工作作风。
他们的观点概括起来，就是将现代足球的发展诠释为一场资产阶级/资本家的阴谋，目的则是让工人们的心思放在努力劳动的光荣上，远离政治反抗。足球竞技性的、充满活力的本质满足了前者的需求，众人共享激动的片刻欢愉加之对俱乐部的忠诚则解决了后一个问题。
维多利亚时代，某些黑心工厂主的头脑中说不定的确闪现过这样的想法，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若认为这是足球运动发展的完整基础，那就是严重歪曲事实了。工人们实际上并不是受了蒙骗或逼迫才去看的比赛，而是他们主动要求的，而且，他们很快就积极投身于足球赛事的组织和推广当中。足球也并没有阻止他们活跃于政坛，或在工会的帮助下进步。多年以来，他们的条件得到了改善，他们有了相当优越的酬劳，每到周六下午可以任意选择各种各样的娱乐和消遣。然而，他们依旧每周都集数千人之众，蜂拥至足球场。
或许，那段将足球视为社会毒品的论述中的些许道理其实无关乎政治，而应该归于人类的本性。如果能找到某种激动人心的、令人愉悦的、可以让大部分人为之痴迷的社会活动，那么是的，人们的确不太可能忙于政治恐怖主义和流血起义；他们会以一种不那么具有破坏性的方式，影响政治上的和其他方面的变革——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这对于极端主义政客而言无疑是个坏消息，但对于那些促进了职业足球发展的人来说，倒并不怎么令人烦恼。
3、作为一门大生意的足球比赛
足球经常被人们提及的一个面孔就是它的财政方面。这样的讥讽听起来很耳熟吧：“球员并非因为有乐趣而踢球的，他们的行为简直不像真正的运动员，他们只是为了钱而踢球。足球是一个产业，而不是一项运动。”
这句话又一次夸大其词了。若说足球仅仅是一门生意，那就是忽略了它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从主席到高管，从球员到球童，绝大多数人之所以投身这项运动，都是因为恰巧爱上了它。金钱是次要的因素。如果他们是为了酬劳才投入进来，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很可能这点儿钱要比他们在足球之外能赚到的钱更少，明星球员的巨额转会费和顶级薪水都是凤毛麟角。在这份高风险的职业中，严重的伤病屡见不鲜，三十岁就已是“高龄”，而大部分球员挣的都只是一份中规中矩的工资。
一定有人说，这是对当今足球运动的理想主义看法，在21世纪一切已不同于以往了。的确，近年来足坛发生过不少影响重大的财政事件，但这些发展导致了什么后果呢？球场上甚至球衣上的广告显著增加了，电视公司为重要赛事支付的直播费用也大为增长。最重要的是，足坛出现了一种新的俱乐部主席——来自国外的亿万富豪，随之而来的大量资金显著提高了被选中的俱乐部的财力。
的确有不少大财团进入了足球的世界，但是他们无意将足球作为赚钱的工具；他们之所以乐于向球队注入资金，只是以此作为展示超级富豪身份的新形式。对于顶级球员而言，这样的情况也制造了一种冲突，他们该留在自儿时起就一直追随的俱乐部，还是该让自己被转手给出价更高的买家？新东家开出的丰厚薪酬往往诱惑力十足，让他们无从抗拒，最终将金钱置于对俱乐部的忠诚之上。然而，对于大多数球员来说，这些高层次的部落冲突从来都与他们无关。
四、作为一种戏剧表演的足球比赛
无论足球还有什么其他面孔，无疑现代足球属于大众娱乐，娱乐界的所有特性一应俱全。现代足球拥有出类拔萃的明星、技艺精湛的表演、规模盛大的颁奖典礼、球迷俱乐部及团体。然而，对于足球的这个最具魅力的面孔，以往人们的态度一直非常模棱两可。把目光放回20世纪，许多保守派业内人士认为，这种渐渐渗透球场的娱乐风气在某种意义上是可耻的，他们希望将每场比赛都视为非常庄重的、由男性主导的仪式；而进步派反对者则认为，这些谨慎的言论已腐朽过时，还是跟维多利亚时代的那一套一样。
传统主义者们试图保护的东西只能以“用户不友好”来形容。过去的球场往往单调、冷清、毫无生气。尽管条件恶劣，一周复一周，仍然有成千上万名球迷出现在赛场边上，几无怨言。
在某种意义上，那些传统主义者想传达的无非是：因为球员们在场上经受着严酷的考验，所以我们观众为了更好地投入到比赛当中，也必须经受些许考验。如果我们度过了一个充满“强硬”考验的下午，那么足球就仍将是一种强硬的运动。它将保留其仪式性的特点，作为对男子气概的考验；不仅是考验那些代表我们的球员，也是考验我们自己。有了舒适的座椅和现代化的便利设施，这些考验就被缓和化了，足球仪式的力量感就减弱了；如此一来，部落长屋里庄严的男性集会就将堕落为安逸的家庭郊游。
正是这种强硬的态度维持着欧洲足球比赛中强烈的部落氛围，并为赛场赋予了特殊的仪式感。可悲的是，在两种令人不快的副作用面前，这种态度也是脆弱不堪的。第一种副作用就是群体暴力行为，此类症状要数20世纪80年代最为严重；第二种则是站立看台上的混乱秩序，这种副作用于1989年发展到了顶峰：在谢菲尔德举行的一场比赛中，近百名利物浦球迷在站立看台上被踩踏致死。受该事件的影响，所有的英国足球俱乐部都被要求禁止球迷在比赛中站立，并为所有球场的看台铺设座席。国际足球管理机构FIFA也依循此令，要求其名下的所有比赛都在全座席球场中举行。站立看球的古老传统顽劣抵抗着这一现代化进程。有的球迷将新设的座位拆了下来，扔到了球场上；还有的人干脆忽略了座席的存在，站立于两个座位之间。然而，坐着看球的舒适感逐渐占据了上风，站立看球的老习惯大体上消失了。
令传统主义者感到意外的是，观赛条件的改善并未削弱球场内的热烈氛围。坐在一座现代化球场里有种让人置身剧院的感觉，但这并没有减少由比赛引起的饱满激情。
放眼全世界，这些发生于21世纪的改变并非步调一致，每个国家都有其不同之处。在某些地方，老旧的方式存活了下来：球迷们针锋相对，足球流氓麻烦不断，球场内外部署着警力，为迎合家庭娱乐而做的改变寥寥无几；另一些地方则采用了全座席球场，闹事者遭到了驱逐或监禁。一个更加和平的新时代来临了，人们做了认真的尝试，让足球赛事变得更加令人愉悦，而不那么像部落式的考验了。
然而，无论在哪里，都躲不过一个新的因素——多频道体育电视节目的诞生。如今，电视报道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各大顶级俱乐部都受到了无数远方球迷的热切关注——这些球迷可能一辈子都从来没去现场看过比赛。这种现象创造出了一个巨大的影子部落，其成员可以解读并享受比赛，但却永远不会成为活跃的组织性强的部落参与者。
尽管有了这些现代化的改变，各支部落及其狂热的追随者仍在繁荣生长，当今比赛的氛围也前所未有地激烈。有人称，世界各地电视机前的新足球迷的增长削弱了足球运动的部落性质。这种说法漏掉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远在各地的球迷并不是不偏不倚的观察家。他们或许不会亲临球场，但他们能够迅速地对某一支球队产生部落式的依附感，还常常会大费周章地买来一件俱乐部球衣，在看比赛时穿在身上。他们或许分散在全球各地、相隔万里，但无疑，他们仍然是足球部落的所属成员。
书摘部分与内文图片节选自《为什么是足球？》一书第一章，较原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辑自拟，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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