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大河剧游高知：从山内一丰到坂本龙马（浪人末代武士内置菜单）

每隔三年举办一次的濑户内国际艺术祭相当幸运地避开了新冠疫情：上一届艺术祭于2019年11月4日闭幕，彼时新冠病毒尚未肆虐人间；这一届艺术祭则于2022年4月14日开幕，正值新冠疫情显著缓解，日本政府不久便大幅放宽了防疫限制，艺术展馆里又出现了久违的人流。

像许多远道而来的当代艺术爱好者一样，我以四国岛东北端的高松为基地，开展了为期一周的艺术祭跳岛之旅。待到游程结束，我在四国多留了两天，去了一趟南部的高知县。

高知车站前的幕末志士铜像（王在田/图）

“功名之辻”

先解释一下标题：“辻”是一个和制汉字，亦即日本创制的汉字，以“走之”配以“十”，顾名思义就是“十字路口”的意思。后来它同“腺”“鳕”这些和制汉字一起传回中国，被当作形声字赋予汉语发音shí。

《功名之辻》是日本历史小说名家司马辽太郎于1965年创作的战国时代题材作品，讲述武士山内一丰在贤内助千代的辅佐下由一介浪人平步青云成为土佐藩主的传奇故事，并于2006年由日本放送协会（NHK）拍成第45部大河剧，由俊男美女上川隆也和仲间由纪惠主演。

大河剧是NHK的长寿节目，每年围绕一位历史人物制作一部长剧，迄今已出品61部。大河剧每周日八点档播放一集，每集约45分钟，由年头播到年尾，用一年时间刻画这位历史人物的一生，以小见大，展现他/她所处的时代风貌，故而每部大河剧都可以视为日本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

我就是在播放《功名之辻》那年不慎跳进了大河剧这个大坑，此后每年都要花近四十个小时追剧，还一路追到了高知城下。

抵达高知的第二天一早，我就来到了高知城。如今的高知县，在明治维新废藩置县以前称为土佐藩，高知这个名字便来自山内一丰担任土佐藩主后修建的这座城堡。它位于土佐湾中部的大高坂山，可以俯瞰南侧的新月形海湾，一度被称为高智山城，后简化为高知城。

高知城的护城河边有一尊山内一丰驭马前行的铜像——虽然那个时代的日本武士身材普遍矮小，跳下马来可能还没有马高，但短小精悍的山内一丰横槊鹰视，倒也威风凛凛，一派诸侯气象。

高知城下的山内一丰铜像（王在田/图）

其实这位诸侯的人生起点可以说低到了尘埃里：山内一丰的父亲山内盛丰是尾张国（今爱知县）岩仓城主织田信安的家臣，相当于一个乡镇级的行政官员。织田信安因立嗣问题被儿子驱逐，其同宗暨妻侄织田信长趁其内乱而起兵吞并岩仓，统一尾张。山内盛丰与长子在岩仓保卫战中双双战死，刚刚元服（即源自我国的成年礼）的次子山内一丰则成了浪人——没有雇主的流浪武士。

迫于生计，山内一丰归顺了仇人织田信长，被划归信长部将、行伍出身的羽柴秀吉（后来的丰臣秀吉）麾下。织田信长在即将统一日本前夕意外身死，羽柴秀吉继承了他的政治遗产，成为相当于天皇辅政大臣的“关白”——明朝政府一度还曾封其为日本国王。跟对了领导的山内一丰一路积功升迁，由区区二百石俸禄的底层武士逐步擢升至五万石封地的城主。丰臣秀吉死后，山内一丰再次作出了正确选择，抛弃老东家丰臣家，转投日后建立265年德川幕府基业的德川家康，最终成为土佐藩二十四万石封地的初代藩主。

说起来山内一丰此人资质平庸，既不是以武勇扬威疆场的猛将，也不是运筹帷幄的谋士，更不是统率千军万马的帅才，在秀吉帐下只能算二三流的偏将。他的仕途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在寒微之际迎娶的太太千代。

千代买马像（王在田/图）

笠之绪文

进入高知城，走不多远就能看到另一座塑像：一匹骏马扬蹄嘶鸣，神骏非凡，旁边站着一位妇人，手里捧着一样物件高高举起——那就是千代的形象。

相传在信长时代，山内一丰在安土城下的马市相中一匹骏马，但那时他还只是年薪二百石的下级家臣，根本买不起这样的好马，只得默默放弃。千代得知此事，拿出了自己的陪嫁——《功名之辻》里说是十两黄金，悄悄买下了这匹马，把缰绳放到了黯然回家的丈夫手里。不久信长得知此事，便在检阅军容时派山内一丰骑着这匹宝马担任骑兵领队，一时声名大振，相当于董事长在年会上向全公司介绍了某个弱势部门名不见经传的小科员，连带着秀吉这个部门总监也很长脸，赶紧把一丰擢升为主管。

千代也非常善于帮助丈夫结交人脉，扩大影响。秀吉一度长期无子，从姐姐那里过继了外甥秀次，因秀吉一族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出身，便将孩子交给知书达理的千代启蒙，并让山内一丰教他武艺。千代深谙“烧冷灶”的道理，着意栽培呵护，将这位未来的关白大人抚养成人，山内一丰也顺理成章地成为辅佐接班人的重臣。

又如秀吉曾派部下黑田官兵卫（2014年大河剧《军师官兵卫》便以此公为主角）去敌军城内劝降，结果被敌方囚禁。残忍擅*的信长认为此人已叛降敌军，便命令秀吉*死其人质——当时寄养在山内一丰家的官兵卫之子黑田长政。《功名之辻》说千代毅然决定将黑田长政藏匿起来，直到黑田官兵卫平安归来，方促成其父子团圆——这位黑田长政后来成为关原之战的最大功臣之一，得到了九州福冈藩52万石封地，对他的救命恩人一家自然百般提携。

山内一丰与千代（王在田供图/图）

千代最为传奇同时也是最为关键的功绩是在关原之战前夕。当时丰臣家在秀吉死后分裂为拥护秀吉少妻幼子的文治派和拥护秀吉正室夫人的武断派，文治派视德川家康为丰臣家的最大威胁，而缺乏战略眼光的武断派则在德川家康的挑拨之下与文治派势不两立，双方于1600年10月21日在本州岛中部的交通枢纽——东西向的中山道与南北向的北国街道、伊势街道交会处的关原展开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会战。在此之前，山内一丰被秀吉部署在挂川城，用来监视并阻挡德川家康从其居城江户（今东京）沿东海道向京都、大阪西进，而千代则作为山内家的人质居住在京都。控制京都的文治派首领石田三成致函山内一丰，希望他继续效忠丰臣家，与德川家作战，这封信被交给千代，请她向丈夫传达，这其中也有借千代向山内一丰施压的用意。

千代没有拆阅石田三成的书信，而是写了两封家书给丈夫，姑且称之为家书甲和家书乙。家书甲与石田三成的书信放在一起，信中叮嘱丈夫全力以赴支持德川家；家书乙则藏在斗笠的系带（“笠之绪”）中，交给家人戴在头上，把这三封信都带给丈夫。到达之后，让家人先把斗笠中的密信交给山内一丰。这封真正的家书指导丈夫：如果决心投靠德川家，就将未拆封的石田三成书信以及家书甲一起交给德川家康，以此表示忠心；如果决心效忠丰臣家，就将书信交给家人带回京都——这就是著名的“笠之绪文”。

山内一丰选择了第一种方案。他把石田三成的书信以及千代劝他归顺德川家的家书甲交给德川家康，又在众多丰臣家武断派参加的小山评定会议上率先提出将自己的封地挂川城交给德川家，为德川军沿东海道西征打开通道，引来众人响应，因此得到了德川家康的极大认可。在关原会战中，德川家康将山内一丰的部队部署在自己后方，一方面是因为其部队战斗力不强，不堪大用，另一方面倒也体现了对他的充分信任。

德川家取得关原合战的胜利后，山内一丰很快得到了大礼包：从五万石的挂川城主移封为二十四万石的土佐藩主——千代的“笠之绪文”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关原之战周围的古道交通略图，标出了京都、关原和挂川（王在田供图/图）

国宝高知

德川家对山内一丰的移封可不是豪爽的犒赏，它让我想起了那句著名的小说家言：“远远的充发了”——把能力有限的降将山内一丰从扼守东海道要津的远江挂川城挪到荒僻动荡的四国土佐藩，地盘确实大多了，但能否吃得下来，就得看你的牙口了！

土佐原本是长宗我部氏的领地。长宗我部氏自称为秦始皇后裔，于镰仓时代的承久之乱期间（1221年）由本州的信浓国移居四国的土佐国，此后在土佐经营了三百多年，并于1575年由长宗我部元亲统一土佐，又在十年之后占领了整个四国。1599年，长宗我部元亲逝世，他的儿子长宗我部盛亲站错了队，在一年之后的关原之战中拥戴丰臣家文治派。虽然整个战役中他一枪未放，却仍在战败后失去了土佐老家的地盘，成了无家可归的浪人。2016年大河剧《真田丸》，与主人公真田信繁在大阪夏之阵并肩作战直至最后关头的那个燕颔虎须却心地温柔的武士，就是一度手握百万石领地的长宗我部氏最后一代领主盛亲。

山内一丰来到山高皇帝远的土佐湾，南面是太平洋，北面一圈都是崇山峻岭，地势封闭，难以获得外援，只能独力应对领地中怀念故主、对外来统治者满怀敌意的军民百姓——之所以称为“军民百姓”，是因为故主长宗我部氏在土佐长期实行兵农合一的“一领具足”制度，“一领具足”意为一套完整的盔甲，原本是长宗我部氏对治下农户的置装要求，后来成为土佐民兵以及民兵制度的代名词。由于土佐老百姓普遍拥有武器装备，又经过了战国时代长年战乱的磨练，军事素养很高，这就对山内一丰的统治形成了严峻挑战，他一方面修筑高峻坚固的高知城以自保，另一方面残酷镇压百姓起义，将民兵首领们骗到高知城下饮宴时一网打尽，总算把土佐的反抗风潮强行压制了下去，却就此埋下了土佐藩官民分裂、离心离德的长期隐患。

从高知历史博物馆眺望高知城（王在田/图）

我沿山路缓步走上大高坂山，抵达山顶的天守阁。高知城系日本“国宝”，是全日本唯一一座本丸内各项建筑均保存完好的古代城堡。其天守阁始建于1603年，乃是模仿山内一丰在挂川城的天守阁而建，曾于1727年焚毁，现在的建筑是1747年重建的。它兼具唐破风、入母屋破风和千鸟破风（日语“破风”即中文里的“博风板”），在当时属于最为典雅优美的设计。据说山内一丰隔三差五来此视察建设进度时，总要带上五名影武者——也就是穿着打扮与他一模一样的替身——和他并马而行，以防遭到“一领具足”的刺*，可见当时土佐官民矛盾之尖锐和政治形势之险恶。

走上天守阁，此乃日式城堡的主体建筑、制高点，也是笼城战最后的防御支撑点。高知天守阁共有四重六层，可循木梯上至顶层，每一层都有文物展示，向游客介绍这座“国宝”的前世今生。可惜高知天守阁虽然外表俊朗靓丽，走在内部却令人深感层高偏低，楼梯逼仄，说明山内家毕竟还只是偏远地区的穷藩主。

抵达顶层，楼外四周建有回廊（日语称作“迴缘”），外设高栏，可以扶栏俯瞰高知城周围风光。这项今天看来十分普通的设计，在四百多年前的幕府时代却是逾制之举，在现存的日式古建中很少见——这说明其他领主只能站在天守阁顶层扶着墙往外看——当时系由山内一丰向德川幕府特别申请后方获批准。据史料记载，那木制高栏光上漆就经历了前后32道工序，极尽华美，但经过1747年重建以来将近三百年的紫外线照射，现已变得斑驳古旧，只有背对阳光处还能看到深邃的漆色。

德川家康把山内一丰封到了穷山恶水而又矛盾尖锐的土佐藩，等着看他翻车；山内一丰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将他从本州带来的武士家臣视为心腹，倍加优恤，称为“上士”，而把原属长宗我部氏的本地豪强武士视为潜在的乱党，称为“下士”。下士见到上士必须跪在路边静候其通过，上士则可以随意斩*下士而无需偿命。日本武士时代固有内部阶层的分野，但像土佐藩这样近乎阶级差异的“上士”“下士”之分却是当时全日本的独一份。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的制度性歧视政策默默发酵了二百六十多年，最后终有一天反噬到了它的源头——德川幕府身上。

末代藩主

山内家在土佐藩统治了十六代，贯穿了延续265年的德川幕府始终。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幕府统治末期，世界局势发生巨变，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的“黑船”舰队用大炮轰开了日本紧闭的国门，幕藩体制和武士阶层都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那么，为什么恰恰是偏僻落后的土佐藩引领了日本历史的变革呢？

坂本龙马形象在高知县随处可见。（王在田/图）

我在高知车站广场上看到的三尊铜像——坂本龙马、武市半平太和中冈慎太郎，他们都是土佐藩下士，都面临着西方殖民主义对长期闭关锁国的古老岛国日益增长的威胁，也都在国家命运前途经受严峻考验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但他们的政治思想其实差异非常大：三人中年纪最大的武市半平太是坚定的“攘夷派”，也是极端保守派，他坚持将外来势力和西方文明一概拒之于国门之外，保持日本的传统政体和生活方式；年纪最小的中冈慎太郎是武力倒幕派，主张发动战争打垮幕府军队，建立新的国家；而身为和平主义者的坂本龙马则主张“大政奉还”，也就是通过团结倒幕力量来迫使德川幕府将政权交还给象征国家最高权力的天皇，重新组建政府，实施全面改革——他们的思想发展和政治抱负在2010年播放的大河剧《龙马传》中有详细而精彩的叙述。

尽管存在根本性的理念差异，从他们三个人身上却可以反映出土佐藩下士的诸多共同点：首先，他们不满等级制度，却又囿于武士道的忠君思想而不敢反对藩主，因此把仇恨都聚焦于德川幕府：既是幕府摧毁了土生土长的长宗我部一族，也是幕府派来外来户山内一族及其趾高气扬的上士团体，又是幕府对内架空天皇、压榨百姓，对外向欧美鬼畜卑躬屈膝、丧权辱国……因此无论是攘夷派、武力倒幕派还是大政奉还派，其共同的假想敌都是德川幕府；其次，由于土佐藩下士政治地位低下，他们的效忠对象自然而然地从刻薄寡恩的土佐藩主上移到与他们八竿子打不着的天皇身上，而其他藩的武士效忠的都是给自己发俸禄分封地的藩主，这就导致他藩武士考虑的是如何维护本藩，而土佐藩下士考虑的是如何维护天皇与国家——反正本藩也从来没把他们当回事；其三，由于在本藩没有上升空间，三人中坂本、中冈二人均早早脱离土佐藩（脱藩在江户时代属于重罪，可被罚没家产并处以极刑）成为浪人，外出寻求政治发展，也因此而具备了更为宽阔的视野与格局。武市虽然没有脱藩，也长期在京都、江户之间奔走，推动他烧毁领事馆、*光外国人的“攘夷”事业，因为只有远离土佐才有他放手一搏的用武之地，一旦回到本藩后他迅速被投入监狱，最后被勒令切腹自尽。

此外，那些不关心国家大事的土佐藩下士也纷纷用脚投票外出发展，比如三菱集团创始人岩崎弥太郎就是土佐藩的没落下士，《龙马传》说他家以卖鸟笼为生，家徒四壁。但弥太郎从小努力学习汉学，成年后又去长崎开拓上士们根本不懂也不屑一顾的海外贸易，逐渐积累资本，组建财阀——三菱商标就是岩崎用自家的菱形纹家徽替换土佐藩主山内家的三叶柏纹家徽而形成的。

再从土佐藩主的角度来看，山内家一直将德川幕府视为恩主，与历代幕府将军保持良好关系。高知城历史博物馆存有江户时代的众多书札，其中我就发现了二代幕府将军德川秀忠给二代土佐藩主山内忠义的感谢信。山内一丰与千代只生过一个女儿，尚未成年就死于地震，此后山内一丰再未另娶侧室，而是过继了其弟弟的儿子为嗣，便是这位山内忠义。山内忠义于仲夏时节将土佐特产鲣鱼进贡给德川家康之子德川秀忠，正值秀忠苦于疰夏之症，吃到烤鲣鱼后胃口大开，特意修书一封，派专人到土佐向藩主致谢，两家的亲密关系可见一斑。

幕府将军秀忠为鲣鱼节礼感谢土佐藩主山内忠义的亲笔信（王在田/图）

说到这烤鲣鱼，乃是土佐特色佳肴，抵达高知当晚我就去老铺明神丸品尝：将整条鲣鱼用稻草在烤架上烤至外熟内生，切成厚片后蘸以本地柑橘酱汁食用，口味有点像三分熟的牛排，确实风格独到。相传土佐人原本吃的是鲣鱼厚切刺身，因藩主山内一丰担心生鱼片有毒，命令厨师将其烤熟，厨师虚与委蛇，仅将外皮烤熟，香味四溢，而内中鱼肉入口即化，遂成名物——这道菜正可用来隐喻土佐藩外来强权和本土内核的矛盾统一。

回到土佐藩与幕府的关系，由于历代土佐藩主均视德川幕府为效忠对象，积极奉行幕府所制定的各项政策，故此土佐藩属于德川幕府的核心朋友圈。土佐藩事实上的末代藩主——第十五代藩主山内丰信与德川幕府末代将军——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则又有更深的渊源：策立第十四代幕府将军时，土佐藩与福井、宇和岛、萨摩等四藩联合推举德川庆喜，但被德川家执掌大权的大佬井伊直弼所否决，拥立了年仅13岁的德川家茂。山内丰信在井伊直弼为此发动的政治迫害运动“安政大狱”中无辜获罪，被迫“隐居”，改名为山内容堂，将土佐藩主之位传给了同样年仅13岁的山内丰范，但山内容堂仍掌握着土佐藩的实权。

8年后，爱吃甜食满嘴蛀牙的德川家茂因脚气病意外亡故，德川庆喜继任第十五代幕府将军。可以想见，德川庆喜对于这位比他年长十岁的老大哥、当年为了挺他而遭到权臣贬斥、被软禁在京都长达五年之久的山内容堂十分感激，视为政治上的亲密盟友和资深顾问。

这么一来，“大政奉还”就水到渠成了：坂本龙马首先作为来自土佐藩的第三方调停长州、萨摩两藩的积怨，推动双方摒弃前嫌组成共抗幕府的“萨长联盟”，对势力日蹇的德川幕府形成军事威胁，这是唱白脸；再说服土佐藩主山内容堂，请他向德川庆喜进言，将政权和平移交给天皇，这是唱红脸；加上幕府失去了法国的外援，支持幕府的孝明天皇又突然暴毙，遂促成1867年10月14日的大政奉还，德川幕府正式废除。